一、反对形式主义 不能流于形式(论文文献综述)
孙新生[1](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陈宏达[2](2021)在《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思想引领力是指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通过创新和宣传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群众,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加深对党的奋斗目标及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全党全国人民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的自觉性,从而凝聚起强大的中国力量,为了实现党的既定目标任务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奋斗的能力。党的思想引领力具有科学性、价值性、时代性和大众性的鲜明特征。党的思想引领力包含主体、客体、目标、结构四大基本要素。虽然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概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概念,但从其实质上来说,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实践早已有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为新时代党的思想引领力概念的明确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问题的初步探讨,奠定了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础概念、范畴和原理。列宁则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状况的基础上,根据时代要求和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概念,并作了一系列的重要理论阐述,形成了新时代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是我们进一步研究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科学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开始了对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实践探索,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不懈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相关实践经验。总的来说,其基本经验大体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结合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与各种错误思潮坚决斗争过程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五个方面。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长期探索给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重要借鉴,是我们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的实践基础。从思想引领力的结构要素来看,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面临诸多挑战。在思想创新力方面,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在思想传播力方面,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协调同步面临巨大压力;在思想公信力方面,国家治理中存在消解人民认同的突出问题;在思想凝聚力方面,宣传思想工作滞后于与人民生活方式变迁。承认并深入分析这些挑战和问题是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必然要求。要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准确把握其基本原则,善于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主要资源条件。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原则、在斗争中求团结原则以及一元主导、多样并存原则。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主要资源有理论资源、文化资源、执政资源、制度资源、经济与社会和科学技术资源。把握好这些基本原则和主要资源是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取得实效的基本前提。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现实路径主要有坚持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增强党的思想创新力、加强阵地建设,增强党的思想传播力、净化政治生态,增强党的思想公信力;有效整合社会共识,增强党的思想凝聚力等。
戈秋艳[3](2021)在《习近平关于反对形式主义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
李炳华[4](2021)在《新时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在新时代面临着新的内外形势、新的挑战、新的使命、新的任务。目前,党内还存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意识不强,理想信念不坚定,作风转变不彻底等问题。全党必须自上而下从作风转变开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断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多次通过媒体的宣传及规章的出台强调在我党内部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性,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毒瘤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亦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敌人。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审视,从思想和利益的根源中寻求破解。去形式主义和去官僚主义离不开清晰的制度导向。建立一套完整严密的制度即能够保证我党干部的清正廉明,解开干部身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枷锁,有利于在社会上产生良性效应,形成清正之风。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视角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展调查研究,力争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提供对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有效路径。本文第一部分从基本概念上揭示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实质,指出形式主义实际上是违背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种形而上学、主观的、唯心的、脱离实际的作风,而官僚主义是颠倒政府和群众关系,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一种作风,二者在思想根源、表现形式、价值追求上都有诸多共性的内在联系,而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展现出了多种特性,具体表现为长期性、顽固性、隐蔽性、复杂性和滞后性。第二部分通过对进入新时代以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慵、懒、乱、慢、假”的主要表现形式进行考察,展示了其在背离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动摇党的执政根基、败坏风气滋生腐败、贻误个人发展、浪费国家资源等方面的现实危害。第三部分则通过对传统政治哲学、社会现实形势,以及思想认识、制度建设和文化背景等多个维度加以考察,尽可能的揭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我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深层次原因。