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技术伦理向度的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启蒙时代以来,现代性问题逐渐发展为普遍的全球性问题。从个人层面来看,现代性导致了价值理性的丧失、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的缺乏以及生活意义的消解等一系列内在矛盾和困境;从社会层面来看,现代性带来了贫富分化、生态危机、恐怖主义等深层危机。整个世界都深受普遍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带来“现代性之隐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省与批判,蕴含着马克思对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追求,是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深层解剖、批判性思考的理论结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将为回应、反思和批判现代性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打破了人们对“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依赖。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都把目光聚焦在个体解放和个体独立之上,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是以抽象的“个人主体性”为基本取向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导致了“个体”与“共同体”的两极对立,从而使现代人遭遇了根本性困境。本文就是要在现代性视域下,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生成、现代性奠基、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意义进行总体性考察,最大限度释放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批判力和解释力,从而探索克服现代性问题的现实道路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纵深推进马克思共同思想的研究将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因此,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经典文本,从现代性的视角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展开深入研究,将为促进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结合点和实践生长点。全文除去引言共分四章:第一章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厘清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生成脉络。从思想史来看,亚里士多德“城邦共同体”、卢梭“契约共同体”、黑格尔“伦理共同体”、费尔巴哈“爱的共同体”和赫斯“自由共同体”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马克思。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了传统共同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冲突加剧,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这些因素促使马克思提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念相一致的“共同体”思想。第二章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奠基进行分析,为后文论述如何克服现代性困境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明晰马克思辩证法、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将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根本的思维方式、科学的历史观基础以及现实的切入点。另一方面,通过对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社会以及虚假共同体与真实共同体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来阐释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的“三阶段”理论视域下共同体思想的深化与人的自我理解方式的深刻变革。第三章深入探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凸显出的现代性批判内容。现代性发展为人类通向文明之路创造一切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危机。马克思通过诊断现代性病症,集中对现代性的三种形式——异化劳动、市民社会及资本逻辑展开批判,指出现代性批判的本质是资本逻辑的批判,并说明这是面向“当代的普遍问题”。只有破除货币和资本等抽象力量对人的统治,超越“个体”和“共同体”的抽象对立,进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现代性的困境与难题才能得以真正破解。第四章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意义进行多角度挖掘和阐发。一方面,围绕“个体和共同体的分裂”这一重大问题,马克思哲学展开了与当代哲学的理论论争,其共同体思想优于共同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流派对该问题的理解,并为现代社会重新奠定了价值规范基础,彰显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在当今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多问题和挑战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精髓要义,为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凸显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具有的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终极关怀。在意义维度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不仅在理论内涵上得以充盈,同时其蕴含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趣又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充分彰显出来,由此,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将在现时代背景下获得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化。
国吉[2](2021)在《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的手稿》问世以来,异化理论开始系统性的得到学界的广泛的重视,它逐步走出马克思尤为关注的劳动领域,科技异化、文化异化、消费异化等理论层出不穷。这其中,尤以法兰克福学派所构建的异化理论影响力最大。总体而言,异化理论在当代依然被诸多学者所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处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依然没能摆脱异化状态的困扰,尚未完全走向全面的自由和解放。无论是战争的创伤、工作的压迫、失业的压力、消费的诱惑,还是在科技飞速发展面前的无所适从、娱乐至死背后的精神空洞,异化如影随形得渗透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本身正是对这种人类社会反常状态的总体写照和集中研究,并试图为人们摆脱异化困扰,走向彻底的自我解放而开具理论的药方。因此,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异化理论的构建本身就是延续并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于是,重新审视和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对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逐步破解现实社会中的异化状态,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第一章绪论部分从总体上梳理了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的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为后文的具体性研究做好铺垫,并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出发从学术的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两个方面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在分析、归纳和总结国内外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不同国别学者研究范式的区别,并进一步阐释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都有长于具体人物、具体异化理论的研究而疏于系统性把握的研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点与理论缺失。本文第二章从总体上对法兰克福异化理论的诞生背景、思想渊源和主要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法兰克福学派成立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其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学术流派,法兰克福学派流行的时期,恰巧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福特主义化最为突出的时期,在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相互交织的作用下,多重社会危机频频凸显,这就为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凭据。其成员在吸收借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异化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本身包括对于异化概念的分析,对于异化成因的探讨以及构建消除异化的学术路径。本文第三章重点探讨法兰克福学派人的总体异化论。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往往会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偏爱,毕竟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名时期也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大行其道的时期,再加之心理学的研究本来就是部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专长。因此,人与自我的异化问题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理论家看来,人本身具有逃避自由的心理倾向,其原因则在于抽象生产本身的人格困境,如果想要摆脱这种状态就必须构建全方位的健全社会。人在自我异化的过程中势必带来人与他者的交往异化问题,正因为个人主义的极端偏执,导致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倾向于对他者施压,人与人的关系不再和谐统一而是走入了对抗境遇。本文第四章重点探讨法兰克福学派消费异化理论。二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进入到稳定发展状态,然而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随之而来,消费异化就是其中之一。