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正的CES模型与印度经济增长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申晓军[1]（2021）在《储蓄率、利率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统计研究 ——基于生产率视角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
刘雅婕[2]（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黄莉[3]（2021）在《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绿色技术、高端人才、环境资源、特色产业链等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和制度逐步落地,“绿色农业”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导方向。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农业技术的大规模投入,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相对薄弱的农业经济基础,造成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基本格局。因此,破除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发展阻碍要素是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和现代化转型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农业资本深化现象突出,农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本积累,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随着农业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投入质量不断优化,使得各要素效率加速增长,农业内生技术进步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农业固定资本投资规模迅速扩张,引致严重的环境污染,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受阻。显然,立足于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致力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现实背景,研究我国农业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匹配的绿色产出增长效应,对我国加速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遵循“理论借鉴→理论构建→现状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首先,在充分借鉴相关经典理论基础上,对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三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展开深入分解,形成理论框架;其次,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能值法以及SBM-Luenberger指数构建,考察农业资本深化、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化特征与趋势;接着,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和BOX-COX转换,以及非线性似不相关回归估计,识别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有偏技术进步;再者,结合农业资本深化程度及其速度、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要素替代弹性等核算结果,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进行动能分解;然后,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实证验证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立足于我国绿色农业生产实践,以调整农业资本深化程度及其速度、增强资本和劳动要素绿色技术进步增长为目标,从政府支持、市场激励、社会配合等多维度提出促进要素结构和技术进步协同驱动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制度与政策措施。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理论上,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不仅可直接作用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而且两者可协同促进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推动绿色农业转型加速。基于两要素CES生产函数,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有偏技术进步受制于要素替代弹性、资本和劳动要素绿色技术进步增长差距的影响,进而使得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能构成既包括农业资本深化程度及其深度的直接和调节效应,也包括资本和劳动要素绿色技术进步增长效率、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和协同影响。基于此,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增长动力关键在于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或间接效应以及两要素协同效应的影响,而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效用差异,进一步决定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增长动力转型成效。2.中国农业资本深化现象突出,推动绿色农业GDP和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始终呈现正向增长,但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和动力转型效率均呈下降趋势。在中国农业劳动流失长期客观存在的背景下,全国和省际层面的农业资本深化及其速度不断加深,其中东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增幅最大。与此同时,通过能值法核算的中国绿色农业GDP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持续性放缓;通过SBM-Luenberger指数核算的中国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但近年来仅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呈上升趋势,而东、中部地区显着下降;中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效率值位于0-1之间,且以年均0.99%的速度呈现持续性下降趋势,中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规模转型成效有待提高,尤其是东部地区;全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效率值大多数处于1值以下,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转型动力不足。3.中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有偏技术进步指数演化趋势具有阶段性特征,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有偏技术进步以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为主。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资本和劳动要素为互补关系,有偏技术进步指数演化趋势具有阶段性特征,先后呈现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的驱动路径;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为替代关系,有偏技术进步指数的演化趋势相对稳定,技术进步多偏向资本,主要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在地区层面,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两种背景下的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均在2006年前后发生明显波动,具有显着的政策阶段性特征。2006年以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东部和西部地区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中部地区为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东部和中部为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西部地区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4.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效率、动力增长效率、转型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农业资本深化动能贡献程度显着优于有偏技术进步的动能贡献。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效率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其中东、中部地区效率值普遍高于西部地区。从动能分解来看,其后期规模增长效率下降趋势源于资本技术进步增长和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的正向贡献下降,以及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的直接效应和农业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协同效应的贡献增长不足。