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edodiversity: a controversial concept（论文文献综述）
曾渭贤[1]（2020）在《树种多样性对亚热带森林细根产量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的关系是现代生态学的研究前沿和热点。生物多样性增加有利于提高生态系统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和稳定性。目前,生物多样性对地上生态系统功能的调控机理已较为清晰,主要包括选择效应和互补效应。但生物多样性与地下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仍较为缺乏。主要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1）识别地下根系的树种归属较为困难,缺乏有效的方法对植物群落地下结构进行研究;（2）土壤水分、养分和质地的空间异质性强,使得植物地下空间结构比地上空间结构更为复杂。因此,细根（直径小于2 mm）树种归属识别技术,地下细根组成及空间分布的研究,对解析生物多样性与地下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极为重要。本研究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县大山冲国有林场的三个典型的亚热带次生林（针阔混交林,阔叶林以及常绿阔叶林）中,选择树种多样性梯度（1-12个树种）样方,采用根钻法以及生长芯发收集细根样品测定细根产量,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识别细根树种归属,研究亚热带森林地下细根的树种组成和相对比例,明确生物多样性对细根产量的影响,解析选择效应（树种因素、根系增殖策略）和互补效应（空间资源分区、养分利用）对地下产量的作用。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建立了识别细根树种归属的分子生物学方法。针对亚热带森林6个优势树种,成功开发了 6对特异性引物,并利用荧光定量（qPCR）方法准确地识别混合细根样品的树种归属以及预测各树种相对比例。同时,针对亚热带森林树种（数量>6种）,还开发了通用引物标记法来识别地下细根树种归属并预测树种的相对比例。比较亚热带森林58个常见树种的trnL（UAA）内含子和rbcLa基因片段,确认rbcLa基因片段更适用于识别亚热带森林树种。证实利用基于rbcLa基因片段的通用引物标记法能准确检测野外亚热带森林地下树种多样性以及各个树种的相对比例。（2）探讨了多种生物多样性指标与细根生物量之间的关系。选取了 4种生物多样性指标（物种多样性指数、功能多样性指数、群落的特征加权平均数指数和系统发育多样性指数）,发现物种多样性指数与细根生物量变化的关系拟合较好（p=0.004）,物种多样性对地下生态过程的解释度比其他三个指标更高,这与先前的地上研究结论不一致,表明地下生态系统与地上生态系统不同,因此应该加强对地下生态系统的探讨。研究发现,群落的特征加权平均数指数对地下生物量的预测能力极强（p=0.032）,而功能多样性指数与地下生物量相关性不显着（p>0.05）,表明生物量比率假说比生态位互补假说能更准确解释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对细根生物量的影响。（3）研究了细根生物量与地上树种多样性之间关系的主要调控机制。研究发现,表层土壤细根生物量随地上树种多样性的增加而增加（p=0.003）,但这一“超产”现象并非由细根的空间资源分区所致。在养分丰富的区域,植物的地下生长表现出对称增殖策略。此外,细根生物量取决于地上树种多样性和林分密度之间的交互作用（p=0.038）,表明林分密度和生物反馈应被视为亚热带森林地下细根生物量的重要驱动因素。（4）分析了树种多样性对细根年生产力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在表层土壤和深层土壤,细根年生产力均随树种多样性增加而增加。在树种多样性较为丰富的森林,细根年生产力与优势树种（选择效应）具有显着相关性,植物的地下生长表现出不对称根系增殖策略,土壤磷（P）限制有利于增强选择效应,表明细根年生产力取决于树种多样性,林分密度和土壤磷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p=0.011）。细根生物量的变化规律与细根年生产力不同。首先,细根生物量的“超产”现象仅出现在表层土壤,且根系表现出对称增殖策略。而细根年生产力的“超产”现象不仅出现在表层土壤,还出现在深层土壤,且根系表现出不对称增殖策略。其次,细根生物量受地上树种多样性和林分密度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而细根年生产力则受到树种多样性,林分密度和土壤磷三者交互作用的影响。
吴婷[2]（2020）在《荒漠草原围栏封育和围栏放牧植物多样性特征及物种共存格局》文中研究表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自2001年5月实施草原封育禁牧以来,已经进行了 19年。在此期间实施了草原划包到户或者联户,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草原围栏禁牧的措施。封育禁牧也经历了由过去的彻底围栏禁牧逐渐向围栏放牧或轮牧的转变。这些措施使得生态环境得到整体、大幅度改善,农牧民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封育禁牧对植被改善的具体效果成为决定禁牧政策走向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其跟踪研究一直在进行,研究从最初的草地盖度、草层高度、植物种类正面作用的评价,到后来对动物活动的限制、无干扰或少干扰草原退化、结皮形成促使植物群落结构简化等负面作用的评价,经历了一个认识全面和深化的过程。盐池县以灰钙土和风沙土为典型的地带性土壤,对于特定的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首先需要具有明确的恢复目标,不同的生境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的表现不同,直接反应在生态系统功能上的差异。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生态系统功能恢复。一些研究对研究对象的本底条件、禁牧方式和相应的植被演替阶段等界定的不严格或者陈述的不明确,导致了封育禁牧对植被影响研究结论存在明显分歧,直接影响到封育禁牧政策的未来走向和草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目前对于围栏封育对于多样性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多样性特征的研究,对于围栏封育下不同土壤类型上植物群落多样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对于不同时间尺度下多样性特征和物种共存格局的研究更是缺乏。本研究围绕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维持机制,以处于封育和放牧两种状态下的不同土壤类型上,不同时间尺度植物群落为研究对象,运用SPSS20.0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CANOCO 5.0主成分分析（PCA）、冗余分析（RDA）,零模型物种共存格局分析、显着物种对识别等分析方法,研究围栏封育和围栏放牧状态下不同土壤类型上不同时间尺度植物群落结构特征,物种多样性和物种共存格局。得出结果如下:1)围栏封育是荒漠草原退化草地最有效的恢复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围栏封育较围栏放牧群落的高度增加了 58%;覆盖度增加了 47%;多度降低了 25%;生物量增加了 23%,促进植物群落向进展演替的方向发展。2)群落特征:围栏封育情况下群落类型以禾本科+豆科为主,主要功能群为多年生禾本科;围栏放牧情况下群落类型以豆科+菊科为主,主要功能群为菊科和豆科。相对于放牧管理,封育状态下,灰钙土上禾本科、豆科的生物量、多度、高度、盖度有显着差异;菊科的生物量和多度有显着差异。风沙土上禾本科生物量、多度、高度有显着差异;调控因子主要是土壤0-5cm粗砂粒含量、黏粉粒含量、TN、TC、pH,10-20cm黏粉粒含量。群落物种组成分布差异,主要依赖于土壤生境。3)多样性特征:相较于放牧管理,围栏封育多样性指数未见显着性差异;灰钙土和风沙土上α多样性指数呈现显着性差异。围栏封育区灰钙土上β多样性显着低于风沙土,风沙土上物种的周转率高于灰钙土。环境过滤对于多样性起调控作用,围栏封育显着提高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封育和放牧显着影响灰钙土生境群落多样性,而对风沙土多样性多样性影响较弱。4)物种共存格局:显着性物种竞争共存格局主要发生在灰钙土生境,植物多样性维持受生物过滤机制调控。风沙土主要表现为非竞争性共存格局,植物多样性可能受环境过滤和随机过程调控。
张超[3]（2020）在《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末以来,信息科技革命引起了人类大变革,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和交往上愈加普遍,全球化现象遂凸现出来。在全球化沛然不可阻挡的背景下,诸如民族国家、公民资格等理念面临着重新思考的必要。教育如何帮助公民应对全球化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与挑战,成为教育领域最为迫切的研究问题之一。这就要求各国不但要坚持培养公民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而且要注重培养公民的全球意识和包容不同文化的胸怀,最终培养在全球化社会中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公民。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实施全球公民教育计划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培养负责任的全球公民,这是全球化时代公民教育的新使命。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系之一,教师娴熟,设施完善,学生的表现接近国际评估的最高水平,研究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特别是自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以来,对我国学生教育具有借鉴意义。本研究基于三个渐进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本体论之思,即“是什么”的研究。本研究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界定了相关核心概念,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的热点和存在的问题,并重点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设置、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等内容进行了研究。第二维度是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目的论之思,即“为什么”的研究。本研究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进行了反思性研究,研究了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产生的背景和发展阶段,探讨了其产生的理论根源。第一,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历史演进。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梳理了加拿大民族国家成立以来,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发展脉络。二是与全球公民教育相关的全球化理论、公民资格理论和共同体理论。本研究认为全球化是全球公民产生的直接动力,全球公民教育课程是教育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形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其次,通过对公民资格理论的分析,从全球公民的演变、认同、权利、责任等方面阐述了全球公民教育的主要观点。第三个维度是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方法论之思,即“怎么样”的研究。本研究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进行了评价性研究,梳理了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实施效果和特点,最后得出为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公民教育课程的启示。本研究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创造性地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公民教育的关系。本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厘清全球认同问题及其在民族国家实施的可能性,有助于追踪、分析和科学研判全球公民教育,有利于拓展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研究的“全球视野”,丰富和充实我国公民教育课程理论的研究,探索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在我国的“本土生长”。有利于探讨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中国融入世界提供教育智慧,消解狭隘的民族主义,预防极端暴力主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人类在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共同责任上达成的广泛共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公民”不再是一个高山仰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坚持“理解、宽容、合作、共生”理念和全球公民教育来实现的目标。
