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抗”成立的背景及其任务和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史研究课题组,陈乾[1]（2021）在《中国艺术研究院70年概述（1951—202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艺术研究院是在20世纪50年代组建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和民族美术研究所的基础上逐步合并扩充建立起来的。1973年国务院文化组艺术研究机构筹备组成立,1975年该机构定名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1978年改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1980年10月更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70年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初创和早期阶段""过渡阶段""建设阶段""发展阶段"。
李海燕[2]（2021）在《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音乐心理美学是一门对音乐进行哲学式思考的学问,是从音乐心理学角度上研究音乐审美的交叉学科,这是对传统音乐美学的一种根本性突破。它的特点在于音乐学与心理学和美学的结合,从心理学的方位来研究音乐审美,摆脱了抽象概念的捉摸不定,产生脚踏实地的学术依据。当前的音乐心理美学还没有独立、确定的概念和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随着心理美学的发展,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已经不限于心理实验,而进入对更为复杂的关于审美感情、审美想象、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等的心理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1、研究音乐家的心理活动,音乐创作心理。2、研究音乐作品的心理逻辑,音乐表演心理。3、研究音乐欣赏心理,由此推断音乐创作所遵循的心理规律。心理美学进入我国研究者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前期探索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理论和实践的借鉴与模仿,在本世纪的我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但基于本土化音乐心理美学的系统研究,仍处于长期缺位的状态。本研究试图将中国古代朝代发展的时间作为纵向脉络,以音乐心理美学学科体系为理论基准的同时,遵循我国心理美学研究的规律及范式,展开横向的理论探究与创新构想,即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思想进行整体梳理、总结、归纳,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音乐作品结合进行分析,主要围绕音乐实践活动中的音乐创作活动的心理美学、音乐表演活动的心理美学和音乐欣赏活动的心理美学原理进行研究,旨在梳理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发展脉络,总结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特征,推断出中国古代音乐创作所遵循的心理规则,将这些理论研究更好地反馈给创作者、表演者和欣赏者,为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提供补充材料,对促进音乐教育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研究一,回顾音乐心理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及所涉及的理论学说,发现能够对研究本土化有所贡献的理论部分,并对其进行重点叙述。本文第一、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本选题的历史流变、发展现状和价值意义,具体而言,音乐心理美学作为综合了哲学、心理学与美学等学科的交叉型特点,在研究内容上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然而,中国古代音乐是我国音乐发展的根基,对促进音乐艺术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不够系统完善的状态。因此,本文力图搭建突破中国古代经验理解方式的思维框架,从认知神经科学、认知能力结构等学科中挖掘心理美学发生的作用与机制。归纳出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不仅存在于视听等表层认知中,还存在于心灵感官的深层结构中,分别具有独立的概念、作用和影响机制,并对音乐现象的的认识产生辅助作用。进而在思维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的相关研究进行延展性讨论,认为以中国古代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的音乐心理美学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补充如音乐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还对未来的音乐审美、音乐欣赏及音乐创作等实践具有启发性的重要意义。研究二,从先秦到明清,对中国古代音乐按朝代发展、美学思想等进行历时性梳理,复礼、兼容与重情是我国古代音乐的历时性考究。第三章节主要论述了先秦时期的上古音乐、南北朝时期的中古音乐、隋唐后期的近古音乐三个历史分期下的音乐心理美学全览。旨在更明晰地发现其发展规律和社会历史背景所产生的影响,并将《乐记》为代表的音乐理论专着、“情本论”等新的音乐思想、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名士作为分析对象穿插其中,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音乐作品进行总结和再现,以研究古人创作作品时的心理活动,并梳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古代音乐作品对大众心理所产生的影响。研究三,总结归纳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特征——尚悲、通感与想象。第四章结合理论与作品实例,从音乐审美活动不同环节的角度,即音乐作品创作的心理逻辑、表演的心理动向和欣赏的心理变化进行了总结,对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历史性进行复盘,发现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发端早、历史悠久,可持续且不间断”的特征,且每一朝代都有相关的论述语境,“复礼”、“兼容”、“重情”是分别占据了三个阶段分期的主流特征;在宏观特征的基础之上,本文进而在微观层面对比发现了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具有的三个审美创作特征,分别为“尚悲”、“通感”与“想象”。总体来说,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的心理特征在跨越时代、跨越民族甚至跨越社会阶级的传播中表现出了尤其的共通性,本研究认为这个“共通”便是通过悲情、通感与想象得以延续。中国古代的音乐心理美学在审美范畴上以“悲乐”为主要取向,在“以悲为美”的人类本质基础上,又与儒家的“中庸”美学产生碰撞,最终形成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怼”的“中和美”;想象与通感是音乐实践过程中的惯用手段,其作用机制主要是将演奏者、创作者、欣赏者的心理活动勾连在一起,形成求同存异的艺术世界,在这种艺术世界中获取美的感知,达到音乐与人类心理息息相关的艺术意境。因此在音乐创作的审美活动中,“尚悲、想象及通感”三者看似不同,实则都统筹在各个主体的内心活动中,证明了在绵延不绝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的音乐心理功能于艺术审美的领域之外得到了剥离与发展。研究四,溯源中国音乐心理美学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明确音乐心理美学学科发展的现代意义,推进中国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发展。在整合了研究内容,整理了研究对象的特征后,对本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整体归拢和把握。在本研究的探究进程中,发现古代中国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开花结果的宝库,不仅留存有成果丰硕的音乐作品,在音乐心理美学的成果上也并不落后于人。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学界从未肯定过古代中国在独立的心理美学学科方面形成的理论贡献,认为倾向于直觉体悟,经验主义指导下的东方思维具有先天的封闭性,不具备广泛的延展性,与西方广泛认可的重概念、判断、推理的线型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然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来说,更多的研究空间在于对其相关观点的思辨性研究上。在本土化的贡献之外,本研究的价值还在于推进该交叉学科在传统与现代方向的结合。三、四章已然论述了音乐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从中国古代乐论中可以找到例证的事实,由此可见,推进学科交叉是现代学科建设,对于中国的音乐心理美学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举措,这不仅要求它与现代的音乐学科产生联系,又要与心理学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跨时代共鸣。不仅如此,本文也为音乐心理美学的学科未来发展提出建议,认为其首先就需要音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者从认识的角度合理化传统乐论中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存在,摆正认识态度;其次,当代的音乐研究者们应该正确认识不同分支学科研究的价值,以促进社会的长久进步与良性发展作为学术研究与艺术推广的共同最终目标;最后,则是立足于复兴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呼吁音乐教育者们的重担聚焦于此,帮助下一代树立对传统乐论的尊敬与重视,在西方乐论基础上进行正确扬弃,从而为民族的文化复兴作出一份贡献。综上所述,在经验主义主导的中国古代,先贤们仍然在长期的实践、应用与总结中,勾勒出了音乐具有塑造人的心理状态、促进社会协调和培育人才审美方面的审美功能,发现了音乐对人身心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性质,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是现代音乐心理美学的重要研究范畴,是古代音乐在心理建构与体验并得以持续的关键维度。本研究将推进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作为研究重心,在音乐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为切入口,推进中国古代乐论和现代心理学、美学研究的交叉分析,并指明未来学科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的音乐心理学来说,既要与现代的音乐学科产生联系,又要与心理学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跨时代共鸣。需要音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者从认识的角度合理化传统乐论中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存在,使其兼具美学思想和现代心理、理论认识和演奏实践两个层面的作用和影响,旨在推进外在的演奏和内心的情绪、传统的现象和现代的理论、民族的艺术和世界的观念之间的有机结合,为我国古代艺术的传播、民族瑰宝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建立贡献力量。
