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赞“农民收入自己填”（论文文献综述）
老藤[1]（2021）在《铜行里》文中指出《铜行里》,是一幅描绘百年沈阳社会文化大变迁的风俗画;《铜行里》,是一部为沈阳大国工匠精神溯源追踪的铜匠史;《铜行里》,是一面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核心价值观的浮雕墙。楔子如今许多人不知沈阳城曾经有一处铜心,金银铜铁锡的铜,若在街上问行人,十人有十人会摇头,这让富发诚铜雕艺术有限公司的创办人石国卿十分不悦,才多少年哪,一座城市就如此健忘。据说当年四贝勒皇太极登基后,下令把城内外制作铜器的店铺均集中于内城中心,形成了一条铜行胡同,又将分散市井的铁匠铺置于城垣四周,由此赋予了盛京城所谓的"铜心""铁胆"。这么大的事能轻易忘记吗?
陈斯亮[2]（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侯泽宇[3]（2020）在《争议性事件中的受众参与研究 ——以山东大学“学伴”项目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普及,受众获取信息前所未有地便捷,关注社会事件并参与讨论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在面对社会事件,尤其是一些影响力大且颇具争议的事件时,不同社会阶层的受众对争议性事件的态度、看法往往大相径庭。基于这一现象,本文拟选取时下热门且较富争议的山东大学为外籍学生配“学伴”项目为例子,以网络问卷形式调查受众对该事件的参与程度（涉入度）和对五条微博高赞评论的看法。通过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以下3个问题:1.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受众对该类事件的涉入度;2.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受众对此类事件的态度;3.不同涉入度的受众对该类事件的态度。本文以社会分层理论和涉入理论为理论基础。首先,对社会分层理论进行梳理,大量前人研究证明,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是合成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的3个维度。因此,本文将受访者按照每个维度分为高中低三组,分别研究每组受众对目标事件的涉入度和态度。然后对涉入理论进行梳理研究。包括涉入概念的提出、中外学者对涉入含义的不同阐述,依据不同标准对涉入的分类和衡量。第三,对山东大学“学伴”事件进行简要回顾,并在微博网友对该事件的争论议题下,将排名靠前的高赞微博评论进行梳理,提取出该事件下五条获赞数最多的评论。第四,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样本受众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该事件的涉入度和对五条高赞评论的态度数据。最后,通过数据分析,逐一分析本研究所关心的几个问题: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受众对该类事件的涉入度;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受众对此类事件的态度;不同涉入度的受众对该类事件的态度。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样本受众对山大“学伴”事件的涉入程度在中等以上,其中中等涉入程度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低涉入程度的,而高涉入程度的人数最少。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和不同涉入度的受众对“学伴”事件中不同倾向的评论观点都有较多参与者的赞同或不赞同。这表明在互联网世界中,人们对一项事件的态度会呈现出多元性,从而表现出对事件的“争议”。
宋万（SIBOUAKHAM SOMVANG）[4]（2020）在《老中合作的社会基础与老挝公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得到国际范围内众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关注。老挝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协议签订国家之一,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和“中国-东盟”合作的关键节点。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老中合作的受益者,笔者得以有机会获得中国留学基金项目的资助来到中国求学。在中国这几年的留学生涯使我受益匪浅。为了能够学有所用,回报祖国,笔者专门选择了“一带一路”框架下老中合作这一主题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以期能够为推进老中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出谋划策,贡献出作为留学生自己的一份力量。笔者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选择从老挝公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认知和老中合作开展的社会基础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论文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以笔者在老挝调查收集实证数据资料为支撑考察了老挝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认知特征,并对“一带一路”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得出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老中合作优势互补,社会基础深厚。其一,老挝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老挝与中国,山水相连,双方资源禀赋各具优势,产业结构各有特点,双方企业优势互补,“一带一路”框架下企业开展合作将带来共赢。其二,老中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两国各级领导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双方保持互访、商定合作发展方向。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框架下老中两国已经形成了颇为成熟的合作模式,合作范围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老中铁路、老中公路、老中航空运输、能源设施、卫星通讯设施）、经贸投资（国际贸易、金融投资）、人文交流（教育培训合作、救灾、援助、防疫与扶贫合作）、旅游项目（老-中旅游论坛、国家旅游免签）、区域合作（湄公河治理、澜沧江治理、边境犯罪治理）等,合作基础深厚。第二,论文调查了老挝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程度,并通过量表的方式考察了老挝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作用前景的认知,主要包括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老挝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认同程度较高,认同度均值得分为3.96（满分为5分）,这表明老挝公众对老中之间的“一带一路”建设普遍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一带一路”倡议绩效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积极绩效得分较高,均在3.5分以上（满分为5分）。