姜馥蓉[4]（2020）在《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宗教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是否适应所处的社会,这种适应一般会涉及其在底层社会的身份建构、被认同和信任等。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不同的地区的传播各有特色。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承个案是必要的。本研究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拟沿着民族志书写和解释人类学的范式,对一个在河西走廊有数百年盛名的乡村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汉族社会的互融与共生情景进行描述并赋予一定的说明性,力求为更有效地对类似文化现象的解读提供案例参考。文章首先纵向梳理了历史时期藏传佛教进入河西走廊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及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传承概况;观察地方外部社会力量如何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的重建及其在地方社会的面貌;藏传佛教金塔寺在进入汉族村落以后如何对群体和个人产生影响,是否以及何种程度上参与并形塑信众的世俗生活和宗教信仰;以及藏传佛教金塔寺进入地方汉族文化环境后与地方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引起各自微妙的变化,并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在地方社会的融入。其次,在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基础上,提出结论和思考。文章的研究结论认为:对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乃是个案中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并通过观察村民个体、村落整体以及村落社会中的一些宗教行为这三个方面,探讨藏传佛教金塔寺与地方汉族村落的互融对后者产生的一些具体影响。提出考察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这样多元文化环境中融入案例的价值即在于,更好理解多民族、多文化共生互动的特点,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等宏大理论提供具象的认知。此外,通过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文章思考了两个问题:一是反思“民间佛教”的概念,提醒相关研究者在运用此类概念时,不能忽略佛教信仰者的内部视角;二是以案例为基础,讨论如何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以及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程亚勤[5]（2020）在《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的核心是信仰。面对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局势,全球范围内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交流与争锋越来越激烈,我国的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多种社会思潮共存现象的存在,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也让信仰重要性愈加凸显,其问题性愈加明显。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考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过程,从现实的人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问题。首先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特征。这部分内容从哲学层面对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特征进行分析。信仰是标志人所独有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信仰实现了人类信仰史的变革。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出发,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追求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远大目标的一种确信,并以之作为行动准则和终身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信仰从现实的主体性的人出发,从人的存在的根本方式实践出发,从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出发,以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人的类本质、人的社会性存在以及人的个性存在在不同层次上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提出了要求。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其历史使命感、奉献幸福感、自我实现愉悦感唤起人的情感共鸣,鼓舞信仰者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奋斗之中。其次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本概念切入到探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过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遵循人的思想发展和人的行为实践规律,是一个逐渐发展不断深入的动态过程。理论认知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起点,理性认同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重点,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标志在于实践体认。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具有条件性、复杂性、过程性等特点。根据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逻辑,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问题。“构建”重在“建立”“形成”“确立”,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以实践性原则为根本原则,并遵循系统性、主体性、层次性原则。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目标在个人和社会上是统一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目标从四个维度展开构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从主体、客体、载体、环体的角度进行。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完成后需要开展测评工作,判定一个人是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需要以生成性思维开展测评工作,构建科学的测评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科学的测评方法,尤其是充分利用大数据对整个信仰生成过程以及影响因素的归因分析。理论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从理论上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问题之后深入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上来。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由一种社会思潮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信仰经历了坎坷的历程。五四时期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之下,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其科学性和价值性契合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信仰,并通过传播逐渐成为中国人改变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思想武器,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社会得到巩固成为主流信仰。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极致,在对共产主义的无限憧憬和美好向往中,非理性的盲目信仰使共产主义信仰逐渐异化,马克思主义信仰遭遇危机。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经历严峻挑战中理性回归。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展开是为了服务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现实问题并提出构建对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理魅力与实践魅力,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体系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力量。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信仰面临了多方面的挑战,一元指导思想与多样社会思潮的矛盾、坚信与质疑的矛盾,认知与践行的矛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需要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信仰实践基础,强化重点人群的使命担当,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话语权,创新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方式,唤醒马克思主义信仰主体自觉。
