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建大所名所要注意的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李文静[1]（2020）在《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本质、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法治在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其对法治的认知程度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以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呈现出U字型的演变轨迹:从建国初期的良好开端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转向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回到正轨。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以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年谱、传记等为基础,以这一时期颁布的重要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力求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演变轨迹,总结蕴含其中的法治认识成果,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发生嬗变的原因、经验教训与当代启示等问题,以期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学理支撑。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为三个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是论文的基础,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和历史前提;第二部分（第三、四、五、六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1949-1982年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第三部分（第七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总结和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教训和当代启示。引言阐明论文研究的意义;对论文的核心概念——法治进行科学界定,分析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论文的研究建立在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基础之上;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而已有研究不足又印证着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成为论文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前人对法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根源、本质、职能的认识、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法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法治思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思想、西方现代法治思想则是党对法治认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章考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法治认识的重要历史前提。本章遵循中共党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将党对法治的认识分为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总结概括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三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成果来看,既体现着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法治要为巩固革命成果、维护革命秩序、促进革命胜利服务的共性,同时又体现着特性,即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践背景,又形成了对法治认识的新成果。第三章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法治保障为出发点的。本章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制定和司法改革运动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概括总结出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体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原则、法贵在行的理念以及司法要坚持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等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第四章考察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法治保障为逻辑起点的。本章主要以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治事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整体来看,这三大法治事件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制度根基、筑牢了法律体系基石、提供了根本遵循,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四梁八柱”,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第五章考察分析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及其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本章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对法治的认识成果,深刻剖析了党对法治认识之所以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两个发展趋向的互相交织,即便是在错误发展趋向压倒正确发展趋向,致使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几近中断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也并未完全抛弃宪法和法律,也曾希望通过法治的力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第六章考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反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的认识也由此逐渐回到正确轨道。本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案”的审判、“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制定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为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七章分析总结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及启示。提出了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法治国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四点经验及启示。结语在总结全文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结论,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万学朝[2]（2020）在《法律责任变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天职国际为例》文中认为在2010年和2012年,财政部发布了文件《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必须转制成特殊普通合伙制,才能继续参与与会计有关的证券业务,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政策指导下逐渐开始改变其组织形式。因此,本文在财政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推动的会计师事务所转制背景下,基于事务所法律责任变更的视角,选取2009-2019年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法律责任变更前后的数据,以其服务的以上海和深圳A股的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转变前后法律责任在审计质量中的作用,检验此次政府推动下的法律责任变更对审计质量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完成向特殊普通合伙制过渡后,事务所和合伙人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得到了加强,也提高了其法律风险意识,并且有利于端正工作的谨慎态度,加强控制审计风险,使审计质量的整体水平显着提升,会计师事务所转制成效显着。具体表现为:法律责任变更之后,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治理机制更加完善,事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得到了提升,也越来越有可能向客户发布非标准审计意见,客户更愿意选择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的事务所进行审计,并且审计收费也大大增加。由此可见,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特殊普通合伙制转制计划取得了令人惊讶的结果,合理有效的审计法律制度的出台和对审计市场法律责任的监督对会计师行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将有利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持续发展并向国际推进。