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性政治绩效得分为3.91、积极性经济绩效得分为3.94、积极性文化绩效得分为3.88、积极性社会绩效得分为3.76,“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性基础设施绩效得分为3.85。“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极性绩效得分在3.5分以下,为3.40。第三,研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特征群体的老挝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特征。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年龄分布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度大致呈现递增分布,即随着年龄的不断升高,老挝公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度也在升高;“一带一路”倡议的性别分布中,老挝民众中男性群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程度要高于女性群体,其中前者均值得分为4.07,后者均值得分为3.79;“一带一路”倡议的收入分布中,不同收入状况的个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程度大致呈现递增趋势,即收入越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程度越高;“一带一路”倡议的教育程度分布中,不同教育程度个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程度大致呈现“U”型分布,即随着教育程度的不断升高,老挝公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程度在不断降低,但达到一定谷底后会转而上升,即教育程度升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程度反而在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信息渠道分布中,老挝民众中使用互联网渠道获取信息的群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程度要低于使用传统媒体获取信息的群体,其中前者均值得分为3.90,后者均值得分为4.05。方差分析结果（p<0.005）均支持了上述研究发现。第四,论文将老挝公众的“一带一路”认同当做结果变量,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老挝公众“一带一路”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其一,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变量均与“一带一路”认同具有显着影响。其中,年龄在99.9%水平上显着且呈正相关关系,年龄越高,个体“一带一路”认同程度也越高;性别虚拟变量（以男性为参照）与“一带一路”认同呈显着性负相关关系,与男性群体相比,女性群体的“一带一路”认同度低（p<0.01）;收入在95%水平上显着且呈正相关关系,月平均收入越高,个体的“一带一路”认同也越高;教育程度与个体“一带一路”认同程度呈非常显着的正相关关系（p<0.001）,教育程度越高,个体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程度越高;信息渠道虚拟变量（以互联网新媒体为参照）与“一带一路”认同呈显着性负相关关系,与互联网新媒体相比,使用传统媒体了解“一带一路”信息的群体的“一带一路”认同度更高（p<0.01）。其二,中国认知对老挝公众的“一带一路”认同具有较大影响。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变量之后,中国认知变量同“一带一路”认同呈现出非常显着的正相关关系（p<0.001）。该项分析结果表明,老挝公众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越高,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度也就越高。其三,“一带一路”作用绩效是影响老挝公众“一带一路”认同的关键变量。一方面,“一带一路”的积极性政治绩效变量、积极性经济绩效变量、积极性社会绩效变量和积极性基础设施绩效变量均与“一带一路”认同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p<0.05）。这表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政治绩效、积极性经济绩效、积极性社会绩效和积极性基础设施绩效越高,老挝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程度越高。“一带一路”积极性文化绩效变量与“一带一路”认同也呈正相关关系。但就本次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而言,该项分析结果并不显着（P>0.05）,该项结论并不具有统计学的推论意义。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消极性绩效变量与“一带一路”认同呈非常显着的负相关关系（p<0.001）。这表明,“一带一路”的消极性绩效越高,老挝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程度越低。
杨旻旻[5]（2020）在《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对一个嘉绒村落——大坪村的田野调查,以该村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冬经为切入点,围绕仪式与村落社会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是一篇关于嘉绒地区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期为理解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人们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与族群身份选择、族群认同变迁及社会文化建构间复杂、动态地关系提供思考。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组成。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田野点选择,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爬梳,并对文章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作出简要说明。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通过对大坪村自然人文环境和冬经仪式过程的描述,勾勒出其身处的多重文化场域。第二章为第二部分,探讨了仪式与大坪村人族群认同的关系,指出以冬经为代表的集体宗教仪式是大坪村人建构“安多嘉绒藏族”的基础。第三章、第四章为第三部分,通过观察仪式实践中个体间的互动,探讨村民的互助仪式和村落的互助体系是如何建构起大坪村社会关系网的。第五章、第六章为第四部分,分别对仪式与村政权威建构和仪式与宗教权威建构展开论述,以揭示大坪村村落社会整合的内生逻辑。第七章为正文的第五部分,以冬经仪式变迁为例,叙述大坪村人在资源竞争和利益角逐背景下,是如何对其文化表征展开重构的。结论部分是基于田野调查及国内外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借鉴对全文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综上所述,大坪村人的生存空间一直处于多重文化交汇地带,交汇中有碰撞、有互换、有借用、也有创制。在此过程中,在认同的指引下,大坪村人逐渐构建起以自我为中心、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在这一特定场域中,他们通过语言、习俗、信仰、规范等文化的诸多要素既保持了与嘉绒主文化的有机互动,又逐渐树立起独立于嘉绒主文化的自我中心地位。大坪村这样的个案,在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并非特例,对它展开探讨能够以小见大,为理解和反思“边缘”群体及其社会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民族志文本。