第四部分则针对上述原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维,从实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真理与价值有机统一的哲学路径出发,开展理想信念建设,推动党史学习教育等文化路径的探索和坚定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改善现行机制、加强日常监督等现实路径的探索,在拓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视域的同时,为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樊士博[5](2021)在《百年进程与时代创新:中国共产党纠治形式主义史论》文中研究说明形式主义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阻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反对形式主义是一贯的。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创新多种手段纠治形式主义: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注重调查研究,避免流于形式;抓住关键少数,发挥"头雁效应";改善工作方法,减轻基层负担。在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反对形式主义丰富经验。总结这些经验有利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于瑶[6](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李堃[7](2020)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内监督在现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处于枢纽和核心地位,其监督效能直接影响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党内监督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党内监督,在长期的强化党内监督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直击管党治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壮士断腕的政治气魄和勇气,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党中央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不断强化党内监督,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和解决,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权威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既是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本文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强化党内监督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和路径。要坚持五个党内监督主体协调发力、坚持信任激励与严格监督相结合、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配合、坚持依纪依规依法监督执纪问责。在遵循必要原则基础上,还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强化党内监督。一是优化整合党内监督要素资源。积极培育党内监督文化,转变党内监督价值理念,营造党内监督良好生态。二是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制度。建立健全容错纠错制度,制定诬告陷害处理办法,健全完善党内质询制度,试点施行党内听证制度,推进纪法衔接双向互动。三是推动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对纪委监督以增强内生动力,优化派驻机构改革提升监督效能,健全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工作机制。四是增强党内监督方式方法针对性。注重党内监督在精准上发力,拓宽党内监督技术手段空间,提高党内问责精准性、实效性,强化突发事件处置监督保障。五是健全党内监督的效能评估体系。党内监督效能评估需要遵循基本原则,建立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采取有效的评估方法,加强组织实施,保障评估工作顺利开展。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原则和路径,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和改革中继续强化党内监督,完善自身建设,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权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尹亮[8](2020)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形式主义问题研究 ——基于X乡的实证调研》文中提出形式主义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从抗战时期的“延安整风”到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再到现在的“反四风运动”都未彻底将形式主义问题从政治体制内部清除。不仅如此,形式主义问题还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演化生成出新的种类和类型,成为现在政府效率提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政府也高度重视形式主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纠正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为首的“四风问题”,中央政府也在近期出台了包括《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在内的一系列专门针对基层形式主义问题的文件。学术界现在也对政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包括形式主义问题的最新表现形式、危害、成因和应对之策。与大多数学者从领导干部作风角度来研究形式主义问题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压力型体制这一分析框架和选择一个乡镇政府进行实证调研来回答以下这些问题:压力型体制在乡镇政府主要形式主义问题目前在中国乡镇政府的表现形式和危害有哪些?压力型体制是不是造成中国乡镇政府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原因?压力型体制下中国乡镇政府形式主义问题的生成机制是怎么的?治理乡镇政府形式主义问题的路径有哪些?等等。通过实地调研和与乡政府领导干部进行交谈发现在X乡政府中存在四大方面的形式主义问题。一是在传达上级政策过程中存在文山会海、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等形式主义问题;二是执行政策过程中存在选择性执行、一刀切和痕迹管理严重等形式主义问题;三是在上级对乡政府督查检查考核中存在重“材料”轻“实效”的导向和趋势等形式主义问题;四是在政治学习过程中存在片面强调政治学习的材料和学习分数,忽视实际学习效果等形式主义问题。这些形式主义问题不仅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乡政府的行政效率、破坏政府公信力和污染政治生态,还有可能造成乡政府财政上的损失进而削弱该乡的经济发展潜力,最后还会溢出到社会层面危害社会风气。本文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压力型体制在乡镇政府的实际运行过程及其出现的一些的变异是导致乡政府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根源。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承受来自上级政府、民众和同级政府等各方面的压力。而职责同构和属地管理的双重加持,将压力型体制的加温加压功能发挥到极致。但是由于乡镇政府存在一定的先天不足包括地位低、资源少、权力小和责任大等,导致乡镇政府无法完全将承受的这些压力转化为动力,为了减压和自保就不得不采用一些形式主义的手段,最后造成乡镇政府形式主义问题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之中,乡镇政府领导干部的主观态度与工作作风也只是起到次要推动作用而非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要彻底治理乡镇政府的形式主义问题就必须从抑制压力型体制的负面效应、弥补乡镇政府先天不足和增强乡镇干部积极性三方面同时着手,具体包含五项措施:一是精简会议与发文,改革文风会风;二是改进检查考核,慎用“一票否决”;三是减少路径依赖,引导民众参与;四是打破职责同构,放权乡镇政府;五是完善问责制度,重视干部关怀。