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的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长期为负值,主要在于劳动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有偏技术进步与农业资本深化的协同效应长期负向动能增长。其中,东部地区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强劲主要来源于资本技术进步增长、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的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的直接效应、有偏技术进步与农业资本深化的协同作用具有正向作用,西部地区各部分动能贡献均为负值。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和动力转型效率均在2004年至2007年间短期成效显着,但2007年以后持续下降,并由正转负,绿色农业转型成效和动力均不足,主要在于中、西部地区的转型问题突出。从动能分解来看,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在2004年以后,仅有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农业资本深化速度的调节效应差异实现了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的推动;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动力转型效率在2004年以后,仅有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差异实现了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转型的推动。5.总体上,农业资本深化正向促进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增长动力,有偏技术进步发挥负向抑制作用,两者协同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但绿色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下的农业资本深化影响差异抑制绿色农业增长转型,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和协同影响有益于绿色农业增长转型。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动力的直接效应均为均正,但两者的协同作用下,有偏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由正转负,两者协同作用的影响系数仍然为正,总体上两者共同推动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和动力增长。然而,区域差异显着,东、中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正向促进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两者的协同作用下影响系数为负;东、西部地区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的动力增长影响系数为负,西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的影响系数为负,两者协同作用下中部地区影响为负。对比分析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影响系数,传统产出下有偏技术进步的负向作用更突出,有利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农业资本深化差距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形成阻碍;农业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协同有利于绿色农业经济的增长转型。同样地,存在区域异质性。针对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转型,西部地区有偏技术进步差异的正向贡献突出,东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差异的抑制作用最为显着,中、西部地区两者协同效应差异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形成阻碍;针对绿色农业经济的动力增长转型,西部地区有偏技术进步差异的正向贡献突出,中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差异、协同效应差异均严重阻碍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理论方面,延伸了两要素CES生产函数在绿色农业层面的运用,构建农业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是对传统C-D生产函数“中性技术进步”的有效突破,形成了要素替代弹性和有偏技术进步的农业经济增长动能分解框架。结合我国绿色农业生产的现实背景和发展目标,本文在此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存在偏向性”假设条件下的两要素CES生产生产函数延伸至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模型中,搭建绿色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框架,从要素替代弹性、要素技术进步增长、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展开动能分解,并在梳理农业资本深化结构、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基础上,重点探究两者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的作用机理。其二、在评价方面,构建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产出下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优化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农业绿色发展目标下,技术进步是衡量农业绿色加速转型的重要指标,而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产出下的技术进步偏向性识别能够提升农业绿色投入—产出系统中技术进步效率研究的精准度与可靠性,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产出下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测算更符合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此外,为量化农业绿色转型政策目标,除了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即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外,本文采用绿色农业GDP与传统农业TFP比值作为绿色农业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指标,用绿色农业TFP和传统农业TFP比值作为绿色农业增长的动力转型效率指标,从而丰富农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其三、在实证方面,借助两要素CES生产函数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展开动能分解,并实证检验了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一方面,本文遵循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以及两者综合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逻辑次序链条,从理论公式上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能展开分解,以深入探究要素替代弹性、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各部分动能贡献差异。另一方面,运用动态面板模式和固定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的综合作用,并对比分析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效用差异。
陈汝影[4]（2020）在《资本深化、资源错配与制造业产出效率》文中研究表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长期快速发展,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然而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发展也面临要素产出效率不高、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以及资源错配等问题。因此,中国制造业如何由粗放式要素投入数量增长转变为集约式要素产出效率增长,如何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如何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非常值得关注。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重点研究生产要素投入对中国制造业产出效率的影响。毋庸置疑,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增长本身就是制造业长期以来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要素投入不仅能够依靠数量增长直接促进制造业增长,由于现实经济中,中国制造业要素投入过程中的资本深化和资源错配客观存在,因此也可以通过匹配适宜的技术进步路径和优化资源配置等途径显着提升制造业产出效率。有鉴于此,本文将资本深化和资源错配两个客观事实纳入制造业产出效率研究。文章重点围绕以下内容展开:首先,中国制造业呈现持续的资本深化态势,资本深化结合有偏技术进步是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不同于传统经济增长核算分析中单位替代弹性与“非体现式”中性技术进步假设,样本期间内,中国制造业综合资本要素和综合劳动要素总体呈替代关系;样本期间内技术进步总体略微偏向资本,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中2008年以前,各年技术进步基本偏向资本,之后各年技术进步基本偏向劳动;综合要素禀赋结构偏向资本,在综合要素之间总体呈现替代关系下,增加综合资本要素投入比例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008年以后,虽然资本深化速度加快,但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替代性明显下降,且由于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未能同步提升,技术进步偏向劳动,与资本深化态势不匹配,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其次,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是长期以来影响制造业产出效率的痼疾之一。