张东东[3]（2020）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轻轻翻开厚重的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一位杰出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并不断从他的身上汲取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他,就是萧友梅先生,可谓是中国近代音乐事业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1920年,他从德国负笈而归,奔波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殚精竭虑。1927年,得到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垂青,南赴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办学的现代高等音乐学府,后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萧友梅先生将蔡元培先生所奉行的“以美育代宗教”理念积极应用于音乐实践活动中,无论是实施专业的音乐作曲、音乐鉴赏活动,还是推行近代化的中国新型专业音乐教育,萧友梅都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以行利国利民利族的拳拳之心行音乐事业的开创性壮举,成为“中国新音乐的保姆”。这位音乐“保姆”的专业学术背景,也是尤为令人钦佩的。萧友梅是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的首位中国人,也是在中国推介欧洲音乐学体系的第一人。国立音专在他的学术引导下,着力实践在新音乐创作中采用西乐技术,在记谱法、曲式结构、和声等种种方面进行国乐的现代化探索与创作,成为独立而专业的音乐教学与研究院校,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人才的成长沃土。萧友梅先生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他从中国国情和音乐发展现状出发,批判地吸收了西方音乐教育的体制与模式,从学生的音乐基础出发制作符合年龄段特点的音乐教材,并身体力行地投身于繁忙的教学活动与教育会议,发现与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积蓄了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他的那种认准一个目标,埋头苦干、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我们当前最为需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许多学生将所学的音乐知识用于实际行动,在近代中国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更有很多优秀的音专毕业生成为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巨擘和新音乐创作的巨匠。萧友梅先生也是一位深刻探索中国新音乐形态的作曲家。他的作品中包含着对民族荣誉的大爱、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对人民命运的关切,也有着对黑暗社会形势的猛烈抨击和对国家动荡沉沦的痛心呐喊。带着这样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萧友梅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大刀阔斧地吸纳西方音乐理论与作曲技法,力求实效地进行中国旧乐的改良与国乐的复兴。本文所要论述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萧友梅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其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等方面的具体呈现,以期梳理出萧友梅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本论文采用横纵结合、探本溯源、对比分析、多维交叉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跌宕碰撞与音乐事业禁锢萧条的时局形势,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中去探寻萧友梅个人的美学音乐思想在其音乐办学与教学活动中酝酿、实践与调整的三个阶段,力求从一个更为全面而立体的站位去梳理研判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并思考与发现其音乐思想与办学精神的闪光点,挖掘并重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对当今中国音乐发展的思想价值,探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重构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遵循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过程中的生成与实践脉络,以其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的具体表现为研究的重点,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深入探究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渊源及文化背景。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中西音乐文化融通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详细分析中国古代音乐传统思想、维新派、五四新文化美育思想、德国音乐美学思想对其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传统与现代的转型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确立之间的联系,分析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西方音乐的冲突与融汇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以及在“全盘西化”“国粹主义”“兼收并蓄”三种观点争鸣的时代背景下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得以确位的过程。第二章,分析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探索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萧友梅在北平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实验与准备,第二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前的上海时期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实践与使命,第三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后的上海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调整与重启。每一部分又从不同方面进行更为具体细致的分析。第三章,阐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质,这是本文的重点章节。从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四个角度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梳理理论体系。其中从“改良旧乐与创造新乐”、“新学制歌唱教材的编定”两个方面分析音乐创作思想,从“用才观”“育才观”“美育观”分析音乐教育思想,从校内音乐会、国民音乐会的开展与实际影响分析音乐审美思想,从对旧乐、现实社会音乐成就、音乐会的启蒙作用三个方面的批评来探讨音乐批评思想。本章探索更为全面地透视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活动各领域的具体表现,并结合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对其思想的时代性与独特性进行逻辑梳理与理性探讨。第四章,探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启示。本章着重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兼收并蓄”带给当代音乐发展的启示进行了集中论述与评析,即音乐创作与教育中的“拿来主义”、继承与革新的动态融合维度“复兴国乐”和“发扬词章”。
赵展[4]（2017）在《建国后十七年的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关于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时间段的中国音乐史学的历史的研究。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论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讨论了本论文的选题定位、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内容。正文部分分为三章,将中国音乐史学在这十七年内的发展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立足于原始文献,梳理和呈现了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状况。第一章介绍了这十七年内中国音乐史学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学科背景以及在这些背景下产生的一些学界的重要思潮,最后对这一阶段的学界概况做了简要总结。第二章就这一时期“集体讨论、分工合作”的研究特性论述了音乐史学的相关研究活动如:以民族音乐研究所为阵地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编写工作等,并根据《人民音乐》和《音乐研究》这些年内刊载的中国音乐史相关论文制表,用数据分析法进行研究。第三章对本时期的音乐史着、史观及研究方法做了系统论述。结论部分,基于全文的史料事实,对本时期音乐史学研究的成就与价值、本时期音乐史学研究的问题与反思、本时期音乐史学研究的史学意义等方面做了总结。