姚杰[6]（2019）在《吉林蛟河针阔混交林物种多样性格局及维持机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基于吉林蛟河针阔混交林大面积动态监测样地,分析了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格局、物种组成与结构多样性及其环境解释、树种空间分布格局及其种间关联性、生物邻体和非生物环境变量对个体存活的相对作用等;探讨了生态位分化、扩散限制和负密度制约等生态学机制在维持温带针阔混交林物种多样性中的作用。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吉林蛟河温带针阔混交林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群落的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格局。（1）中龄林、成熟林和老龄林样地中分别监测到dbh≥1 cm的木本植物29557株（17科26属43种）、55286株（17科28属47种）和49678株（17科30属47种）。平均胸径分别为11.61 cm、13.34 cm和15.25 cm;总胸高断面积分别为28.19 m2/hm2、31.56m2/hm2、31.01 m2/hm2。（2）物种多样性方面,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2.460、2.717 和 2.785,Simpson 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0.886、0.902 和 0.917,Pielou均匀度指数分别为0.654、0.706和0.723,物种多样性随着群落发育阶段表现为增加趋势。（3）β多样性方面,中龄林、成熟林和老龄林β多样性分别为0.314、0.347和0.420,β多样性随群落发育阶段呈现增加趋势。2.吉林蛟河温带针阔混交林幼苗层物种多样性与动态格局。（1）5年累计调查到20264株木本植物幼苗,其中中龄林共计调查到3128株,隶属11科12属18种;成熟林共计调查到11470株,隶属9科11属17种;老龄林共计调查到5666株,隶属10科11属17种。（2）在1 m2的样方尺度上,成熟林在幼苗密度方面高于中龄林和老龄林,而老龄林在物种丰富度方面高于中龄林和成熟林。（3）幼苗α多样性随群落发育阶段表现出增加趋势。处于群落发育阶段后期的老龄林幼苗β多样性要高于中龄林和成熟林。（4）幼苗动态方面,5年间各幼苗物种个体数随时间波动较大,且表现出明显的物种差异性。幼苗的死亡率在各年之间的差异不大,但出生率年际间差异较大,导致幼苗净增长率在各年之间的差异较大。月际动态方面,物种组成在6月和7月间变化不大,但与8月差异较大。新生幼苗更新、死亡格局表现出明显的种间差异与月际间差异,7月新生幼苗总体死亡率显着高于8月。整个调查季（6-8月）,新生幼苗总体死亡率明显高于多年生幼苗;就幼苗更新情况而言,一年中更新主要集中在6月份。3.基于物种空间分布及其种间关联性的物种多样性维持机制。（1）分离和部分重叠类型是主要的种间关联类型,混合种间关联类型所占比例较低;（2）多数尺度上,种间相互排斥所占比例高于种间相互吸引,表明不同物种个体之间在空间上趋向于分离,种间个体直接相互作用的机会少,表现为种间分离格局。本研究表明种内聚集和种间分离是该研究群落主要空间构型,物种间的空间分离减弱种间竞争,阻止或减缓竞争优势物种对竞争劣势物种的竞争排除作用,从而维持物种共存,促进生物多样性维持。4.温带针阔混交林群落物种组成与结构多样性及其环境解释。（1）Beta多样性（BD）和样方对Beta多样性的相对贡献（LCBD）取决于在研究中我们考虑的是物种组成、胸径结构或两者同时考虑。（2）Beta多样性的三个组分大小关系为:BDCOMP-STR>BDCOMP>BDSTR。（3）样方中物种组成的独特性（LCBDCOMP）和胸径大小结构的独特性（LCBDSTR）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微弱;当用群落中不同组分（物种组成或胸径结构）来衡量同一样方的独特性时,所得结论不同。表明虽然某一样方在物种组成方面独特性较高,但并不代表该样方在胸径结构方面也具有相同程度的独特性;反之亦然。（4）对不同群落矩阵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环境变量和空间变量的解释能力因不同类型的群落矩阵（YCOMP、YSTR或YCOMP-STR）而不同。环境和空间变量对群落胸径结构矩阵（YSTR）变异的解释能力最低,而对物种组成矩阵（YCOMP）变异的解释能力最高。综上,在量化和分析beta多样性时,除物种组成数据外,还应将群落大小结构数据考虑在内;确定性和随机过程都是影响该温带森林群落构建的重要因素。5.生态位分化与负密度制约效应在物种多样性维持中的作用。（1）同种邻体对个体存活的影响在不同生活史阶段存在显着差异且具有明显的趋势性:负密度制约效应的强度随生活史阶段（即从幼苗到成年树阶段）呈现减弱趋势。（2）所有生活史阶段个体的存活均受非生物环境变量的影响。总体而言,非生物环境变量对个体存活的影响强度随个体生活史阶段表现为逐渐增强的趋势。（3）任何生活史阶段都未发现存在群落补偿趋势。（4）个体存活对非生物环境和生物邻体变量的响应都存在显着的物种间差异,基于资源的生态位分化使得物种通过占据异质性资源来稳定共存,以避免竞争排斥,从而维持物种多样性。因此生态位分化也是当前物种能够稳定共存的重要因素。综上,本研究表明负密度制约效应（生物邻体效应）和基于资源的生态位分化（非生物环境条件）对吉林蛟河针阔混交林物种共存具有重要作用,但其相对作用大小因个体生活史阶段和物种不同而不同。
杨帆[7]（2018）在《三峡地区次生草地植被-土壤碳氮同位素特征和土壤细菌多样性格局的研究》文中提出草地生态系统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生态系统碳（C）氮（N）循环与土壤微生物组成与多样性的维持等方面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近几十年来成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区域。然而以往的研究中却长期忽视次生草地对环境变化和人工干扰的响应。该研究选取三峡地区（重庆市与湖北省）次生草地和三峡消落区反季节淹水干扰下的消落区草地为研究对象。在三峡地区次生草地选取20个典型的次生草地,在每个样点中,选取5个1×1 m2样方作为重复,每个样方完成地上植被群落多样性调查和土壤样品采集。在消落区草地选取三峡上中下游6个样点,每个样点包括四个海拔梯度（即<145米,没有植物存在永久淹水区域;145-160米,淹水持续时间较长,植被恢复时间较短的地区;160-175米,淹水持续时间较短和植被恢复时间较长的地区;对照,>175米,原始植物无淹水作用区域）和2个土壤层次（0-10 cm和10-30 cm）。采用碳氮稳定同位素技术来探究三峡地区次生草地C、N循环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同时运用Illumina Miseq测序技术研究三峡地区次生草地和消落区草地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分布格局,及其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主要结果如下:1)在三峡地区次生草地生态系统中,植物和土壤中的δ13C值随着年平均降水量（MAP）的增加而下降,而土壤与植被碳同位素判别值(Δδ13C)随着年均降雨增加,这主要是因为随着MAP的增加,优势植物功能群从C4转变为C3植物。相反,土壤δ15N值随降雨量而显着增加,这可能是因为随着MAP的增加,土壤底物质量提高（C:N比降低）和N可用性的增加都有利于土壤N周转和输出。植物δ15N值与土壤δ15N值呈正相关,但是植被与土壤δ15N同位素差异值随MAP增加呈现非线性增加的趋势,表明植被和土壤氮循环存在的交互作用对气候变化敏感。降水梯度变化主要通过影响地上植被功能群的改变和凋落物的输入来影响草地碳同位素信号动态;但是土壤氮同位素信号却涉及氮在土壤中的周转和输出的分馏作用,表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背景下植被调节土壤碳氮动态存在不同的内在机制;2)在三峡地区次生草地生态系统中,土壤细菌丰富度和α多样性指数与植物丰富度和Shannon指数呈显着正相关。同时细菌α多样性无论是分类还是系统发育水平都与土壤pH和土壤养分有效性密切相关,细菌丰富度在pH等于6.8时达到最大。虽然植物、土壤和地理因素都与细菌群落的相似性有关,但进一步的冗余分析结果发现,土壤pH、植物多样性、氮素有效性在细菌群落组成中起主导和相对独立的作用。Mantel和偏Mantel分析结果表明,土壤细菌群落的构建主要受到决定性过程影响。总体而言,植物功能性状和非生物土壤性质（例如土壤pH和无机氮）共同驱动土壤细菌多样性格局,而土壤细菌群落的构建过程不受到扩散限制的影响。3)在三峡消落区草地系统中,从空间尺度上来说,下游地区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比上游中游样点偏低;同时就土壤层次而言,表层土壤中的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高于深层土壤。而在海拔梯度来说,水位波动区与对照（未淹水区域）区域相比发现,淹水过程增加土壤细菌群落的多样性。细菌群落构建过程从上游到下游随机作用逐步增强,同样表层土壤的随机作用大于深层土壤。土壤变量,包括pH,水分,NH4+-N,有机碳和总氮,都是影响细菌群落组成的决定因子。而在植被存在区域（不包括最低海拔层次,永久淹水区域）,植物主要通过间接作用如凋落物输入来影响细菌群落。网络分析表明,与未淹水区域相比,细菌群落在淹水区域表现出较短的平均路径距离（GD,6.16）和平均连通性（avgK,2.21）,即在周期性淹水区域内微生物群落的稳定性最低。总之,本文的结果表明,在流域尺度上,土壤性质和植物功能性状是细菌群落结构和构建的关键控制因子,在生态系统尺度上,水位变化是影响消落区草地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变化的重要因素。
张青磊[8]（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认为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荆珍[9]（2015）在《全球森林治理：机制、机构、理念、前景》文中认为随着国际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交替升温,森林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减轻贫困等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交汇点与重要解决途径。但是,因国际森林问题的复杂性,国际森林谈判迟滞、长期无果,一直未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森林公约。在这种情况下,将森林问题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及《湿地公约》等国际法框架下,使原本就很复杂的国际森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碎片化。而且,对森林的各种需求之间的冲突,使森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管理部门的协调难度加大。林业规制中至关重要的法律机制的缺乏,森林规制机构的庞杂重复,都加剧了这种冲突与难度,迫切需要进行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全球森林治理改革。本文以全球治理理论、现代林业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从全球森林治理的机制、机构、理念、前景等几个维度,以五章的结构,对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剖析。第一章为全球森林治理的理论。目前,全球森林的可持续管理还未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规范,有关森林问题的国际谈判富有政治色彩,各国在森林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方面的竞争,已成为各方达成森林使用和管理国际标准协议的障碍,全球森林保护问题单纯用国际法进行规制不成体系,收效甚微。