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存在明显的波动性,产能利用率是制造业产出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产能利用率的波动直接导致制造业产出效率波动;制造业资本要素存在严重的负向扭曲,劳动要素基本不存在扭曲,导致中国制造业资本要素投入严重过剩,资本深化速度过快;在制造业资本要素投入存在严重扭曲客观条件下,资本深化通过引起供给扩张和需求下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产生大量无效供给,引发产能利用率过低;分行业类别来看,无论在轻工业还是重工业,劳动要素基本不存在扭曲,资本要素扭曲在重工业中比轻工业更为严重,因此重工业的资本扩张更明显,对产能利用率的负面影响更大,是重工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产出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再次,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状态是影响制造业产出效率的重要途径,特别是中间投入品资源错配问题不容忽视。研究发现,仅考虑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资源错配时,会严重高估中国制造业产出效率损失程度,考虑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品三种要素资源错配情况有助于准确测算制造业产出效率损失的实际情况;可变规模报酬对资源错配引起的生产效率损失有调节作用,可以放大或缩小生产效率损失的强度,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有利于提高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对比资本、劳动以及中间投入品三种要素资源错配单独对制造业产出效率损失的影响程度来看,中间投入品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产出效率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资本和劳动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产出效率的影响;进一步的成因实证检验发现,融资约束、行政垄断等因素是制造业资源错配的重要成因。最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制造业产出效率提升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补贴直接改变了生产要素在行业内的配置状态,从而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直接资源配置效应影响;另一方面,政府补贴通过改变受补贴企业的退出概率,进而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资源配置效应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直接资源配置方面,政府补贴扩大了制造业产出扭曲离散程度,加剧了资源错配程度,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在间接资源配置方面,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严重的退出障碍,对制造业产出效率有显着阻碍作用;虽然政府补贴的间接资源配置效率在不断提升,但仍然是僵尸企业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剧了制造业企业的退出障碍,从而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显着的不利影响。
赵嘉华[5]（2020）在《互联网、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理论与实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改变着企业生产与国际贸易的模式。借助互联网,企业可以在更广的空间范围内组织生产,更高效地利用生产要素。互联网的普及还推动着企业离岸活动的爆发式增长,从而重塑要素市场的竞争格局。因此,互联网以及互联网激发的离岸分工模式可能共同影响一国乃至全球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本研究的主旨是分析互联网、离岸分工对于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的影响,重点在于两个线索:一个是互联网对于技术进步偏向的直接影响,另一个是互联网通过引发离岸分工模式对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间接影响。本文首先对与互联网、离岸分工以及技术进步偏向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明确相关概念与定义,并总结各变量的测度方法,同时对三个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进行初步的探讨。然后使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算我国各省、各城市及世界主要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基于省份和城市层面的计算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我国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增强而资本偏向减弱。基于WIOD数据库测算的40国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同样发生了偏向劳动的演变。关于离岸分工模式,本文依据Koopman et al（2014）提出的最新测算方法,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将出口额按来源地与最终消费地进行分解,对各国与离岸分工模式相关的贸易份额进行更精准的测度。测算结果显示,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样本内大部分国家与离岸分工相关的贸易额均有所上升。本文使用互联网普及率反映互联网发展情况,样本期内,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各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显着提升,互联网的影响已经渗入经济发展各个角落。相关性分析的初步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偏向指数与离岸、互联网普及率均负相关,而离岸与互联网普及率正相关。理论分析的主旨是梳理前述三个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本文首先以一个偏向性技术进步典型理论框架（Acemoglu,2002）为起点,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信息要素,探讨互联网的普及对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的直接影响机制。然后放宽所有工序仅能在国内完成的假设,即允许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高效的生产要素,从而将离岸分工模式引入本文理论框架,探讨互联网通过离岸分工对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显示:1)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企业内使用互联网的劳动力占比增加,劳动中间品的效率提升同时价格上升,研发劳动互补型技术的垄断厂商利润增加,促使技术厂商研发更多与劳动力互补的技术,导致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增强而资本偏向减弱。2)离岸分工对技术进步偏向产生两种影响效应:生产率效应以及结构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离岸分工模式的发展使得技术进步的劳动力偏向增强而资本偏向减弱。3)互联网的普及使企业参与离岸分工更加便捷,互联网普及度越高,离岸至海外完成的工序越多。4)将互联网、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偏向纳入统一理论框架后可以看出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离岸的发展使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增强而资本偏向减弱。完成理论分析后,本文通过分别引入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关数据,以实证检验理论部分所得的互联网对技术进步偏向的直接影响及其通过离岸分工对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间接影响。具体而言,实证检验分为三个部分:1)关于互联网对技术进步偏向的直接影响机制,本文以中国省级和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的确使得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加强而资本偏向减弱,这是因为互联网技术提升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但减弱了资本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得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效率得到提高;2)关于离岸分工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本文以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与联合国数据库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离岸分工模式的发展具有技术进步劳动力偏向增强效应。