党岱[5]（2019）在《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由于起源和地域的不同,从旧石器时期开始,中华文化便呈现出多元性,各文化在产生和发展的初期都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到了新石器早中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多姿多彩,展现着多元并进的面貌。新石器中期以后,随着各文化不断地发展,地域的扩张和人口的迁徙越来越频繁,各种文化相互作用与交融,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不同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又逐步融为一体的发展趋势。“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文化下移”,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雾合云集,竞相争霸。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孤立的静态的生活格局,“百家争鸣”的局面进一步促进了多元文化交流重组。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随着“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度同制”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举措的实施,实现了政治、经济、思想的高度统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文化在多元的政治背景主要呈现出下呈现出多元发展之特点,既有横向空间地域性不同文化圈的音乐文化交流,而各文化圈内部本身又有诸多不同形态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并且存在着相互联系与整合的一体化趋势。秦汉音乐文化体现出强势一体化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多元发展,在域内不同区域不同类别音乐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秦汉开拓进取、包容宏大的时代精神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外部世界,促进了与周边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开启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新纪元。本论文将春秋至两汉时期的音乐交流活动和行为放置于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整体发展观的视野中,放置于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分析,结合文献、考古出土乐器、画像等资料,结合民族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知识,通过纵向交流与横向交流的融合分析,域内交流与域内外交流的结合探讨,梳理分析这段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环境与特点、不同的传播类型与模式、多样的传播内容、传播观念及不同媒介的运用、交流与传播的结果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到“大一统”时代的秦汉,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如何在多元一体民族格局背景下,生动地展现出从多元的多元到一体的多元之律动。最后进一步分析在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民族文化的传播构建了宏伟的远景的背景下,研究音乐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探求传播规律的积极意义:不仅在历史上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在当下对于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与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精神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借鉴与启示。
岳洋峰[6]（2019）在《汉乐府歌诗的形成机制与文本生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将汉乐府歌诗的形成机制和文本生成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分析汉乐府歌辞文本在产生和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并进一步讨论其文本形成过程中的诸多因素。本文从六个章节展开了论述。第一章讨论礼乐形态与汉乐府歌诗的创作。在论述汉初礼乐建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各类乐府歌辞文本与汉代的礼制形态。《安世房中歌》是在汉初对各项宗庙仪法进行建制的基础而创制的,目的为维护刘氏宗亲世系继承帝位的正统性。《郊祀歌》则是在辞家兼取楚风以及郊祀祥瑞见事的基础上而创制的歌辞,目的为愉悦天地神灵。汉成帝时期以丞相匡衡为首的一批儒生在“贵诚尚质”的原则下,对《郊祀歌》的歌辞进行改定,使歌辞本身变得更为质朴。《汉铙歌》的产生在军事用乐之外,帝王大驾卤簿以及食举用乐的需求也对歌辞文本的创作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讨论文本流传与汉乐府歌诗的历时形成。《相和歌辞》的形成与音乐变换、歌辞叙事模式有着紧密的关系,并以“弹筝酒歌”“相和”甚至是“歌呼”的形式进行演唱。在乐府文本的演进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武德舞歌诗》的文本形成概况。汉代杂舞文献虽出自方俗之间,却被用于帝王殿庭之中。雅舞文献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本创作发生着新的变化,但却基本遵循着《诗经》之“颂”体的创作模式。《苲都夷歌》三章以西南夷钦慕大汉之德为宗旨,以进一步加强西南夷各民族与汉王朝之间的联系为目的。第三章讨论“行风俗”与汉代杂歌文本的生成。从风俗使者行使“风俗”的地域以及汉代杂歌产生的地域关系展开,论述两汉时期杂歌与“行风俗”之间存在着地域的重合性因素。儒生成为参与“行风俗”的主体,也对杂歌和部分谣辞进行了一些加工和润色的工作。在“行风俗”的影响下,汉代杂歌所产生的初貌可以被大致的确定下来。“行风俗”与“举谣言”同为杂歌以及谣辞产生的制度动因,两者在体系确定、循环周期上也存在着较多相同的因素。第四章讨论“举谣言”制与汉代谣辞文本的生成。当汉代官吏的考绩模式与“谣言”有所关涉之时,这些被进举的“谣言”也就体现出了自身存在的价值。结合考绩模式的演进,分析出“举谣言”制是经历了百姓臧否、掾属进举以及三公听采等几个动态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举谣言”者也和风俗使者一样,对谣辞的文本进行了加工和润色,使之具有了一些特定历史叙事性质的含义。第五章讨论歌辞指向与乐府倡乐活动的兴盛。在分析汉乐府歌辞文本中存在娱乐指向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其所体现的娱乐功能。乐府机关也以其倡乐活动的精彩表演,缓和并化解了胡汉之间存在的民族矛盾。乐府倡乐活动的繁荣和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乐府艺人、乐府歌辞文本的发展。汉代“撞末”伎人的表演活动,也为汉代乐府机关的俗乐表演增添了更多的娱乐色彩。以歌辞指向为探究问题的重点,进一步梳理乐府歌辞文本与倡乐活动之间的关系。第六章关注汉乐府歌诗的文学形态及佚诗补辑。以汉乐府文本的内部建构和文本的整理注释等为视角,对歌辞文本生成的经学语境、着录形态、注释情况进行考察,而这则要以《郊庙歌辞》《杂歌谣辞》等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在此基础上,对两汉《杂歌谣辞》文本进行了一些补辑和注释的工作,力求对汉乐府文本的面貌尽可能的进行整理和还原。
戚剑玲[7]（2018）在《古弦新韵 ——京族独弦琴文化发展历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南方海疆跨界民族——京族的民间器乐文化独弦琴艺术有着独特的文化传承机制和跨文化交流意义,同时在当代彰显出衔接中外文化的中介能动价值。“京族独弦琴艺术”作为京族器乐文化的代表,在2011年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京族独弦琴艺术的发展与变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京族独弦琴从少小民族的民间民族乐器,变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文化展示,其发展动因可分为内源式动因以及外源式动因。当下各少数民族在国家的支持下,自我意识、文化自觉、民族自觉得到提升,这是京族独弦琴艺术发展的内源式动因。其外源式动因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国家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纳入国家非遗体系的过程,既是一个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整合与更新的过程,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过程。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背景下,京族独弦琴艺术的发展成为中国京族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众多少数民族代表性器乐文化现当代发展的一个缩影。京族独弦琴是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活载体,他们在神话史诗、历史典籍以及族群日常生活中被不同的话语表述赋予不同的象征。当下的京族独弦琴被赋予了京族礼仪之器、民族重器的社会文化角色,在民间传承、节日场域、学校教育等各个不同的场域皆具有独特的角色定位,关联着各种社会主题的互动和整合。而从文化的协同发展来说,京族独弦琴在中越两国是同源异枝的发展关系,中越独弦琴协同发展的历程及其公共外交价值具有丰富的民族学意蕴。独弦琴艺术在中越两国历史上都曾有过式微的阶段,而到了现当代,由于各种政治与文化的考量,独弦琴艺术又逐渐成为两国显性的国家非遗文化符号之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民间文化交流场域。在当下全球注重差异与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下,获得接续传统、重启新机的历史机遇,并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价值表达提供了一个民族志案例。在整个变迁过程中,国家少数民族政策以及非遗政策越来越成为塑造京族独弦琴时代意蕴的重要因素。“古弦”与“新韵”之间的张力,建构了当代京族独弦琴文化发展的开放性结构,这种开放性结构有助于京族的当代发展以及中越边疆优良文化生态的维护,同时有利于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