现有的与森林治理有关的国际法律规范很少是软法或者准法律规范（如森林认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森林问题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面临法治困境,需要促进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森林规制实践,进行治理改革。国际社会将全球治理理论引入到全球森林保护中来,进行全球森林治理,为解决全球森林治理问题开辟了新的路径。其对国际森林谈判的重启,全球森林战略的制定,以及当前对森林活动的规制与监管,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减少全球毁林和森林退化应是全球森林治理的当务之急,这已达成全球共识。环境正义运动呼吁公平利用资源、程序公正和安全健康的环境,我们应将环境正义融入到全球森林治理中,作为全球森林规制和管理的基本原则。第二章为全球森林治理的机制。目前已有的全球森林治理的基本机制在解决国际森林问题、推动建立全球森林治理体系、实现所有类型森林的保护和可持续经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选取了森林市场机制、森林认证机制和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下的森林机制等三个机制进行研究。森林市场机制要扩大适用,首先要有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并创建市场。其次要解决土地使用权、可持续、泄漏和重复计算等问题。还应该明确森林市场机制的环境目标,澄清该机制保护的森林价值,设计简单明了的程序,从而提供激励措施,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实施。森林的善治需要透明度、问责制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等。森林认证机制在国际森林政策中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机制,森林认证机制承认并促进所有的森林价值,森林认证有能力改变森林产品的使用、管理及消费模式。必须增强对森林认证的激励,使木材生产商国家看到参与森林认证计划的价值,使消费者在提高环保意识的基础上,做出有利于森林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购买行为。森林认证机制必须克服多种障碍,增加对认证木材的需求,提供激励,确保森林认证机构在国际森林政策中的地位与发展。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下的森林机制LULUCF、CDM、REDD等引人注目,与联合国森林论坛相比,其能提供更强大的政治支持,有法律拘束力,也能提供融资来实施森林项目。要进行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与森林使用和管理相关的改革,如引入具有约束力的义务,要求成员增加森林覆盖率等,这有助于改变世界森林状况。第三章为全球森林治理的机构。本文选取了全球森林治理中两个最重要的机构联合国森林论坛和世界银行来进行研究。联合国森林论坛组织成员进行森林谈判,制定了全球森林治理中最全面、最重要的《国际森林文书》,其是未来国际森林法的基础。论坛亟需进行重大改革,吸引运营资金,成为国际和政府间森林项目的协调员,重新赢得成员和利益相关方的尊重。世界银行的森林政策一是减少贫困,改善森林居民生活条件,二是扩大森林认证计划的实施,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的广泛运用。世界银行与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及机构已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始了旨在整合全球森林治理安排的国际进程。世界银行在森林治理领域是领先的。第四章为全球森林治理的理念。当前的全球森林治理,适用的国际标准、规则或国际森林规制目标纷纷出台,出现了重复、重叠、零散、碎片化、甚至混乱等情况,国际森林的私人规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联合国粮农组织归纳了渗透在所有国际森林政策的共同理念,提出了可持续森林管理和多元森林管理的概念,建议纳入国际森林政策中,以此开辟全球森林治理的新路径。这两个理念已经获得了相当的认可,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社会所遵循。可持续森林管理承认且试图平衡森林的生态环境、社会文化、贸易和发展等不同的、有内在冲突的价值,以确保森林的所有价值得以实现,森林经济与服务能够平衡、可持续、永续发展。实施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困难,在于要求不统一,没有执行机制,人们感到这个理念有些抽象。然而,尽管这个概念不够清晰,也不够确切,与“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国际话语有差距,但它至少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全球森林管理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实现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多元森林管理为一个以上的目的管理土地或森林,如生产的木材或木材衍生产品,饲养和保护国内野生动物,景观维护,保护家畜,适当的环境条件,娱乐及保护水源等。这意味着森林用途的多样化,并替代以往单一关注木材生产的热带森林管理方式。多元森林管理受到很多限制,产品市场有限,非木制林产品因为规模不够阻碍了其商业化。由于市场不好,通常主要是通过中间人,以非常低的价格非法出售,而不是进入正规市场。这不仅大大减少了林业从业者的利润,也降低了多元森林管理的竞争力。第五章为全球森林治理的前景。近年来全球森林治理中出现了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主要有非法木材贸易形势严峻,急需国际社会采取措施遏制,否则危害极大;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对国际森林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非国家治理在全球森林治理中越来越重要。全球森林治理体系面临挑战,亟需构建,如建立全球森林治理机构、制定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国际标准、将环境正义原则纳入全球森林治理中。展望全球森林治理的形势与前景,应该明确全球森林治理的目标与挑战,重启全球森林谈判,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国际森林文件,推行全球森林治理的善治,采取切实可行的全球森林治理改革举措。
张依然[10]（2014）在《南四湖新薛河人工湿地的植物多样性、土壤汞风险及生态可持续性评价》文中认为由于人类对湿地盲目开垦、任意排放污染物等不合理的利用,造成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基质污染不断加剧,生态服务功能严重退化,因此,湿地的恢复和保护一直是近年来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通过适当的生态工程,对退化或消失的湿地进行逐步的修复或重建,再现退化前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最终达到湿地生态系统自我持续的状态,是湿地修复的主要方法。理解湿地恢复过程中生态系统特征功能之间的关系,并科学评估生态修复的效果,对于生态修复设计方案及后续管理措施至关重要。但目前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系及潜在的生态机制还存在争议,土壤重金属污染物的迁移转化机制仍有待研究,湿地恢复后如何对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及服务价值进行科学的评估尚未有定论。南四湖是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重要的输水通道及调蓄湖泊,其湿地生态系统健康是确保南四湖水质安全及调水工程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为了提高南四湖水质、恢复湿地生物多样性,“十一五”期间,南四湖流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湿地修复工程。本研究以最早建成的新薛河人工湿地示范工程为研究案例,通过样地调查和资料调研,对湿地恢复过程中植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特征的关系及生态机理、土壤汞风险及其生态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通过群落调查,从多样性的四个组分（即优势度dominance、丰富度richness、平均度evenness及分歧度divergence）出发,利用8个分类多样性（taxonomic diversity）和功能多样性（functional diversity）指数,对湿地的植物多样性进行研究,同时结合湿地的地上生物量、土壤理化性质及营养状况等生态系统特征,分析了植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特征的关系,讨论了湿地恢复过程中植物多样性影响生态系统功能的潜在生态机制；2)采用连续提取法,分析了湿地土壤中三种形态的汞及总汞含量,对南四湖湿地重金属汞含量进行了风险评价,结合土壤基本理化性质、金属元素含量、营养状况及水力条件,研究了湿地土壤中重金属汞的迁移转化机制,及其对不同水力条件、营养因子的响应；3)利用能值分析模型,通过计算人工湿地生态经济系统的物质、能量流,采用能值产出率、环境负载率、能值自给率、能值投资率、可更新能源投入率和能值可持续性指标一共六个能值指标,对新薛河人工湿地示范工程的生态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同时,对湿地的生态系统功能（环境服务）及生态系统结构（自然资本）的价值进行了评估。样地调查结果显示,南四湖新薛河人工湿地中共发现31科61属79种湿地常见物种,湿地不同群落物种组成差异较大,由于优势种的不同,不同群落的地上生物量差异也很大。植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特征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代表优势度（dominance）的功能特征平均值指数（mean trait value）能最好的解释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相关关系,是多样性对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影响的首要因素,也表明了人工湿地生态系统中,优势种的某些功能特征是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这也验证了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的存在并在多样性影响生态系统功能的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分别代表丰富度（richness）和分歧度（divergence）的物种丰富度指数（species richness）和功能多样性指数（functional diversity）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生态系统功能,这表明互补效应（complementary effect）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态系统功能。此外,多样性4个组分中,优势度（dominance）、丰富度（richness）和分歧度（divergence）比均匀度（evenness）能更好解释生态系统特征变量,而基于植物功能特征的功能多样性指数（functional diversity indices）比传统的分类多样性指数（taxonomic diversity indices）能更好的解释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特征的相关关系。本研究结果表明在管理人工湿地生态系统时,与优势度相关的多样性指标是增强湿地生态系统功能首要的考虑因素,其次再考虑与丰富度和分歧度相关的多样性指标。对南四湖新薛河人工湿地的土壤中三种形态汞（可移动性汞、半移动性汞和不移动性汞）含量的研究结果显示,有毒的可移动性汞及半移动性汞占土壤总汞的50%-67%。土壤有机质对有毒的可移动性汞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土壤总铝、总铁和锰能促进半移动性汞的形成,土壤游离氧化铝及游离氧化铁则能促进土壤中总汞的积累。