机制检验显示,离岸分工模式的发展显着提升了劳动力的相对生产效率,从而使技术进步更偏向劳动力,证实了理论模型得出的生产率效应;同时离岸分工模式的发展显着提升非农业产业的占比,进而使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更偏向劳动力,证实了理论模型得出的结构效应;3)关于互联网通过离岸对技术进步偏向的间接影响机制,本文按照中介效应检验步骤,以跨国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未引入离岸这一中介变量时,互联网对技术进步偏向的直接效应显着。引入中介变量后,互联网通过促进离岸分工模式的发展,使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增强,此时直接效应不再显着,而间接影响效应依然显着,表明考虑到企业可以将工序离岸后,互联网仅通过离岸这一中介变量对技术进步偏向产生影响。本文主要有三个创新点:首先,互联网诞生以来,其经济效应得到广泛关注,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对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上,而忽略了互联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互联网对技术进步偏向的直接影响机制及间接影响机制,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其次,技术进步偏向是影响要素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但影响技术进步偏向变动的深层原因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本文将互联网与离岸分工引入典型的技术进步偏向理论框架,构建三大理论模型,分析这两方面的因素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机制,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最后,本文使用中国省级层面、城市层面以及世界主要国家的数据,实现对中国不同地区以及世界主要国家技术进步偏向程度的测度以及对理论命题的检验,弥补了上述命题现实证据的缺失。结合中国经济的现状,本文的发现对于深化“互联网+”战略、优化要素收入结构、应对贸易摩擦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姜美旭[6]（2020）在《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理论与实证》文中研究表明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复杂,涉及国际投资学、技术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三个领域。针对相关理论力不从心的现状,借鉴Melitz异质性厂商模型与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构建包含外资研发嵌入的城乡收入差距数理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2000-2016年30个省市的外资研发嵌入指数,构建包含了外资研发机构嵌入指标等8项细分指标的指标体系;在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理论分解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借助CES生产函数,从创新强度、创新劳动力使用倾向、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程度、资本积累程度和工业部门劳动力吸纳程度5个方面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量化分解;在此基础上,利用有向无环图方法研究了外资研发嵌入、城乡收入差距5个分解项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同期因果关系。DAG结果显示:（1）从理论来看,外资研发嵌入的增加一般会缩小东道国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如果东道国是大国,寡占反应理论导致的“战略效应”会拉大东道国城乡收入差距,该结论对于跨国公司利润汇回和东道国乡村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稳健性;（2）从历史来看,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类似“直接效应”的“创新效应”在占比上明显下降,而类似“战略效应”的“要素积累效应”在占比上明显上升,其中的劳动力报酬边际递减程度在占比上甚至略胜资本净积累程度;（3）从实证来看,与理论模型研究结论类似,外资研发嵌入有效地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论对于分区域的讨论、影响路径的分析具有稳健性。
周玲玲[7]（2020）在《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阶段,中国正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推进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贸易大国,农产品贸易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扩张,农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迄今我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共涉及世界25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自贸协定。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领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我国农产品部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中澳FTA建立将引发思考如下问题:首先,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伴随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农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将不再桎梏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内部,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更进一步,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气候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差异悬殊,农业生产的区域非均衡性显着,且农业格局呈现高度集中特点。因此,中澳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仅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农业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中澳贸易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综合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与文献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中澳FTA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国家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及区域视角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不同是,本文不仅采用最新的GTAP 10的数据库与高度细化的中国区域数据库（Sino-TERM Database）,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以细致分解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此外,还构建了GTAP模型与区域CGE模型（Sino-TERM模型）的链接,以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本文边际贡献则在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以往文献主要侧重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端的影响研究,而本文重要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不仅考察了中澳FTA对农业经济生产端的影响,还进一步从消费端阐述了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其二,本文还从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视角深度挖掘了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阐释中澳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第二,数据方面。为尽最大可能与现实吻合,本文在数据库方面进行了核查与完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国家层面。本文采用普渡大学于2019年7月发布的GTAP 10数据库,并运用Walmsley动态递归的方法将该数据库更新到2018年,基于该数据模拟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经济效应;其二,在区域层面。本文则运用最新版本的Sino-TERM数据库,并综合现有统计年鉴、海关数据等数据信息,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及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对Sino-TERM基准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校准完善,以最大可能确保数据库的精准性。第三,模型方面。