张哲[3]（2020）在《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传染效应 ——基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案例》文中提出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频频爆出财务丑闻,财务重述甚至欺诈等现象愈演愈烈,审计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而在审计这些上市公司的机构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身影出现的愈发频繁。根据中注协发布的《2018年度业务收入前100家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可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在2016到2018年三年的时间内共受到中国证监会5次行政处罚,其中涉及键桥通讯、亚太实业、振隆特产、勤上光电和华泽钴镍五家上市公司。而在2019年,瑞华所又因康得新、大族激光、辅仁药业等爆雷事件深陷舆论漩涡并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之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资源受到重大影响,其手中的30多个IPO项目被叫停,20多家上市公司的融资项目被迫中止,更有多家公司发布公告宣布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这对瑞华事务所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打击。在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引发人们关注,究竟是瑞华所的审计质量低下还是被审计单位故意隐瞒财务信息而导致的审计失败引发广泛讨论。本文重点关注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经调查发现瑞华所成立之前曾经历过多次合并,其中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尤其引人关注。深圳鹏城所曾因云南绿大地财务欺诈案件臭名昭着,但其在被证监会处罚之后反而并入了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之后国富浩华又并入了瑞华所,所以深圳鹏城所的注册会计师也多数随着合并进入了瑞华所工作,但这其中有些注册会计师却在重复犯错,而且本文经过调查发现与瑞华有关的审计失败项目,如键桥通讯、勤上光电、华泽钴镍、康得新等都是由深圳鹏城所带来的,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合并进入另一个事务所后,是会受该事务所的影响而提高审计质量,还是会造成该事务所审计质量的降低?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是否会对审计质量产生传染效应这个问题国内外部分学者已经进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本文基于声誉理论、规模化理论和理性经济人理论,选取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作为案例研究,通过对比2013-2017年深圳鹏城所带来的客户和瑞华其他客户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指标的高低,以及2013-2017年瑞华审计的上市公司和非瑞华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指标的高低来说明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是否会对审计质量产生传染效应。本文得出的结论是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在合并过程中的确存在低审计质量的传染效应,瑞华所在合并后审计质量有明显的下降。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对审计质量产生传染效应的原因,主要是审计师之间存在审计质量的传染效应以及事务所规模的扩大加剧了审计质量的传染效应。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如何防范会计师事务所出现低审计质量的传染效应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本文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了案例分析结合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分析,以数据为支撑,采用操控性应计利润为指标来衡量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并在此基础上为防范会计师事务所出现低审计质量的传染效应提出了对策。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研究层面,补充了理论空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可以对今后事务所的合并工作提供思考,予以警醒,使其重视合并前对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考察和合并后事务所的整合工作,注重合并后事务所审计质量的提升。
张雅斐[4]（2020）在《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路径研究 ——以信永中和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资企业积极响应“走出去”战略的号召,在海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开工建厂,但也有不少“走出去”的企业因为缺乏配套的专业服务机构而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屡遭不顺。在此背景下,国家相关部门多次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为企业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本土所国际化的进程。然而“走出去”只是一个方向性的概念,国际化的路径究竟该如何选择,也因此成为了困扰那些有能力、有意愿“走出去”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大难题。针对国际化路径该如何选择等一问题,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历程的资料,发现目前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的路径主要包括加入国际组织、自建国际网络、跟随客户“走出去”三种。本文分别对三种路径单独进行了介绍,并辅以案例表现其各自的优缺点和适用情景,最后以中国首家走出国门的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为例,总结其自2005年以来十余年的国际化路径探索的全过程,发现信永中和并非局限于某一种特定路径,在围城中寻找出路,而是多种路径相结合,相辅相成,用加入国际组织来弥补自建国际网络的效率局限,用自建国际网络来抵消加入国际组织的自主性不足,在彼此网络达不到的地方互相提供支持,并且紧随客户“走出去”的步伐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不难发现,信永中和所有的战略制定,从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到多元化服务体系,再到注重人才培养方案,都在围绕国际化布局,这也给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最后笔者呼吁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上,可以参考信永中和模式,切勿固步自封,因特定的模式限定了自己的国际化进程,而是结合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合理的选择适合的路径。
闫磊[5]（2020）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文中研究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自身的革命理念紧密相关,换言之,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制定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其追求革命目标的一部分。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国际共运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中共在探索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之路,是本文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列强诸国对中国社会控制之深,中国政局的变化深受外部势力的影响,中外关系错综缭乱,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对外政策上长期保持了遵从苏联的基本方向。从本质上讲,中共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中国革命为中心,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根据具体的实际形势,选取正确的价值标准来区分内外,达到统战的目的。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国际共运的战略做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战略转折深刻影响到中共的革命路线,几乎完全照应了中共革命的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第一次转折是在1921年前后,列宁与共产国际从发动欧洲范围的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东、西方两种性质的革命统一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受此指导,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路线确定为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比较而言,在革命的双重任务中,中共赋予了对外反帝以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二次转折是在1928年完成的,共产国际六大以“第三时期”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中期“左”倾路线。中共受此理论的影响,按照苏维埃革命的要求推行了两次“左”倾进攻路线。这期间,作为区域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虽然仍饱含反帝卫苏的内容,但逐渐将重心转向抗日。第三次转折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中共也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外交政策。尽管在“慕尼黑协定”出台后,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共对国民党和英美国家亦实行戒备。但此后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为标志,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意识到在革命立场上与共产国际根本相异,进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走出了全面的、自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政策与世界革命相联系,且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成为对内革命路线制定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探索出的外交道路与形成的外交思想,可总结为:将世界革命与国家革命,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局势与中外关系中一切有利因素,贯彻以统战思想为革命服务。在思想成果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的历史时段观照,本文最后从外力与内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认识的演变,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思想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三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池舒文[6]（2019）在《三大范畴体系的理论性比较研究及其对范畴化的实践性认知研究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对“范畴”一词做出两种解释,一种是哲学性或理论性的解释,即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另一种则是通俗的解释,即范畴指“类型、范围”,这两者之间虽不能说在意义上毫无联系,但它们之间似乎仍有不小差别。一方面“范畴”作为各学科必须依赖的基础性概念,显然被要求作为一个体系而存在,即各学科均要为自己准备一整套“范畴”用以构筑一个严谨详实的能够反映人对客观事物本质认识的理论体系,但另一方面“范畴”在日常用语中却给人一种“事事皆范畴,处处见范畴”的感觉。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语言使用中“范畴”似为所有“语词”背后的意义支撑,每个“语词”自身被看成是“表达”,而它所表达的东西就是其背后的“范畴”意义,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范畴”概念本身有不同寻常之处。