与常年水淹的湿地相比,季节性水淹的湿地更能减少可移动性汞的生成。此外,土壤氨氮对汞的移动性有抑制作用,硝态氮对汞的移动性有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讲,土壤氨氮的抑制作用大于硝态氮的促进作用。调水工程通水后,由于湿地水位的升高,大面积的季节性水淹湿地将会变成常年水淹湿地,同时为保证调水水质,氮投入会减小,这两种改变都可能会提高南四湖湿地汞的潜在毒性,因此为保证调水过程中的水质安全,南四湖湿地汞的潜在毒性问题值得关注。在对南四湖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及生态服务功能的能值分析中,计算了湿地恢复及运行过程中所有的物质及能量投入,包括自然环境投入及经济反馈投入,可更新资源投入及不可更新资源投入共四种物质、能量流,采用6个能值指标分析该人工湿地的生态可持续性,利用能值转换,计算新薛河人工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结果发现湿地中的湿地进水是整个系统的主要能值投入,是整个系统的能量驱动力。此外,新薛河湿地和国内外其他人工湿地相比,具有较好的自给能力及更小的能值投资率,并且该湿地的生态设计会有效提高湿地的恢复进程,湿地系统更加稳定,有更好的自组织能力。通过对新薛河人工湿地生态系统结构特征及服务功能价值的能值分析,结果表明新薛河湿地在人工恢复5年后具备了和自然湿地相近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南四湖新薛河人工湿地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南四湖新薛河人工湿地可看做是长期可持续性的生态经济系统,在恢复退化湿地、净化南四湖水体、保障南水北调工程生态安全上具有重要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南四湖新薛河人工湿地生态系统的案例研究发现,植物多样性在影响生态系统特征及功能时,选择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在管理生物多样性时,要提高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优势度应首先考虑,其次考虑丰富度和分歧度；南水北调工程调水开通后,南四湖水位的提高及营养因子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土壤性质的变化会提高湿地土壤中可移动的毒性汞的含量,湿地重金属汞的风险不容忽视；南四湖湿地人工恢复后具有较好的自给能力,并具备了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长期有效的生态可持续性系统,在维持南四湖生态系统健康、保障南水北调工程的生态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
二、Pedodiversity: a controversial concept（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Pedodiversity: a controversial concept（论文提纲范文）
（1）树种多样性对亚热带森林细根产量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文献综述 |
| 1.1 生物多样性 |
| 1.1.1 生物多样性指标 |
| 1.1.2 地上与地下树种多样性 |
| 1.2 生物多样性对地下过程的影响 |
| 1.2.1 根系产量 |
| 1.2.2 超产 |
| 1.2.3 资源分区假说 |
| 1.2.4 非生物促进 |
| 1.2.5 压力缓冲假说 |
| 1.2.6 生物反馈 |
| 1.2.7 根系增殖策略 |
| 1.3 细根树种识别方法 |
| 1.3.1 人工识别 |
| 1.3.2 同位素识别技术 |
| 1.3.3 化学方法识别技术 |
| 1.3.4 分子识别技术 |
| 1.4 研究存在的缺陷 |
| 1.5 本研究的科学问题和意义 |
| 1.6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概况 |
| 3 亚热带森林细根的识别与比例估算 |
| 3.1 前言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qPCR法引物设计 |
| 3.2.2 测定细根混合样品中各树种的相对比例 |
| 3.2.3 林木丛实验设计 |
| 3.2.4 林木丛实验中细根树种识别和相对比例测定 |
| 3.2.5 建立亚热带森林58个常见树种的序列库 |
| 3.2.6 通用引物法在野外亚热带森林的应用 |
| 3.3 结果 |
| 3.3.1 引物开发 |
| 3.3.2 qPCR法对细根相对比例的估算 |
| 3.3.3 林木丛实验中细根样品的种类及相对比例的确定 |
| 3.3.4 通用引物 |
| 3.3.5 通用引物标记法分析地下树种比例 |
| 3.4 讨论 |
| 3.4.1 识别树种的特异性引物 |
| 3.4.2 测定混合细根样品 |
| 3.4.3 野外森林中qPCR法运用 |
| 3.4.4 qPCR法估计的相对比例 |
| 3.4.5 通用引物标记法 |
| 3.4.6 qPCR法的局限性 |
| 3.5 小结 |
| 4 多种生物多样性指标与细根生物量的关系 |
| 4.1 前言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样地筛选 |
| 4.2.2 样品采集 |
| 4.2.3 测定各个树种的细根生物量 |
| 4.2.4 每个树种的细根功能特征 |
| 4.2.5 土壤化学分析 |
| 4.2.6 多样性指数 |
| 4.2.7 数据分析 |
| 4.3 结果 |
| 4.3.1 不同生物多样性指标与细根生物量的关系 |
| 4.3.2 生物多样性指数,土壤养分和林分密度的交互作用 |
| 4.4 讨论 |
| 4.4.1 功能性状的预测能力 |
| 4.4.2 最佳预测指标 |
| 4.4.3 功能多样性与生态过程 |
| 4.5 小结 |
| 5 树种多样性对亚热带森林细根生物量的影响 |
| 5.1 前言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样地设计 |
| 5.2.2 细根生物量和物种鉴定 |
| 5.2.3 土壤化学分析 |
| 5.2.4 数据分析 |
| 5.3 结果 |
| 5.3.1 地上树种多样性,细根生物量与叶面积指数的关系 |
| 5.3.2 细根分布的均匀性 |
| 5.3.3 土壤养分的影响 |
| 5.3.4 林分密度和树种的影响 |
| 5.4 讨论 |
| 5.4.1 细根生物量受土壤养分的影响 |
| 5.4.2 林分密度对细根生物量的影响 |
| 5.5 小结 |
| 6 树种多样性对细根年生产力的影响 |
| 6.1 前言 |
| 6.2 方法 |
| 6.2.1 样地选取 |
| 6.2.2 生长芯法 |
| 6.2.3 细根识别以及量化 |
| 6.2.4 数据分析 |
| 6.3 结果 |
| 6.3.1 树种多样性对细根年生产力的影响 |
| 6.3.2 细根分布的均匀性 |
| 6.3.3 林分密度和土壤养分效应 |
| 6.4 讨论 |
| 6.4.1 细根年生产力随着树种多样性而增加 |
| 6.4.2 细根年生产力的垂直分布 |
| 6.4.3 根系不对称增殖 |
| 6.4.4 密度效应 |
| 6.4.5 树种多样性,林分密度和土壤磷含量的交互作用 |
| 6.5 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2）荒漠草原围栏封育和围栏放牧植物多样性特征及物种共存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概述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1.4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及样地设置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样线与样方的设置 |
| 2.3 观测指标与测定方法 |
| 第三章 围栏封育和围栏放牧植物群落特征 |
| 3.1 引言 |
| 3.2 数据处理方法 |
| 3.3 数据分析与结果 |
| 3.4 讨论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围栏封育和围栏放牧多样性动态特征 |
| 4.1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4.2 数据分析与结果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围栏封育和围栏放牧多样性维持机制 |
| 5.1 研究方法 |
| 5.2 数据分析与结果 |
| 5.3 讨论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3）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全球性问题的凸现挑战了传统的“国家公民”教育 |
| (二)国际组织实施全球公民教育计划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
| (三)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对高阶人才的客观需求 |
| (四)新时代背景下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
| (五)加拿大是世界上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建设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
| 二、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方案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公民 |
| (二)公民教育 |
| (三)全球公民 |
| (四)全球公民教育:跨学科显学 |
| (五)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跨学科课程群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研究趋势分析 |
| (二)关于全球公民内涵与分类的研究 |
| (三)关于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研究 |
| (四)关于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文献研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一)加拿大公民教育、全球公民教育文献研究概况 |
| (二)关于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文献研究述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一、全球化理论 |
| (一)全球化的基本理念 |
| (二)全球化是“全球公民”产生的直接动力 |
| (三)习近平全球化思想的基本内涵 |
| 二、公民资格理论 |
| (一)全球公民资格的演进 |
| (二)全球公民资格认同 |
| (三)全球公民权力 |
| (四)全球公民责任 |
| 三、共同体理论 |
| (一)共同体概念界定和基本内涵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
| 第三章 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的历史演进 |
| 一、“盎格鲁价值观”主导下的联邦国家建设时期(1864年至1945年) |
| (一)从依附性人格到个体主体人格的转变 |
| (二)英国文化主导的“英国臣民式”教育 |
| 二、“加拿大认同”指导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时期(1945年至1970年) |
| (一)整合共同文化,塑造“加拿大认同” |
| (二)双元文化主义的“权力公民”教育 |
| 三、“多元文化主义”引领下教育变革时期(1970年至20世纪90年代) |
| (一)尊重文化多样性,倡导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共享 |
| (二)加拿大式“好公民”教育 |
| 四、“社会融合”取向的全球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一)“一体多元”使加拿大成为全球公民的精神家园 |
| (二)协调与融合国家认同与全球认同的“全球公民”教育 |
| 第四章 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设置和目标 |
| 一、加拿大中小学跨学科课程中的全球公民教育 |
| (一)小学阶段(1-8年级)课程注重基础性和整合性 |