拓展了中澳FTA分析框架,首先,运用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模型,探究中澳FTA框架下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拆解了自贸区框架下总贸易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深化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突破了标准GTAP模型评估国家层面经济效应的制约;最后,在标准Sino-TER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Fan分解”拓展为“FFZZ分解”,即由传统“Fan分解”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效应,而无法展示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故本文将其拓展为“FFZZ分解”的本地市场份额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国内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国内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来解构某个区域某种商品产出的变化效应,细化了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经济效应展开如下一系列研究:第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1992-201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并依据Chen（2006）的五大类农产品分类,以细致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研究发现:首先,分别阐释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油籽植物油、园艺产品、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及纺织原料农产品五大类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度日趋增强,但我国一直长期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状态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以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及动物产品为主;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则主要为纺织原料。其次,测算了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MSR）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评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鉴于中澳两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中国以加工产品、园艺产品等农产品一直占据相对比较优势,而澳大利亚的纺织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与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结构保持高度吻合。再次,测度了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但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年递减,表明我国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逐步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格局过渡,这可能与我国“人口红利”总量渐趋缩小存在密切关系;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则主要以土地密集型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澳大利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不同要素禀赋农产品的结构演变规律,也揭示出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日益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逐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结构有所转变。中澳农产品互补性日益凸显,这也将极大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第二,在中澳农产品贸易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运用了GTAP模型研究中澳FTA对农业经济效应,并重点从贸易结构、生产结构和供需结构考察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基于GTAP模型模拟结果,本文不仅从生产端分析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且还从尝试从消费端出发探究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拓展了中澳FTA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澳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无论是GDP、居民福利及贸易条件均有显着增进。从生产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部分农业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从消费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改善,主要表现为:中国家庭消费者进口大米、小麦、谷物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增幅要低于进口糖类、牛羊肉、猪肉、奶制品、水产品及加工食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此外,中国家庭消费进口的牛羊肉、猪肉、植物油、奶制品及加工食品等产品对福利增长贡献程度要远高于大米、小麦、谷物。因此,中澳FTA不仅对我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促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三,为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该链接模型能够综合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双重优势,进而从贸易增加值层面深度解构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而非仅局限于整体贸易层面。本文主要从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以下三个层面考察。首先,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国别异质性。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异质性,极大推进中澳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增长,同时对新西兰的优势农业部门造成了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则会受到负向抑制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税削减后,直接造成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引致中国同日韩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同东盟的水果蔬菜、其他作物、肉类制品及食物制品的不同贸易增加值部门均显着降低。其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的增加值分解。这里不区分贸易伙伴,将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贸易增加值具有显着影响,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存在显着异质性。从中国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最终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与中间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产品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品为主;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贸易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要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于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显着的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部门的产业链相对而言更长,国内贸易增加值相对更高。最后,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重塑效应。这里区分贸易伙伴,仅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存在显着影响。具体地,从中国视角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棉花、动物产品、牛羊肉、奶制品和食物制品等部门具有重要影响。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的谷物、棉花、动物产品及奶制品等农产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澳FTA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澳重要的农产品部门。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的农业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故本文继续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不仅修正完善了Sino-TERM数据库,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并拓展了Sino-TERM模型的分解范式,以期评估中澳FTA对区域层面的农业经济效应,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主要基于Sino-TERM的初始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完善与修正。