首先,它是西方思想和学术源头的核心概念,在古希腊学术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位居显要;其次,“范畴”在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概念,它是自带一个体系的存在者,其中包含了着名的十大范畴;再次,“范畴”概念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得到广泛的使用,广泛存在于不同哲学家的不同哲学体系,结果是“范畴”概念在获得极其丰富的意义内涵的同时,其本身内在的涵义亦被不断“泛化”,它的使用早已突破了哲学的领域而广泛应用于不同的科学领域,特别是在现代的语境中更是几乎被等同于“类别”;最重要的是,“范畴”概念始终与我们的认知息息相关,它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亦即它并非仅仅相关于世界上某些事物、某些种类、某些方面的认知,而是相关于世界上所有事物、所有种类、所有方面的认知和理解。有鉴于此,本论文力图完成涉及范畴的两项紧密相关的研究任务,第一项任务涉及三大范畴体系的理论性比较研究,它作为主体内容将覆盖本文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第二项任务是该理论性比较研究对范畴化实践性认知研究的启示,它作为必要延伸将在本文第五部分加以展开。在第一项任务中,我们追寻“范畴”所经历的体系演变,我们把范畴论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分别选取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认识论中的范畴体系加以研究,具体而言,即选取亚里士多德的经验论范畴体系、康德的先验论范畴体系和胡塞尔的本质论范畴体系这三大范畴体系进行理论比较研究。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三个最具有代表性的范畴体系尽管可以说互相之间是异质性的,但它们同样都专注于描述我们的全部基本认知范式,并且同样都把这些认知范式命名为“范畴”,因此在对于基础认知意义的追寻方面完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在具体论证上,本文一方面把着力点放在各体系本身内在的系统纯粹性和自洽性及其对于基础认知所具有的独特维度,另一方面也注重对于不同范畴体系进行横向比较,在揭示不同范畴体系之间的异质性和各自具备的系统自洽性的同时,亦着重挖掘范畴论本身一以贯之的精神脉络以及范畴体系演变进化的历史连贯性。接着,本文进一步深入考察范畴概念本身的演变规律,揭示其演变所围绕的三大主轴即逻辑主轴、区域主轴及意义主轴,前两大主轴为显性主轴,后一个主轴为隐性主轴;从以上范畴概念本身演变的考察中,我们提炼出了其不变的概念内核即“认知意义之底层”或者说“认知的可能性本身”。正是以此范畴概念本身的不变内核为基础,我们转而进入本文的第二项任务即“范畴化”过程的研究,因为“范畴化”就其根本而言就是根植于基础领域的“认知可能性之本身”的意识操作,它是在整个经验认知过程之中进行的（针对认知可能性的）现实化和（针对认知对象的）客体化的意识行为。原本按照胡塞尔的划分,整个经验认知过程一共为三个对象性建构阶段即接受性对象的建构阶段、知性对象性的建构阶段以及普遍对象性的建构阶段,而根据我们的对于范畴化的定义则可以把它们解释为三个阶段的范畴化。在针对经验认知过程的范畴化实践性研究中,我们进一步发现了三大范畴体系所辖的诸范畴在主导不同阶段的范畴化方面存在着天然的互补性和一致性,即第一认知阶段的范畴化其实是由康德的现象性诸范畴主导进行的范畴图型化（还有范畴的特型化作为必要补充）,第二认知阶段的范畴化正是由胡塞尔的逻辑性诸范畴主导进行的范畴逻辑化,而第三认知阶段的范畴化则是由亚里士多德的类型性诸范畴主导进行的范畴类型化,这些不同阶段的范畴化构成了基础认知领域的一整个经验认知构架。除了以上基础领域,我们的经验认知其实还有更加显性、突出的领域,这就是心理认知领域和语言认知领域,只要我们稍稍扩展一下“范畴化”的意义辖域,它就必然要涉及这两个领域,但是即便如此,在这两个领域中所谓的范畴化亦仍然是基础领域的范畴化的外化表现,在心理领域直接表现为“直观化显象”而在语言领域则直接表现为“系统化表达”。
孙宇磐[7]（2019）在《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整合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信永中和合并四川君和为例》文中研究说明2006年,政府发布一系列法规,拉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第三次合并浪潮的序幕。2012年,政府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指导意见。然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较晚,难以在短期内凭借自身力量发展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能够与四大抗衡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是会计师事务所实现规模扩张的快捷方式,然而合并不是各方在数量上的罗列堆砌,需要在合并后实施一系列的整合措施。只有通过合并后的有效整合,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发挥协同作用,实现做强的目的。换句话说,合并行为本身不创造价值,合并后的有效整合才是关键。运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结合合并后整合的相关理论,如协同效应理论、发展理论等等,介绍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整合的内容,指出其在整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希望能够为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提供一些帮助。文章具体内容如下:首先,在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整合的重点内容及范围做出界定,主要包括企业文化、质量控制、人力资源、客户资源这四个方面。其次,指出会计师事务所在合并后整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企业文化建设存在不足、总所对分所缺乏有效的指导监督、员工管理制度不统一、客户关系维护不到位等等。这主要是由合并前双方差异过大,合并后过于追求利润,整体整合意识不强造成的,并提出对应建议。最后,文章以2009年信永中和合并四川君和为例进行研究,研究其合并背景及整合过程,指出其在合并后整合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采用多种激励手段留住骨干、加强客户关系维护、加大总所对分所的监督力度等建议,希望能为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整合工作提供借鉴。
谭安富[8]（2018）在《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模式构建与进路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综合执法（综合行政执法）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主题,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基本面向。在市场监管领域,由于传统市场监管模式陷入对“碎片化”体制、“官本位”思想和“人治化”方式的路径依赖,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相对弱化,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制度性成本,抑制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加剧了市场失灵风险,难以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十九届三中全会先后作出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改革部署。然而,在这场中国式“整体性治理”运动过程中,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为何综合?”、“综合什么?”和“如何综合?”三个基本问题的把握依然不够清晰。本文基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的三重现实背景,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规范和实证研究方法,在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生成动因、基本面向、实践基础和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三维+三向”模式并提出模式优化的进路,力图为改革实践提供模式遵循和对策建议。本文研究了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的动因及综合执法模式的基本面向。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的动因具有二重性,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侧和市场监管供给侧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从需求侧来看,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高效监管、服务监管和法治监管的时代诉求。于监管执法来说,高效监管表现为执法要实现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管理效率的诉求;服务监管表现为执法要实现民本行政、公正行政和开放行政的诉求;法治监管表现为执法要实现职权法定、程序法定和责任法定的诉求。另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传统市场监管模式在满足高效监管、服务监管和法治监管的需求上存在比较突出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在监管供给效率方面,由于执法体制“碎片化”,以及“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执法重心“错位”,致使监管执法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管理效率相对较低;在监管服务供给方面,传统市场监管服务的均等化、精准化和开放度不够导致监管执法服务质量提升不足;在法治监管方面,市场监管执法的职权法定、程序法定和职责法定弱化,致使市场监管法治水平和法治能力相对较低。因而,要解决市场监执法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必须抓住综合执法改革这个“牛鼻子”,推动市场监管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执法体制由“碎片”到“整体”、执法理念由“官本”到“民本”、执法方式由“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提升市场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建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构建的实践基础,本文研究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改革实践。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探索过程中执法职能、执法机构和执法流程得到了一定整合和优化,但依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系统推进缺失,表现为“顶层设计”不够、“全面改革”不足、“统筹联动”缺位;二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内容深度缺乏。各地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在职能整合、机构设置、流程设计方面虽然发生了“物理结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改革深度,深层的结构性调整缺位,并未产生“化学性质”的改变,难以实现提质增效;三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配套协同缺乏,表现为法制建设配套协同、事业单位改革协同和社会共治机制协同不足,制约了综合执法改革的整体进程。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地方改革实践对综合执法的动因理解不深、内容把握不全、进路认识不清,导致缺乏应有的改革广度和深度。因而构建基本模式和明确改革进路是深化市场监管执法改革的迫切要求。为准确把握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关键点,本文实证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的影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理论整合和解释。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监管法制类因素、监管职能配置类因素、监管机构设置类因素和监管流程设计类因素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影响显着。