褚楚[9](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指出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钟国云[10](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文中指出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作为有效加强党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创举,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党内矛盾与问题的重要手段。回顾历史,纵观党创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方面发挥了特殊而重大的关键作用。根据不同时代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的要求,党内集中教育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逐渐实现了由“运动模式”向“活动模式”的过渡与转变,有力地推进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问题的解决,也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关键之举。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对党建传统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实践。因此,在当前党要管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活动开展相关问题的学理性探讨,有利于深化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的内容,拓展党内教育实践的研究视野,不断丰富新时代管党治党理论研究的成果。论文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与党的建设的良性互动为主线,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依据、活动的发起组织与实施、活动开展的实效性等方面的考察、梳理与分析,在总结活动取得的成绩和有效做法的同时,查找活动开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进而针对这些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多个层面,从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主观与客观等多个维度,提出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的一些思考,从而为搞好新时代的党内教育提供参考。首先,论文围绕活动开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全面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这是研究的前提基础。论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梳理,总结分析研究取得的成果和不足之处,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借鉴。在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论文主要从理论依据、历史传统、现实要求等层面对活动开展的依据进行探究。其中,重点从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特性、党的独特政治信仰与价值追求、无产阶级政党相关教育理论等维度,集中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理论依据;同时,对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并且,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出教育诉求、时代主题转换与社会转型、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发展、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的产生、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现实要求。其次,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内容任务、组织实施及其取得的进展,主要从宏观与中观层面进行横向梳理与探讨,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综合性手段,论文按照侧重于党的全面彻底整顿、加强党的思想理论武装、强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推进党的党性党风教育等维度,从而集中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任务侧重,并对相应的代表性活动个体进行典型剖析。同时,基于活动动员与发起方式、组织与领导策略、活动开展的原则及方法步骤,以及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模式”的新探索、特点与演进等方面的整体考察,集中探讨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动员组织与实施。再次,论文针对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进行研究,这是论文研究的关键部分。基于活动实效性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论文主要从活动发起时机的把握、党内主要矛盾的研判、活动的设计组织与实施、党组织的领导与执行力、外在因素对活动的冲击、“活动”本身存在的弊端等方面,对影响活动实效性的主要因素进行剖析。同时,论文全面总结分析了历次活动开展取得的主要成效、活动开展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及其表现、活动实效的历史经验教训警示等,从而对活动的实效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最后,论文对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提出了几点思考,这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论文主要从五个层面提出了改进与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对策建议:一是提出通过创新活动主题设置、拓展与丰富活动内容、优化活动载体设计等途径增强活动的实效性。二是紧紧围绕党内主要问题的解决,从增进活动开展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活动中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创造性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等层面,提出加强活动制度化建设的对策。三是从活动实效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对象、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等层面,尝试构建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活动实效性评价体系。四是针对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两张皮”、“一阵风”、形式主义、走过场、“活动倦怠”、开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从“常态化”机制、组织领导机制、激励保障机制、责任落实机制、舆论宣传机制、责任落实机制等方面构建活动开展长效机制。五是活动开展应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三化”要求,以在更深层次上推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健康有效开展。
二、反对形式主义 不能流于形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反对形式主义 不能流于形式(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
三、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 年至1949 年)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
一、基层组织建设 |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
第二节 50 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1978 年至2012 年)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第二节 1983 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闭环 |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
一、提升巡视权威 |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
一、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
二、必须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相结合 |
三、整风整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进行 |
四、必须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