| (二)中学阶段(9-12年级)课程强调选择性和适用性 |
| 二、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目标体系 |
| (一)培养具有全球能力和负责任的全球公民的总目标 |
| (二)构建知识与理解、技术能力、价值观和态度三维分类目标体系 |
| 第五章 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内容和实施途径 |
| 一、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内容 |
| (一)全球问题和相互依存:增强全球意识的基础 |
| (二)全球参与:全球公民的权责实践 |
| (三)全球能力:整合21世纪技能,增强学生全球竞争力 |
| 二、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实施途径 |
| (一)学校愿景:引导全球公民教育的普遍性重视 |
| (二)学科课程:系统普及全球公民知识的最佳载体 |
| (三)跨学科渗透:支持全球公民教育的全面发展 |
| (四)活动课程:扩展学生提供参与实践机会 |
| (五)潜在课程:辅助渗透学生价值感和责任感 |
| (六)社区实践:实现全球公民教育融合的重要领域 |
| (七)互联网和媒体:作为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补充手段 |
| (八)“全校教学法”:加拿大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全方位实施 |
| (九)实施全球公民教育的教学原则 |
| 第六章 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评价和实施效果 |
| 一、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评价 |
| (一)总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相结合,重点是形成性评价 |
| (二)多样化的评价方法和手段 |
| 二、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实施效果 |
| (一)实施取得的成绩:促进全球公民意识的形成和能力的提高 |
| (二)实施产生的问题:对全球公民教育认同有限 |
| 第七章 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反思和启示 |
| 一、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特点 |
| (一)课程目标在于提高义务学龄段(k-12)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
| (二)课程内容设置注重国家认同与全球意识的整合 |
| (三)促进加拿大“一体多元”社区协作参与为途径 |
| (四)拥有主体间性的课堂教学话语 |
| 二、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对建构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的启示 |
| (一)研制兼具全球性和民族性的公民教育课程培养目标 |
| (二)强化本国传统思想课程资源的文化底蕴 |
| (三)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课程论域 |
| (四)重视家、校、社区联动作用的课程内化路径 |
| (五)增设全球公民教育相关校本课程 |
| (六)统筹推进新时代高素质兼具胜任力的教师队伍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4）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问题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田野点选取 |
| (三)研究问题: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乡村社会的融入 |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 (一)河西走廊 |
| (二)金塔寺与“金塔寺” |
| (三)文化涵化 |
| (四)“文化边缘”与“文化边‘源’” |
| (五)阶序理论 |
| (六)民间信仰 |
| (七)社会融入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外关于宗教对话与宗教身份认同的研究 |
| (二)以往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研究概况 |
| (三)藏传佛教在藏区以外传播的研究概况 |
| (四)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研究概况 |
| 四、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理论范式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五、金塔寺:文化汇聚地带的藏传佛教 |
| (一)田野点的自然地理概况 |
| (二)田野点的人文概况:“金塔寺”与金塔寺 |
| 第一章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 |
| 第一节 河西走廊藏传佛教传播的历史概况 |
| 一、河西走廊的藏族部落和人口 |
| 二、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传播概况 |
| 三、20世纪中期以前河西走廊藏传佛教传播的特点 |
| 第二节 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 |
| 一、20世纪中期以前武威的藏传佛教传播概况 |
| 二、20世纪中期以后武威的藏传佛教传承状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家、地方社会与寺院重建 |
| 第一节 国家在场与金塔寺重建 |
| 一、国家政权在制度、政策层面对寺院的管理 |
| 二、国家政权在符号象征层面对寺院的影响 |
| 第二节 民间力量与金塔寺的重建 |
| 一、民间文化组织的公共号召力 |
| 二、藏传佛教信仰群体对寺院重建的影响力 |
| 三、民间社会力量之于寺院重建的意义 |
| 第三节 既有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与金塔寺的重建 |
| 一、汉族传统民俗观念对寺院文化的接纳和承受 |
| 二、现代经济发展对寺院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藏传佛教的信徒身份表述 |
| 第一节 居士群体中的城乡身份差异 |
| 一、疏离寺院的村里人 |
| 二、主动亲近寺院的城里人 |
| 第二节 信徒身份的获得与维护 |
| 一、基于情境性社会关系的信徒身份获得 |
| 二、信徒身份的辨识、强化和维护 |
| 第三节 民众宗教信仰实践中的文化调适 |
| 一、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互动与调试 |
| 二、节日中的宗教信仰互动与融合 |
| 三、生命历程中的宗教信仰表述与互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藏传佛教与地方宗教文化的互动 |
| 第一节 金塔寺与地方“神灵”的互动 |
| 一、“神”之来路——地方多元信仰中的“神灵” |
| 二、藏传佛教对地方“神灵”因素的采借 |
| 三、“众神和谐”——地方宗教信仰惯习 |
| 第二节 金塔寺僧俗与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的互动 |
| 一、地方社会中的宗教神职人员 |
| 二、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眼中的彼此 |
| 三、金塔寺僧俗与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的互动 |
| 第三节 藏传佛教与地方宗教信仰在仪式层面的互动 |
| 一、挂“红”——从红色被面向红色哈达的转变 |
| 二、“被互动”的藏传佛教——记一位“神人”对金塔寺的特殊情感 |
| 三、佛还是道:丧礼引出的困惑与确信 |
| 四、众望所归——记一次供龙王法会 |
| 小结 |
| 结论与思考 |
| 一、阶序: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 |
| (一)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藏传佛教与地方多元宗教互动与共生的事实与结果 |
| (二)阶序: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 |
| (三)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影响 |
| 二、对“民间佛教”概念的思考——基于内部视角 |
| (一)关于现行“民间佛教”等概念的回顾 |
| (二)对现行概念之暗示意味的反思 |
| 三、对“宗教在地化”的思考——基于外部视角 |
| (一)田野案例体现的乡土社会宗教信仰实践逻辑 |
| (二)制度化宗教在基层社会践行“中国化”的必要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特征 |
| 第一节 信仰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信仰的内涵 |
| 二、信仰的特征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特征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基本内涵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特征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成要素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哲学根据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存在论根源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论基础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逻辑 |
| 第一节 理论认知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起点 |
| 一、理论认知的意义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认知的内容 |
| 第二节 理性认同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重点 |
| 一、理性认同的实质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认同的方式 |
| 第三节 实践体认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标志 |
| 一、实践体认的意义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实践的内容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特点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条件性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复杂性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过程性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目标与原则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内涵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含义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意义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目标 |
| 一、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
| 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
| 三、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