实证结果可以在理论上解释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受制于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是监管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过程,是执法职能、执法机构、执法流程三个结构要素系统全面深刻的变革。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基本模式构建要全面统筹上述结构要素,是对市场监管制度结构、权力结构、组织结构、流程结构四个层次的系统性调整过程。本文以地方改革探索为实践基础,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论为实证支撑,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行政自制理论,运用规范研究方法构建并论证了“三维+三向”的基本模式。从整合维度来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三维”框架是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整合”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执法职能、执法机构和执法流程。市场监管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主是对执法职能、执法机构和执法流程的结构性调整。从整合向度来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三向”框架是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三维”要素均应沿着纵向、横向和纵深三个基本方向进行“整合”。“纵向”整合是“三维”要素在纵向政府间的结构性调整;“横向”整合是指“三维”要素在同一行政层级政府职能部门间以及职能部门内部的结构性调整;“纵深”整合是指“三维”要素在政府与非政府主体间的结构性调整。本文对“三维+三向”整合的归属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三维+三向”的基本模式为综合执法改革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从理论规范上回应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要“综合什么”的命题。本文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基于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实践研究发现的问题,以“三维+三向”模式为遵循,提出了“全面→纵深→协同”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基本进路。一是全面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要牢固树立全面推进改革的理念,完善细化全面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着力强化全面推进改革的央地联动。二是纵深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进一步深入精细地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职能转变、机构调整和流程优化。三是协同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进一步协同推进市场监管法制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共治体制机制完善。沿着上述三条优化进路,文中对深化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一是审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角度具有创新性。本文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放在更宏观的视角加以定位,研究了综合执法模式与效能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综合执法改革分别放在职能、机构和流程三个结构层次进行了微观研究。这相对于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理解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视角更加具有系统性。二是解析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动因与面向有创新性。本文认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是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效监管、服务监管和法治监管的强烈诉求而进行的市场监管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并指出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要实现“三个面向”。这一观点与单纯从行政体制改革（供给侧）分析综合执法改革的动因有所不同,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自身变革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执法模式的价值面向也具有多元性。三是构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基本模式有创新性。本文提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三维+三向”的基本模式,将综合执法视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市场监管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是一个多维立体的结构性调整过程。这与传统研究将综合执法模式仅仅是视为职权合并或者简单拆并机构的观点不同。四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优化进路具有创新性。本文提出“全面、纵深、协调”是深化改革的基本进路。这不同于将综合执法改革仅仅理解为在区县级政府层面进行单纯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不考虑改革的体制内外协同）的观点。
孙建杰[9]（2018）在《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变革与演剧生态为考察对象,结合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840—1949年间河南地方戏发展与蜕变的时代背景、剧坛概况、发展态势与总体走向,并对这一时期的河南地方戏的班社、艺人、剧场、作家（作品）等做了考察。晚清民国（1840—1949）是河南地方戏取得大发展与大繁荣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河南地方戏发展史上的重要机遇期,更是河南地方戏自内而外,实现全面革新的一个历史时期。它既回荡着传统文化的流波,又在时代风气的渲染之下孕育着诸多新变。总的看来,这一百余年间河南地方戏的发展历程以1914年“时李之争”事件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期。1840—1914年间,河南地方戏发生、发展的主要地域是在乡间,与乡间生活、民俗文化结合极为紧密,是谓之河南地方戏的乡村时代;1914年之后,河南地方戏由农村逐步迁徙至城市,从只能游走于乡村陋野、搬演于庙会高台之上的杂伎游艺之作逐步演进为在商业化、专业剧场演出的独立的艺术样式。在城市之中发展、演进的河南地方戏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是谓之河南地方戏的城市时代。自1840年以来社会形态、经济体制与时代思潮的变迁,构成了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发展与演进的时代背景,晚清以来的戏曲改良运动及在其影响下诞生的河南戏曲改良思潮与实践则成为河南地方戏发展的时代机遇。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戏曲被赋予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河南地方戏也由下里巴人一跃而为新时代文化的象征、救国治民的利器,得到河南社会各界的广泛推崇。自1907年以来出现的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思潮、冯玉祥主导下的戏曲改良运动、樊粹庭引领的河南梆子革新实践这三次大的戏曲变革实践,扭转了时人对河南地方戏的偏见,形成了以观剧为时尚的社会思潮,重塑了20世纪上半叶河南社会的戏曲观念,在剧目、舞台、声腔等方面对河南地方戏做出了根本性的革新,全面提升了河南地方戏的文化品格,并建立一种契合时代背景,符合城市民众审美需求的新的戏曲形式,为后世河南地方戏的发展与创新树立了典范。剧种的繁多与民俗演剧的兴盛则构成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剧坛的两大特点。基于河南悠久厚重的戏曲文化,地处天下之中、沟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和人情地理的丰富,这一时期在河南剧坛生存、繁衍了的各类剧种多达40余个,其中河南本土剧种30个,外来剧种至少有15个。它们在中州大地上争奇斗艳、碰撞融合、竞相斗胜,形成了河南剧坛诸腔杂陈、百花竞放的盛景。1949年前,河南居民十九业农,大多数地区仍笼罩于农耕文明的余晖之中,强大的农业基因、庞大的农村人口为晚清民国河南民俗演剧的兴盛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充足的养分。确切地说,这一时期河南绝大多数演剧活动是发生在乡村之中的,而民俗演剧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演剧类型上看,都是这一时期演剧活动的绝对主体。一年四季,乡民或聚街头巷尾,或汇宗庙祠堂,或于场院村头,邀班做戏,吹拉弹唱,演唱歌舞和村坊小戏,娱神娱人兼而有之。春祈秋报、庙会演剧、节令演剧、崇圣演剧、集市演剧、行会演剧、喜丧演剧构成这一时期河南民俗演剧的主要内容。班社、剧场、艺人、作家（作品）作为河南地方戏的组成要素,是河南地方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组织单位,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演进与变革的主体与直接体现者。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班社在组织、运营上与全国其它地市、剧种的戏曲班社类似,大同小异,分科班（窝班）、江湖班、玩会班、龙虎班四种。20世纪20年代,冯玉祥两次督豫,在河南建立了由官方直接组织、管理的艺人培训机构,开启了河南官方培养戏曲艺人的先河。在它的影响下,一大批民间新式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于戏曲教育事业,出现一批以“学社”“剧社”“学校”“剧团”命名的新式戏曲人才培养机构。虽然这些机构未能完全抛弃旧式班社的陈规旧俗,但在培养模式、规章制度、训练方式等方面均有所变化,更加合理与科学,而且它们不拘泥于门户之见,积极吸纳京剧及其它兄弟剧种的艺术精髓,融汇于河南地方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良与革新之中,为这一时期的河南地方戏培养了大批人才。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剧场新旧兼收、中西并蓄,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极其丰富。既有经济便利,可就地搬演的临时性演剧场所,也有规模宏大、形制精美的专业剧场;既有模仿上海“新舞台”兴建的新式剧场,也有延续千年、遍布河南全境的古老戏楼。茶园剧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三十余年间迎来了自己最后的辉煌,它见证了以河南梆子为代表的河南地方戏在城市的崛起。1909年落成的“丰乐园”剧场,标志着河南新式剧场的开端。1927年,冯玉祥主导兴建的“人民会场”,兼具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含义,它催生了河南大规模修建剧场的浪潮。由永安、永乐、国民等七家剧院形成的“相国寺梆戏文化圈”第一次使梆戏剧场在河南剧坛站住了脚,并获得长久而稳固的发展,为河南地方戏的深度变革创造了条件。樊粹庭主导的“豫声剧院”则成为河南新式剧场的集大成者。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49年,河南各地共有新式剧场有225所、茶园剧场26所,遍及河南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在较为偏远的乡村,更存在数目众多、难以统计的简易戏院。艺人始终是河南地方戏最为活跃的要素,它既是河南地方戏的传承者与守护者,又是河南地方戏的创造者,在饱受社会歧视的环境中,他们不仅保存了河南地方戏生存与发展的火种,提升了河南地方戏的艺术水平,更创造了曲剧、四平调等新的剧种。晚清民国是河南地方戏艺人大量涌现、名家辈出的一个历史时代,以“开封五云”为代表的一批艺人吹响了河南地方戏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号角,并为它在城市中的革新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坤伶的复兴与崛起,则成为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发展史上最为值得关注的戏曲史现象之一,她们促进了河南地方戏唱腔风格的革新和审美范式的转变,加速了河南地方戏流派的融合,彻底改变了河南地方戏的行当体制。对河南地方戏作家（作品）研究,向来是河南地方戏研究的难点,在樊粹庭之外,少有河南地方戏作家被提及。宽泛地说,河南地方戏现存传统剧目,都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与再创作,以此而论,它们都属于艺人创作的范围。在民间艺人之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从事于河南地方戏创作的文人,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或刻意隐藏行踪、或名声不显,所做剧本也大多散佚,极难对他们作出较为细致的描绘与综述。民国年间,又有樊粹庭、王镇南、蒋心惠等人相继投身于河南地方戏的创作,他们的作品代表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的最高成就,彰显了河南地方戏的高度与深度。本文挖掘、整理了晚清民国时期36位河南地方戏作家及其作品,并对其中19位有较为详细资料者做了简单的考证和阐述,以补今日研究的缺憾。