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人们在消费社会中已经逐步丧失了主动选择的能力和自由,为了虚假的需要,人们不断通过消费的方式来印证自我存在的意义,消费本身由满足人类基本物质生活的经济行为逐步转变为人们行动的终极目的——为了消费而消费,隐藏在消费过程背后的符号权力、景观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都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焦点。本文第五章重点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科技异化理论。科技本应该是造福人类社会的工具之一,然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科技水平越是提高,工具理性越是强烈,人类就越是陷入科技主义的樊笼难以自拔。科技本身已经逐步走出“中立”的状态,开始具有了意识形态的特质。因此,科技走向了人的对立面,成为压迫和奴役人类的异己性力量,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中的战争危机、生态危机的背后都可以显而易见得察觉到科技发展的推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深入探讨了科技发展背后的异化问题,并从工具理性、路径依赖、价值中立、意识形态等维度对科技异化展开了理论批判。本文第六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进行了总体上评价。本文指出,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之一,深入挖掘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内在逻辑以及批判性的力量,对于拓展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视角,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加深对人与社会的现实问题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与启发意义。与此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要保持清醒的认知,敢于揭示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内在缺失,指出其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歪曲性解读与创造,看清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的刻意回避,以及透彻辨析其实践指向的乌托邦事实。
贺栋豪[3](2021)在《技术治理的向度、风险及规避 ——基于鄂托克前旗的案例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以来,随着新型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的科学技术被应用于国家与社会治理当中,推动了技术治理的伟大实践。相比于传统社会治理,技术治理在治理效率、回应性、风险的感知及预判方面具有显着的优势。然而,每一个新技术的应用都存在某种“限度”或“风险”。换而言之,技术治理也必然会产生一种非平衡的状态,而如何应对技术异化、规避技术治理风险,充分释放技术治理的活力将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命题。首先,本研究以鄂托克前旗技术治理的实践为例,阐述了技术治理的内容、方式及范围。本文认为技术治理最显着的特征即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应用于传统治理过程中,实现了治理工具的技术化,进而使得治理理念、治理主体结构、治理范围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其本质是实现复杂社会治理的简约化、清晰化。与此同时,技术治理也有效地提升了公共部门的治理能力,使得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公共行政的效率、权力监督的透明化程度、风险感知的灵敏度均有所提高,是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一种表现,代表一种理性主义的价值追求。其次,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对其进行了归类。具体涉及价值风险、民主及政治风险、安全风险、决策风险、伦理风险、及追责困境。最后,本研究基于对技术治理向度的把握、风险的反思、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从倡导科学的技术治理理念、规范技术治理实践活动、健全技术治理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及责任机制、建立技术治理伦理约束机制和立法保障等几个维度提出相关对策及建议,以期兴利除弊,推动技术治理朝着更加规范、合理的方向上发展。
漆飞[4](2021)在《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论文以当代批判理论的共同体思想为研究对象,在当代美学的问题域中聚焦审美共同体的问题研究,在内容上呈现为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美学之维、审美共同体的共识与差异、主体化与去主体化、边界与去边界等具体问题,以及审美共同体的理论批判五个章节。审美共同体研究以生命政治作为总体性的研究进路。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经由微观政治与感性生命场域的重返生成了对政治和美学的不同理解路径。当代批判理论家不同程度地改写、颠覆和超越福柯对于生命权力的后现代式考察,以生命经验的感性之维重构当代生命政治与感觉共同体之间的理论关联。朗西埃转换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以对政治与治安的讨论激活对感性共同体分配机制、去身份化和异质感知构成等问题的阐发,经由感性领域的重构生成了不同于福柯的感性政治进路。阿甘本、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等人则基于对生命感知潜能的总体性观照,重新思考感觉共同体与审美感知、主体经验之间的张力,建构了不同生命政治进路下的审美共同体批判思想。共识与差异是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当代批判理论接续和吸收早期批判理论和后批判理论对于宏大叙事、总体性和同一性逻辑的解构,但其并不全然地消解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和异质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感觉和情感共通的审美共同体范式。通过颠覆和超越存在论对于共在的反思,当代批判理论家将总体性问题视为一种新的本体论,以独一性、任意独一性、独一复多来重新规定审美共同体内部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阿甘本以任意独一性来指认无法被表征的非本质差异性,埃斯波西托以疫责的空无属性来回应它与普遍性的关系,奈格里和哈特则将差异视为具有生成共同性的重要机制,赋予其生产性的潜能。感知、经验、语言和情感多维度地参与审美共同体的主体表达,基于差异的多元共同体形构出诸多不同类型的去主体化范式。对生命的伦理-美学诉求贯穿在当代批判理论关于审美共同体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始终,通过秉承福柯晚年对于自我生存的去主体化思考,当代批判理论家以“去同一化”和“去身份化”来重新界定共同体内部感性生命存在的具体内涵。朗西埃以无分之分作为感觉共同体的解放主体,奈格里与哈特基于情感、认知和审美等感性系统来具有生产潜能的主体范式,以容纳差异的诸众来形塑审美共同体的发生,阿甘本则将纯粹潜能作为生命感知的触发机制,以语言和艺术的可交流性作为去主体化的具象呈现方式。“去身份化”是审美共同体的具有解放潜能的主体感性表达,其既没有返回到启蒙现代性时期被高扬的主体性,也未完全地落入后批判理论对于主体的全面批判和解构。基于审美共同体对于差异性和去主体化的内部构成,其外部存在形态呈现为从有边界的、实体的、稳定的向去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的等方面的转变。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是审美共同体存在形态问题的核心所指,埃斯波西托以免疫机制的否定性特征预设了一种非实体化感觉共同体的出现,作为边界机制的免疫范式彰显出对感性生命的纳入与排除逻辑,阿甘本以难民的现实问题激活了对生命政治边界的思考。媒介、信息和技术共同地参与着审美共同体的建构,传统基于血缘、宗族和地缘等自然关系纽带的共同体范型被松动,基于流动性的情感、感觉和意义的虚拟化审美共同体正在生成之中。审美共同体以情感和感性系统为内核建立起新的认同价值体系并延伸出诸多不同的表达范式,其自身也蕴藏着向审美乌托邦、异托邦、世界主义等诸多形态转变与对话的可能性。当代批判理论家经由共同体审美和感性维度的阐发,营构出一种基于容纳差异、去主体化的、无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生成的审美共同体范式,这一范式不仅构成了对于后现代以降总体性危机的重新反思和回应,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对当代美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在回应后现代之后的总体性问题时,当代批判理论彰显出极强的现实介入品性和批判色彩,然而这一介入性常常体现为理论与思辨层面的介入性。在面向现实语境中的具体问题时,审美共同体思想呈现出其限度,一方面是在理论介入现实时存在转换的矛盾性和难以现实化,另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不可转换性。
周环[5](2020)在《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行政责任是行政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既包含制度维度,也包含伦理维度。传统公共行政主要强调对制度性客观责任负责,对伦理责任的关注相对较弱。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科学化、技术化、法制化主导的工具理性弊端显现,行政发展范式从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行政责任的伦理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行政责任履行过程中存在行政责任公共性与行政主体自利性冲突、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冲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等伦理问题,引导我们对行政责任伦理困境进行研究。该论文以行政责任伦理困境为问题域,从行政伦理层面探讨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内涵、实质、表现、根源及出路。就内容而言,论文的写作特色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对“行政责任”的内涵进行解读。行政责任是行政组织及其行政人员基于职业和角色身份,履行相应义务及承担相应后果的道德与法律要求。行政责任既包括应然性的“尽责”层面,也包括实然性的“问责”层面。从这一概念出发,以责任伦理为基本理论框架,分析行政人员的责任冲突困境,行政组织的责任归因困境,行政责任制度的“问责”困境以及我国行政责任的特殊伦理困境,揭示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本质为行政生活中的价值冲突,即行政主体的自利性与行政责任公共性冲突。第二,从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实质及表现追溯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根源,主要分析行政人员自利性带来的行政人员主观道德风险,行政组织的伦理异化问题以及行政责任制度的有限性问题。第三,基于以上分析,提出走出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可行性路径,首先,重塑行政责任公共性价值。其次,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达成责任共识。最后,审慎的伦理妥协。在此基础上,从行政人员的个体责任、负责任的行政组织、行政责任制度伦理三个层面分析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出路。通过强调行政人员“为他”的责任意识,为行政人员走出自利性困境找到方向,又从责任能力、责任行为角度阐释行政人员个体责任路径。行政组织层面提出整合组织内、外部控制因素,通过组织制度等保证组织中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行政责任制度伦理层面,主要是确保制度的伦理化设计和制度的伦理化运行。这些路径对于消解行政主体自利性,构建公共性行政责任,促进行政责任的道德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法、案例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经验描述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行政伦理学的视角揭示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本质,拓宽行政责任研究视野,克服以往研究中片面强调对制度性客观责任负责的问题,倾力于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行政责任的动态发展性出发,在行政人员、行政组织、行政责任制度的互动关系中把握行政责任伦理困境,尽量避免既有研究中以静态分析的方式孤立的研究行政人员、行政组织、行政责任制度的局限。试图以行政伦理学的视角进行理论分析,从整体上、宏观上阐释行政责任伦理困境,从而为走出行政责任伦理困境提出有益的探索。