李向远[6]（2019）在《抗战时期河南田赋征实研究（1941-1945）》文中提出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战时的“钱”、“粮”问题,而推行的一项必要的财政经济制度。1941年6月,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正式颁布了田赋收归中央并征收实物的政策,田赋征实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行。河南田赋征实始于1941年11月,抗战时期共举办了4个年度,共征得粮食约8 531 369市石,占四年全国征实总量的3.7%。这个数字看似一般,但需要注意的是,河南是在损失半数县份,且天灾、战火不断的情况下勉为输将的,河南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河南田赋征实有其特殊性和研究价值。为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部分对河南田赋征实进行探讨:绪论部分回顾了学术界对田赋征实的研究现状,并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研究方法、主要观点和相关概念的界定等。第一章介绍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的出台,主要涉及国民政府颁布田赋征实政策的背景和经过。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由于地方自治财政的需要,国民政府将田赋一项税收划归地方。但抗战爆发后,随着东南主要税源地的沦陷,国民政府逐渐丧失了关税、盐税和统税,这三大财政支柱。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军公民食,国民政府必须推行田赋收归中央并征收实物的政策。第二章介绍河南推行田赋征实所面临的黄水泛滥和三面临敌的困境,以及河南艰难推进征实的准备工作,主要有征实的宣传、新县制和土地陈报等。河南在田赋征实政策开始推行之前就已经是困难重重,为了阻滞日军西进郑州,国民政府下令在黄河花园口段决堤。决堤确实起到了“以水代兵”、“以黄治敌”的作用,但其后遗症——黄泛区,却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豫北、豫东和豫南相继落入敌手,河南半壁沦陷、三面临敌。土地陈报和新县制在河南推行的较早,分别为田赋征实提供了征收依据,争取了地方势力支持。而征实宣传,也为征实工作的开展作了充分的群众动员。作为本文的重点章节,第三章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重灾之下,河南征实的经过。由于黄泛区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了黄河下游气候的恶化,1942年河南及周边省份遭遇了特大旱灾。河南各地收成仅有平年的二三成,灾民被迫外出逃荒觅活。在河南地方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呼吁下,国民政府决定拨赈、减赋,但河南人民依然需要负担巨量的军粮。河南人民将一切都贡献给了国家,几乎罄（倾）其所有。而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介绍了河南征实的成效和弊病。河南历年征实率几乎都高达100%以上,田管处长等人多次受到嘉奖,省主席李培基也为此获得了景星勋章。但由于田赋征实政策是国民政府的战时仓促因应,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漏洞,而这些漏洞又给了粮吏仓管制造了舞弊之机。国民政府虽然惩治了滞纳粮户和部分舞弊官吏,但田赋征实执行的过程中依旧弊病百出。结语部分,从河南征实看全国田赋征实的状况,既肯定了田赋征实的战时意义,又指出了其先天不足、后天脱轨,并最终影响了国内经济状况和政治走向。
叶蕾[7]（2019）在《太行山鼓书队的曲艺表演与艺人活动（1949—1979）》文中研究说明太行山基层鼓书队的曲艺和艺人改造,一方面为适应政治需要,受国家意志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具有突出的政治宣传特点;另一方面,艺人们在政治宣传中充分发挥艺术的能动性,逐步明确自身的宣传立场与定位,其社会意义得到凸显。在不同的时期曲艺宣传表现出不同的趋向。抗战期间,民间曲艺为艺术媒介,促进政治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20世纪50年代太行山基层鼓书队发展的核心始终围绕民间曲艺如何进行政治性宣传;自由的说书艺人怎样被体制化,政治文艺宣传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乡村文化改造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民间曲艺则表现为在开展政治宣传的同时,怎样满足个人生计的需求。因此“我们的鼓书为谁说?怎样说?说什么?”之间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深刻反映出曲艺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内在转换机制。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绪论部分作为本文研究内容的背景和基础。主要包括20世纪太行山区民间文艺研究的选题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第一章围绕20世纪30—40年代,革命宣传主导下的太行山鼓书改造运动展开。抗战初期,太行山鼓书作为乡村文化的主要形式,在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因而引起根据地政府的关注,并逐步将其引入以动员民众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抗战文艺范围内。随着太行山根据地政府的“戏曲改造”运动的不断深入,借助鼓书的沟通作用,政府与传统乡村社会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本章从鼓书艺人、鼓书曲本、曲艺团体三个方面分析这种互动关系。第二章20世纪50年代,在“戏曲改革运动”的背景下,从“改人”“改戏”“改制”三个方面对鼓书进行改造,太行山鼓书的艺术形式发生了转变。国家开始将其纳入到政治宣传话语体系中,参加到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这里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太行山鼓书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在这一时期山西民间曲艺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乡村文化改造的。第三章20世纪中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鼓书高度政治化的时期,鼓书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以鼓书为代表的民间曲艺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主要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1978年以后,鼓书艺人在满足政治宣传和适应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寻求发展。鼓书队是怎样实现既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又与当代曲艺观众的审美情趣和习惯相吻合。本论文选取了20世纪30—40年代、50年代及80年代这三个有代表性意义时间段展开论述,2特别是乡村社会文化发生巨变的1949—1979年进行专题研究。通过梳理20世纪太行山区鼓书的发展脉络,试图把影响鼓书改革发展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对政治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做较系统的整体把握,将太行山曲艺在20世纪的改革发展过程作连续性和统一性的研究。