公丕普[10]（2016）在《李瑞清的艺术世界 ——清末民初士人艺术与艺术教育的兴变》文中研究表明李瑞清是清末民初时期艺术发展中的重要人物,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基于两个理由。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上都取得了极高的个人成就;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李瑞清身上反映出了清末民初之际艺术发展的主要问题,这其中包括艺术观念的转变、艺术教育的兴起、艺术与社会救亡、士人艺术的市场化演变、艺术的现代转型等。李瑞清自己不但是一个典型的士人,他还与陈三立、曾熙、沈曾植、胡思敬等人长期交往,形成了一个极有共性的士人群体,通过对李瑞清的个案研究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士人阶层在清末民初的普遍遭遇。不过目前学术界对于李瑞清的研究多集中于书法和艺术教育领域的单一视角,缺乏综合的研究,这无疑不利于还原李瑞清艺术的真实面目及对其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对于李瑞清艺术世界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艺术、艺术教育与艺术家角色。从艺术学的角度来对李瑞清展开研究首先要从其艺术本体开始,李瑞清的艺术思想以"艺术伦理"与"笔墨自适"为两大基础,他以人品与学识作为艺术品评的基础,以自娱自适的内在追求作为自己的创作观。在艺术实践上,李瑞清遵循着士人艺术的传统,在诗书画印等主要艺术形式上都有所建树,尤其是他提出的"求篆于金,求分于石"、"南北宗"碑学理论与"北宗"碑派书法创作具有引领时代发展的高度。第二,李瑞清所创办的两江图画手工选科是中国近代高等艺术教育的先驱,其开启了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道路,通过对图画手工选科学生及教学活动的研究,不但能够概括出李瑞清的艺术教育思想,同时也能为当代艺术教育的发展提供诸多启示。第三,纵观李瑞清的一生,他具有多重的社会角色,其中士人角色是最为核心的一种。受传统士人阶层伦理观的影响,李瑞清在变为遗民后经常流露出一种消极的心态,他对自己的艺术家角色时常会感到焦虑,这种心态也影响了其艺术创作和交游活动。李瑞清的艺术交游活动对他艺术思想的形成以及艺术声誉的获得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通过对其交游群体的梳理也有助于还原李瑞清的真实生活。在宏观上构建李瑞清艺术世界的同时,论文还通过对新材料的使用拓展了既有的研究领域,纠正了诸多研究者的不准确论断。在对李瑞清的研究中新材料包括民国时期震亚图书出版局所出版发行的近20种李瑞清的书法碑帖,这些材料能够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解释李瑞清在当时取得极高艺术声誉的原因;通过对南洋劝业会相关文献资料的引入可以拓展关于图画手工选科及李瑞清艺术教育的研究。对于目前研究中未解问题的解答和偏颇结论的纠正也是论文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李瑞清的颤笔书法风格形成于清末时期,并非是其寓居上海后为了招揽生意的刻意做作;目前学术界对于图画手工选科毕业生人数、班级等问题一直没有详实的解释,这是研究中需要考证的问题之一;尽管李瑞清创办了图书手工选科,但是其并未在该科中正式上课,目前学界所认为其在图画手工选科授书法课的说法并不准确。李瑞清生活于清末民初,这是中国艺术形态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清末民初的艺术变革主要体现在士人艺术的边缘化和现代艺术人才教育模式的产生等方面。士人艺术在清末民初的被边缘化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科举制度的取消,另一方面是现代艺术商业的兴起改变了士人艺术原本的自适心态。李瑞清晚年在上海鬻书的经历最能反映这种心态的变化。士人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艺术话语的独占权力,民国时期艺术的话语权力转移到了新兴的艺术专业教师阶层。以学校专业教育为主导的现代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生成彻底改变了传统艺术教育的存在状态,而李瑞清恰恰是近代高等艺术教育的先驱。李瑞清身上既体现了传统士人艺术的特质以及士人艺术在清末民初的变革,同时也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道路,这足以说明他是一位非常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人物,同时对他的个案研究还可以为研究清末民初艺术形态的转变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创建大所名所要注意的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创建大所名所要注意的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法治的由来及基本内涵 |
| (二)人治与法治 |
| (三)法制与法治 |
| 三、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二)列宁的法治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传统法治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法治思想 |
| (三)西方法治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历史前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工农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工农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工农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抗日民主政权施政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抗日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良好开端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共同纲领》的制定与颁布 |
| (二)《共同纲领》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共同纲领》的历史贡献 |
| 二、新中国成立之初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司法改革运动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司法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
| (二)司法改革运动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司法改革运动的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重大突破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
|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对我国政治格局的影响 |
| 二、“五四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的成果 |
| (一)“五四宪法”的制定 |
| (二)“五四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五四宪法”的历史价值 |
| 三、中共八大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共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二)中共八大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中共八大正确法治认识中断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曲折转向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与党对法治正确认识轨道的偏离 |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与党对法治认识的逆转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的直接危害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原因的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反思与重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党对法治认识的及时转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七八宪法”的制定 |
| (二)“七八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七八宪法”的地位与评价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远影响 |
| 三、“两案”审判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两案”审判 |
| (二)“两案”审判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两案”审判的法治意义 |
| 四、“八二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八二宪法”的制定 |
| (二)“八二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八二宪法”的历史贡献 |
| 第七章 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一)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
| (二)在法治轨道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
| (二)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 |
|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四、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一)以开放心态对待域外经验 |
| (二)高度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法律责任变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天职国际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研究 |
| 1.2.2 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研究 |
| 1.2.3 法律责任变更与审计质量的关系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法律责任变更与审计质量的理论概述 |