高静[6](2020)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文中指出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教学研究开始从一般教学理论的建构转向对教学实践的探索,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教师是教学实践改造与变革的实施者与推动者,教师以符合教学需要的教学实践理性指导并参与教学实践,从而实现对教学实践的改造与变革。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教学的内在依据,是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且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与质量。理想教学的实现,首先需要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由此才能进一步将理想的教学转化为现实的教学,实现对教学的应然改造与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然而,在当前社会历史阶段需要怎样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包括其目标向度是怎样的?有哪些基本维度?在教学实践中是如何实现的或其指导下的教学实践应该是怎样的?这些是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扰与难题,对其的认识模糊与定位不准,使教师教学实践迷失方向与教学行动的意志力不足,导致教师教学实践的偏离,进而影响教学的质量。基于此,本研究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建构为着重点,尝试性地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应答。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武器,以“人是目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立德树人”根本教育宗旨下的教学需求以及教学深化改革为契机,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历史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来探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体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基本特征及价值意蕴进行理论阐释,并在对其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进行考察与审视,以及对“立德树人”背景下的教学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推演并建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包括应然追寻、理论架构与实现路向。总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围绕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三个层面,遵循“是什么——怎么样——应如何”的研究思路,具体表现为“理论阐释(第一章)——历时审视(第二章)——理论建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与教学实践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并阐释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我们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指作为教学实践主体的教师,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与主流价值取向下,遵循教学的普遍价值原则、教学过程规律与教学规范,借助一定的方法工具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即将应然教学转化为实然教学的意志性能力。这种意志性能力是一种相对于认识能力而言的现实行动能力,即在认识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指导并转化为教师的教学实践行动,其实质是教师将观念中的理想教学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行动能力,否则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就会因仅停留在意识或观念层面无法“变现”而失去现实效力。为进一步明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概念及其论域,在对其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并不消除教师教学实践感性、并非拒斥教师教学理论理性、并非等同于教师教学实践逻辑、非片面追求教学的有效性,也不即是教师教学的合理性,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内隐性与外化性的统一、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具身性与离身性的统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价值意蕴具体表现为教学实践理性之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渗透、是教师教学的内生根据与内在吁求、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自然展现。在“怎么样”的认识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人类历史分期的划分,追溯、梳理并归纳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原始社会时期是“自然朴素”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奴隶与封建社会时期为“经验伦理”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近代时期是“理性启蒙”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现代时期表现为“工具效用”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且分别对教学实践活动产生不同的功能作用,即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容要素如教师主体意识、教学价值取向、教学过程规范与教学实现方式四个方面共同展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教学实践理性样态,并在整体上呈现一种历史性的演变过程。综观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整个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过程,首先在纵向层面总体上呈现为不断向复杂性与高层次演化与发展的趋势;横向层面表现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及其特定需要,作为完整意义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凸出的重心不同或某一侧面备受推崇。其次,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有“传统性”,传统是从过去流传下来并进入到现在且关乎着未来,不断地选择性地以不同形式延续着,生存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并与特定社会相互作用而以新的符合需要的形式展现着并发挥作用。此外,由于社会实践自身的历史局限,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低层次与片面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这只是其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阶段,在未来的自由王国里必将实现其自身的和谐与自觉。在“应如何”的价值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理性”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首先,在宏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及趋势,以及“立德树人”时代背景下的教学需求,推演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这一应然向度,其本质内涵为建构教师与学生的完整性以及教学世界的完整性。这一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与条件,即在意识层面对教师进行教学实践理性的双重启蒙,在制度层面为教师教学行动自由提供制度保障,在自我养成层面教师应进行教学的自我反思以及教学的德性自律。其次,在中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向度,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理论架构,包括合理定位教学“人是目的”的根本基点、真实反映教学主体的内在尺度、科学把握教学客体的基本规律、自觉遵循教学正义的伦理原则以及善于运用教学推理的思维方法。最后,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追寻与理论架构为价值导向与理论支撑,提出具体的教学实现路向。立足于微观的课堂教学实践,并遵循先指出教学实践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后阐述教师应该如何建构或实现应然的教学状态的逻辑思路,提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实现路向,包括自觉建构“可能”的自足型教学价值取向、综合考量多元性与动态生成的教学目标、有效组织教学内容和优化教学内容结构、自主建立“他者”关照的师生主体间关系、灵活选用学生发展指向的智慧性教学方法,以及立足于“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教学评价。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表现在:第一,研究视角新。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同时以“和谐理性”为具体的理论指引,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第二,研究观点新。本研究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更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将观念建构的理想状态的教学有效且合理地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过程,包括教师如何促进教学由低效走向高效,教师教学如何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此外,还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的状态,旨在建构师生与教学世界的完整性。