胡国浚[8]（2019）在《黔西南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移民满意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所以当前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迫在眉睫。贵州省作为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面最广的贫困大省,成为我国脱贫攻坚阶段最难啃的“硬骨头”,省内各地区的脱贫工作刻不容缓。而黔西南州地处贵州省贫困程度最深的滇桂黔石漠化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峻的贫困问题使该地区扶贫难度大、任务艰巨。解决该州的贫困问题成为了全省乃至全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中之重。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将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资源禀赋匮乏、不足以满足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的贫困人口搬离,既能减轻迁出地的生态负担,消除该地区的人地矛盾,又能解决贫困山区贫困群体的经济发展问题,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是解决贫困问题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两全之策。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归纳和总结,明确理论支撑;根据参照依赖理论、推拉理论、生态恢复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确立经济指标、生态指标、社会指标和基础配套服务指标四个一级指标,具体细化为18个二级指标,构建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调查移民对该指标体系中的各一级指标分类下的所有二级指标的满意度评价来对移民满意度进行研究;对黔西南州每一个市县工程实施地区的移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以发放问卷结合结构式访谈的形式获取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移民满意度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移民满意度的关键因子,以及这些因子对移民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以期对黔西南州地区生态移民工程进一步顺利实施提供政策性决策依据,加速人口脱贫。研究结果表明,黔西南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移民满意度总体较高,影响移民满意度的关键因子以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居住环境因子、经济因子、社会服务因子、公共服务因子、个人特征因子;在综合以上结论基础上,从完善居住环境,强化经济扶持,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提升移民满意度,帮助黔西南州地区生态移民工程成功实施,促进黔西南州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与全省、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司雨桐[9]（2019）在《L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 ——基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文中提出贫困问题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人类的视线,与贫困问题的抗争以及减少经济不平等是人类永远的议题。中国作为目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政策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引起广泛关注。随着精准扶贫进入攻坚阶段,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是透视我国基层治理问题的宝贵窗口,也是提升我国基层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从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对某市L村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政策执行中国家与社会相互改变相互构成的动态轨迹。L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主要有三种制度通道:其一,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政治社会化,主要是指村干部通过政策的“上传”和“下达”实现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学习和宣传;其二,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目标数字化,主要指精准扶贫政策依靠建档立卡和数字化管理平台完成扶贫工作中的账目和报表;其三,精准扶贫政策的考核问责化,主要包括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涉及到的农户识别和干部扶贫绩效考核中的“一票否决制”,以及纪委的调研核查工作。然而,精准扶贫政策在L村的“嵌入”过程遇到了三个乡土场景,主要包括:经济层面上,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形成的“农村空心化”图景;政治层面上,精英流走与村委自治形成的“农村碎片化”图景;文化层面上,传统流失与规范再建形成的“农村世俗化”图景。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制度通道和乡土场景的审视,可以从过程的、动态的角度对政策推行中各方主体行为逻辑的动态演进进行归纳:其一,村委干部的行动逻辑体现为从表现到表演,具体表现为“走过场式”宣传、“不精准式”识别、“制表格式”帮扶和“维稳式”资源分配;其二,帮扶单位的响应轨迹体现为从积极到含糊,具体表现为从“积极响应,自掏腰包”到“含糊应付,力不从心”;其三,村民的行为艺术体现为从合作到抗拒,具体体现为“政策懒汉”和“争贫信访”。对L村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国社博弈逻辑的审视提供了我国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异化过程的样本,呈现出“内卷化”、“形式化”和“短视化”三大特征。该样本为政策执行的修复提供了尝试性对策,对我国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国社“亲密”关系构建提供了可借鉴经验。第一,通过精英引领构建国家亲近社会的“纽带”;其次,通过单元下沉对国家亲近社会提供“反馈”通道;第三,通过信任构建形成国家亲近社会的“平台”。