| 2.1 审计质量 |
| 2.1.1 审计质量的内涵 |
| 2.1.2 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 |
| 2.1.3 审计质量的特征 |
| 2.2 法律责任变更 |
| 2.2.1 会计师事务所法律责任的内涵 |
| 2.2.2 会计师事务所法律责任变更的过程 |
| 2.3 法律责任变更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理论依据 |
| 2.3.1 审计定价理论 |
| 2.3.2 审计质量理论 |
| 2.3.3 审计品牌价值理论 |
| 2.4 法律责任变更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
| 第3章 天职国际法律责任变更的案例介绍 |
| 3.1 天职国际公司简介 |
| 3.2 天职国际法律责任变更的行业背景 |
| 3.3 天职国际法律责任变更情况 |
| 3.3.1 天职国际法律责任变更的体现 |
| 3.3.2 天职国际法律责任变更的历程 |
| 第4章 天职国际法律责任变更对审计质量影响的案例分析 |
| 4.1 变更前后内部治理机制分析 |
| 4.1.1 所有权结构情况 |
| 4.1.2 分所管控情况 |
| 4.1.3 审计风险控制情况 |
| 4.2 变更前后专业胜任能力分析 |
| 4.2.1 年龄结构情况 |
| 4.2.2 学历结构情况 |
| 4.2.3 注册会计师结构情况 |
| 4.3 变更前后发表审计意见类型分析 |
| 4.3.1 非标审计意见出具频率情况 |
| 4.3.2 考虑ST客户后审计意见情况 |
| 4.3.3 非标审计意见具体类型情况 |
| 4.4 变更前后客户选择分析 |
| 4.4.1 客户数量情况 |
| 4.4.2 客户量级情况 |
| 4.4.3 客户流动性情况 |
| 4.5 变更前后审计收费分析 |
| 4.5.1 样本选择 |
| 4.5.2 审计收费趋势分析 |
| 4.5.3 审计收费变化具体分析 |
| 第5章 政策建议 |
| 5.1 完善行业监管法律体系 |
| 5.2 增强事务所法律风险意识 |
| 5.3 加强事务所内部质量控制 |
| 5.4 放开行业自律相应的自我监管 |
| 5.5 强化对审计项目的全程监控 |
| 第6章 结论和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案例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3）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传染效应 ——基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现状与研究不足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研究的应用价值 |
| 1.5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 |
| 2.2 审计质量 |
| 2.2.1 审计质量的含义 |
| 2.2.2 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 |
| 2.2.3 衡量审计质量的指标 |
| 2.3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传染效应 |
| 2.4 概括性总结 |
| 3 理论基础 |
| 3.1 理性经济人理论 |
| 3.2 规模化理论 |
| 3.3 声誉理论 |
|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案例介绍 |
| 4.1 合并背景 |
| 4.1.1 脱钩改制阶段 |
| 4.1.2 政府主导下的会计师事务所资源整合与规模改进阶段 |
| 4.1.3 自主合并阶段 |
| 4.2 合并动因 |
| 4.3 合并过程 |
| 5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传染效应的案例分析 |
| 5.1 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对比 |
| 5.2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与全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对比 |
| 5.3 瑞华所产生审计质量传染效应的原因分析 |
| 5.3.1 审计师之间存在审计质量传染效应 |
| 5.3.2 事务所规模扩大加剧审计质量的传染效应 |
| 6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造成低审计质量传染效应的防范对策 |
| 6.1 审计师低审计质量传染效应的防范对策 |
| 6.1.1 打破审计师思维固化 |
| 6.1.2 增强审计师的独立性 |
| 6.2 会计师事务所低审计质量传染效应的防范对策 |
| 6.2.1 提高合并对象门槛,防范合并隐藏风险 |
| 6.2.2 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健全考核奖惩制度 |
| 6.2.3 采取科学管理模式,加强一体垂直监控 |
| 6.2.4 改进质量控制体系,合理整合合并资源 |
| 7 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路径研究 ——以信永中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国际化的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规模经济理论 |
| 2.2.2 生产折衷理论 |
| 2.2.3 比较优势理论 |
| 2.2.4 竞争优势理论 |
| 第3章 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基本情况 |
| 3.1 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历史沿革 |
| 3.2 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现状 |
| 3.2.1 数量规模 |
| 3.2.2 人才培养 |
| 3.2.3 业务收入 |
| 3.3 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的优劣分析 |
| 3.3.1 优势 |
| 3.3.2 劣势 |
| 第4章 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路径的一般分析 |
| 4.1 加入国际组织 |
| 4.1.1 国际组织基本情况介绍 |
| 4.1.2 致同加入国际组织 |
| 4.1.3 加入国际组织的特点 |
| 4.2 自建国际网络 |
| 4.2.1 自建网络基本情况介绍 |
| 4.2.2 利安达自建国际网络 |
| 4.2.3 自建国际网络的特点 |
| 4.3 跟随客户“走出去” |
| 4.3.1 跟随客户“走出去”基本情况介绍 |
| 4.3.2 中天运跟随央企“走出去” |
| 4.3.3 跟随客户“走出去”的特点 |
| 第5章 信永中和国际化的路径探究 |
| 5.1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介绍 |
| 5.2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进程 |
| 5.2.1 信永中和自建国际网络 |
| 5.2.2 信永中和加入国际组织Praxity |
| 5.2.3 信永中和跟随客户走出国门 |
| 5.3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探索的经验分析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前史 |
| 1.3 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构安排 |
| 1.4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概念的解释 |
| 1.5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战略转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1921—1927) |
| 2.1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 |
| 2.1.1 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调整 |
| 2.1.2 东、西方革命战略决定的革命路线 |
| 2.1.3 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
| 2.2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
| 2.2.1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与中共联俄反帝对外政策的初步提出 |
| 2.2.2 中共对外反帝的目标与策略 |
| 2.2.3 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反帝主张的激进与妥协 |
| 2.2.4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对社会民主党的认识与态度 |
| 2.3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内涵解析 |
| 2.3.1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认识 |
| 2.3.2 反帝与打倒军阀的关系 |
| 2.3.3 对外政策中的苏俄因素 |
| 第3章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路线与中共苏维埃革命前期的对外政策(1927—1935) |
| 3.1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理论的形成 |
| 3.1.1 重提进攻路线和强调保卫苏联 |
| 3.1.2 “第三时期”理论 |
| 3.1.3 新的反帝路线 |
| 3.2 苏维埃革命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毛泽东的独立探索 |
| 3.2.1 共产国际主导中共六大和中共放弃反帝统战策略 |
| 3.2.2 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世界革命思想 |
| 3.2.3 毛泽东独特的对外认识与策略 |
| 3.3 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政策与长征中的对外方针 |
| 3.3.1 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 |
| 3.3.2 以苏联为榜样:区域政权形态下的对外政策 |
| 3.3.3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北上抗日与打通苏联 |
| 第4章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确立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1935—1937) |
| 4.1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战路线形成的内部动因与矛盾 |
| 4.1.1 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内部动力 |
| 4.1.2 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的内部矛盾 |
| 4.2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外政策的转变 |
| 4.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开端 |
| 4.3.1 中国共产党形成以抗日为中心的对外政策 |
| 4.3.2 国际统战性质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 |
| 4.3.3 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新认识: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 |
| 第5章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反复(1937—1941) |
| 5.1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 |
| 5.1.1 坚持统一战线,不放弃争取外援 |
| 5.1.2 坚持独立自主,不可依赖外援 |
| 5.1.3 民间外交到官方接触:卡尔逊到访延安 |
| 5.2 共产国际路线倒退及其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 |
| 5.2.1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 |
| 5.2.2 中共支持苏联与德订约 |