贾如[7](2020)在《善与实践智慧 ——在利科反思诠释学的视野内》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现代性的危机和后现代性对“大写的人”的否定,哲学界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对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完全持否定态度,如德里达和罗蒂;一种是对现代性下的形而上学抱有复兴之意,如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相对于同时期哲学家们较为激进的道德主张,利科在这两种哲学声音中显得比较温和,他始终以现象学-诠释学为方法论,建构一个以人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该体系与主体哲学息息相关,伦理学本身是关于人类自身的诠释,而经过伦理学诠释的自身概念也得到了扩大与升华。利科由此建立起了以语言和反思为方法论的诠释学。对自身的理解与诠释,就是主体从内在反思到外在实践的诠释学循环过程。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反思自身性与相同性、主体性与自身性、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并对自身的能力进行认识与肯定,从而树立起自尊与自善相统一的自我形象。利科认为自我在他者处认识自身、建构自身,在与他人的遭遇中更新与发展自身。所以人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放弃在笛卡尔主义下的直观自我来回答“我是谁”这个哲学问题,放弃对终极的伦理主张的妄想,转而在反思诠释学的哲学视野内去发现更为具体的伦理生活方式。在当代的道德境遇中,与他人一起生活意味着主体必须做出与社会道德标准相符合的行为。对利科而言,人的所有能力都统一在人类原始的肯定性之中。他从语言、行动、叙事和负责任这四个向度去诠释人的破碎性与创造性,从而在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概念下去接近人的内心生活,去建构自我。所以在利科的伦理哲学体系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才是伦理活动、道德动机与道德责任的最终责任人。利科伦理哲学的伦理主张既强调对善的生活的伦理目标的追求,也重视道德义务的规范性,因为伦理本身来自于主体自身的存在及其对自身的诠释。主体哲学本身属于伦理学范畴,而伦理学也应当被看作是主体自身的诠释学。主体是诠释的主体,而伦理是主体的诠释。利科将善与义务同自身联系起来,并由此提出分别代表着目的论与义务论的自善与自尊的两种自身筹划的结构。在利科看来,没有任何一个道德主张可以在单一形式的自身筹划中展开,目的论必须经过义务论的检验,而义务论必须以目的论伦理意向为前提。但当出现不能被自善与自尊化解的解释的冲突时,利科认为只有实践智慧才能妥善处理善与善之间的冲突。所以利科的形而上学伦理学,是从目的论出发,经由义务论的检验,从而在实践活动中采用实践智慧来对道德规范体系作出补充。综上,利科伦理学是以人的行为规范为导向的伦理哲学体系,是在实践生活中完成从个人向善的伦理意向到主体间信服的过程。实践智慧来自于对自身的诠释,它源自哲学人类学,也最终走向人对自身的认识。利科伦理哲学思想经历了反思与实践的迂回,已经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利科更加具体地对实践智慧提出了要求,认为后者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在善与善的冲突性领域中去规范道德标准,并针对性地为伦理判断充当最后一道保障。
郑艳艳[8](2020)在《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技术以微观和宇观为取向的发展趋势,使其逐渐超越人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并在技术实践中给人、自然与社会带来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困扰着人们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判断和认知。那么,我们能否理解以及如何理解超越人类经验直观的现代技术在现实的技术实践中引发的伦理问题,这是现代技术的当代发展给技术伦理问题研究带来的挑战。作为一种超越实证方法的精神科学,诠释学以人类“理解性”的精神活动为对象,是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尤其是哲学诠释学将理解视为此在的生存方式,是历史与现在、自我与他者、陌生与熟悉的汇合或融通,其关于“前理解”、“视域融合”、“实践智慧”等基本范畴的阐释为人们理解现代技术及其引发的伦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前理解”作为形成理解的必要前提是现代技术伦理的自觉向度,即在效果历史中反思前见,对前见进行一次再启蒙,形成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风险的“完满性”的前把握。在现实的技术实践中,现代技术伦理的“前理解”奠基于一定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通过“时空距离”生成意义、存异求同,并在“效果历史”中达到澄明境界。现代技术伦理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是形成理解和解释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必要前提,为我们理解和解释现代技术及其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开启了实现理解之可能性。在既有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具体的技术境遇之间,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看似不可逾越的“时空距离”,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理解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必要条件,具有积极的因素。“时间距离”可以过滤和筛选掉招致误解的关于现代技术伦理问题的“假的前见”,在新技术境遇下展示出筹划伦理问题的新的意义因素;“空间距离”可以促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化的现代技术伦理观念在沟通中存异求同,即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理解。现代技术伦理的效果历史澄明,就是把对技术伦理的反思从外向型的“技术评估”转向内向型的“技术伴随”,即从技术设计开始“伴随”技术发展的始终,彰显其整体性、情境性和前瞻性,从“人—技术—世界—历史”的关系统一体出发,建构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情境的、健康和谐的人—技术关系。“视域融合”作为深化理解的基本途径是现代技术伦理的间性澄明向度,即通过在更广阔的视域中重新审视技术实践中不同的视域,构建一种以生活世界为中心的视域互构共生的现代技术伦理。首先,在技术实践的现实语境下,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奠基于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和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可能的前提和基础,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开始的情感动因,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进行的有效途径,三者彼此渗透,为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其次,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在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上展开,历时态维度的视域融合处理因时间距离所导致的具体技术实践与既有伦理要求之间的视域冲突,以使技术伦理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各类视域中不断的融合与扬弃,发展一种具有伦理前瞻性和整体性的技术;共时态维度的视域融合处理由空间距离所造成的现代技术伦理多元主体间的视域对抗,以促进相关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构建一个健康、和谐、公平、公正的社会道德秩序。最后,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实践进路和目标呈现为现代技术伦理功能的彰显,伦理活动参与者的拓展,以及伦理的生活世界的构建。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直接效果是技术和伦理的视域都得到了扩大和拓展,不但凸显了技术的伦理功能,也开拓了伦理的物转向,但其最终旨归是构建伦理的生活世界,技术只有在生活世界之中才能显示其价值,伦理只有从生活世界缘起才能彰显其意义。“实践智慧”作为理解的内在要素和真正本质为现代技术伦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即通过诠释学的自我思考召唤实践智慧以引导人们创新并负责任地应用技术,以构建一种以“善”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伦理。首先,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应对具体情境的理智能力,强调具体情境的优先性,有助于妥善处理现代技术实践与伦理理论之间的张力问题。实践智慧以理论指向与情境分析的沟通与交融为进路,既消解了理论与现实、伦理原则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张力,又使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也丰富并扩充了自身的内容。其次,实践智慧作为对善的谋划和审慎,在更深的层面上表现为合乎“中道”的探索,有助于消解现代技术发展与伦理规制之间的矛盾。如何合理地把握技术发展的“中道”以避免其产生危害人类的严重后果,抑或如何对技术可能的后果做出前瞻性的预测,是一个需要根据具体境况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涉及的是实践智慧对“中道”的探索,表现为明辨度量分界和审时度势的能力。第三,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理性反思能力离不开实践主体,通过内化为现代技术实践主体伦理意识的自觉,实践智慧有助于弥合认识与实践之间的逻辑距离。以人的现实实践为目的诠释学,通过实践智慧的理性反思将人的认识与实践联结起来,形成并实际地体现于人的理解和实践过程,沟通了存在于人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并为其联结注入了自觉的内涵。对于技术活动的实践主体而言,实践智慧有助于使科学技术活动的合伦理性内化为其伦理意识的自觉,这既符合技术实践的内在要求,也是融伦理价值于科技工作者行为之中的重要诉求。在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运用诠释学的理论成果对现代技术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理论层面,从诠释学关于“前理解”、“视域融合”和“实践智慧”等基本理论出发研究现代技术伦理问题,阐明了人类理解超越日常经验、困扰人类认知的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不但为技术伦理学的研究增添了新视角、丰富了其理论内涵,而且为消解传统技术伦理的理论局限,构建以善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伦理指明了方向。在实践层面,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进行诠释学思考可以引导我们在效果历史中对既有的前见进行理性反思,在“对谈”中关照多元主体间复杂的价值诉求,并让古老的实践智慧照鉴未来,从而使现代技术在承载人类命运的同时关涉人类的幸福,进而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现代技术健康发展的实质。