主要通过收集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3）》、《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3）》及2012年海关数据库,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修正完善数据库,以确保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接近现实数据,并经过多次RAS调平处理,以确保数据库的平衡。其次,本文借鉴Mark Horridge与Zhai Fan（2006）的方法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的模型链接,以能够反映出政策冲击对我国区域层面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将标准Fan分解进一步拓展为“FFZZ分解”,将传统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部分,进一步拓展为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出口国外市场需求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产品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大部分,进而能够更加详尽分解出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对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链接模拟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区域农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在短期内中澳FTA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性显着,无论从实际GDP变动、实际投资变动、实际消费变动、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均呈现出沿海各个省份受益较大,而内陆地区受益较小,甚至受到负面波及。但从长期而言,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受到正向波及效应,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将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此外,从Fan分解视角来看,基于“传统Fan分解”发现,在短期内,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谷物等部门外,其余主要农产品部门的销量有所提升,主要归因于中澳FTA进口效应的影响;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均有所提升,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产品部门销量的提升。此外,本文在原有Fan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FFZZ分解”,发现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省份的不同农业部门的影响截然不同。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则表明不同区域不同产品部门的销量变化的分解效应大相径庭。限于篇幅,本文以中澳主要农产品部门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为例。在短期内,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虽然总体受到波及,但有些省份的奶制品产出也显示增长态势;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亦如此,虽然国家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有些省份也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的销量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归因于长期内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的模拟结果发现省际间调入与省际间调出对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首先,本文从国家层面出发刻画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并分析了双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借鉴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探究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再次,为详细刻画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进一步对Sino-TERM数据库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并构建了Fan分解的拓展应用“FFZZ”分解,能够从本地市场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解构省际区域层面某种商品销量的变化,以期准确评估中澳FTA对我国不同省际区域农业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区域模型的有效衔接,探讨中澳FTA对我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农产品的影响效应。本文还通过围绕中澳FTA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贸易增加值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展开一系列的模拟评估,在理论方面,能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基于对政策的量化研究为中国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李雄师[8]（2020）在《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各国逐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转而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全球汇率变动由此不断加大,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的重要变量。汇率问题也因此逐渐成为国际金融研究领域和各国经济决策部门的重要关切点。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汇率作为开放市场条件下的重要价格,是影响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和连接国际市场的纽带,其变动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地位及合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发展模式、发展动力的转变,其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化解我国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并为优势产能寻找出口。东盟国家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口和重要通道,与我国有着深厚的地缘关系、紧密的经济联系和较强的产业互补性,自然成为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区域。当在国内区域间进行产能合作时,产能合作企业不会面临汇率不确定问题;而当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时,汇率不确定将对其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受到汇率不确定怎么样的影响,成为未来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特别是中国—东盟产能合作中亟需回答的问题之一。本文在总结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最新发展的基础上,依据“问题提出—现实考察—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启示”的逻辑层层递进,对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进行研究,得到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汇率不确定变化确实会对企业的国际产能合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汇率不确定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对外商品输出及产业转移合作的产能生产率阈值,表明汇率不确定的变动会导致企业在国际产能合作时的难度变化,进而对企业国际产能合作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沉没成本所导致的“实际刚性”具有关键作用。第二,汇率不确定变化的方向来源对汇率不确定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由本国货币波动引起的汇率不确定变化与由外国货币波动引起的汇率不确定变化对国际产能合作的影响不同。本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上升或外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下降所导致的汇率不确定变化,会使得本国企业所有类型的产能生产率阈值提升,本国企业对外产能合作的利润将减少、难度增加,本国生产企业需要有更高的产能生产率才会愿意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而外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上升或本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下降所导致的汇率不确定变化,会使得本国企业所有类型的产能生产率阈值都下降,本国企业对外产能合作的利润将增加、难度减少,本国生产企业需要较低的产能生产率就会愿意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因此,在研究汇率不确定与产能合作的关系时,不仅要关注汇率不确定变化的幅度大小,同时还要关注汇率不确定变化的方向来源。