刘娅娅[8]（2014）在《律以数成—朱载堉与Stevin等程律创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等程律①作为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律制,是中西方数学史、律学史上数学计算在艺术实践上应用的一个实例,在中西方律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近代键盘乐器的调谐奠定了数理基础,从而铸就西方近代乐器之王——钢琴的灵魂。中国明朝的数学家、律历学家郑世子朱载埔（15361611）于1584年在他的《律学新说》中首先提出了十二等程律计算程序,在他之后不久,荷兰数学家兼工程师Simon Stevin（1548—1620）也在他1606年完成的手稿Vande Spoegheling der Singconst （《论歌唱的艺术》）②中首创了等程律的推算程序。朱载堉与Stevin所创等程律丰富了律学的基本体系,为人类科学文化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文从二者创立等程律的动机、过程与发展等层面,以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系统阐述了二者所创等程律之过程,这将涉及到律学、算术、几何、物理声学、生理学等多方面内容,以探索16世纪前后朱载堉与Stevin等程律理论创立与发展的原始轨迹,分析其各自依托的现实基础,并由此揭示二者在等程律理论上表现出的不同科学研究传统。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更加注重律学研究在数理计算方面的特点,并以“为什么数学”作为方法论指导,运用以下研究方法：以原始文献为依据,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综合性和整体性上,以多角度、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方式进行,通过相关的因素研究以达到对等程律的整体把握与认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要做到对等程律创立机制与其作为音乐理论基础的客观而又全面的认识,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与前提,前者是后者的深化和内核；纵向与横向研究相结合,律学不断发展变化的,对等程律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它的纵向发展过程,也要研究它出于相对静态的横断面,以及横断状态进入纵向状态的过程等方面,把握等程律理论在中西方发展的关键人物及核心工作之间的传承递进关系；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整体把握律学涉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又要对这些学科渗入的细部做微观角度的分析。本文依据上述研究方法,得到的主要研究成果为：1.建立朱载堉与Stevin等程律比较研究的前提基础：从中西方律学发展简史出发,介绍等程律相关的物理声学与音响心理学原理；以音感知定量化过程为主线梳理中西方律学发展在音响心理、物理声学、数学计算等方面结合的客观统一结构；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中西方律学相关的概念、记法表示体系。2.在现有朱载堉等程律研究的基础上,以三分损益律为起点,剖析朱载堉等程律即“新法密率”创立前中国律学发展情况,依据朱载堉新法密率相关的《律学新说》（1584）、《律吕精义》（1596）、《算学新说》（1603）等原始文献,系统解析了等程律的创立过程,并揭示其与几何、算术、音律和物理声学等方面的密切关联。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梳理,揭示出朱载埔在新律创立过程体现了高度的数值分析思维,进而以此为主线还原了“新法密率”的创立流程。3.结合西方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五度律开始的用数学方法探索乐音规律的传统,对Stevin等程律数理计算过程的复原研究,使得Stevin创立等程律的公理化方法研究律学理论的过程清晰展现出来,弥补了长期以来这方面研究的一个空白；同时结合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学术背景,对Stevin在西方等程律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作出了客观评价,Stevin公理化方法与等程律数理计算过程体现出西方运用数学方法解决等程律计算的首创途径。4.对朱载堉与Stevin等程律创立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动机进行比较,同时对二者等程律计算相关的细节问题如计算起点问题、计算程序问题及计算精度辩证等进行了数理定量化比较分析。5.对朱载埔“新法密率”与Stevin的“等比量”等程律创立后的评价及应用情况做出了细致的剖析。从二者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得到启发,为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这段时期中西方科学发展的全貌,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大海[9]（2014）在《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及规模效率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我国海水养殖业布局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实施生态工程养殖战略，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然而，海水养殖业布局具有资源导向性、空间离散性和产业弱质性等农业布局的一般特性，从而使得海洋养殖资源的空间分布具有地域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养殖海域附近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因此，如何运用现代生物学理论和生物与工程技术，协调好养殖生物与养殖环境的关系，最终实现海水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选题以海水养殖业为研究对象，基于规模经济、产业经济学、产业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在分析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起点的基础上，阐述近年来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产业态势，审视海水养殖业在生物资源养护、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效益、技术创新、产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根据四化同步的基本原则，探寻海水养殖业工业化发展的逻辑机理，提出发展规模经济以及提高规模效率的具体对策。现代海水养殖业是海水养殖业产业升级的具体方向，而发展规模经济是海水养殖业实现上述目标的必然路径。可持续发展理论、产业生态理论、产业关联理论、产业结构理论是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理论依据。理论上，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模式主要包括工厂化养殖、海水网箱养殖、海水池塘养殖、浅海筏式养殖、浅海底播养殖。海水养殖业的发展涉及到环境、资源、市场、科技、投资、政策等诸多方面，其发展规模经济必须统筹安排、系统考虑、科学谋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水养殖业取得巨大成就，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了海水养殖业在农业经济发展、改善膳食结构、增加渔民收入、技术进步、调整海洋渔业产业结构等方面的骄人业绩，但同时我国海水养殖业在养殖环境、海洋生态灾害、产业结构、水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整个世界来看，海水养殖业已经成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优质蛋白质需求的重要途径。发达渔业国家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通行做法是：重视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将生态保护理念贯穿于海水养殖业整个流程；通过养殖技术的创新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益；加强政府监管提升养殖质量。这些做法为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指明了方向：积极推进水域滩涂规划和养殖规划制订工作；强化政府对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公共服务职能；整合科研资源，为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提供技术支撑；有针对性地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长期以来，我国海水养殖业积极开展规模经济的探索：重视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养护方面的产业发展；通过培育优良品种推进海水养殖业规模化发展；不断完善、创新养殖模式，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益；充分发挥科技在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中的技术支撑作用；防治病害降低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风险；养殖机械化、数字化成为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的新动力。但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在经济效益、良种培育、养殖方式、病害防治、养殖机械化数字化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主要问题，影响了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的高端发展。规模效率分析能够正确评判我国海水养殖业的规模效益。在构建我国海水养殖规模效率模型前提下，运用DEA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海水养殖规模效率。结果表明，海水养殖技术水平过低是导致我国当前海水养殖规模差异的主要原因。短期来看，我国海水养殖业应适度规模经营，着重提升海水养殖技术水平，改善资本、鱼苗、海水养殖面积规模的生产效率。从长远来说，应当实现海水养殖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提升海水养殖的规模效率，实现规模经济。产业生态化、装备工程化、技术现代化、生产工厂化、管理工业化是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未来方向，与之相应，工业化养殖就成为当前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必然选择，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以及提高规模效率的具体对策是：产业化运营推进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首要措施。其次，以技术创新促进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可持续性。第三，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为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第四，运用工业经营管理理念，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是系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