一、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
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
三、必须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做到赋权与限权相结合 |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
一、必须时刻警惕不利环境中的干扰因素,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
二、必须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 |
三、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 |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
一、必须处理好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将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自上而下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2)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二)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含义及其基本要素 |
一、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含义 |
(一)思想引领力 |
(二)党的思想引领力 |
二、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特征 |
(一)科学性 |
(二)价值性 |
(三)时代性 |
(四)大众性 |
三、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本要素 |
(一)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主体 |
(二)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客体 |
(三)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目标 |
(四)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结构 |
第二章 增强新时代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一)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是凝聚革命力量的需要 |
(二)党的理论只有具备彻底的科学性才能引领社会变革 |
(三)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党的思想引领力 |
二、列宁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一)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才能引领俄国革命 |
(二)充分发挥党的思想引领作用需要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 |
(三)充分发挥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与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作斗争 |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一)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二)邓小平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三)江泽民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四)胡锦涛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五)习近平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实践探索及其基本经验 |
一、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实践探索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探索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探索 |
(三)改革开放以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探索 |
(四)十八大以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探索 |
二、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基本经验 |
(一)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
(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
(三)结合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
(四)在与各种错误思潮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 |
(五)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
第四章 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面临的挑战 |
一、在思想创新力上,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
(一)创新意识不强 |
(二)创新能力不足 |
二、在思想传播力上,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协调同步面临巨大压力 |
(一)理论武装相对滞后于党的理论创新 |
(二)西强我弱格局下多元文化交融与碰撞带来的消极影响 |
(三)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 |
三、在思想公信力上,国家治理中存在消解人民认同的突出问题 |
(一)商品交易原则的渗透对思想公信力的消解 |
(二)各种形式主义对思想公信力的消解 |
(三)国家治理其他方面的突出问题对思想公信力的消解 |
四、在思想凝聚力上,宣传思想工作滞后于与人民生活方式变迁 |
(一)思想整合面临市场经济主体利益多样化的严峻挑战 |
(二)思想宣传工作存在脱离群众生活实际的问题 |
(三)宣传思想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
第五章 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资源 |
一、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本原则 |
(一)守正创新原则 |
(二)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原则 |
(三)在斗争中求团结原则 |
(四)一元主导、多样并存原则 |
二、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主要资源 |
(一)理论资源 |
(二)文化资源 |
(三)执政资源 |
(四)制度资源 |
(五)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资源 |
第六章 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现实路径 |
一、坚持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增强党的思想创新力 |
(一)在坚持守正创新中把握理论创新的正确政治方向 |
(二)在坚持理论武装中夯实思想理论创新的坚实知识基础 |
(三)在深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中提高理论创新能力 |
(四)在解决群众实践问题中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律动 |
(五)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中把握民族之魂 |
二、加强阵地建设,增强党的思想传播力 |
(一)整合社会资源,巩固阵地依托 |
(二)加强学科建设,推动阵地工作的科学化 |
(三)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规范阵地运行 |
(四)推动传播话语体系创新,增强阵地工作实效 |
(五)加强阵地的信息化改造,不断推进阵地治理现代化 |
三、净化政治生态,增强党的思想公信力 |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厚植风清气正的政治土壤 |
(二)规范政府与市场职能关系,发展亲清政商关系 |
(三)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建立良好的党群关系 |
四、有效整合社会共识,增强党的思想凝聚力 |
(一)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建立凝聚社会共识的物质基础 |
(二)加强主流文化熏陶,巩固整合社会思想的文化基础 |