| 四、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原则 |
| 一、实践性原则 |
| 二、系统性原则 |
| 三、主体性原则 |
| 四、层次性原则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四重维度与测评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主体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主体的含义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主体要求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客体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客体的含义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客体要求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载体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载体的含义与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载体类型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载体的有效运用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环境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环境的含义与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环境作用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环境创设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测评理论设想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测评的内涵与意义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测评的内容与方法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测评指标体系的设想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构建历程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与建设 |
| 一、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 |
|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与建设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重要举措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曲折发展 |
| 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信仰状况 |
| 二、文化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回归 |
| 一、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二、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机遇 |
| 一、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提出新要求 |
| 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信仰发展的积极态势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现实挑战 |
| 一、“一”与“多”的矛盾 |
| 二、“信”与“疑”的矛盾 |
| 三、“知”与“行”的矛盾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路径 |
| 一、夯实马克思主义信仰实践基础 |
| 二、强化马克思主义信仰重点人群使命担当 |
| 三、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话语权 |
| 四、创新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方式 |
| 五、唤醒马克思主义信仰主体自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6）吉林蛟河针阔混交林物种多样性格局及维持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 1.2.1 物种多样性研究方法与现状 |
| 1.2.2 物种多样性维持理论 |
| 1.2.2.1 基于生态位的物种多样性维持理论 |
| 1.2.2.2 中性理论新发展 |
| 1.2.2.3 Janzen-Connell假说和负密度制约 |
| 1.3 研究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 |
| 1.3.1 本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2 本研究主要内容 |
| 1.3.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2. 研究区概况及野外调查方法 |
| 2.1 研究区自然概况 |
| 2.2 样地设置和数据调查 |
| 2.3 幼苗样方设置与动态监测 |
| 2.3.1 幼苗样方布设方法 |
| 2.3.2 幼苗动态监测 |
| 3 吉林蛟河针阔混交林群落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格局 |
| 3.1 引言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物种组成与数量特征 |
| 3.2.2 Alpha多样性 |
| 3.2.3 Beta多样性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物种组成与数量特征 |
| 3.3.2 Alpha多样性 |
| 3.3.3 Beta多样性 |
| 3.4 小结与讨论 |
| 4 吉林蛟河温带针阔混交林幼苗层物种多样性与动态格局 |
| 4.1 引言 |
| 4.2 研究方法 |
| 4.3 结果与分析 |
| 4.3.1 木本植物幼苗物种组成与数量特征 |
| 4.3.2 木本植物幼苗物种多样性格局 |
| 4.3.3 成熟林木本植物幼苗年际动态 |
| 4.3.3.1 幼苗物种组成和数量特征年际动态 |
| 4.3.3.2 幼苗物种新增与死亡年际动态 |
| 4.3.4 成熟林木本植物幼苗月际动态 |
| 4.3.4.1 幼苗物种组成与数量特征月际动态 |
| 4.3.4.2 幼苗物种新增与死亡月际动态 |
| 4.4 小结与讨论 |
| 5 基于物种空间分布及其种间关联性的物种多样性维持机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方法 |
| 5.3 结果与分析 |
| 5.3.1 种群空间分布格局 |
| 5.3.2 种间关联性及其类型 |
| 5.4 小结与讨论 |
| 6 温带针阔混交林群落物种组成与结构多样性及其环境解释 |
| 6.1 引言 |
| 6.2 研究方法 |
| 6.2.1 环境变量的测定 |
| 6.2.2 数据统计方法 |
| 6.2.2.1 多度累计型线 |
| 6.2.2.2 群落矩阵 |
| 6.2.2.3 物种组成与结构Beta多样性 |
| 6.2.2.4 Beta多样性的样方贡献(LCBD) |
| 6.2.2.5 方差分解 |
| 6.3 结果与分析 |
| 6.3.1 物种组成与结构Beta多样性 |
| 6.3.2 Beta多样性的样方贡献(LCBD) |
| 6.3.3 生态位与空间过程在群落构建中的相对作用 |
| 6.4 小结与讨论 |
| 7 生态位分化与负密度制约效应在物种多样性维持中的作用 |
| 7.1 引言 |
| 7.2 研究方法 |
| 7.2.1 非生物环境变量 |
| 7.2.2 生物邻体变量 |
| 7.2.3 生活史阶段划分 |
| 7.2.4 数据统计方法 |
| 7.3 结果与分析 |
| 7.3.1 生物邻体和非生物环境对不同生活史阶段个体存活的相对重要性 |
| 7.3.2 生物邻体和非生物环境效应强度在物种间的差异 |
| 7.3.3 群落补偿趋势 |
| 7.4 小结与讨论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1.1 吉林蛟河温带针阔混交林群落物种多样性格局 |
| 8.1.2 吉林蛟河温带针阔混交林物种多样性维持机制 |
| 8.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7）三峡地区次生草地植被-土壤碳氮同位素特征和土壤细菌多样性格局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研究背景 |
| 1.1 草地生态系统概况及分布情况 |
| 1.2 稳定同位素在生态学中的应用 |
| 1.2.1 土壤有机碳δ~(13)C组成与植被类型的关系 |
| 1.2.2 稳定碳同位素在土壤有机碳周转的应用 |
| 1.2.3 稳定氮同位素在生态系统氮循环的研究 |
| 1.3 土壤微生物生态学研究的意义 |
| 1.4 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进展 |
| 1.4.1 土壤因子对土壤微生物组成与多样性的影响 |
| 1.4.2 植被对土壤微生物组成与多样性的影响 |
| 1.4.3 土壤微生物组成与多样性的构建过程 |
| 1.5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研究区域概况 |
| 2.1 三峡地区次生草地 |
| 2.1.1 三峡地区次生草地区域特征 |
| 2.1.2 三峡地区次生草地采样点信息 |
| 2.2 三峡消落区 |
| 2.2.1 三峡消落区地带特征 |
| 2.2.2 三峡消落区采样点信息 |
| 第3章 三峡地区次生草地植被-土壤碳氮同位素格局 |
| 3.1 引言 |
| 3.2 材料和方法 |
| 3.2.1 研究样点概况和样本取样 |
| 3.2.2 土壤和植被物理化学性质测量 |
| 3.2.3 数据分析 |
| 3.3 结果 |
| 3.3.1 植物和土壤变量沿降水梯度的变化格局 |
| 3.3.2 植物和土壤δ~(13)C和δ~(15)N值及判别值在沿降水梯度上的变化格局 |
| 3.3.3 植物和土壤δ~(13)C和δ~(15)N值及其同位素差异对环境因子的响应差异 |
| 3.4 讨论 |
| 3.4.1 植物-土壤系统中δ~(13)C丰度沿着降水梯度的变化格局 |
| 3.4.2 植物-土壤系统中δ~(15)N丰度沿降水梯度的变化格局 |
| 第4章 三峡地区草地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和多样性及其驱动因子.. |
| 4.1 引言 |
| 4.2 材料和方法 |
| 4.2.1 研究区域和样点介绍 |
| 4.2.2 土壤和植被物理化学性质测量 |
| 4.2.3 土壤DNA提取和16s rRNA基因测序 |
| 4.2.4 群落和多样性系统发育结构 |
| 4.2.5 统计分析 |
| 4.3 结果 |
| 4.3.1 土壤属性和植被性状 |
| 4.3.2 土壤细菌组成 |
| 4.3.3 细菌群落的调控因子 |
| 4.3.4 环境异质性和空间距离对群落周转的影响 |
| 4.4 三峡地区次生草地微生物群落讨论 |
| 4.5 小结 |
| 第5章 三峡消落区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和多样性及其驱动因子 |
| 5.1 引言 |
| 5.2 材料方法 |
| 5.2.1 研究区域 |
| 5.2.2 采样方法 |
| 5.2.3 土壤和植被物理化学性质测量 |
| 5.2.4 土壤DNA提取和16s rRNA基因测序 |
| 5.2.5 测序数据分析和功能预测 |
| 5.2.6 分子生态模型的构建 |
| 5.3 结果 |
| 5.3.1 土壤质地、PLFAs量和植被特征 |
| 5.3.2 土壤细菌组成、多样性和构建机理 |
| 5.3.3 细菌群落的组成、多样性及控制因子 |
| 5.3.4 消落区淹水带来微生物群落的筛选 |
| 5.3.5 消落区淹水对细菌群落网络分析 |
| 5.4 讨论 |
| 5.4.1 三峡水位消落区细菌群落组成及多样性的空间格局 |
| 5.4.2 水位变化对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 |