曾琳智[10]（2013）在《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研究》文中认为音乐是一种蕴含情感同时也蕴含思想和观念的艺术，它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非常独特，但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文集中探讨了音乐作为“进攻性工具”和“防御性工具”在公共外交中的具体运用。作为进攻性工具，音乐主要承担“政治先锋”和“观念大使”角色，发挥其试探对方政治意图、软化对方负面情绪，加强对行为国文化认同的作用。作为防御性工具，音乐主要承担“身份标识”和“文化桥梁”角色，发挥其吸引他国公众兴趣、塑造国家形象、培植他国信任的长远防御性作用。本文选取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对音乐的运用为典型案例，从出访背景、目标公众、传播媒介、效果评估四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探寻了音乐作为“进攻性工具”和“防御性工具”在公共外交中的不同运作及影响。本文亦选取了最代表中国政府意图的主流交响乐团出访为例，分析了音乐在我国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及影响。最后，本文对音乐的制约性因素进行了探讨，厘清可能影响公共外交成效的不确定因素，并尝试对音乐外交模式进行理论构建。如今，“中国梦”的发展正面临如何赢得人心的瓶颈，对音乐这种“世界语”进行深入研究，或许可为中国未来唱响世界，获得全球共鸣提供极为有益的借鉴。
二、“联抗”成立的背景及其任务和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联抗”成立的背景及其任务和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艺术研究院70年概述（1951—2021）（论文提纲范文）
| 一、初创和早期阶段（1951—1966) |
| 二、过渡阶段（1966—1978) |
| （一）筹建艺术研究机构（1973—1975) |
| （二）文学艺术研究所（1975—1978) |
| 三、建设阶段（1978—2001) |
| （一）院领导与机构变迁 |
| （二）业务工作的开展 |
| 四、发展阶段（2001—2021) |
（2）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背景 |
| (一)西方音乐心理美学的学科起源与发展 |
| (二)中国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发展 |
| (三)我国古代音乐作品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研究素材 |
| (四)多级交叉学科的守正创新与未来意义 |
| 二、音乐心理美学的思想根源 |
| (一)万物互联的“音乐哲学”思想 |
| (二)“乐道”及“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 |
| (三)性格与行为的塑造——音乐的乐教功能 |
| (四)音乐对情绪的作用机制——诱发理论 |
| (五)音乐符号论 |
| 三、音乐心理美学的国内外对比研究 |
| (一)西方文献综述及对本研究的启示意义 |
| (二)国内研究成果综述及评述 |
| (三)本文观点 |
| 第二章 选题框架与理论支持 |
| 一、本研究思维框架 |
| (一)兼容并包的后实证主义 |
| (二)突破既有经验思维的理解方式 |
| (三)认知能力的双层结构及结构优化 |
| 二、本研究的学科联系与启示 |
| (一)本研究对相关音乐学学科的启示 |
| (三)本研究对相关交叉学科的借鉴与意义 |
| 三、中国古代音乐的审美概论 |
| (一)中国古代音乐的审美特征与审美功能 |
| (二)中国古代音乐审美心理的形成 |
| 第三章 复礼、兼容与重情: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历史性考究 |
| 一、先秦——乐理启蒙,复礼开端 |
| (一)孔、荀之儒家“礼乐”观 |
| (二)老庄为之“自然”音乐观 |
| 二、汉代——兼容发展,乐教初现 |
| (一)音、乐相去、汇于人心 |
| (二)双生合鸣、修人品性 |
| 三、魏晋——积蓄与开源 |
| (一)阮籍的“乐以治心”论 |
| (二)嵇康“声无哀乐”说 |
| 四、隋唐以后——扣响心门,重情为本 |
| (一)唐代:兼收并蓄、不平则鸣 |
| (二)宋:雅俗相生、理欲相衡 |
| (三)明清:吟心之情,返璞归真 |
| 第四章 尚悲、通感与想象: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内核 |
| 一、 “以悲为美”的心理偏向 |
| (一)悲乐故事与尚悲心理 |
| (二)“尚悲”的音乐呈现 |
| (三) “尚悲”心理的民族根源 |
| 1.历史之溯源 |
| 2.思想之底蕴 |
| 3.作品之表达 |
| 4.东西方“尚悲”情绪的差异 |
| 二、音乐想象的作用机制 |
| (一)想象之于听者 |
| 三、“通感”的心理联觉 |
| (一)通感的现实表达 |
| (二)通感之精神外化 |
| 四、中国古代音乐审美心理三重内核 |
| 第五章 构建中国音乐心理美学的现实指向 |
| 一、学科体系的发展完善 |
| (一)学科溯源的再认知 |
| (二)中西互鉴的进步性 |
| 二、音乐实践的理论支撑 |
| (一)音乐创作的心理熏陶 |
| (二)音乐表演的美感培养 |
| (三)音乐欣赏的素养积累 |
| 三、基础音乐教育的价值导向 |
| (一)音乐心理美学与音乐教育的链接问题 |
| 1.音乐教育学的广泛应用性 |
| 2.音乐心理美学与教育学的融合 |
| (二)音乐心理美学对音乐教育的应用 |
| 1.形成对音乐美的正确认知 |
| 2.音乐美育的方法实践 |
| 四、民族文化心理的见证意义 |
| (一)“尽善尽美”与道德自律 |
| (二)“和乐”与中庸之道 |
| (三)西方概念的东方表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论题的提出与研究视角 |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渊源及文化背景 |
| 一、中西音乐文化融通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 |
| (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的浸染 |
| (二)维新派与五四新文化美育思想的影响 |
| (三)日本与西方音乐美学的熏陶 |
| 二、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确立 |
| (一)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西方音乐的冲突与融汇 |
| (二)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时代确位 |
| 第二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实践探索的三个阶段 |
| 一、归国后的北平:音乐美学思想的酝酿与初启 |
| (一)“音乐美学”和“音乐比较研究法”的首提 |
| (二)女高师音乐系、北大音乐传习所的成立与音乐学科独立化的起步 |
| (三)乐友社的成立与对音乐“美感教育”价值的强调 |
| 二、沦陷前的上海:音乐美学思想的实践与使命 |
| (一)上海音专的成立与音乐教育独立学院组织化的努力争取 |
| (二)以史为眼、以西治中:解决中国音乐落后之法 |
| (三)对“音乐的势力”的社会宣传 |
| 三、沦陷后的上海:音乐美学思想的调整与重启 |
| (一)精神国防说:唤起爱国心的战时音乐使命 |
| (二)理论与技术并重的国乐团体试验 |
| 第三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质 |
| 一、音乐创作:立足于民族本位的音乐改良 |
| (一)礼乐合一,情理相通:探寻中国旧乐与西乐的美学契合点 |
| (二)中西合璧,兼收并蓄:改良旧乐与创造新乐的创作理念 |
| (三)简单普适、立足国情,放眼未来:新学制唱歌教材的编定 |
| 二、音乐教育:立足于办学实践的人才观和美育观 |
| (一)广罗名师,任人唯能的用才观 |
| (二)从儿童入手,因材施教,注重民族风格创作人才培养的育才观 |
| (三)陶冶德性,重视音乐功能的美育观 |
| 三、音乐审美:对艺术受众的美育关切 |
| (一)美化与陶冶:校内音乐会的开展与实际影响 |
| (二)净化与尚雅:国民音乐会的开展与提高大众音乐审美素养的疾呼 |
| (三)熏染与塑造:在家庭教育中对音乐审美的关注 |
| 四、音乐批评:着眼于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开拓式批评视角 |
| (一)对旧乐的批评 |
| (二)对现实社会音乐实践成就的批评 |
| (三)对音乐会的启蒙作用的评论 |
| 第四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启示 |
| 一、音乐教育与音乐实践中的“拿来主义” |
| (一)学通古今中外的论学底蕴对音乐教育的深层意义 |
| (二)兼容并蓄的艺术胸怀对音乐实践的持久影响 |
| 二、继承与革新的动态融合维度 |
| (一)“发扬词章”:在时代节奏中体现传统质感 |
| (二)“复兴国乐”:在中西文化渐染中奏响民族旋律 |
| 结语:中国音乐美学思想重构的价值与意义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萧友梅音乐教育活动年表 |
| 附录2 :萧友梅音乐文论年表 |
| 附录3 :萧友梅音乐创作年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建国后十七年的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定位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综合性论述 |
| (二) 对史家的研究 |
| (三) 对史着的研究 |