第三,就汇率不确定对国际产能合作规模的影响来看,虽然汇率不确定变化对商品输出和产业转移合作产能生产率阈值影响的方向相同,但影响的程度不一致。在汇率不确定条件下,商品输出与产业转移合作间存在的替代效应,使得汇率不确定变化对商品输出及产业转移合作规模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结果,从而导致了汇率不确定与国际产能合作规模关系的复杂性。第四,从汇率不确定条件下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实证分析看,其结果表明:汇率不确定与中国对东盟的商品输出是负相关关系,汇率不确定与东盟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也是负相关关系;而汇率不确定与中国对东盟产业转移合作的关系不显着,汇率不确定与东盟对中国产业转移合作是正相关关系。这一实证结果与本文理论模型所预测的当汇率不确定变化的幅度较小且主要来源于人民币时的结果相一致。这一实证结果表明本文的理论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适用于解释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最后,在政策建议方面。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具体到我国对东盟的产能合作中,本文从宏观层面提出:稳步推进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健全外汇市场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汇率及货币政策沟通协调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国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提升的建议;从中观层面提出:进一步为中国—东盟产能合作提供便利化和做好相关转移产业布局及规划的建议;从微观层面提出:提高国际产能合作企业的汇率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产能合作企业对汇率风险评估及预警的能力并充分利用各类汇率风险规避及防范手段的建议。
陈骁[9]（2019）在《新新经济地理和资本流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直以来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都在稳定增强,同时也兴起了“新”新经济地理研究对多地区间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甚至技术市场的联系进行量化分析。但近三十年中,全球资本市场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然而目前尚无成熟的理论框架对多地区间资本流动做出解释以及量化估计。本文在多地区模型中加入跨期与跨地区双向资本流动,填补了新新经济地理模型缺乏多国资本流动研究的空白。在模型中我们证明了双边资本流动量与流入地的存款利率正相关、与资本流动摩擦负相关。即使个人每一笔投资获得的回报可能有波动,但在均衡中个人会通过在各地区资本分配份额的调整使得平均从各地区获得的资本回报平价,稳态时资本流动摩擦的存在允许各地存贷款利率相异。同时本文给出了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收敛路径存在与唯一的条件。本模型在一般参数假设下有唯一的收敛路径。然后本文研究了模型在量化层面的表现,重新回顾了两个问题:贸易开放对福利的提升以及动态模型相对静态模型的额外福利所得。本文证明了在加入跨境资本流动后,除了自产自销的贸易份额之外,资本流出份额以及相对工作人数比也成为了衡量贸易开放福利提升的重要指标,修正了对贸易、移民及技术相关政策的量化评估。在随后的数值模拟中,我们发现有资本流动的模型在过渡路径上的确会产生额外的动态效用所得,但其规模非常有限。同时本文整合清理了2001年至2012年42个主要国家两两之间的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存量数据,并提出了对双边资本流动摩擦的结构性估计方程。结合其他基本数据,我们测算了该时间段内样本国家两两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资本流动摩擦。结构性估计的结果说明,中国和美国的生产效率最高,进口壁垒最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效率在逐年提高,同时主要发达国家的生产效率在逐年下降,进口壁垒却在逐年上升。不出意料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相对基准利率较高,资本流入壁垒在下降;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对基准利率较低,同时资本流入壁垒在上升。欧元区国家互相之间资本流动的摩擦小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摩擦。
王婉如[10]（2019）在《扩大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中后期,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以促进对外贸易。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又一轮动力。贸易政策的变化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各国合作的加深,推进全球化的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自由贸易,依旧是全球治理中的共识与长期趋势。贸易开放仍然是永恒不变的主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导致政府干预成为必要。税收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尤其是贸易税收政策的调整对扩大贸易开放的影响十分重要。在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疲软的现象日益加深,我国进出口贸易呈现出增速放缓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继续扩大贸易开放,既源于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开放诉求,又源于全球开放形势变化的客观需要。在国际贸易的博弈中,一国可以通过关税、出口补贴以及贸易壁垒这三个政策工具达到自己的目的。本文通过运用最新版GTAP数据库研究各种税收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程度,发现其中关税的影响程度最小。然而,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也会给一国的经济及环境带来负面影响。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外来风险与经济及财政收入的不稳定性。同时,会给本国带来其他的潜在问题如给环境污染、导致不公平竞争等等。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有些厂商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选择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投入品进行生产,进而危害环境。对于幼稚产业,如果政府不给予它们短期保护或者支持性政策,这些新兴产业或者是发展中的幼稚产业自身国际竞争力并不强,便易因遭受国际上成熟产业的打击而受损等。这些不利因素都会制约贸易开放度,因此,本文在研究税收政策影响贸易开放的基础上,探讨贸易开放度的变化对一国经济环境产生的影响,以税收收入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完善在税收政策进行调整时所需考虑的因素,以便更好地进行税收政策调整。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单一政策调整或实现单一政策目标往往显得势单力薄.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研究我国扩大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中考虑宏观调控经济措施协调搭配更加能够使得财税政策发挥更大的效用,享受贸易开放带来的正面影响,而尽量控制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通过微观层面实现单一政策目标的研究以及宏观层面其他经济协调政策的合作,对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内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会对世界经济稳定运行产生积极的影响。故在扩大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研究中,还将搭配财政支出政策与非关税壁垒进行分析。本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引言部分交代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思路、方法,研究的主要创新点等。并梳理了贸易与税收相关文献,分别从税收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贸易开放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研究进行归纳整理,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分析部分,从理论上回顾了不同贸易理论下的税收政策主张,包括古典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并分析税收政策通过价格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影响组成商品的要素价格进而影响商品的成本,导致各国商品之间比较优势的差异,通过影响贸易模式与贸易条件对该国贸易发展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进出口贸易与贸易开放度。反过来,贸易开放也会通过影响一国税收收入进而影响税收政策的调整幅度。第三章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税收与贸易政策的发展并分析其中的不足。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贸易政策逐步向开放型发展,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逐步前进。平均关税税率一降再降,尽管仍比多数发达国家高,但是我国一直是贸易自由化的坚定拥护者。