丁传国[10]（2017）在《“珠山八友”的艺术经济活动研究》文中认为“珠山八友”是民国时期景德镇非常重要的一个瓷绘艺术团体,由王琦、王大凡等十人组成,他们因为志同道合以及艺术市场的需求等原因走到一起,共同演绎了陶瓷史上的一段精彩佳话。近年来,“珠山八友”的重要性逐渐被世人所认识,以“珠山八友”为对象的研究也日盛。“珠山八友”的艺术活动与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珠山八友”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面对市场需求而进行的制作,这就决定了作品的商品性质,“珠山八友”的艺术与经济活动是融于一体,不能分割的整体。“珠山八友”的成员,一部分是陶业学堂的学生,走出学堂以瓷绘为谋生手段在情理之中;一部分是红店学徒,以瓷绘为业也是理所当然;另外还有清末秀才、税务职员、走江湖的捏面人,他们都因为景德镇与瓷绘结缘。“珠山八友”在景德镇曾经辉煌的陶瓷技术基础之上,不是囿于传统,而是选择创新突破,并且通过学习“海上画派”来感受当时社会的审美需求,创作出了当时社会认可和需要的陶瓷绘画作品。同时,经过“珠山八友”有意识的经营,他们的作品以较高的销售价格进入艺术市场,并且有着不错的销售量,也因此获得了在当时较高的经济收入,生活相对富足。当然“珠山八友”成员中,因为作品以及个性的区别,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也有不同。本文中对“珠山八友”艺术经济活动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包含了这几个内容:第一,“珠山八友”作品的制作过程、过程中的管理以及制作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的研究,这是“珠山八友”作品的生产过程。第二,“珠山八友”作品的市场分析,涉及“珠山八友”作品的销售渠道、模式和购藏者分析两个方面的研究,这主要是“珠山八友”作品在当时的消费过程。第三,“珠山八友”作品的特征与成本分析以及作品的价格分析,这部分内容来揭示“珠山八友”作品的价值与价格问题,是研究“珠山八友”艺术经济活动非常重要的内容。“珠山八友”艺术经济活动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艺术是活动的基础,经济是活动的支撑,对于“珠山八友”而言,两者缺一不可。“珠山八友”通过丰富的艺术经济活动赢得了名声,尽管岁月无情逝去,他们的影响依然深远。
二、赞“农民收入自己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赞“农民收入自己填”（论文提纲范文）
（1）铜行里（论文提纲范文）
| 楔子 |
| 第一章软铜册 |
| 第二章葑菲 |
| 第三章软绣 |
| 第四章九佬 |
| 第五章门外徒 |
| 第六章十八匠 |
| 第七章街坊（上） |
| 第八章街坊（下） |
| 第九章号嘴 |
| 第十章老雪 |
| 第十一章令狐平 |
| 第十二章韩干部 |
| 第十三章下西南 |
| 第十四章七七级 |
| 第十五章泥稿 |
| 第十六章陶金 |
| 第十七章活墙 |
| 尾声 |
（2）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3）争议性事件中的受众参与研究 ——以山东大学“学伴”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社会分层理论 |
| 一、社会分层的含义 |
| 二、社会分层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
| 三、社会分层标准 |
| 第二节 涉入理论 |
| 一、涉入的含义 |
| 二、涉入的衡量 |
| 第三节 争议性事件的社会影响及其报道 |
| 一、争议性新闻事件的内涵与传播特征 |
| 二、争议性事件的产生背景 |
| 三、争议性事件的社会影响与报道要点 |
| 第二章 山东大学“学伴”事件描述 |
| 第一节 事件回顾:引发争议的“学伴”项目 |
| 第二节 舆论发酵:“学伴”项目升级为争议性事件 |
| 第三节 受众参与 |
| 第四节 争议表现 |
| 第三章 调研设计与数据收集 |
| 第一节 问卷设计 |
| 第二节 数据收集情况 |
| 第四章 数据分析 |
| 第一节 样本受众的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受众的社会经济地位 |
| 二、样本受众对山大“学伴”事件的涉入度 |
| 第二节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受众的涉入度分析 |
| 一、不同教育程度受众的涉入度 |
| 二、不同收入水平受众的涉入度 |
| 三、不同职业声望受众的涉入度 |
| 第三节 不同涉入度受众对五项评论的态度 |
| 一、高涉入组受众对五项评论的态度 |
| 二、中涉入组受众对五项评论的态度 |
| 三、低涉入组受众对五项评论的态度 |
| 第四节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受众对五项评论的态度 |
| 一、不同教育程度受众对五项评论的态度 |
| 二、不同收入水平受众对五项评论的态度 |
| 三、不同职业声望受众对五项评论的态度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局限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老中合作的社会基础与老挝公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五节 主要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中国国内研究综述 |
| 一、中国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意义分析的研究 |
| 二、中国学者有关“一带一路”框架下老中合作研究 |
| 第二节 外国研究综述 |
| 一、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对“一带一路”的观点和态度 |
| 二、外国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意义、内容和路径的研究 |
| 第三节 老挝研究综述 |
| 一、老挝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现状 |
| 二、“一带一路”框架下老中关系及合作开展研究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理论支撑 |
| 一、社会认知理论 |
| 二、国际合作理论 |
| 三、区域经济合作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资料分析法 |
| 二、问卷调查法 |
| 三、访谈调查法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倡议:内涵及进展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的提出及主要内涵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新进展 |
| 第五章 老挝与中国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
| 第一节 老挝国家概况 |
| 一、老挝人文地理概况 |
| 二、老挝社会经济现状简述 |
| 第二节 老中两国关系及社会基础合作历程 |
| 一、老挝与中国基础设施合作 |
| 二、经贸、投资领域合作 |
| 三、人文交流合作 |
| 四、老中旅游合作 |
| 五、澜沧江与湄公河区域合作 |
| 第六章 老挝公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状况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收集基本情况分析 |
| 第二节 老挝公众“一带一路”倡议总体认知特征分析 |
| 一、老挝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状况 |
| 二、老挝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认知状况 |
| 三、老挝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认同度及作用前景的认知状况 |