| (四) 对音乐组织的研究 |
| 第一章 本时期的中国音乐史学概况 |
| 第一节 本时期的中国音乐史学背景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思想背景 |
| 三、学科背景 |
| 第二节 本时期的重要思潮 |
| 一、“大跃进”思潮 |
| 二、“拔白旗”活动 |
| 三、对“厚古薄今”和“重外轻中”的批判 |
| 四、对冼星海和聂耳的纪念研究活动 |
| 第二章 “集体讨论、分工合作”的中国音乐史研究活动 |
| 第一节 以民族音乐研究所为阵地的中国音乐史研究 |
| 一、民间音乐遗产的采录、整理和研究 |
| 二、对音乐图像学的初步探索 |
| 三、民族音乐研究所资料陈列室 |
| 四、中国古代音乐史编写工作 |
| 五、民族音乐研究所出版物 |
|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编写工作 |
| 一、北京组的编写工作 |
| 二、上海组的编写工作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以《人民音乐》和《音乐研究》为载体的中国音乐史研究 |
| 一、《人民音乐》中刊载的中国音乐史相关文论 |
| 二、《音乐研究》中刊载的中国音乐史相关文论 |
| 三、《人民音乐》和《音乐研究》中刊载中国音乐史相关内容分析 |
| 第三章 本时期的音乐史着、史观及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本时期的中国音乐史着 |
| 一、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
| 二、李纯一的《我国原始时期音乐试探》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 |
| 三、蓝玉崧的《中国古代音乐简述》 |
| 四、吴钊的《中国音乐小史》 |
| 五、戴粹伦等编着的《中国音乐史论集(1-2册)》 |
| 六、《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
| 第二节 本时期的音乐史观及研究方法 |
| 一、本时期的音乐史观 |
| 二、本时期的研究方法 |
| 结论 |
| 一、本时期音乐史学研究的成就与价值 |
| (一) 成就 |
| (二) 价值 |
| 二、本时期音乐史学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
| (一) 问题 |
| (二) 反思 |
| 三、本时期音乐史学研究的史学意义 |
| (一) 是当代中国音乐史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的基石 |
| (二) 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板块 |
| (三) 是世界音乐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可行性 |
| 四、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分析 |
| 第一章 史前到西周的音乐文化交流简述：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初期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史前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 |
| 一、史前多元文化和社会一体化趋势的发展 |
| 二、从音乐的起源看史前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 |
| 第二节 夏商音乐文化交流：一体化音乐文化趋势增强 |
| 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一体化趋势 |
| 二、一体化趋势背景下的夏商音乐文化交流 |
| 第三节 西周音乐文化交流：一体化文化下的治礼作乐 |
| 一、周初制定礼乐 |
| 二、“礼崩乐坏”的同时乐舞走向绚烂 |
| 三、音乐教育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春秋战国音乐文化交流：多元社会背景下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背景 |
| 一、华夏文化的汇成 |
| 二、多元政治背景下的文化发展 |
| 第二节 音乐文化传播：区域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 |
| 一、区域音乐风格的多元 |
| 二、“钟磬之乐”的区域性交流与多元发展 |
| 三、“新声”的广泛传播与繁荣 |
| 四、《诗经》《楚辞》之形成发展 |
| 五、多元音乐思想与音乐教育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秦汉音乐文化传播与交流：一体化为主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传播与交流环境 |
| 一、民族融合与疆域扩张 |
| 二、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
| 三、外交政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 |
| 四、礼乐文化的承继与乐府机构的建立 |
| 第二节 域内传播与交流 |
| 一、从几个不同区域着名汉墓出土的相关音乐文物分析 |
| 二、以楚国为代表的区域音乐文化交流 |
| 三、以秦声为代表的歌唱传播 |
| 四、琴乐的传播 |
| 五、舞蹈文化传播与交流 |
| 第三节 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一、两汉与月氏、乌孙、匈奴等少数民族的音乐交流 |
| 二、鼓吹乐的传播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背景下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一、与西域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二、佛教音乐传入 |
| 三、百戏之传播发展 |
| 四、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五、关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与整合的思考 |
| 第五节 秦汉与域外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 |
| 一、与越南、缅甸等国的音乐交流 |
| 二、与朝鲜、日本的音乐文化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周与秦汉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之比较及意义：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的拓展 |
| 第一节 交流与传播之比较 |
| 一、交流背景：从多元政治到封建大一统 |
| 二、交流范围：从域内到域内外 |
| 三、传播方式与符号：愈发多元 |
| 四、传播内容：由雅及俗 |
| 第二节 东周秦汉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之意义 |
| 一、从历史意义层面分析：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
| 二、对当今音乐文化建设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从多元轴心时代的多元到封建大一统强势一体化下的多元 |
| 一、民族融合与交流是音乐文化发展的基础 |
| 二、政治、经济是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保障 |
| 三、内部交流与内外交流是有机的统一 |
| 四、多元与一体是矛盾统一体 |
| 五、音乐艺术多元化发展是永恒的定律 |
| 六、追古思今是根本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汉乐府歌诗的形成机制与文本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汉乐府歌诗文本问题的意义 |
| 二、汉乐府歌诗的形成机制与文本生成研究现状 |
| (一) 汉乐府歌诗文本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
| (二) 两汉乐府歌诗与社会制度研究 |
| 三、论题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视角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礼乐形态与汉乐府歌诗的创作 |
| 第一节 条次宗庙仪法与《安世房中歌》的创作 |
| 一、宗庙仪法建制《房中祠乐》之初成 |
| 二、“三世而后安”与《安世房中歌》的命名 |
| 三、作乐崇德与《安世房中歌》的运作 |
| 第二节 礼乐建构与《郊祀歌》十九章的创作 |
| 一、《郊祀歌》兼采楚歌体制 |
| 二、《郊祀歌》吟咏祭祀见事及其生成主题 |
| 三、汉成帝时罢复郊祀与《郊祀歌》修订 |
| 四、天人相应与《郊祀歌》的运作 |
| 第三节 卤簿、食举用乐与《汉铙歌》的创作 |
| 一、大驾卤簿用乐与《朱鹭》《上之回》等曲的创作 |
| 二、《汉铙歌》与汉代食举用乐之关系 |
| 三、《汉铙歌》的使用功能及其“音声”特征 |
| 第二章 文本流传与汉乐府歌诗的历时形成 |
| 第一节 《相和歌辞》的形成与流传模式 |
| 一、叙事方式与《相和歌辞》的形成 |
| 二、“弹筝酒歌”与《相和歌辞》的演唱机制 |
| 三、《睢阳曲》的产生和流传 |
| 第二节 乐舞演进与《舞曲歌辞》的形成 |
| 一、汉代杂舞文献的形成 |
| 二、《武德舞》的演进模式 |
| 三、东平王刘苍《武德舞歌诗》的形成 |
| 第三节 《莋都夷歌》文本产生及语境文化 |
| 一、《莋都夷歌》产生的历史动因 |
| 二、《莋都夷歌》文本写定状况 |
| 三、《莋都夷歌》相关问题考察 |
| 四、《莋都夷歌》产生的语境文化 |
| 第三章 “行风俗”与汉代杂歌文本的生成 |
| 第一节 汉代“行风俗”与杂歌诗的产生 |
| 一、“行风俗”与定制作之关系 |
| 二、两汉时期“行风俗”及其地域范围 |
| 三、“行风俗”与汉乐府歌诗地域分布之关系 |
| 第二节 “行风俗”群体与杂歌的产生 |
| 一、儒生成为“行风俗”的主体 |
| 二、“行风俗”主体与杂歌的润色模式 |
| 三、附着于帝王引语以及文人作品而产生的歌谣 |
| 第三节 “行风俗”体系的确立 |
| 一、“行风俗”与“举谣言”的趋同与分野 |
| 二、“行风俗”的周期 |
| 三、“行风俗”体系的形成 |
| 第四节 “行风俗”体制下的杂歌创作 |
| 一、“行部”与“行县”与杂歌的产生 |
| 二、以郡守类为主体的杂歌及谣辞的产生 |
| 三、汉乐府杂歌诗的产生路径 |
| 第四章 “举谣言”制与汉代谣辞文本的生成 |
| 第一节 “举谣言”制与两时期的吏治模式 |
| 一、两汉时期官吏考绩模式的演进 |
| 二、吏治之道下的“妖言” |
| 三、“举谣言”制关涉功课等级的认定 |
| 第二节 “举谣言”的制度形态 |
| 一、“舆人之诵”与“举谣言”初貌 |
| 二、“举谣言”制的生成过程 |
| 三、“举谣言”制的评骘功能 |
| 第三节 “举谣言”制体系的确立 |
| 一、“举谣言”与“行风俗”的制度关联 |
| 二、“举谣言”的周期 |
| 三、“举谣言”制体系的形成 |
| 第四节 “举谣言”制影响下的谣辞文本 |
| 一、“举谣言”者对谣辞的加工、润色模式 |
| 二、谣辞的文本建构及其历史叙事 |
| 第五章 歌辞指向与乐府倡乐活动的兴盛 |
| 第一节 歌辞的娱乐指向与汉乐府倡乐活动 |