| 5.4.3 土壤深度对细菌群落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 |
| 5.5 结论 |
| 第6章 结论及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未来的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 3.3 研究的内容 |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 2.4.1 国家善治 |
| 2.4.2 社会和谐 |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 3.1 政治环境 |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 3.2 经济环境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3 社会环境 |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 3.4 文化环境 |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 3.5 国际环境 |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 3.6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全球森林治理：机制、机构、理念、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写作思路与结构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全球森林治理的理论 |
| 第一节 全球化理论与全球森林治理 |
| 第二节 环境正义理论与全球森林治理 |
| 一、全球森林责任 |
| 二、生态正义、环境正义和环境种族主义 |
| 三、分配正义 |
| 四、承认正义 |
| 五、参与正义和程序正义 |
| 第二章 全球森林治理的机制 |
| 第一节 森林市场机制 |
| 一、森林的经济规制 |
| （一）森林市场机制的理论基础：正、负外部性 |
| （二）森林市场机制的激励工具 |
| 二、森林市场的设计和治理 |
| （一）市场机制对环境活动的适用性 |
| （二）森林市场机制的设计 |
| （三）森林市场机制的善治 |
| （四）森林市场的法律问题 |
| 三、新南威尔士的生物多样性银行案例研究 |
| 第二节 森林认证机制 |
| 一、森林认证机制的产生背景 |
| 二、森林认证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
| （一）地球峰会谈判对国际森林规制的影响 |
| （二）森林认证机制的发展条件 |
| （三）森林认证机制的理论基础 |
| （四）森林认证与自由贸易 |
| 三、森林认证机构 |
| （一）概述 |
| （二）森林管理委员会的治理 |
| （三）非国家治理 |
| 四、森林认证文件 |
| （一）森林管理委员会的认证程序 |
| （二）FSC国际标准 |
| 五、森林认证机制的实施 |
| （一）森林管理委员会的认证实施 |
| （二）实施森林认证的障碍 |
| （三）未来森林认证机制的发展 |
| 第三节 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中的森林机制 |
| 一、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及其机构 |
| （一）公约的组织机构 |
| （二）UNFCCC 的成员 |
| （三）公约的利益相关者 |
| 二、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下的国际森林文件 |
|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 （二）《京都议定书》 |
| （三）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针 |
| （四）清洁发展机制与森林 |
| （五）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碳排放机制与森林 |
| 三、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下的森林倡议及其实施 |
| （一）森林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实施 |
| （二）未来国家对林业的规制方法 |
| 第三章 全球森林治理的机构 |
| 第一节 联合国森林论坛 |
| 一、联合国森林论坛的机构框架 |
| （一）国际森林机构的工作 |
| （二）联合国森林论坛的管理机构与成员 |
| （三）与其他国际森林机构的合作 |
| 二、联合国森林论坛的国际法律文件 |
| （一）《1992年森林原则》 |
| （二）联合国森林论坛的行动建议 |
| （三）《2007年森林原则》 |
| （四）对国际森林公约的支持和反对意见 |
| 三、联合国森林论坛项目的实施 |
| （一）报告与评估 |
| （二）改善实施 |
| 四、澳大利亚对国际森林原则的实施及案例 |
| 第二节 世界银行对森林资源的规制 |
| 一、世界银行在森林问题上的角色与作用 |
| 二、世界银行的机构与职责 |
| （一）世界银行的机构与职责 |
| （二）森林合作伙伴 |
| 三、对全球森林机构的参与 |
| （一）全球环境基金 |
| （二）全球森林伙伴关系 |
| （三）欧盟的森林执法、治理和贸易行动计划 |
| 四、世界银行制定的国际森林文件 |
| （一）“保护森林：发展战略”文件 |
| （二）OP4.36和BP4.36文件 |
| （三）“金字塔：诊断和规划森林善治的工具”与工具包 |
| 五、世界银行森林项目的实施 |
| 第四章 全球森林治理的理念 |
| 第一节 可持续森林管理 |
| 一、可持续森林管理概念的产生与内涵 |
| 二、实施可持续森林管理的体制性缺陷 |
| 三、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法律要求 |
| 第二节 多元森林管理 |
| 一、多元森林管理的定义与内涵 |
| 二、多元森林管理的主要限制 |
| 三、多元森林管理的实施 |
| 第五章 全球森林治理的前景 |
| 第一节 全球森林治理的新趋向 |
| 一、气候变化对森林政策的影响 |
| 二、禁止非法木材贸易 |
| 三、非国家治理 |
| 第二节 全球森林治理的挑战 |
| 一、全球森林谈判 |
| 二、国际森林文件的目标、执行和遵守 |
| 三、全球森林治理的善治 |
| （一）治理与善治 |
| （二）全球森林规划 |
| 四、全球森林治理应该采取的改革举措 |
| （一）建立全球森林治理机构 |
| （二）制定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国际标准 |
| （三）将环境正义原则纳入全球森林治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南四湖新薛河人工湿地的植物多样性、土壤汞风险及生态可持续性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相关概念 |
| 1.2.1 湿地、湿地修复 |
| 1.2.2 生物多样性 |
| 1.2.3 重金属汞 |
| 1.2.4 能值理论 |
| 1.3 研究进展 |
| 1.3.1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 |
| 1.3.2 土壤重金属汞的迁移和转化 |
| 1.3.3 生态系统生态可持续性评价及服务价值评估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与方法 |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 2.1.1 南四湖流域区域概况 |
| 2.1.2 南四湖新薛河人工湿地示范工程 |
| 2.2 研究技术路线 |
| 2.3 主要数据分析方法 |
| 2.3.1 因子分析法 |
| 2.3.2 能值分析法 |
| 第三章 南四湖人工湿地植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特征的关系 |
| 3.1 实验及分析方法 |
| 3.1.1 群落调查及植物功能特征 |
| 3.1.2 生态系统特征 |
| 3.1.3 数据处理方法 |
| 3.2 研究结果 |
| 3.2.1 南四湖新薛河人工湿地植物群落特征及土壤性质 |
| 3.2.2 植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特征的相关关系 |
| 3.3 讨论 |
| 3.3.1 植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特征的关系 |
| 3.3.2 植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特征的潜在影响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南四湖人工湿地土壤重金属汞迁移转化机制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取样方法 |
| 4.1.2 土样分析方法 |
| 4.1.3 数据分析方法 |
| 4.2 研究结果 |
| 4.2.1 湿地土壤中重金属Hg与土壤性质、水力条件的关系 |
| 4.2.2 三种不同形态的汞与土壤性质的因子分析 |
| 4.2.3 南四湖湿地土壤中重金属汞的迁移转化对营养因子的响应 |
| 4.3 讨论 |
| 4.3.1 三种形态汞的可移动性及毒性分析 |
| 4.3.2 湿地土壤中重金属汞对土壤性质及水力条件的响应 |
| 4.3.3 湿地土壤中重金属汞对营养因子的响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南四湖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数据获取方法 |
| 5.1.2 能值计算 |
| 5.2 研究结果 |
| 5.2.1 南四湖人工湿地能值计算 |
| 5.2.2 南四湖人工湿地的能值指标及生态可持续性分析 |
| 5.2.3 南四湖人工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及自然资本评估 |
| 5.3 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创新点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建议 |
| 附录 |
| 附录1 南四湖新薛河人工湿地物种名录 |
| 附录2 能值理论系统能值图中物质能量循环中的符号语言 |
| 附录3 南四湖新薛河人工湿地能值分析物质能量流的原始数据、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
| 附录4 南四湖新薛河人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自然资本原始数据、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Pedodiversity: a controversial concept（论文参考文献）
- [1]树种多样性对亚热带森林细根产量的影响机制研究[D]. 曾渭贤.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0(01)
- [2]荒漠草原围栏封育和围栏放牧植物多样性特征及物种共存格局[D]. 吴婷. 宁夏大学, 2020(03)
- [3]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D]. 张超.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4]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D]. 姜馥蓉. 兰州大学, 2020(12)
- [5]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D]. 程亚勤. 湖北大学, 2020(01)
- [6]吉林蛟河针阔混交林物种多样性格局及维持机制[D]. 姚杰.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7]三峡地区次生草地植被-土壤碳氮同位素特征和土壤细菌多样性格局的研究[D]. 杨帆.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2018(06)
- [8]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9]全球森林治理：机制、机构、理念、前景[D]. 荆珍. 吉林大学, 2015(05)
- [10]南四湖新薛河人工湿地的植物多样性、土壤汞风险及生态可持续性评价[D]. 张依然. 山东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