| 5.2.3 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中共转向“革命外交” |
| 5.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初步形成 |
| 5.3.1 “新民主主义论”的对外方针 |
| 5.3.2 中国共产党处理“皖南事变”中的外交策略 |
| 5.3.3 中共对美、苏与日接触的不同认识及对策 |
| 第6章 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外交(1941—1945) |
| 6.1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与全面性 |
| 6.1.1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6.1.2 中共对共产国际再提保卫苏联的应对方针 |
| 6.2 世界局势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挑战与机遇 |
| 6.2.1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 |
| 6.2.2 共产国际解散及中国共产党对苏关系的变与常 |
| 6.2.3 中国共产党再次运用外交途径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
| 6.3 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对华新政策的迎拒与选择 |
| 6.3.1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与美合作 |
| 6.3.2 中国共产党与美观察组的接触及“联合政府”的提出 |
| 6.3.3 赫尔利调解失败后中共对美认识的改变 |
| 6.3.4 苏联重新介入远东和中共对外联苏反美 |
| 第7章 总结 |
| 7.1 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审视中共革命道路 |
| 7.2 中国共产党对外思想中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观念的演变 |
|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三大范畴体系的理论性比较研究及其对范畴化的实践性认知研究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研究的缘由和意义 |
| 第二章 国内外的研究状况 |
| 第一节 范畴论的国内外研究状况 |
| 第二节 范畴化的国内外研究 |
| 第三章 研究目标和方法 |
| 第一部分 范畴论的经验始发 |
|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的十大范畴 |
| 第一节 范畴划分与语词分类 |
| 第二节 范畴划分与存在分类 |
| 第三节 范畴体系与含义系统 |
| 第二章 范畴划分的纯粹性与完备性 |
| 第一节 范畴划分的纯粹性 |
| 第二节 范畴划分的完备性 |
| 第三章 范畴在语义阐释上的综合应用 |
| 第二部分 范畴论的先验转身 |
| 第一章 知识的经验之始与先验之源 |
| 第二章 知识的客观普遍性与客观必然性 |
| 第三章 范畴的客观实在性与客观有效性 |
| 第一节 范畴的客观实在性 |
| 第二节 范畴的客观有效性 |
| 第四章 康德范畴体系的系统性和完备性 |
| 第一节 范畴知识产生的系统性和完备性 |
| 第二节 范畴部门的系统性和完备性 |
| 第五章 康德范畴体系与亚里士多德范畴体系的比较 |
| 第一节 两个体系在纯粹性上的对比 |
| 第二节 两个体系在完备性上的对比 |
| 第三部分 范畴论的本质蜕变 |
| 第一章 本质(Wesen) |
| 第一节 本质(Wesen)与观念(Idée) |
| 第二节 本质(Wesen)与实体(ousia) |
| 第三节 本质(Wesen)与意义(Sinn,Bedeutung) |
| 第二章 概念(Begriff) |
| 第一节 概念(Begriff)、意义(Sinn)与对象(Gegenst?nd) |
| 第二节 概念(Begriff)与范畴(Kategorie) |
| 第三章 胡塞尔范畴体系的划分 |
| 第一节 范畴与区域 |
| 第二节 逻辑范畴的分类 |
| 第三节 区域范畴与逻辑范畴 |
| 第四章 范畴与直观 |
| 第一节 范畴感知和感性感知 |
| 第二节 范畴直观和普遍直观 |
| 第三节 个别直观与本质直观 |
| 第四节 诸本质直观的对象 |
| 第五节 诸本质直观行为及其代现 |
| 第五章 胡塞尔范畴体系再论 |
| 第一节 范畴的本质、意义、概念、名称 |
| 第二节 胡塞尔直观学说的理论跨越 |
| 第三节 接受性的直观和自发性的直观 |
| 第六章 三大范畴体系的比较 |
| 第一节 三大范畴体系在纯粹性上的对比 |
| 第二节 三大范畴体系在完备性上的对比 |
| 第四部分 范畴概念本身的系统演变 |
| 第一章 范畴概念本身演变的逻辑化主轴 |
| 第一节 范畴与逻辑的“隔空初遇” |
| 第二节 范畴与逻辑的“通畅合流” |
| 第三节 范畴与逻辑的“扩张合一” |
| 第二章 范畴概念本身演变的区域化主轴 |
| 第一节 “范畴的区域化”和“区域的范畴化” |
| 第二节 范畴、逻辑与区域的“三位一体” |
| 第三章 范畴概念本身演变的隐性主轴 |
| 第五部分 范畴化问题的实践性认知研究 |
| 第一章 不同认知阶段的范畴化 |
| 第一节 第一认知阶段的范畴化 |
| 第二节 第二认知阶段的范畴化 |
| 第三节 第三认知阶段的范畴化 |
| 第二章 三个认知阶段的范畴化与直观化 |
| 第一节 第一阶段的范畴化与直观化 |
| 第二节 第二阶段的范畴化与直观化 |
| 第三节 第三阶段的范畴化与直观化 |
| 第四节 三大范畴体系的理念变更与直观化 |
| 第三章 基础领域、心理领域和语言领域的范畴化 |
| 第一节 基础领域的范畴化和心理领域的直观化 |
| 第二节 基础领域的范畴化和语言领域的符号化 |
| 第六部分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整合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信永中和合并四川君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 |
| 2.1.2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整合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协同效应理论 |
| 2.2.2 发展理论 |
| 2.2.3 竞争理论 |
| 第3章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整合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1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整合中的问题分析 |
| 3.1.1 企业文化整合存在不足 |
| 3.1.2 质量控制整合不到位 |
| 3.1.3 人力资源整合力度不够 |
| 3.1.4 客户资源整合不到位 |
| 3.2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整合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2.1 合并前双方差异过大 |
| 3.2.2 过于追求利润 |
| 3.2.3 整体整合意识不强 |
| 第4章 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整合的对策 |
| 4.1 全面推进文化整合 |
| 4.1.1 坚持正确的文化整合原则 |
| 4.1.2 选择适合的文化整合模式 |
| 4.1.3 掌握切实可行的文化整合流程 |
| 4.2 加强质量控制整合 |
| 4.2.1 有效的制度保证 |
| 4.2.2 加强总所对分所的监督指导 |
| 4.3 加大人力资源整合力度 |
| 4.3.1 加强有效的沟通 |
| 4.3.2 审慎选择高层并留住核心人员 |
| 4.3.3 建立科学的培训体系 |
| 4.3.4 整合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
| 4.4 加强客户资源整合 |
| 4.4.1 建立客户信息数据库 |
| 4.4.2 增强事务所对客户资源的控制 |
| 4.4.3 客户资源的维护与开发 |
| 4.4.4 客户细分和整合战略 |
| 第5章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整合案例分析 |
| 5.1 信永中和事务所合并背景 |
| 5.1.1 合并双方简介 |
| 5.1.2 合并及整合过程 |
| 5.2 信永中和事务所合并后整合中存在的问题 |
| 5.2.1 忽视合伙文化建设 |
| 5.2.2 对分所的指导和监督不足 |
| 5.2.3 对核心人才的激励不足 |
| 5.2.4 客户关系管理不到位 |
| 5.3 信永中和事务所合并后整合的建议 |
| 5.3.1 重视文化整合工作 |
| 5.3.2 加强总所对分所的指导监督 |
| 5.3.3 采用多种激励手段留住骨干 |
| 5.3.4 加强客户关系管理整合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模式构建与进路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总体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五、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的文献述评 |
| 一、研究相关的国外文献回顾 |
| 二、研究相关的国内文献回顾 |
| 三、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的评价 |
| 第二节 研究相关的概念界定 |
| 一、市场监管的概念界定 |
| 二、行政执法的概念界定 |
| 三、综合执法的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二、交易成本理论 |
| 三、行政自制理论 |
| 第二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动因及面向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执法模式变迁的历史逻辑 |
| 一、市场监管执法模式变迁的阶段分析 |
| 二、市场监管执法模式变迁的二重动因 |
| 三、市场监管执法模式变迁的路径依赖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需求侧动因 |
| 一、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效监管的需求 |
| 二、经济社会发展对服务监管的需求 |
| 三、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监管的需求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供给侧动因 |
| 一、市场监管的整体效能提升不够 |
| 二、市场监管的服务质量改进不够 |
| 三、市场监管的法治能力提升不够 |
| 第四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基本面向 |
| 一、市场监管执法体制:“碎片”到“整体” |
| 二、市场监管执法理念:“官本”到“民本” |
| 三、市场监管执法方式:“人治”到“法治” |
| 第三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与样本来源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样本来源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实践的进展分析 |
| 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职能配置分析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机构调整分析 |
| 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流程优化分析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实践的局限分析 |
| 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缺乏系统设计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缺乏内容深度 |
| 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缺乏配套协同 |
| 第四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一、市场监管效度的衡量标准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的影响因素假设 |
| 一、法律法规因素 |
| 二、权力配置因素 |
| 三、权力运行因素 |
| 四、执法保障因素 |
| 五、执法干扰因素 |
| 六、风俗文化因素 |
| 七、企业行为因素 |
| 八、社会诉求因素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一、数据来源 |
| 二、样本描述 |
| 第四节 因子分析及理论解释 |