祁文博[9](2020)在《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文明的发展常常会带来经济财富增加、人生存境遇的改善、社会的持续进步。但现代人环顾四周,在感受到现代化带来身心喜悦的同时,却不断受到各种风险的威胁。城市作为现代性文明最突出的展现,本应是人类自由发展的“诗意栖居”,但却不断遭遇城市风险的威胁。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上述问题的出现?人类应该选择何种方式去规避客观存在的城市风险?已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本研究聚焦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风险治理,尝试通过复合且独特的视角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何为复杂现代性理论?复杂现代性理论与城市风险的内在逻辑关系如何?城市风险呈现样态的生成之因是什么?怎样构建城市风险治理的展开路径?围绕这几个核心叩问,本研究通过建构“复杂现代性-城市风险-治理”的研究框架,综合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哲学思辨法展开研究,并结合当前风险治理实践,深度把握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风险治理问题。绪论部分就本文的选题价值、研究现状、研究问题以及方法与框架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综述。第一章是城市风险的复杂现代性理论检视,主要基于复杂现代性分析范式与城市风险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城市风险是复杂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复杂现代性在认知向度、制度架构、风险规避层面为认识、治理城市风险提供新的视角,二者互相建构。第二章是城市风险的呈现样态,城市生态失衡带来人的生存之困、城市权利失衡带来人的发展之困、城市意义迷失带来人的存在之困。第三章是现代城市风险的成因,科学与技术构成了城市风险生成的客观原因,资本逻辑在城市空间的强势运行所带来的资源浪费以及人本价值背离导致城市空间生产的异化,社会系统转型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所带来的政府、媒体、公众、抽象体系等次级系统的不合理运行。第四章是城市风险治理维度,城市伦理、城市制度与城市权利是现代城市风险治理最重要的三个维度,城市伦理规约、滋养、涵育城市制度,而完善合理的城市制度能够支撑、保障城市权利的实现,三者之间是相互统一的,为构建复合型城市风险治理体系提供伦理指向、行动方向与价值指引。第五章是城市风险治理体系,在治理理念上,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深度植入城市伦理、城市制度以及城市权利之中,推进城市风险治理思想现代化;在治理结构上,从科技伦理转型、资本逻辑规塑与社会系统逻辑规约三个方面推进城市风险治理结构现代化;城市风险治理最终应实现共同体治理,通过不断减少空间区隔与结构固化、调整运行规则、实现文明自觉,在多重向度上构建城市命运共同体。最后是研究结论,即在中国复杂现代性理论的指引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逻辑,在利用与规塑资本现代性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风险治理体系,在引领中国城市文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也为世界城市发展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此外,针对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作者将在分析框架、实践案例与主题内容三个方面予以完善,以期对城市风险治理研究完成更为深度的挖掘。
杜海涛[10](2020)在《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研究“伦理”理念下的正义形态,及其之于西方正义论诸形态演进的关联线索。在黑格尔概念体系中,“伦理”被定义为个体与普遍物的统一。但当用伦理作为现代性诊断的工具时,黑格尔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含义。伦理正义是指诸伦理实体中的正义实践要求,它既体现为伦理实体维持自身所需要的诸美德,也体现为个体与伦理实体中的伦常或美德统一的精神,前者是个人德性的正义,后者是伦理实体的正义。伦理正义既体现在家庭、社团等私人共同体领域,也体现为政治共同体中公民伦理认同的参与精神。在私人领域它对应的是包含着多元善观念的实践要求;在政治领域它体现为伦理精神与公共生活的统一,以完成社会伦理整合与制度系统的统一。以“伦理”看待西方正义论史诸形态,旨在考察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当正义与伦理对立会否产生一种时代自我诊断的精神自觉。因此,以“伦理正义”作为西方正义论诸形态的关联线索去考察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正义论的传统形态包括希腊传统的德性正义形态与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正义形态,传统正义论具有明显的“伦理性”与“本质主义”特点。希腊伦理世界的正义以个体德性与共同体本质的同一性为基本特质,柏拉图据此概括出“理性—灵魂和谐—个人正义”与“伦理精神—城邦正义—美德正义”两种正义范式,后者就体现出早期共同体社会伦理正义的一般形态。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正义和具体正义的德性主义建构,以及对政治与共同体至善同一性理解,也都保留着希腊世界的伦理正义气质。但在基督教神学世界中,世俗共同体不再是人的本质,人在超越层面上获得平等的身份。而在神圣关系中,个体通过信仰向上帝“称义”,“义人”的确认来自于一个外在本质,因而伦理正义又体现个体为回归本质实体的神学诸德性。就“现世”的伦理实体而言,教会和国家虽有不同的世俗正义形式,但它们的正义终极依据都来自于向上帝的称义。政教合一的异化促使正义论转向神圣与世俗相对独立的正义理解。而新教的神学个人主义此世化也为现代正义精神奠定了开端。古今正义论之别的辨证在于德性、城邦、上帝与财产、利益何者为根本善的问题。现代正义以契约论为开端,它一方面体现为个人权利的平等要求,一方面体现为政治体的合法性。契约主义虽然完成了对人的自由的论证,但它同时也将现代世界带进了一种原子化状态,自我利益与消极自由成为社会最高善理想。而且,就精神发展而言,启蒙把效用性当作人的本质,不可避免地导向时代伦理精神的失落。这为契约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当代分歧奠定了基础。但以契约主义为主的现代正义论在自由、权利取得的成就,为现代政治文明开辟了发展的根基。在当代分配正义以及正义与伦理的论证上,启蒙无疑都扮演着过渡作用。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可区分为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共同体主义多元正义、互主体的程序正义。当代正义论开端于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进一步论证,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共同点是自由权利为分配基础,它总体上要求普遍正义优先于伦理生活。社群主义代表了时代精神的自我诊断与自觉,即纯粹将正义对立于良善生活,只会产生抽象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精神。由此,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善较正义更具优先性。在自由主义者的回应中,罗尔斯和德沃金提出一种政治社会的“伦理共同体”,它要求个体认同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原则的伦理价值,并愿意为其付出“德性努力”与“生活理想”。而一种偏社群主义的主张则认为社会伦理性体现在个人认真对待自己的幸福理想,也能在社会多元的共同事业中形成包含着不同价值内容的共同体。虽然两者在个人善与共同善统一的观点上不同,但就社会伦理正义精神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克服消极、包含精神与崇高的当代探索。交往理论下的程序正义形态与承认正义形态,是当代正义论的又一重要形态。哈贝马斯将正义、伦理、道德的规范合理性表现在互主体理想的话语环境中,正义体现为形式性、合法性、程序性,伦理认同的本真性也要遵循“伦理商谈”原则。在霍耐特看来,哈贝马斯互主体理论没有考量主体之间的情感和道德态度问题,他主张以主体间“承认”作为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正义标准,“承认”作为一个规范标尺,具有爱、团结等互主体的规范要求,社会正义和伦理生活的正义性都将以此为诊断标准。由此,他在承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等理念,在“横向”上重建了一种伦理性正义的标尺。一种“合伦理”的正义包含着基于伦理关系、具体生活的境遇性正义要求。伦理的理念提出是为诊断现代伦理学诸问题,它要求一种“处境式”的实践理念,这对于注重抽象正义和消极正义的现代正义理解是有针对作用的。正是基于此,伦理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以一种精神自觉的形式在正义诸形态中起到关联或辨证作用。
二、科学技术伦理向度的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学技术伦理向度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现代性之隐忧”与“共同体重建”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与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1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生成 |
1.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 |
1.1.1 亚里士多德“城邦共同体” |
1.1.2 卢梭“契约共同体” |
1.1.3 黑格尔“伦理共同体” |
1.1.4 费尔巴哈“爱的共同体” |
1.1.5 赫斯“自由共同体” |
1.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背景 |
1.2.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传统共同体 |
1.2.2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加剧 |
1.2.3 工业革命的壮大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
1.3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历程 |
1.3.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初步探索 |
1.3.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逐步形成 |
1.3.3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深化 |
第2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奠基 |
2.1 马克思哲学为构建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辩证法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根本的思维方式 |
2.1.2 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基础 |
2.1.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切入点 |
2.2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内涵界定的三重维度 |
2.2.1 个体和共同体 |
2.2.2 共同体与社会 |
2.2.3 虚假共同体和真实共同体 |
2.3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
2.3.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的历史发展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 |
2.3.2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人的依赖性” |
2.3.3 资本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
2.3.4 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个性” |
第3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批判 |
3.1 现代性的根本矛盾:个体与共同体的抽象对立 |
3.1.1 现代性的内在困境: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 |
3.1.2 占有性个人诞生的理性维度 |
3.1.3 自由主义的隐秘前提:占有性个人与现代共同体的抽象对立 |
3.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现代性批判 |
3.2.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异化劳动批判 |
3.2.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市民社会批判 |
3.2.3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资本逻辑批判 |
3.3 现代性困境的必然出路:迈向“自由人联合体” |