| 一、汉乐府歌辞的娱乐指向 |
| 二、倡乐活动所反映的汉代社会 |
| 三、女乐艺人所用乐器及其表演形式 |
| 第二节 汉代乐府倡乐活动与“倡乐晏胡”的运作机制 |
| 一、西汉时期倡乐活动的兴盛 |
| 二、“倡乐晏胡”的运作机制 |
| 三、“倡乐晏胡”的文化认知 |
| 第三节 汉代“橦末伎”及其表演方式 |
| 一、“都卢”之义与“橦末伎”之关系 |
| 二、“橦末伎”的表演模式 |
| 三、“橦末伎”的施用功能 |
| 第六章 汉乐府歌诗的文学形态及佚诗补辑 |
| 第一节 《杂歌谣辞》与《郊庙歌辞》的文学形态 |
| 一、《杂歌谣辞》《郊庙歌辞》中的经学类目 |
| 二、《杂歌谣辞》《郊庙歌辞》中的经学观念 |
| 三、《杂歌谣辞》《郊庙歌辞》所见的社会形态 |
| 第二节 《郊庙歌辞》等汉乐府歌诗文本的整理及注释 |
| 一、《郊庙歌辞》的着录形态 |
| 二、《郊庙歌辞》等歌诗文本的注释体式 |
| 三、《郊庙歌辞》等歌诗文本的注释价值 |
| 第三节 两汉谣辞的文学形态及异文 |
| 一、两汉谣辞的文学形态 |
| 二、两汉谣辞的补辑及异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古弦新韵 ——京族独弦琴文化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田野点介绍 |
| 五、中心论点 |
| 第一章 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 |
| 第一节 神话传说中的独弦琴意象 |
| 一、初始形制：大自然的馈赠 |
| 二、神赐之器：融合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文化记忆 |
| 三、传统遗产：民族精神的自我隐喻 |
| 第二节 多重源流与角色差异：典籍中之历史角色 |
| 一、独弦琴的前身 |
| 二、各民族同类乐器之名近形异 |
| 三、典籍中的中越同源乐器 |
| 第三节 作为族群遗产与国家非遗符号的独弦琴 |
| 一、独弦琴在京族音乐发展中的角色分析 |
| 二、申遗：国家舞台的现身 |
| 三、文化自觉与角色建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独弦琴艺人的身份重构 |
| 第一节 早期民间艺人的文化角色 |
| 一、民间独弦琴艺人的社会身份 |
| 二、早期独弦琴艺人的角色认同 |
| 三、群体意识的历史积淀 |
| 第二节 文化主体的异质融入：非遗时期之前国家派驻的传承者 |
| 一、政府主导的转型 |
| 二、资源与契机 |
| 三、回馈与互惠 |
| 第三节 非遗时期的传承人：个人特质、社会阶层与地域的交互影响 |
| 一、年龄分布 |
| 二、性别比例 |
| 三、教育程度与职业 |
| 四、参与社区活动状况 |
| 第四节 自我、族性与国家：一位传承人的微型生活史 |
| 一、代际传承下的自然身份 |
| 二、文化实践与身份变迁 |
| 三、身份意识与国家认同意识的叠加 |
| 小结 |
| 第三章 仪式场域与展演空间 |
| 第一节 传统哈节仪式空间中的京族独弦琴 |
| 一、京族哈节的仪式场域与独弦琴敬演 |
| 二、非遗的乡土根性及其曾经的历史危机 |
| 三、族群文化的复兴与人文重建的交融 |
| 第二节 镜像视角下的哈节独弦琴：作为国家非遗文化符号的出场 |
| 一、以实体图像为代表的符号展示 |
| 二、以弹奏展演为代表的音律展示 |
| 三、以海洋文化为代表的旅游展示 |
| 第三节 汉族康王节中的京族独弦琴：民族间的共赢汇融 |
| 一、京汉文化互动的历程 |
| 二、京汉文化互动的现实趋势 |
| 三、民族间的共赢汇融 |
| 小结 |
| 第四章 独弦琴的现代传承 |
| 第一节 校本课程中的独弦琴：传承优秀民族文化 |
| 一、非遗制度影响下的京族地区民族文化教育情况 |
| 二、校本课程中的京族语言文化 |
| 三、校本课程中的独弦琴：改变部分京族青少年的命运 |
| 第二节 族群遗产传承培训与青少年文化认同 |
| 一、传承培训的必要性与多样化 |
| 二、独弦琴传承培训的发展规划 |
| 三、自我文化的形塑过程 |
| 第三节 青少年族群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认同 |
| 一、京族族群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认同的历史 |
| 二、区域族际关系与族际互动 |
| 三、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亲诚惠容：中越独弦琴协同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越南音乐背景与音乐分区 |
| 一、国土与人民 |
| 二、音乐地理分区 |
| 三、越南独弦琴音乐历史 |
| 第二节 中国睦邻政策之下的边疆独弦琴交流 |
| 一、中越关系以及中国边境地区的睦邻政策 |
| 二、同源文化交流交往 |
| 三、边疆文化协同发展 |
| 第三节 独弦琴在中越关系中的作用 |
| 一、京族独弦琴作为中越公共外交的优势资源 |
| 二、京族独弦琴公共外交的文化实践 |
| 三、以琴为桥构架桂越边疆友好文化网络 |
| 小结 |
| 第六章 古弦新韵的延展 |
| 第一节 曾经的独弦“独语” |
| 一、逼仄的生境与独语的琴声 |
| 二、族群边界的文化表征 |
| 三、从代际间的线性传承到多样化传承 |
| 第二节 曲目变化的传统基础与现代意愿 |
| 一、族际音乐文化交流的表现 |
| 二、文化差异与多元共生 |
| 三、接续传统,重启新机 |
| 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价值表达 |
|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表达 |
| 二、多元文化的相处之道 |
| 三、中国非遗制度与民心相通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律以数成—朱载堉与Stevin等程律创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3. 本文研究的预期目标 |
| 4.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中西等程律研究之备略 |
| 1.1 律学起源与发展 |
| 1.2 律学物理意义与乐理基础 |
| 1.3 音感知定量化过程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三分损益律的起源与发展 |
| 2.1 中国古代礼乐关系与律历同书传统 |
| 2.1.1 礼乐关系渊源 |
| 2.1.2 律历同书的传统 |
| 2.2 同律度量衡—律学计算的起点问题 |
| 2.3 三分损益律的起源与发展 |
| 2.3.1 五声音阶的推算 |
| 2.3.2 半音音阶的推算 |
| 2.3.3 淮南子“仲吕极不生”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探求新律与朱载堉新法密率的创立 |
| 3.1 朱载土堉创立等程律的历史文化背景 |
| 3.1.1 朱载堉生平与着作 |
| 3.1.2 理学文化背景与律历融通的思想之影响 |
| 3.2 探求新律的两个实例—京房六十律与何承天新律 |
| 3.3 朱载堉新法密率的创立流程 |
| 3.3.1 律学上的难题——实际问题的提出 |
| 3.3.2 律与度量衡——创立数学模型 |
| 3.3.3 朱载堉新法密率之计算程序 |
| 3.3.4 朱载堉新法密率之计算方法 |
| 3.3.5 朱载堉新法密率之全面推广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从五度相生到八度分割 |
| 4.1 古希腊音乐学科的发展及影响 |
| 4.2 毕达哥拉斯五度相生律创立过程 |
| 4.3 数学方法探索律学问题与宇宙和声的影响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Stevin等程律创立过程 |
| 5.1 Stevin生平与创立等程律的背景介绍 |
| 5.1.1 Stevin生平与着作 |
| 5.1.2 文艺复兴的影响 |
| 5.2 西方等程律的发展过程 |
| 5.3 Stevin公理化方法与等程律数理计算解析 |
| 5.3.1 Stevin创立等程律的数学基础 |
| 5.3.2 Stevin公理化方法提出的等比量音程假设 |
| 5.3.3 Stevin的等比量音程理论的展开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朱载堉与Stevin等程律之比较 |
| 6.1 朱载堉与Stevin创立等程律的背景动机分析 |
| 6.1.1 历史文化背景 |
| 6.1.2 朱载堉与Stevin创立等程律的直接动机 |
| 6.1.3 小结 |
| 6.2 朱载堉与Stevin等程律路径比较 |
| 6.2.1 朱载堉数值分析思维 |
| 6.2.2 Stevin公理化方法 |
| 6.2.3 小结 |
| 6.3 数学方法解决律学问题的传统——数学基础与算法 |
| 6.3.1 朱载堉与Stevin等程律学术基础的比较 |
| 6.3.2 朱载堉与Stevin等程律计算程序问题 |
| 6.3.3 朱载堉与Stevin等程律计算全面推广 |
| 6.3.4 朱载堉与Stevin等程律计算精度辨析 |
| 6.3.5 小结 |
| 6.4 朱载堉与Stevin等程律的研究与评价 |
| 6.4.1 朱载堉“新法密率”的批评者与研究者 |
| 6.4.2 Stevin等程律理论评价与研究 |
| 6.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及规模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 |
| 2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
| 2.1 海水养殖业的内涵与产业发展要素 |
| 2.1.1 海水养殖业的内涵与产业特征 |
| 2.1.2 海水养殖业发展的产业要素 |
| 2.1.3 发展现代海水养殖业的现实意义 |
| 2.1.4 现代海水养殖业的发展目标 |
| 2.2 规模经济与海水养殖业发展 |
| 2.2.1 规模经济 |
| 2.2.2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必要性 |
| 2.2.3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条件 |
| 2.3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理论依据 |
| 2.3.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2 产业生态理论 |
| 2.3.3 产业关联理论 |
| 2.3.4 产业结构理论 |
| 2.4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模式 |
| 2.4.1 工厂化养殖 |
| 2.4.2 海水网箱养殖 |
| 2.4.3 海水池塘养殖 |
| 2.4.4 筏式养殖 |
| 2.4.5 浅海底播养殖 |
| 3.1 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概况 |
| 3.1.1 养殖品种、结构 |
| 3.1.2 养殖面积 |
| 3.1.3 养殖产量 |
| 3.1.4 养殖产值 |
| 3.2 我国海水养殖业取得的主要成就 |
| 3.2.1 海水养殖业是我国成为世界海洋渔业大国的重要支撑 |
| 3.2.2 科技在提升生产要素品质方面的效应日渐突出 |
| 3.2.3 海水养殖业成为海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
| 3.2.4 海水产品冷链流通体系初步建成 |
| 3.2.5 海水产品加工业逐渐呈现专业化、系列化特征 |
| 3.3 我国海水养殖业存在的问题 |
| 3.3.1 养殖环境问题 |
| 3.3.2 海洋生态灾害问题 |
| 3.3.3 产业结构问题 |