(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党的思想影响力 |
(四)旗帜鲜明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增强党的思想感召力 |
(五)积极利用互联网优势,深入推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
(六)引入大数据管理模式,推动网络舆情治理现代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致谢 |
(4)新时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的背景及依据 |
(二)选题意义 |
1.理论意义 |
2.现实意义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1.国内研究现状 |
2.国外研究现状 |
3.国内外研究现状的不足 |
(四)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 |
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实质及特性 |
(一)形式主义及其实质 |
(二)官僚主义及其实质 |
(三)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关系 |
(四)新时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特性 |
1.长期性 |
2.顽固性 |
3.隐蔽性 |
4.复杂性 |
5.滞后性 |
二、新时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及危害 |
(一)新时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 |
1.重过程、轻结果的“庸政” |
2.不担当、不作为的“懒政” |
3.乱拍板、乱决策的“乱政” |
4.重套路、轻创新的“慢政” |
5.重痕迹、轻实绩的“假证” |
(二)新时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 |
1.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背离 |
2.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
3.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败坏风气滋生腐败 |
4.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贻误个人发展 |
5.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浪费国家资源 |
三、新时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存在的深层原因 |
(一)社会历史原因 |
1.传统政治哲学“儒表法里”的异化 |
2.进入新时代后社会形势发生复杂的变化 |
3.工作推进中所存在的客观原因 |
(二)思想认识原因 |
1.思想脱离群众 |
2.“三观”变异扭曲 |
3.责任感的缺失 |
(三)制度建设原因 |
1.选拔机制不够科学 |
2.考核机制不够完善 |
3.监督机制不够合理 |
(四)复杂的文化原因 |
1.“官本位”思想的桎梏 |
2.人民群众长期以来的文化贫困 |
3.法治精神的相对缺失 |
四、新时代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路径分析 |
(一)新时代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哲学路径 |
1.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
2.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 |
3.实现真理与价值的有机统一 |
(二)新时代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文化路径 |
1.铲除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文化土壤 |
2.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 |
3.推动党史学习教育,重塑价值体系 |
(三)新时代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实践路径 |
1.贴近社会实际,深入调查研究 |
2.坚持人民中心思想,坚定党的群众路线 |
3.紧盯关键少数,强化日常监督 |
4.改进工作方式,凸显担当作为 |
5.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5)百年进程与时代创新:中国共产党纠治形式主义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国共产党纠治形式主义的基本历程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反对形式主义的举措 |
(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党反对形式主义的实践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纠治形式主义的步骤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纠治形式主义的实践创新 |
(一)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 |
(二)注重调查研究,避免流于形式 |
(三)抓住关键少数,发挥头雁效应 |
(四)改进工作方法,减轻基层负担 |
三、中国共产党纠治形式主义的基本经验 |
(一)认清形式主义产生根源是反对形式主义的基本前提 |
(二)形成常态化机制是纠治形式主义的重要保障 |
(三)坚持群众路线是克服形式主义的必要条件 |
(四)压实主体责任是纠治形式主义的关键手段 |
五、结束语 |
(6)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三) 政德观培育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一) 培育主体 |
(二) 培育内容 |
(三) 培育方式 |
(四) 培育保障 |
(五) 培育环境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一) 意识形态性 |
(二) 人民性 |
(三) 时代性 |
(四) 系统性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五、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党内监督理论基础与文明成果借鉴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党内监督思想 |
一、无产阶级政党须受监督 |
二、依法撤换不称职领导人 |
三、实行党的代表大会监督 |
四、发挥党员民主监督作用 |
第二节 列宁党内监督思想 |
一、强化监督制约权力集中 |
二、健全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
三、建立专门党内监督机构 |
第三节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借鉴 |
一、探索建立监察组织机构 |
二、加强自上而下垂直监督 |
三、推进监察制度立法建设 |
四、加强监察官选任制度化 |
第四节 国外政党党内监督借鉴 |
一、严明党的纪律 |
二、发扬党内民主 |
三、注重法制建设 |
四、党内党外协同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形成与发展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
一、实现革命任务的监督 |
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 |
三、建立专门性监督机构 |
四、以整风运动强化监督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
一、一元化领导下的监督 |
二、以政治运动强化监督 |
三、党内民主监督遭挫折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
一、重建党内监督体制机制 |
二、推动监督制度化法治化 |
三、创新党内监督方式方法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第一节 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保障 |
一、有利于保持全党先进性和纯洁性 |
二、有利于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三、有利于继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
第二节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 |
一、有利于提升党的执政本领和领导水平 |
二、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权威和执政地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的创新 |
第一节 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
一、严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