3.3.1 “自由人联合体”的根本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 |
3.3.2 “自由人联合体”的和谐本性:个体与类的真正和解 |
3.3.3 “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性论证:个人和共同体的真正统一 |
第4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
4.1 现代性视域中共同体的危机与当代哲学的论争 |
4.1.1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实质:“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 |
4.1.2 有机马克思主义为破解共同体危机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
4.1.3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开启日常生活批判以拯救“脆弱的现代性” |
4.1.4 当代西方共同体理论的根本缺陷:物质—实践向度的缺失 |
4.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
4.2.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成的理论依据 |
4.2.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实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其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概述 |
2.1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诞生背景 |
2.1.1 生产活动福特主义化倾向 |
2.1.2 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交织 |
2.1.3 多重社会危机的频繁突显 |
2.2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
2.2.1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
2.2.2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
2.3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内容梳理 |
2.3.1 异化的基本内涵 |
2.3.2 异化的形成机制 |
2.3.3 消弭异化的途径 |
第3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总轴:人的总体异化 |
3.1 自我异化的三重表象 |
3.1.1 逃避自由的心理选择 |
3.1.2 抽象生产的人格困境 |
3.1.3 病态社会的被动接受 |
3.2 人与他者交往异化的具体表征 |
3.2.1 交往的疏离 |
3.2.2 偏执的个体 |
3.2.3 他者的掌控 |
第4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左翼支点:消费异化 |
4.1 消费社会中的异化形态 |
4.1.1 非理性的消费机器 |
4.1.2 被符号化的商品 |
4.1.3 主体的弱化 |
4.2 异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 |
4.2.1 物体系中的隐匿强权 |
4.2.2 意识形态的符号压迫 |
4.2.3 虚假的自我认同 |
第5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右翼支点:科技异化 |
5.1 科技发展的反向之路 |
5.1.1 科技异化的基本范畴 |
5.1.2 科技异化的生成逻辑 |
5.1.3 科技异化的负面效用 |
5.2 新科技异化的诞生 |
5.2.1 数字技术深入发展与科技异化新形态 |
5.2.2 科技新异化推动下社会发展的再加速 |
5.2.3 科技革新与隐私保护的冲突加剧 |
第6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总体评判 |
6.1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有益向度 |
6.1.1 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化 |
6.1.2 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的补充 |
6.1.3 对个人主体价值的深入挖掘 |
6.2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内在缺失 |
6.2.1 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严重误解 |
6.2.2 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忽视 |
6.2.3 脱离异化道路的乌托邦式困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理论成果 |
后记 |
(3)技术治理的向度、风险及规避 ——基于鄂托克前旗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1.实践意义 |
2.理论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1.国外研究综述 |
2.国内研究综述 |
3.国内外研究综述小结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1.研究思路 |
2.研究内容 |
(五)研究方法 |
(六)可能创新与不足 |
1.创新之处 |
2.不足之处 |
一、技术治理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技术治理相关概念界定 |
(二)理论基础 |
1.治理理论 |
2.技术治理理论 |
3.技术执行理论 |
4.风险社会理论 |
二、鄂托克前旗技术治理的向度 |
(一)鄂托克前旗技术治理理念 |
1.精细化的社会治理指向 |
2.高效化的问题处理逻辑 |
3.整体性的治理价值追求 |
4.公民满意的公共服务意识 |
(二)鄂托克前旗技术治理主体结构 |
1.层级结构扁平化 |
2.权力结构多元化 |
3.功能结构整体化 |
(三)鄂托克前旗技术治理的内容及范围 |
(四)鄂托克前旗技术治理工具 |
(五)鄂托克前旗技术治理效能 |
1.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得到提高 |
2.公共行政的效率得以改进 |
3.行政监督的透明化程度得以改善 |
4.风险感知的灵敏度增加 |
三、技术治理的风险 |
(一)技术治理的价值风险 |
1.违背价值理性 |
2.丧失民主价值 |
3.产生“数字鸿沟” |
4.定制信息茧房 |
(二)技术治理的政治风险 |
1.引发技术极权 |
2.政府决策“失灵” |
(三)技术治理的信息安全风险 |
1.个人数据隐私保护不足 |
2.数据权属不明晰 |
3.数据安全风险系数高 |
(四)技术治理的追责困境 |
(五)技术治理的伦理风险 |
四、规避技术治理风险的路径指向 |
(一)倡导科学的技术治理理念 |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技术治理理念 |
3.坚持价值理性的指引 |
(二)规范技术治理实践活动 |
1.建立技术治理的规范和监督机制 |
2.建立健全数据收集和使用制度 |
(三)健全技术治理人才培养机制 |
(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及责任机制 |
1.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
2.建立健全多元主体权责利益协调分配机制 |
(五)建立技术治理伦理约束机制 |
1.加强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 |
2.加强行政组织的责任伦理建设 |
3.引导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
(六)加强立法保障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硕士期间学术成果 |
主持/参与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
(4)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审美之维 |
第一节 生命政治的批判理论进路 |
一、微观政治与生命政治 |
二、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 |
三、治理术与生命政治 |
第二节 生命政治与感性共同体 |
一、感觉共同体的分配机制 |
二、感觉共同体的去身份化 |
三、感觉共同体的异质感知构成 |
第三节 作为否定性范式的感觉共同体 |
一、感性生命的原初典范 |
二、例外状态与共同体的界槛 |
三、朝向死亡政治的生命感知形式 |
第四节 作为肯定性范式的感觉共同体 |
一、以情感为核心的生命政治生产 |
二、超越生命政治的免疫式共同体 |
三、感知潜能与人类共在的张力 |
第二章 共识与差异: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 |
第一节 总体性问题的批判理论进路 |
一、非同一的星丛共同体 |
二、超越总体的绝对差异 |
第二节 歧感共同体与差异性感知的重组 |
一、重返感性经验的社会场域 |
二、可感性分配与审美感知的重构 |
三、制造差异的美学异托邦 |
第三节 容纳差异的多元共同体 |
一、超越存在的非同一共同体 |
二、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 |
三、共同性与差异的生成潜能 |
第三章 主体化与去主体化:审美共同体的主体性问题 |
第一节 主体性问题的批判理论进路 |
一、从先验主体到实践的主体 |
二、被建构的非中心化主体 |
三、人民作为去身份化的主体表达 |
第二节 生成性的诸众与艺术的生产 |
一、诸众与主体性的生产 |
二、非物质生产的感性装置 |
三、爱的政治与情感劳动 |
第三节 生命主体的感知潜能与语言经验 |
一、空无属性的赤裸生命 |
二、生命经验的纯粹表达 |
三、多元叠合时间中的潜能主体 |
第四章 边界与去边界:审美共同体的存在形态 |
第一节 从实体的/边界的向非实体的/去边界的转换 |
一、从共同体到共通体:感觉的共通 |
二、免疫范式的边界机制 |
三、难民与生命政治边界 |
第二节 从稳定的到流动的共同体 |
一、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 |
二、流动-生成中的情感纽带 |
第三节 审美共同体的形态转换与价值功能 |
一、审美乌托邦、敌托邦、异托邦 |
二、虚拟的感知远托邦 |
三、包容与对话的美学世界主义 |
第五章 审美共同体理论的限度 |
第一节 难以现实化的形式共通 |
一、作为规范性的生命-形式 |
二、感知潜能的非现实性 |
三、介于反乌托邦与虚无主义之间 |
第二节 主体性生产的转换困境 |
一、浪漫主义式的构成性力量 |
二、爱的政治是否可行? |
三、理想主义者的革命式乌托邦 |
第三节 想象式的边界机制 |
一、边界转换的有限性 |
二、归属的结构性难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人名索引 |
附录二 概念索引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5)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创新点 |
第2章 行政责任及其伦理困境界说 |
2.1 行政责任界定 |
2.1.1 行政责任概念、特点及内容 |
2.1.2 行政责任的伦理基础 |
2.1.3 行政责任的本质规定性 |
2.2 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内涵与实质 |
2.2.1 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内涵 |
2.2.2 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实质 |
第3章 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表现 |
3.1 行政人员的责任冲突困境 |
3.1.1 行政人员角色冲突 |
3.1.2 行政人员利益冲突 |
3.1.3 行政人员权力冲突 |
3.2 行政组织的责任归因困境 |
3.2.1 责任与服从的两难 |
3.2.2 集体责任与个体责任困境 |
3.2.3 组织责任遮蔽下个体责任的消解 |
3.3 行政责任制度的“问责”困境 |
3.3.1 “情理”与“法理”冲突 |
3.3.2 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冲突 |
3.3.3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二分 |
3.4 我国行政责任的特殊伦理困境 |
3.4.1 宏观公共行政环境困境 |
3.4.2 微观组织亚文化困境 |
第4章 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根源 |