| 第三节 不同特征群体老挝公众“一带一路”认知特征分析 |
| 一、年龄与老挝公众“一带一路”认知 |
| 二、性别与老挝公众“一带一路”认知 |
| 三、收入与老挝公众“一带一路”认知 |
| 四、教育程度与老挝公众“一带一路”认知 |
| 五、信息渠道与老挝公众“一带一路”认知 |
| 第七章 老挝公众“一带一路”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所涉变量操作化与基本信息统计 |
| 一、目标变量:“一带一路”认知 |
| 二、控制变量: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度和信息渠道 |
| 三、核心解释变量:中国认知与“一带一路”作用绩效 |
| 第二节 老挝公众“一带一路”认知影响因素OLS回归分析 |
| 一、控制变量与“一带一路”认同 |
| 二、中国认知变量与“一带一路”认同 |
| 三、“一带一路”作用绩效与“一带一路”认同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问题讨论与对策建议 |
| 一、“一带一路”框架下老中合作出现的问题 |
| 二、提升老挝公众“一带一路”认同对策建议 |
| 第三节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 附录1 :调查问卷(中文版) |
| 附录2 :调查问卷(老文版) |
| 附录3 :访谈提纲(中老文对照版) |
| 附录4 :2012-2019到老挝游客统计表 |
（5）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田野事象:大坪村与冬经 |
| 1.1 大坪村的人文地理 |
| 1.1.1 小金县概述 |
| 1.1.2 大坪村人文地理环境 |
| 1.2 冬经仪式及过程 |
| 1.2.1 仪式前的准备 |
| 1.2.2 冬经仪式过程 |
| 第二章 仪式与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 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1 从祖源到族源 |
| 2.1.2 语言与认同 |
| 2.2 仪式与族群认同 |
| 2.2.1 结构性失忆与集体记忆 |
| 2.2.2 仪式、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 |
| 2.3 族群认同与寺院权威 |
| 2.3.1 大坪寺 |
| 2.3.2 村落公共空间的权威 |
| 第三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一)——大坪村的社会关系网 |
| 3.1 仪式与家庭的分、继、合 |
| 3.1.1 村落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户 |
| 3.1.2 家户的“分”、“继”及仪式的展示方式 |
| 3.2 互助、仪式——构建村落社会关系网的两个必备要件 |
| 3.2.1 村落社会关系网的构建、发展和成型 |
| 3.2.2 人情——仪式中的互助 |
| 第四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二)——互助圈:大坪村的生活逻辑 |
| 4.1 大坪村的互助圈 |
| 4.1.1 亲属互助圈 |
| 4.1.2 地缘互助圈 |
| 4.1.3 友缘互助圈 |
| 4.2 人情圈、互助圈与熟人社会 |
| 4.3 仪式与互助 |
| 4.3.1 婚礼仪式体现的人情、互助与社会关系 |
| 4.3.2 冬经仪式与大坪村社会关系的整合 |
| 第五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一)——法理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村政权威 |
| 5.1 权力与权威 |
| 5.2 大坪村村级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 5.2.1 村落组织结构概况 |
| 5.2.2 非正式组织——“小队”的结构及功能 |
| 5.2.3 村民小组的结构与功能 |
| 5.2.4 村两委会的组织结构及功能 |
| 5.3 村政权威的构建 |
| 5.3.1 国家认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根本来源 |
| 5.3.2 民主运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群众基础 |
| 5.3.3 能人现象是村政权威实现的因素 |
| 第六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二)——传统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宗教权威 |
| 6.1 大坪寺的组织系统 |
| 6.1.1 大坪寺的结构 |
| 6.1.2 一僧一户制度 |
| 6.1.3 僧人的日常管理 |
| 6.2 僧俗互动——寺院与村落之间的共生关系 |
| 6.2.1 寺院与村落的共生空间 |
| 6.2.2 寺院对村落的依赖 |
| 6.2.3 寺院对村落的回馈 |
| 6.3 宗教权威的生成和维系 |
| 6.3.1 宗教权威的生成 |
| 6.3.2 宗教权威的维持 |
| 6.4 仪式与村落权威——以冬经仪式为例 |
| 第七章 中心-边缘视角下的大坪村 |
| 7.1 从边缘走向中心 |
| 7.1.1 被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1.2 试图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大坪村人 |
| 7.1.3 自我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2 国家话语下大坪村“安多”文化符号建构——以冬经为例 |
| 7.2.1 大坪寺的合法身份 |
| 7.2.2 国家话语下冬经仪式的变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1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00年) |
| 附录2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10年) |
| 附录3 :抚边乡政府藏戏汇报情况 |
| 附录4 :索朗白登整理萨武神山资料 |
| 附录5 :大坪村出土格萨尔石刻 |
| 附录6 :村民自编格萨尔伴奏乐 |
| 附录7 :僧人自编格萨尔藏戏剧本 |
| 附录8 :大坪寺财务收支状况(示例) |
| 附录9 :村民功德明细(示例) |
| 附录10 :牟喇嘛多次被评为“爱党爱教”先进个人 |
| 附录11 :大坪村人开的藏家乐 |
| 致谢 |
（6）抗战时期河南田赋征实研究（194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苦撑待变：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 |
| 第一节 严重的经济危机 |
| 一、东南沦陷,税源枯竭 |
| 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的出台 |
| 一、田赋征实政策的酝酿 |
| 二、田赋征实政策的颁布 |
| 第二章 临危负重：河南启动田赋征实 |
| 第一节 洪水与日寇 |
| 一、良田变黄泛 |
| 二、半部沦陷,三面临敌 |
| 第二节 征实的行政准备与宣传 |
| 一、新县制与田赋征实 |
| 二、田赋征实的宣传工作 |
| 第三节 实施土地陈报 |
| 一、土地陈报的推行 |
| 二、利用陈报结果核定新赋 |
| 第三章 勉力输将：河南田赋征实政策的实施 |
| 第一节 经征与经收 |
| 一、经征与经收制度 |
| 二、征收制度的演变 |
| 第二节 粮食的储运 |
| 一、粮食的仓储 |
| 二、粮食的运输 |
| 第三节 报灾与减赋 |
| 一、灾旱的河南 |
| 二、报灾与勘灾：河南与重庆的博弈 |
| 三、核减田赋：“包”与“石”之间 |
| 第四节 救灾中的征实：先顾军粮,后筹民食 |
| 一、河南灾荒的救济 |
| 二、灾荒中的征实 |
| 第四章 民力耗尽：河南田赋征实的完成 |
| 第一节 历年的额征数和起征数 |