二、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第二节 完善党内监督法规建设 |
一、加强党内监督法规顶层设计 |
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协调 |
第三节 加快党内监督体制改革 |
一、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
二、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相结合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面临的挑战 |
一、多元社会思潮影响党内团结统一 |
二、国际敌对势力冲击党的执政地位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
一、党内监督政绩观出现某些偏差 |
二、党内监督尚存在形式主义 |
三、严管与厚爱结合相对不足 |
四、执行党的纪律处分尚有疏漏 |
五、基层监督存在“熟人社会”难题 |
六、“一把手”监督依然存在难点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的路径研究 |
第一节 新时代强化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 |
一、坚持五个党内监督主体协调发力 |
二、坚持信任激励与严格监督相结合 |
三、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配合 |
四、坚持依纪依规依法监督执纪问责 |
第二节 优化整合党内监督要素资源 |
一、积极培育党内监督文化 |
二、转变党内监督价值理念 |
三、营造党内监督良好生态 |
第三节 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制度 |
一、建立健全容错纠错制度 |
二、制定诬告陷害处理办法 |
三、健全完善党内质询制度 |
四、试点施行党内听证制度 |
五、推进纪法衔接双向互动 |
第四节 推动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 |
一、强化对纪委监督以增强内生动力 |
二、优化派驻机构改革提升监督效能 |
三、健全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工作机制 |
第五节 增强党内监督方式方法针对性 |
一、注重党内监督在精准上发力 |
二、拓宽党内监督技术手段空间 |
三、提高党内问责精准性实效性 |
四、强化突发事件处置监督保障 |
第六节 健全党内监督的效能评估体系 |
一、党内监督效能评估的基本原则 |
二、党内监督效能评估的具体指标 |
三、党内监督效能评估的基本方法 |
四、党内监督效能评估的组织实施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形式主义问题研究 ——基于X乡的实证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现状 |
(一)对压力型体制的研究 |
(二)对形式主义问题的研究 |
三、研究方案 |
(一)研究的目的和内容 |
(二)研究方法和思路 |
(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四、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基础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五、调研情况简介 |
(一)样本介绍 |
(二)调研材料获取 |
第二章 压力型体制在乡镇政府的实际运作及其效应 |
一、压力型体制的形成 |
(一)历史因素 |
(二)现实因素 |
二、压力型体制的实际运作 |
(一)常规化的压力型体制 |
(二)异变化的压力型体制 |
三、压力型体制在乡镇政府运行的效应分析 |
(一)常规压力型体制运行的效应 |
(二)压力型体制异变的后果 |
第三章 X乡政府形式主义问题的现状和危害 |
一、形式主义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趋势 |
(一)形式主义问题的表现类型多 |
(二)形式主义问题的分布主体广 |
(三)形式主义问题的发生领域宽 |
二、X乡政府形式主义问题的现状及特征 |
(一)形式主义问题呈现泛滥趋势 |
(二)反形式主义陷入困境 |
三、X乡政府形式主义问题的危害分析 |
(一)政治层面的危害 |
(二)经济层面的危害 |
(三)社会风气层面的危害 |
第四章 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形式主义问题的生成机制 |
一、根本因素:乡镇政府压力的积聚 |
(一)政治压力 |
(二)竞争压力 |
(三)社会压力 |
二、直接因素:乡镇政府自身的限度 |
(一)“夹心层”—乡镇政府尴尬的位置 |
(二)职责同构下乡镇政府责与权不匹配 |
(三)乡镇政府领导干部人数和能力有限 |
三、控制因素:乡镇政府中干部群体对形式主义问题的态度 |
(一)乡镇党政一把手与形式主义问题产生 |
(二)乡镇政府部门领导与形式主义问题的产生 |
(三)乡镇政府普通干部与形式主义问题的产生 |
四、具体过程:三重因素叠加下乡镇政府形式主义问题的生成 |
(一)萌芽阶段 |
(二)助长阶段 |
(三)最终产生阶段 |
第五章 乡镇政府形式主义问题的治理路径 |
一、治标之策:精简会议与发文,改革文风会风 |
(一)精简会议数量,改革会风 |
(二)精简发文数量,改革文风 |
二、重要之策:扩权乡镇政府,激发干部积极性 |
(一)打破职责同构,放权乡镇政府 |
(二)完善问责制度,重视干部关怀 |
三、治本之策:更新治理观念,破除压力型体制 |
(一)改进检查考核,慎用“一票否决” |
(二)减少路径依赖,引导民众参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9)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依据 |
(一)研究背景 |
(二)理论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内容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一)拟创新之处 |
(二)研究的难点 |
(三)研究的不足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二、理论基础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小结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小结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小结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小结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六、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 |
一、概念界定 |
二、理论依据 |
三、历史传统 |
四、现实要求 |
第二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
一、活动主要任务与内容侧重 |
二、活动的动员与发起方式 |
三、活动的组织与领导策略 |
四、活动的原则与方法步骤 |
五、“活动模式”的形成与演进 |
第三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评估 |
一、活动实效性的内涵与外延 |
二、影响活动实效性的主要因素 |
三、历次活动开展取得的突出成效 |
四、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及其表现 |
五、活动实效的历史经验教训警示 |
第四章 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几点思考 |
一、优化主题、拓展内容、创新载体 |
二、针对党内问题加强活动制度化建设 |
三、构建与完善活动的实效性评价体系 |
四、建立与健全活动开展的长效机制 |
五、服从服务于党建总体布局和“三化”要求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反对形式主义 不能流于形式(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研究[D]. 陈宏达.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习近平关于反对形式主义重要论述研究[D]. 戈秋艳.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4]新时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研究[D]. 李炳华. 延安大学, 2021(11)
- [5]百年进程与时代创新:中国共产党纠治形式主义史论[J]. 樊士博. 理论建设, 2021(01)
- [6]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7]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研究[D]. 李堃.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8]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形式主义问题研究 ——基于X乡的实证调研[D]. 尹亮.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9]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D]. 钟国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