| 一、因子分析概述 |
| 二、原始数据处理 |
| 三、因子分析的过程 |
| 四、公共因子的理论整合及解释 |
| 第五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三维+三向”模式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整合维度 |
| 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职能转变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机构调整 |
| 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流程优化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整合向度 |
| 一、综合执法改革整合向度的理论基础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纵向整合 |
| 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横向整合 |
| 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纵深整合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一、统筹协调 |
| 二、精简高效 |
| 三、权责一致 |
| 四、行政法治 |
| 第六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进路优化 |
| 第一节 全面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 |
| 一、牢固树立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理念 |
| 二、完善细化全面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 |
| 三、着力强化全面推进改革的央地联动 |
| 第二节 纵深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 |
| 一、纵深推进综合执法改革的职能转变 |
| 二、纵深推进综合执法改革的机构调整 |
| 三、纵深推进综合执法改革的流程设计 |
| 第三节 协同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 |
| 一、协同推进市场监管法制体系建设 |
| 二、协同推进市场监管事业单位改革 |
| 三、协同推进社会共治体制机制改革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9）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课题研究缘起与现状 |
| 二、本课题的意义与价值 |
| 三、本课题的目标与方法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曲概述 |
| 第一节 河南戏曲发展的历史脉络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的分期 |
| 一、乡村时代:1840—1914 |
| 二、城市时代:1914—149 |
| 第三节 河南戏曲改良运动的发展与实践 |
| 一、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思潮 |
| 二、冯玉祥主导下的戏曲改良运动 |
| 三、河南梆子的革新实践 |
| 第四节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剧种考论 |
| 一、地方史志所载剧种考 |
| 二、报纸刊物所载剧种考 |
| 三、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曲剧种的数量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河南民俗演剧 |
| 第一节 民俗演剧的类型与名目 |
| 第二节 酬神演剧 |
| 一、春祈秋报 |
| 二、庙会演剧 |
| 三、节令演剧 |
| 四、崇圣演剧 |
| 第三节 日常事务演剧 |
| 一、集市演剧 |
| 二、行会演剧 |
| 三、喜丧演剧 |
| 第三章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班社 |
| 第一节 地方戏班社的历史与演进 |
| 一、河南地方戏班社的发展历程 |
| 二、民国以来河南地方戏班社的演变 |
| 第二节 班社的类型 |
| 一、科班 |
| 二、江湖班 |
| 三、玩会班 |
| 四、龙虎班 |
| 第三节 班社的成员与分工 |
| 第四节 班社的经济 |
| 一、戏班的经济收入 |
| 二、戏班的分配方式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河南乡村剧场 |
| 第一节 画地做场 |
| 一、画地做场的历史与现状 |
| 二、画地做场与河南地方戏的关系 |
| 第二节 高台剧场 |
| 一、高台剧场的历史与发展 |
| 二、高台剧场对河南地方戏的影响 |
| 第三节 戏楼 |
| 一、河南戏楼的历史与类型 |
| 二、戏楼的变迁与发展 |
| 第五章 晚清民国河南城市剧场 |
| 第一节 河南地方戏与城市剧场 |
| 第二节 茶园剧场:清乾隆年间——1927 |
| 一、传统茶园剧场:清乾隆年间——1914年 |
| 二、席棚茶园:1914——1927 |
| 三、河南茶园剧场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三节 新式剧场:1927——1949 |
| 一、“丰乐园”:新式剧场的发端 |
| 二、“相国寺梆戏文化圈”与河南新式剧场的发展 |
| 第四节 二十世纪上半叶河南其它地区的城市剧场 |
| 第五节 官方意志与民间诉求:河南新式剧场兴盛之原因 |
| 第六章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艺人 |
| 第一节 艺人与河南地方戏 |
| 一、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艺人数量蠡测 |
| 二、名伶涌现的河南地方戏 |
| 三、河南地方戏艺人的历史贡献 |
| 第二节 “开封五云”与河南地方戏的演进 |
| 一、“开封五云”辨析 |
| 二、河南地方戏城市化的先驱 |
| 第三节 坤伶与河南地方戏的新发展 |
| 一、坤伶的复兴 |
| 二、民国时期坤伶的崛起与发展 |
| 三、坤伶对河南地方戏的影响 |
| 第七章 河南地方戏作家、作品钩沉 |
| 第一节 民间艺人作家及其作品 |
| 第二节 传统文人作家及其作品 |
| 第三节 新式知识分子作家及其作品 |
| 第四节 河南地方戏存目作家、作品简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
| 附录一 晚清民国时期河南本土剧种表 |
| 附录二 晚清民国时期流入河南剧种表 |
| 附录三 晚清民国河南民间常见演剧名目表 |
| 附录四 晚清民国时期河南戏曲班社统计表 |
| 附录五 晚清民国时期河南科班(窝班)统计表 |
| 附录六 晚清民国河南新式剧场数量简论 |
| 附录七 19 世纪末——1949 年河南剧场一览表 |
（10）李瑞清的艺术世界 ——清末民初士人艺术与艺术教育的兴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概念的界定 |
| 三、本论文试图解决的问题及创新 |
| 第一章 历史形象与真实生活的分合:李瑞清艺术世界的构成 |
| 第一节 李瑞清历史形象的生成与演变 |
| 一、《清史稿》本传中的历史形象 |
| 二、书法史着作中的李瑞清形象 |
| 三、艺术教育史中的李瑞清形象 |
| 第二节 时代变化与李瑞清的自我追求 |
| 一、晚清师夷长技时期的举子生活 |
| 二、清末朝代变革时期的官宦生活 |
| 三、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遗老生活 |
| 第三节 史论与生平的错位及研究视角的确定:艺术、艺术教育与艺术家角色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艺术伦理"与"笔墨自适"的二维特征:李瑞清的艺术思想与风格 |
| 第一节 李瑞清在家学与书院教育中的艺术学习 |
| 一、李瑞清伦理与艺术观念的来源:从家学到书院 |
| 二、李瑞清的艺术训练与师承:科举体制中的艺术 |
| 第二节 由"艺术伦理"与"笔墨自适"所构成的艺术思想 |
| 一、艺术伦理:以人品与学识为基础的艺术品评观 |
| 二、笔墨自适:李瑞清的艺术自娱精神与群体认同 |
| 第三节 李瑞清的艺术风格与历史影响 |
| 一、李瑞清的金石书法风格与影响 |
| 二、李瑞清的"碑学"理论与成就 |
| 三、李瑞清艺术作品的出版与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高等艺术教育的先驱:李瑞清的艺术教育 |
| 第一节 李瑞清与两江师范学堂的艺术教育 |
| 一、清末艺术教育的兴起与李瑞清创建图画手工选科 |
| 二、对图画手工选科研究分歧和未解问题的考证 |
| 三、对李瑞清是否在画手工选科授书画课的考证 |
| 四、"清学部复试"与"南洋劝业会":图画手工选科教育成果的检阅 |
| 第二节 李瑞清的艺术教育思想 |
| 一、注重艺术教育的现实功用 |
| 二、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学法 |
| 三、跨门类的综合艺术教育观 |
| 四、伦理教育与艺术教育结合 |
| 第三节 李瑞清艺术教育活动的传承与启示 |
| 一、以李瑞清为源头的艺术教育发展脉络 |
| 二、李瑞清艺术教育活动的当代启示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生活世界向艺术世界分化的中介:李瑞清的艺术家角色 |
| 第一节 李瑞清多重社会身份的建构与转换 |
| 一、李瑞清遗臣角色对艺术活动的影响 |
| 二、李瑞清对艺术家角色建构的自白书:《鬻书引》 |
| 三、李瑞清对职业艺术家身份的焦虑 |
| 第二节 李瑞清的交游群体与艺术活动 |
| 一、地缘与伦理思想的建构:湖湘文化的熏陶与求学交游 |
| 二、职业与艺术风格的探索:南京时期的交游与艺术活动 |
| 三、文化与个人记忆的复写:避乱沪上的雅集与鬻艺生活 |
| 第三节 清代遗民对故国故人的一次集体哀悼:李瑞清的葬礼 |
| 一、李瑞清的去世与谥号 |
| 二、李瑞清的挽诗与挽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清末民初中国艺术形态的嬗变:李瑞清和他的时代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士人艺术传统的转变 |
| 一、科举废止后士人艺术精神的边缘化 |
| 二、士人艺术商业化后自适心态的异化 |
| 三、李瑞清与吴昌硕的艺术精神比较 |
| 第二节 学校教育主导的民国艺术人才生产模式 |
| 一、民国时期艺术话语权利的变更 |
| 二、现代艺术人才教育方式的形成 |
| 三、李瑞清与蔡元培的艺术教育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 |
四、创建大所名所要注意的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D]. 李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法律责任变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天职国际为例[D]. 万学朝. 华东交通大学, 2020(01)
- [3]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传染效应 ——基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案例[D]. 张哲.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4]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路径研究 ——以信永中和为例[D]. 张雅斐.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5]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D]. 闫磊.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6]三大范畴体系的理论性比较研究及其对范畴化的实践性认知研究的启示[D]. 池舒文.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整合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信永中和合并四川君和为例[D]. 孙宇磐.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8]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模式构建与进路优化[D]. 谭安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9]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D]. 孙建杰. 河南大学, 2018(12)
- [10]李瑞清的艺术世界 ——清末民初士人艺术与艺术教育的兴变[D]. 公丕普. 东南大学, 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