| 一、历年征实数目明细 |
| 二、本省征实与全国征实 |
| 第二节 征实结果的奖惩 |
| 一、征收官员的奖惩 |
| 二、纳粮户的滞纳处罚和奖励 |
| 第三节 河南田赋征实的特点 |
| 一、推行难度大 |
| 二、完成度高 |
| 三、弊端百出 |
| 第五章 “虫”蚀“鼠”窜：田赋征实下的社会弊端 |
| 第一节 制度上的缺陷 |
| 一、税负不均 |
| 二、册籍错乱,手续繁杂 |
| 三、运输路程规划失误 |
| 第二节 执行中的不当 |
| 一、严厉催征,强征强购 |
| 二、浮收摊派,鲜有依据 |
| 三、敲诈勒索,收受包袱 |
| 四、掺假掺杂,盗卖中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太行山鼓书队的曲艺表演与艺人活动（1949—197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目的与意义 |
| 2.国内外研究动态 |
| 3.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20 世纪30—40 年代:革命话语背景下的曲艺活动 |
| 1.1 曲艺艺人与文艺宣传 |
| 1.1.1 抗战期间鼓书发展的社会探源 |
| 1.1.2 抗战期间鼓书的传承形式 |
| 1.1.3 抗战期间曲艺艺人的思想改造 |
| 1.2 “神书”与“革命书” |
| 1.2.1 “革命书”创作者的类型 |
| 1.2.2 “革命书”作品的文艺特点 |
| 1.2.3 革命书的表演形式的变化 |
| 1.3 个人传唱与组织管理 |
| 1.3.1 鼓书队组织形式的改变 |
| 1.3.2 鼓书队经营方式的转变 |
| 1.3.3 抗战时期鼓书队发展的主要特征 |
| 第二章 20 世纪50 年代:“戏曲改革运动”下的太行山曲艺 |
| 2.1 社会救济与艺人培养 |
| 2.1.1 团结救济保障艺人生活 |
| 2.1.2 “以会带训”提升艺人技能 |
| 2.1.3 “学校扫盲”提高艺人素质 |
| 2.2 传统改编与推陈出新 |
| 2.2.1 传统书目的搜集整理 |
| 2.2.2 鼓书书目的推陈出新 |
| 2.2.3 鼓书演出的多态多样 |
| 2.3 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文化实践 |
| 2.3.1 传统鼓书队的重塑 |
| 2.3.2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 |
| 2.3.3 曲艺艺人身份的转换 |
| 第三章 20世纪中后期:曲艺的文艺宣传与动员 |
| 3.1 “样板戏”模式鼓书创作与职业鼓书队 |
| 3.1.1 鼓书创作的困难期 |
| 3.1.2 鼓书队返乡与职业鼓书队 |
| 3.2 鼓书演出与群众文艺 |
| 3.2.1 百花齐放:禁戏解禁工作 |
| 3.2.2 回归传统:长篇鼓书改编 |
| 3.2.3 丰富多元:鼓书演出的现代化 |
| 3.3 鼓书艺人的权益与鼓书的发展 |
| 3.3.1 鼓书制度中艺人的权利与利益保障 |
| 3.3.2 鼓书改革中的困境与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黔西南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移民满意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主要内容 |
| 1.5 可能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生态移民 |
| 2.1.2 扶贫生态移民工程 |
| 2.1.3 满意度评价与满意度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参照依赖理论 |
| 2.2.2 推力—拉力理论 |
| 2.2.3 生态恢复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生态移民研究综述 |
| 2.3.2 国内生态移民研究综述 |
| 2.3.3 文献评述 |
| 3 移民满意度评价综合指标体系构建 |
| 3.1 指标构建原则 |
| 3.1.1 科学性原则 |
| 3.1.2 适用性原则 |
| 3.1.3 代表性原则 |
| 3.1.4 完整性原则 |
| 3.1.5 可操作性原则 |
| 3.2 指标遴选 |
| 3.3 指标确立 |
| 3.3.1 经济指标 |
| 3.3.2 生态指标 |
| 3.3.3 社会指标 |
| 3.3.4 基础配套服务指标 |
| 3.4 移民满意度评价综合指标体系构建 |
| 4 黔西南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现状分析 |
| 4.1 黔西南州基本情况 |
| 4.2 黔西南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现状 |
| 4.2.1 搬迁对象 |
| 4.2.2 搬迁人数 |
| 4.2.3 安置方式 |
| 4.2.4 资金来源 |
| 4.2.5 工程后续托底工作 |
| 4.3 移民现状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1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4.3.2 数据收集 |
| 4.3.3 移民满意度现状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 黔西南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移民满意度评价实证分析 |
| 5.1 数据验证 |
| 5.1.1 信度分析 |
| 5.1.2 效度检验 |
| 5.2 黔西南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移民满意度评价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移民满意度评价变量定义 |
| 5.2.2 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 |
| 5.2.3 因子提取和因子载荷矩阵的求解 |
| 5.2.4 因子的命名 |
| 5.2.5 计算因子权重 |
| 5.2.6 结果分析 |
| 6 结论及对策建议 |
| 6.1 结论及分析 |
| 6.1.1 移民满意程度总体较高 |
| 6.1.2 评价最低的影响因素 |
| 6.1.3 主要影响因素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继续完善安置点居住环境 |
| 6.2.2 多渠道筹集资金,强化经济扶持 |
| 6.2.3 提升社区管理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
| 6.2.4 加强就业扶持力度,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
| 6.2.5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安置区人力资本水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9）L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 ——基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 |
| 二、国外学者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 |
| 三、国内学者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家意志:L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制度通道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政策的政治社会化:学习与宣传 |
| 一、公共政策的政治社会化 |
| 二、L村精准扶贫政策的“上传” |
| 三、L村精准扶贫政策的“下达”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政策的目标数字化:账目和报表 |
| 一、政策的目标数字化的实施手段 |
| 二、政策的目标数字化的工作方案 |