4.1 行政人员个体的有限理性 |
4.1.1 自然人角色与主观道德风险 |
4.1.2 职业角色与自由裁量权风险 |
4.1.3 行政领导角色与行政自主权风险 |
4.2 行政组织的伦理异化 |
4.2.1 行政组织“去道德”倾向 |
4.2.2 行政组织结构限制个体伦理选择 |
4.2.3 行政人员对组织权威的盲从 |
4.3 行政责任制度的限度 |
4.3.1 工具理性的制度缺陷 |
4.3.2 行政责任制度的内在有限性 |
4.3.3 规则至上的形式化问题 |
第5章 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的出路 |
5.1 优化行政责任伦理原则 |
5.1.1 重塑公共性价值 |
5.1.2 达成责任共识 |
5.1.3 慎用伦理妥协 |
5.2 行政人员责任伦理路径 |
5.2.1 “为他”的责任思维 |
5.2.2 主体性的责任能力 |
5.2.3 实践性的责任行为 |
5.3 负责任的行政组织路径 |
5.3.1 整合组织内外部控制因素 |
5.3.2 鼓励负责任行为的组织制度 |
5.3.3 保持组织中的伦理自主性 |
5.4 行政责任制度伦理路径 |
5.4.1 制度的伦理化设计 |
5.4.2 制度的伦理化运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提出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 |
第一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本体诠释 |
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 |
(一)实践的本质 |
(二)理性的释义 |
(三)实践理性的厘定 |
(四)教学作为一种实践的界说 |
(五)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 |
二、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概念澄明 |
(一)并非消除教师教学实践感性 |
(二)并非拒斥教师教学理论理性 |
(三)并非等同教师教学实践逻辑 |
(四)并非片面追求教学的有效性 |
(五)并非即是教师教学的合理性 |
三、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基本特点 |
(一)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
(二)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
(三)内隐性与外化性的统一 |
(四)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 |
(五)具身性与离身性的统一 |
四、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价值意蕴 |
(一)教学实践理性之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渗透 |
(二)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教学的内生根据与内在吁求 |
(三)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自然展现 |
第二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时审视 |
一、“自然朴素”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及其表现 |
(一)教师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模糊性 |
(二)教学价值取向:维持人类生命的延续 |
(三)教学过程规范:自然依附的教学交往过程 |
(四)教学实现方式:以身示范的直观方式 |
二、“经验伦理”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及其表现 |
(一)教师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集体规约性 |
(二)教学价值取向:促进人的道德性养成 |
(三)教学过程规范:整体意识的规制教学交往过程 |
(四)教学实现方式:身教与言教的混合方式 |
三、“理性启蒙”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及其表现 |
(一)教师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个体性显现 |
(二)教学价值取向:培养有理性的公民 |
(三)教学过程规范:主体意识的单向教学交往过程 |
(四)教学实现方式:逻辑运演的抽象方式 |
四、“工具效用”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及其表现 |
(一)教师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自我矛盾性 |
(二)教学价值取向:培养标准化的知识人才 |
(三)教学过程规范:主体意识的“抽象”教学交往过程 |
(四)教学实现方式:结构性的程序方式 |
第三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追寻 |
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然追寻的必然性 |
(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二)新时代“立德树人”背景下的教学需求 |
二、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然追寻的向度 |
(一)多向和谐:应然追寻的横向向度 |
(二)自律自觉:应然追寻的纵向向度 |
三、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然追寻的条件 |
(一)意识觉醒: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双重启蒙 |
(二)行动自由: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制度保障 |
(三)反思自律: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自我养成 |
第四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理论架构 |
一、“人是目的”:教师合理定位教学的根本基点 |
(一)“人是目的”作为教学根本基点的确证 |
(二)个性自由全面发展是“人是目的”的归宿 |
二、主体自由:教师全面关照教学主体的内在尺度 |
(一)教师自我实现自由与教学自由 |
(二)基于真实需要的学生发展自由 |
三、对象限度:教师科学把握教学客体的基本规律 |
(一)学生的可塑性是作为“对象限度”的客观前设 |
(二)了解与利用学生的神经活动规律 |
(三)把握与利用教学实践的过程规律 |
四、教学正义:教师自觉遵循教学活动的伦理原则 |
(一)教学的伦理属性作为“伦理原则”的承认前提 |
(二)教学正义的伦理内容原则 |
(三)教学系统的伦理形式原则 |
五、教学推理:教师有效开展教学活动的思维方法 |
(一)实践推理的三种典型模式 |
(二)教学实践推理的运行机制 |
第五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实现路向 |
一、自觉建构“可能”的自足型教学价值取向 |
(一)自足型教学价值的意蕴及其追求 |
(二)自足型教学价值的“可能”蕴含 |
(三)自足型教学价值观的建构过程 |
二、综合考量多元性与动态生成的教学目标 |
(一)教学目标来源的多元综合性筛选 |
(二)基于教学规律关照教学目标的动态生成性 |
(三)明确“结果-过程-应用”的教学目标表达 |
三、有效组织教学内容和优化教学内容结构 |
(一)组织完整性教学经验内容 |
(二)统合差异性教学文化内容 |
(三)教学内容的结构优化过程 |
四、自主建立“他者”关照的师生主体间关系 |
(一)主体性师生关系的“同化”险象 |
(二)构筑内在主体间“我—你”关系 |
(三)关照内在主体间关系中的“他者” |
五、灵活选用学生发展指向的智慧性教学方法 |
(一)根植于教学关系的教学方法选用 |
(二)明确教学方法的对象及功能指向 |
(三)基于教学需要优化组合教学方法 |
六、立足于“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教学评价 |
(一)锚定教学评价即为“为教学的评价” |
(二)凸显“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7)善与实践智慧 ——在利科反思诠释学的视野内(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三、论文的理论框架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利科伦理哲学思想的缘起 |
第一节 利科伦理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
一、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 |
二、法国伦理思想的当代发展 |
第二节 利科伦理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
一、对亚里士多德善与实践智慧概念的继承 |
二、对伽达默尔实践哲学思想的吸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利科伦理哲学思想的诠释学视域 |
第一节 方法论基础:反思诠释学 |
一、现象学与诠释学的双重遗产 |
二、语言与反思的双重迂回 |
第二节 本体论基础:反思诠释学与主体哲学的辩证融合 |
一、打破自身:主体的危机与重建 |
二、诠释自身:文本理论与行动理论 |
三、证明自身:自身的诠释学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利科伦理哲学思想的理论建构 |
第一节 伦理目的论的优先性 |
一、以善的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意向 |
二、关心他人的伦理意向 |
三、在公正的制度中生活的伦理意向 |
第二节 伦理目的论与道德义务论的辩证法 |
一、善的生活伦理意向与义务间的关系 |
二、关心他人的伦理意向与尊重他人的规范间的关系 |
三、正义的伦理意向与正义法则间的关系 |
第三节 实践智慧:道德判断的试验场 |
一、由悲剧引发的伦理与实践的疑难 |
二、实践智慧对道德冲突的解决对策 |
三、基于叙事的道德境遇判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利科伦理哲学思想的反思与评价 |
第一节 利科伦理哲学思想与反思诠释学的内在联系 |
一、目的·义务·实践智慧:诠释学循环的伦理哲学 |
二、诠释的主体与主体的诠释:伦理与道德规范的自身 |
第二节 利科伦理哲学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一、从道德到制度:伦理与政治的实践智慧 |
二、存在的希望之乡:反思诠释学的本体论意义 |
三、向自身的回归:负责任的伦理主体 |
第三节 利科伦理哲学思想的局限性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2.1 诠释学的研究现状与评价 |
1.2.2 现代技术伦理的研究现状与评价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2 问题产生的背景及诠释学阐释 |
2.1 现代技术及现代技术伦理的概念解析 |
2.1.1 现代技术的本质及特征 |
2.1.2 现代技术伦理的概念 |
2.2 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诉求 |
2.2.1 超越外在主义的困境 |
2.2.2 消弥伦理考量的价值冲突 |
2.2.3 增强技术伦理的实践有效性 |
2.3 诠释学阐释现代技术伦理的理论基础 |
2.3.1 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
2.3.2 诠释学与伦理学和技术伦理的内在贯通 |
2.3.3 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 |
2.4 诠释学视角下的现代技术伦理概念 |
2.4.1 现代技术伦理的“前理解” |
2.4.2 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 |
2.4.3 现代技术伦理的“实践智慧” |
2.5 本章小结 |
3 前理解: 现代技术伦理的自觉向度 |
3.1 现代技术伦理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 |
3.1.1 现代技术伦理“前有”境域的多维性 |
3.1.2 现代技术伦理“前见”基础的导向性 |
3.1.3 现代技术伦理“前把握”要件的规定性 |
3.2 现代技术伦理的“时空距离” |
3.2.1 现代技术伦理在“时间距离”生成意义 |
3.2.2 现代技术伦理在“空间距离”存异求同 |
3.3 现代技术伦理的“效果历史”进路 |
3.3.1 效果历史在“外在主义”中的遮蔽 |
3.3.2 效果历史在“内在主义”中的绽现 |
3.3.3 现代技术伦理在“效果历史”中的朗照 |
3.4 本章小结 |
4 视域融合:现代技术伦理的“间性”澄明向度 |