| 3.3.4 水产品质量问题 |
| 4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国际经验借鉴 |
| 4.1 世界海水养殖业发展现状 |
| 4.2 发达渔业国家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通行做法 |
| 4.2.1 重视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 |
| 4.2.2 将生态保护理念贯穿于海水养殖业整个流程 |
| 4.2.3 创新养殖技术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益 |
| 4.2.4 通过政府的监管与支持提升养殖质量 |
| 4.3 经验借鉴 |
| 5 我国海水养殖业规模经济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
| 5.1 开始重视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养护方面的产业发展 |
| 5.2 培育优良品种推进海水养殖业规模化发展 |
| 5.3 不断完善、创新养殖模式，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益 |
| 5.3.1 工厂化养殖成为海水养殖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
| 5.3.2 池塘围堰养殖稳步发展 |
| 5.3.3 以清洁生产为主旨大力发展滩涂养殖 |
| 5.3.4 不断拓展浅海养殖产业发展空间 |
| 5.4 充分发挥科技在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
| 5.5 防治病害降低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风险 |
| 5.6 养殖机械化、数字化成为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的新动力 |
| 5.7 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7.1 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
| 5.7.2 良种培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
| 5.7.3 养殖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 |
| 5.7.4 病害防治方面存在的问题 |
| 5.7.5 养殖机械化、数字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
| 6 我国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 |
| 6.1 我国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评价的模型构建 |
| 6.1.1 DEA 方法的基本原理 |
| 6.1.2 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评价的模型构建 |
| 6.2 海水养殖业经营规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6.2.2 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 基于 DEA 方法的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实证研究 |
| 6.3.1 数据处理与说明 |
| 6.3.2 不同规模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实证分析 |
| 6.3.3 海水养殖业效率最优规模的确定 |
| 6.4 海水养殖规模效率差异性原因分析 |
| 6.4.1 海水养殖规模效率差异性原因分析方法 |
| 6.4.2 海水养殖生产函数估计 |
| 6.4.3 实证结论 |
| 7 我国海水养殖业提高规模经济效率的路径：工业化养殖 |
| 7.1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方向预测 |
| 7.2 工业化养殖成为当前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必然选择 |
| 7.2.1 工业化养殖的内涵 |
| 7.2.2 海水养殖业工业化养殖的必要性 |
| 7.3 我国海水养殖业工业化发展的基本思路 |
| 8 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及提高规模效率的对策 |
| 8.1 通过产业化运营，深化专业化分工，发展规模经济 |
| 8.1.1 产业化运营对于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推进机理 |
| 8.1.2 以产业化运营推进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具体措施 |
| 8.2 以技术创新促进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可持续性 |
| 8.3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为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提供资金支持 |
| 8.4 运用工业经营管理理念，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 |
| 8.5 配套措施 |
| 8.5.1 重视政府在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进程中的协调与规制作用 |
| 8.5.2 以保护—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系统为原则，优化养殖模式 |
| 8.5.3 以科技成果转化夯实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技术支撑 |
| 8.5.4 大力发展水产品加工和流通业，提升规模效益 |
| 9 结语 |
| 9.1 结论 |
| 9.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问题的提出及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及研究意义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中的公共外交研究 |
| 一、 公共外交理论阐述 |
| 二、 公共外交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二节 国际政治中的音乐研究 |
| 一、 音乐理论阐述 |
| 二、 音乐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进攻研究 |
| 第一节 “政治先锋”角色分析 |
| 一、 新闻回顾 |
| 二、 重点剖析 |
| 三、 音乐作为政治先锋的思考 |
| 第二节 “观念大使”角色分析 |
| 一、 冷战时期的“民主大使” |
| 二、 冷战后的“文明大使” |
| 三、 音乐作为观念大使的思考 |
| 第三节 案例分析：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爵士乐在冷战中的运用 |
| 一、 背景分析 |
| 二、 公众分析 |
| 三、 媒介分析 |
| 四、 效果分析 |
| 第三章 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防御研究 |
| 第一节 “身份标识”角色分析 |
| 一、 国家身份的象征——国歌 |
| 二、 国家形象的代表——民间音乐（家） |
| 三、 音乐作为身份标识的思考 |
| 第二节 “文化桥梁”角色分析 |
| 一、 消除误读 |
| 二、 分享文明 |
| 三、 音乐作为文化桥梁的思考 |
| 第三节 案例分析：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音乐在中国的传播 |
| 一、 背景分析 |
| 二、 公众分析 |
| 三、 媒介分析 |
| 四、 效果分析 |
| 第四章 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制约因素研究 |
| 第一节 音乐审美的独立性与政治权力的疏离 |
| 第二节 音乐观念的模糊性与政治理念的偏离 |
| 第五章 音乐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运用 |
| 第一节 中国主流交响乐团的公共外交 |
| 一、 出访背景分析 |
| 二、 目标公众分析 |
| 三、 演出曲目分析 |
| 四、 媒介态度分析 |
| 第二节 音乐运用于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音乐外交理论建构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与进一步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俄罗斯音乐文化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影响”调查问卷 |
| 附录二：部分专家采访笔录 |
| 附录三：中国主流交响乐团出访媒介内容分析指标、赋值及说明 |
四、“联抗”成立的背景及其任务和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艺术研究院70年概述（1951—2021）[J].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史研究课题组,陈乾. 艺术学研究, 2021(04)
- [2]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D]. 李海燕. 吉林大学, 2021(01)
- [3]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D]. 张东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建国后十七年的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D]. 赵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5]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D]. 党岱.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6]汉乐府歌诗的形成机制与文本生成[D]. 岳洋峰.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古弦新韵 ——京族独弦琴文化发展历程研究[D]. 戚剑玲. 云南大学, 2018(01)
- [8]律以数成—朱载堉与Stevin等程律创立研究[D]. 刘娅娅. 西北大学, 2014(04)
- [9]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及规模效率研究[D]. 王大海. 中国海洋大学, 2014(02)
- [10]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研究[D]. 曾琳智.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