| 三、政策的目标数字化的工作台账 |
| 四、L村扶贫数字化管理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政策的考核问责化:一票否决制 |
| 一、“一票否决”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 |
| 二、L村农户贫困识别中的“一票否决” |
| 三、L村干部扶贫绩效考核中的“一票否决” |
| 四、监督机制:纪委的调研核查 |
| 第二章 社会嵌入:L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乡土场景 |
| 第一节 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农村空心化 |
| 一、土地流转 |
| 二、扶贫参与不足 |
| 第二节 精英流走与村委自治:农村碎片化 |
| 一、村委自治 |
| 二、扶贫后劲不足 |
| 第三节 传统流失与规范再建:农村世俗化 |
| 一、蒲包的“丢失” |
| 二、扶贫凝聚力和内生动力不足 |
| 第三章 国社博弈:L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动态演进 |
| 第一节 村委干部的行动逻辑:从表现到表演 |
| 一、“走过场式”宣传 |
| 二、“不精准式”识别 |
| 三、“制表格式”帮扶 |
| 四、“维稳式”资源分配 |
| 第二节 帮扶单位的响应轨迹:从积极到含糊 |
| 一、积极响应:自掏腰包 |
| 二、含糊应付:力不从心 |
| 第三节 村民的行为艺术:从合作到抗拒 |
| 一、政策懒汉 |
| 二、争贫信访 |
| 第四章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异化与修复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异化:社会淹没国家 |
| 一、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内卷化” |
| 二、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形式化” |
| 三、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短视化”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修复:国家亲近社会 |
| 一、纽带:精英引领 |
| 二、反馈:单元下沉 |
| 三、平台:信任构建 |
|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珠山八友”的艺术经济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珠山八友”的历史机遇 |
| 第一节“珠山八友”的概述 |
| 一、“珠山八友”的成员 |
| 1、“八友”十人 |
| 2、“珠山八友”的身份 |
| 二、“珠山八友”的结社 |
| 1、结社的前奏 |
| 2、结社的高潮 |
| 3、结社的续曲 |
| 第二节“珠山八友”与“海上画派” |
| 一、“珠山八友”与“海上画派”的交往 |
| 1、上海的崛起及与景德镇的交流 |
| 2、“珠山八友”与“海上画派”画家的交往 |
| 二、“海上画派”对“珠山八友”作品艺术面貌的影响 |
| 1、作为群体的观照 |
| 2、作为个体的影响 |
| 三、“海上画派”对“珠山八友”作品市场经营的影响 |
| 1、“海上画派”的商业经营 |
| 2、“珠山八友”受到的影响 |
| 第三节“珠山八友”活动时期的景德镇 |
| 一、清末民初的陶瓷绘画技术 |
| 1、明清时期取得的成就 |
| 2、清末民初的彩瓷技术 |
| 二、清末民初的景德镇陶瓷商业 |
| 1、景德镇陶瓷商业传统 |
| 2、清末民初的商业状况 |
| 第二章“珠山八友”作品的制作及管理 |
| 第一节 作品制作的流程 |
| 一、准备工作 |
| 二、制作过程 |
| 第二节 作品制作过程的管理 |
| 一、个人制作过程的管理 |
| 二、配樘创作过程的管理 |
| 第三节 作品制作过程中的经济因素考量 |
| 一、专业的分工 |
| 二、无名的填色师傅 |
| 三、创新的含金量 |
| 第三章“珠山八友”作品市场分析 |
| 第一节 作品销售模式与渠道分析 |
| 一、新式“红店” |
| 二、订制的多样 |
| 1、配樘或配画作品的订制 |
| 2、个人作品的订制 |
| 三、中间商的代理 |
| 四、展览与参赛 |
| 五、社团组织 |
| 第二节 作品购藏者分析 |
| 一、购藏者的身份与需求 |
| 1、购藏者身份 |
| 2、购藏者的需求 |
| 二、“珠山八友”与购藏者的关系 |
| 1、与中间商的关系 |
| 2、与最终消费者的关系 |
| 第四章“珠山八友”作品的成本与价格分析 |
| 第一节“珠山八友”作品的特征与成本 |
| 一、作品的艺术特征 |
| 二、作品的商业特征 |
| 1、题材内容的选择 |
| 2、相似的画面 |
| 三、作品成本分析 |
| 第二节、“珠山八友”作品的价格分析 |
| 一、“珠山八友”作品价格形成分析 |
| 1、艺术生产阶段的生产价格 |
| 2、流通领域的价格变化 |
| 二、“珠山八友”作品价格及销售情况比较 |
| 1、“珠山八友”作品生产价格与销售比较 |
| 2、流通领域中的“珠山八友”作品价格比较 |
| 第五章 经济因素对“珠山八友”的影响 |
| 第一节“珠山八友”的生活境遇 |
| 一、“珠山八友”的经济收入与生活状况 |
| 1、经济收入 |
| 2、房产 |
| 3、生活状况 |
| 二、“珠山八友”与陶瓷各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比较 |
| 三、相关社会经济因素对“珠山八友”生活的影响 |
| 1、瓷业行帮与习惯的影响 |
| 2、税收的影响 |
| 3、货币贬值的影响 |
| 第二节 经济因素对“珠山八友”瓷绘创作的影响 |
| 一、经济因素对“珠山八友”瓷绘创作的积极影响 |
| 1、经济因素对于艺术创作的促进 |
| 2、艺术市场对于艺术作品的传播 |
| 二、经济因素对“珠山八友”瓷绘创作的消极影响 |
| 1、市场效益对“珠山八友”艺术创作的诱惑 |
| 2、购藏者对“珠山八友”艺术创作的干预 |
| 第三节“珠山八友”在陶瓷艺术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 |
| 一、艺术生产阶段的市场地位 |
| 二、流通领域的市场影响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珠山八友”相关人员访谈记录 |
| 附录二：论文中引用部分的图片 |
四、赞“农民收入自己填”（论文参考文献）
- [1]铜行里[J]. 老藤. 芒种, 2021(06)
- [2]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3]争议性事件中的受众参与研究 ——以山东大学“学伴”项目为例[D]. 侯泽宇.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4]老中合作的社会基础与老挝公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研究[D]. 宋万（SIBOUAKHAM SOMVANG）. 武汉大学, 2020(08)
- [5]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D]. 杨旻旻.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6]抗战时期河南田赋征实研究（1941-1945）[D]. 李向远. 河南大学, 2019(01)
- [7]太行山鼓书队的曲艺表演与艺人活动（1949—1979）[D]. 叶蕾. 山西大学, 2019(02)
- [8]黔西南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移民满意度研究[D]. 胡国浚. 海南大学, 2019(01)
- [9]L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 ——基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D]. 司雨桐. 东南大学, 2019(06)
- [10]“珠山八友”的艺术经济活动研究[D]. 丁传国. 南京艺术学院,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