4.1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节点 |
4.1.1 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 |
4.1.2 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 |
4.1.3 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 |
4.2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维度 |
4.2.1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历时态维度 |
4.2.2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共时态维度 |
4.3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实践进路和目标 |
4.3.1 现代技术伦理功能的彰显 |
4.3.2 伦理活动参与者的拓展 |
4.3.3 伦理生活世界的构建 |
4.4 本章小结 |
5 实践智慧: 现代技术伦理的未来指向 |
5.1 实践智慧及其诠释学复归 |
5.1.1 实践智慧的含义与特征 |
5.1.2 实践智慧的辨析 |
5.1.3 实践智慧的诠释学复归 |
5.2 实践智慧关涉现代技术伦理的必要性 |
5.2.1 伦理理论与现代技术实践的矛盾 |
5.2.2 伦理规约与现代技术发展的张力 |
5.2.3 技术理性的膨胀与人文精神的萎缩 |
5.3 实践智慧在现代技术伦理中的展现 |
5.3.1 现代技术实践与伦理理论的统一 |
5.3.2 现代技术发展与伦理规制的中道 |
5.3.3 现代技术伦理意识的自觉 |
5.4 本章小结 |
6 结语、创新点与展望 |
6.1 结语 |
6.2 创新点 |
6.3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9)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与评价 |
一、国外关于风险的研究概况 |
二、国内关于风险、城市风险治理的研究概况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研究问题 |
一、核心概念 |
二、研究问题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框架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框架 |
第五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城市风险的复杂现代性理论检视 |
第一节 复杂现代性的风险追问 |
一、现代性与现代性批判 |
二、反思现代性及其理论价值 |
三、复杂现代性及其理论价值 |
第二节 现代城市发展的风险追问 |
一、城市风险的历史演变 |
二、现代城市风险的基本特征 |
第三节 城市风险的复杂现代性 |
一、城市风险与复杂现代性相互建构 |
二、复杂现代性的城市风险生成逻辑 |
三、复杂现代性的城市风险多维面向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风险 |
第一节 生态失衡与生存之困 |
一、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生态风险 |
二、城市生态失衡:城市生态风险的当代呈现 |
三、生态失衡风险与人的生存之困 |
第二节 城市权利失衡与社会风险 |
一、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权利观 |
二、城市权利失衡:城市社会风险的当代呈现 |
三、城市权利失衡与制度规约乏力 |
第三节 城市意义迷失与文化风险 |
一、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文化风险 |
二、城市意义迷失:城市文化风险的当代呈现 |
三、城市文化危机生成之因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成因 |
第一节 城市风险的科技逻辑成因 |
一、高科技时代的全面到来 |
二、技术成因 |
三、科学成因 |
第二节 城市风险的资本逻辑成因 |
一、空间的资本化生产 |
二、空间的结构性失衡 |
三、资本逻辑的强势发展 |
第三节 城市风险的社会系统成因 |
一、政府成因与“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
二、媒体的传播机制与放大效应 |
三、公众风险意识淡薄与社会参与乏力 |
四、抽象体系失信与专家系统的利益导向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维度 |
第一节 城市伦理:城市风险治理的道德维度 |
一、城市伦理何以重要? |
二、城市伦理的本质与功能 |
三、城市伦理的实现与发展 |
第二节 城市制度:城市风险治理的行动维度 |
一、城市制度何以重要? |
二、城市制度的本质与功能 |
三、城市制度建构的原则与方向 |
第三节 城市权利:城市风险治理的价值维度 |
一、城市权利何以重要? |
二、城市权利的本质与功能 |
三、城市权利生产的实现与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体系 |
第一节 城市风险治理思想现代化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必要性 |
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三重逻辑 |
第二节 城市风险治理结构现代化 |
一、科技伦理转型 |
二、资本逻辑规塑与城市制度 |
三、社会系统逻辑规塑与城市权利 |
第三节 城市命运共同体与风险治理 |
一、构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
二、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本质与功能 |
三、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10)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二、主要论题及相关文献综述 |
(1)西方正义论的古今分异 |
(2)关于“伦理”理念的正义论研究 |
(3)现代正义论发展中的伦理性关涉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伦理”与“正义”关系的道德哲学辨析 |
第一节 “伦理”与“伦理精神” |
一、“伦理” |
二、“伦理”的精神本性 |
三、伦理与政治 |
第二节 “伦理”是何种“正义” |
一、正义的语义窄化及其阐释性特征 |
二、“伦理”作为一种正义的依据 |
三、一种参照“伦理世界”的正义理念 |
第三节 伦理正义与西方正义论史 |
一、伦理正义的性质 |
二、伦理正义以伦理共体的同一性为目的 |
三、伦理正义之于西方正义论诸形态 |
第二章 传统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一):希腊世界的德性主义正义形态 |
第一节 “伦理世界“及其正义形态 |
一、“伦理世界”的现象学还原 |
二、伦理世界中的个体与伦理实体 |
三、伦理实体中的正义 |
第二节 德性主义的正义论样态 |
一、德性正义与古代正义论的基本进路 |
二、理性、灵魂和谐与正义的“内圣”范式 |
三、“伦理精神—城邦正义—美德正义”的正义范式 |
第三节 正义诸向度的德性主义建构 |
一、亚里士多德论正义的德性之维 |
二、个体德性、政治正义与城邦至善 |
三、城邦教化与伦理正义品质的养成 |
第四节 古典正义论的特质及局限 |
一、古典正义论的特质 |
二、实体性的消亡与自然平等意识的悲怆 |
第三章 传统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二):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正义形态 |
第一节 基督教神学正义的精神特质 |
一、基督教世界观与正义的神学本质 |
二、神学正义的伦理性 |
第二节 “现世”伦理正义的神学架构 |
一、神学正义的“此世”困境 |
二、神圣社团中的正义形态 |
三、政教一体中神学正义异化 |
四、神学法理正义的探寻 |
第三节 新教正义观与向现代正义的过渡 |
一、宗教正义与世俗正义分离 |
二、“称义”新解与神学个人主义 |
三、从神学正义到现代正义 |
第四章 启蒙开启的现代正义论形态 |
第一节 启蒙世界观及其正义事业 |
一、“公开运用理性”的启蒙 |
二、启蒙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
三、人、社会和国家的分立 |
四、现代正义与伦理的分离 |
第二节 契约主义正义论形态 |
一、自然状态、家庭与自然正义 |
二、个体权利的先验主义论证 |
三、契约的喻证 |
四、契约主义的社会客观精神样态 |
第三节 现代正义形态中的个体善与社会善 |
一、权利、道德与个体善 |
二、一种功利最大化的善的理解方式 |
三、以启蒙为标识的现代正义特质 |
第五章 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一):善多元论下的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形态 |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论 |
一、三种自由主义分配正义思想 |
二、正义优先的个人主义基础 |
三、一场围绕“伦理”问题的论争 |
第二节 “政治自由主义”对“伦理”的有限承认 |
一、罗尔斯对黑格尔“伦理”的理解 |
二、私人性的伦理多元与政治社会中的伦理感 |
三、政治生活中的公民伦理理想 |
第三节 个体善与共体善统一的两种取向 |
一、德沃金论自由主义政治的伦理共同体 |
二、至善主义多元共同体的伦理建构 |
三、自由主义伦理共同体的有限性 |
第六章 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二):社群主义的社会多元正义形态 |
第一节 社群主义的精神样态 |
一、“社群”的伦理性 |
二、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
三、三种社群主义的共同体理念 |
第二节 社群主义的正义论 |
一、对自由主义正义原则的批判 |
二、社群主义的分配正义观 |
三、突出伦理正义精神的分配正义 |
第三节 伦理正义之于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理想 |
一、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 |
二、共同体主义对时代精神的洞见 |
三、社群主义理论的局限及现实主张的空泛 |
第七章 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三):互主体理论的程序正义与承认正义 |
第一节 互主体交往与现代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 |
一、交往理论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调和 |
二、互主体理论的精神特质 |
三、互主体理论对伦理生活的“横向”理解 |
第二节 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中的道德、伦理与正义 |
一、“后习俗”的道德正义与具体伦理 |
二、道德商谈与合法性正义 |
三、伦理商谈与伦理认同的本真性 |
第三节 形式伦理构想与正义的承认范式 |
一、非正义的诊断——从交往病理到承认病理 |
二、承认正义与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 |
三、以承认重建正义的现代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后记 |
四、科学技术伦理向度的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D]. 国吉. 吉林大学, 2021(01)
- [3]技术治理的向度、风险及规避 ——基于鄂托克前旗的案例研究[D]. 贺栋豪. 内蒙古大学, 2021(02)
- [4]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D]. 漆飞. 兰州大学, 2021(09)
- [5]行政责任伦理困境研究[D]. 周环. 辽宁大学, 2020(07)
- [6]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D]. 高静. 西南大学, 2020(05)
- [7]善与实践智慧 ——在利科反思诠释学的视野内[D]. 贾如.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8]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D]. 郑艳艳.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1)
- [9]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研究[D]. 祁文博. 苏州大学, 2020(06)
- [10]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D]. 杜海涛. 东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