我国扩大开放是顺应全球化大势的表现,而且这几十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开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作为市场调控的重要手段,在适应新环境推动贸易开放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第四章与第五章为本文的主要实证分析部分,第四章实证分析我国税收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国税收政策也会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进而影响贸易开放程度,最终会影响贸易自由化进程。税收政策影响国际贸易发展最直接的手段就是通过价格。价格是税收政策影响贸易发展的中间传导变量。税收政策通过影响税金进而影响贸易水平。本章重点关注的税收政策或者工具主要包括三种,即对进口贸易中征收的关税、出口贸易实施的出口补贴及同国内经济活动一样对产品生产等征收的所得税。通过构建GTAP模型,使用第九版最新数据库研究分析一国税收政策对于进出口贸易、产业部门等的影响,分析不同税种（关税、出口退税与所得税）对贸易发展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税收政策的调整会影响我国经济与贸易各个方面,而不同税种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第五章分析扩大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调整的制约因素;税率的降低会刺激经济的发展,并促进贸易往来。但是税负并非越低越好,尤其会受到财政收入的约束。贸易税收政策的调整会促进贸易开放,然而贸易开放会对一国税收收入带来一定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依靠贸易税收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反过来对一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产生负面的影响。另外,随着开放度加大,会对该国劳动力市场及收入分配、本国产业等均产生影响。这些都会制约贸易自由化进程。根据本文研究对象,选取税收收入为主要制约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贸易开放对税收收入的影响规律。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GMM模型等分析贸易开放对税收收入包括贸易税收收入的影响。并通过国家分组讨论,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初期可以暂不考虑对税收收入的制约影响,但是随着贸易开放加深到后期,需要着重考虑这一因素,放缓税收政策调整步伐。第六章则研究国外贸易开放背景下税收政策的做法,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在贸易开放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完善我国税收政策的借鉴思路。在国家的选取上,先选择了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很早就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税收政策的调整及对贸易与财政的影响。另外,文中主要是以发展模式、经济制度等与我国较为相似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为借鉴,故选择了泰国、加纳与印度等国进行研究。其中前两个国家贸易自由化初期财政盈余,而印度财政出现赤字状况影响贸易自由化进程进而反复调整贸易政策,印度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其贸易自由化与相关税收政策的调整。通过总结这些国家的经验做法,为我国在继续扩大贸易开放过程中税收政策调整提供思路借鉴。第七章为扩大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与支出政策、非关税壁垒等搭配;研究为了优化税收政策的作用效果,降低贸易开放给本国带来的负面影响,选择支出政策、贸易政策、非关税壁垒等宏观经济调节措施与税收政策进行搭配调整。故本章分三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是搭配财政支出政策,一国贸易开放会对税收收入产生影响同时也会给政府支出带来影响,同样地,政府支出规模又会反过来影响贸易开放程度。一方面由于受到财政预算的约束,政府支出会受到税收收入的影响。另一方面,贸易开放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影响与冲击要求政府运用支出政策进行配套调整。第二部分是考虑贸易政策,在贸易开放过程中,各国所选择的贸易政策（如自由贸易、进口自由化、进口替代、受保护的出口导向型等）有所不同,税收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考虑不同的贸易政策背景;在贸易政策的选取上,由于各方利益不同,导致了政府采取贸易自由化政策后形成了支持与反对这两股政治力量,最终结果就取决于政府对于冲突双方的调停。第三部分是结合非关税壁垒,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不明朗,各国出于本国经济发展和保护本国产业需要出发,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其中因非关税壁垒天然的隐蔽性特点而逐渐被各国重用,贸易保护呈抬头趋势。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非关税壁垒对于贸易的限制作用甚至会高于关税壁垒,阻碍贸易开放的扩大。第八章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包括贸易税收（关税、进口增值税与消费税、出口补贴）、国内税收（所得税）及搭配财政支出、非关税壁垒等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一、不同税种税率的调整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程度不一降低进口关税税率会促进该国的进口与出口贸易,而降低出口补贴（退税率）效果恰恰相反。也就是说降低关税与增加出口补贴会促进进口与出口贸易。其中,出口补贴率对贸易的影响程度比关税税率大。另外,从影响程度的角度看,下降同等幅度的税率,出口补贴与国内所得税政策的影响效果要高于进口关税政策。可能是因为我国平均关税税率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因而进一步调整空间对各行业部门的影响相对较小。二、贸易开放会影响税收收入进而限制税收政策的调整幅度一方面,随着贸易开放度的加大,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国际贸易活动将愈发频繁,使其规模扩大。一国总税收收入将增加,但是贸易税收收入的变化方向不定。另一方面,根据发展中国家收入分组实证讨论结果,在低收入国家中贸易开放程度加大,对该国总税收收入的影响并不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在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国家中,贸易开放的深入将提高这些国家国内销售税以及所得税收入,进而弥补由于关税税率下降导致贸易税收收入的减少,最终导致总税收收入提升。然而在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度的加大,会降低总税收收入水平。三、支出政策与非关税壁垒搭配税收政策调整扩大贸易开放通过联立方程组的3SLS估计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度与政府支出呈现出倒U型关系。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初期,补偿假说占据主导作用,需要扩大政府支出规模,以减少开放对本国产业及经济带来的风险冲击及消极影响。随着贸易开放的深入,效率假说会超过补偿假说占据主导地位。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可以紧缩财政支出政策,降低政府干预程度,充分发挥市场的效率。另外,配合贸易政策,同时降低贸易壁垒措施。在贸易壁垒措施上,降低非关税壁垒对我国贸易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关税壁垒,为此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同时完善非关税壁垒相关法律法规,与国际相关法律相接轨。四、国外在扩大贸易开放中税改以所得税为主间接税为辅贸易自由化过程中,需加强财政预算的管理,避免财政赤字问题的出现。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关税税率的下降会导致国际贸易税收收入的大幅减少,进而制约了贸易自由化进程。所以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为保证政府财政收入,一国会对国内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将对国际贸易税收的依赖性过渡到国内直接税与间接税收入中,以免贸易税收收入大幅降低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美国、加纳与泰国国内税制改革的过程中,以所得税改革为主,间接税改革为辅。在扩大贸易开放的国家中其税收政策的调整经验包括:所得税的调整以降低边际税率或提高税前所得扣除额为主要改革内容;国内间接税的调整以扩大征税范围为主要改革内容。此外,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运用最新版GTAP数据库试图分析不同税制下税率的变化对贸易规模的影响。以往许多研究都集中于单个税种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关税、所得税、出口补贴等不同的税收政策角度进行权衡分析对经济与贸易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相比关税政策,降低同等幅度的所得税与增加同等幅度的出口补贴政策更加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第二,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与税收收入并非线性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开放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不同。起初至中期,贸易开放与税收收入呈现正相关;到后期,贸易开放与税收收入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弥补了前人在贸易开放与税收收入关系研究的不足。第三,本文立足于新的视角即继续扩大贸易开放可能会对本国经济市场所带来的优劣影响对税收政策的调整进行分析,在继续扩大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研究同时,对贸易自由化可能带来的问题进行配套政策完善,试图减少贸易开放的成本。且本文从政府收支角度考虑综合研究贸易开放对税收、财政支出等的影响,反过来运用这些政策进行调节等,丰富了税收政策与贸易开放的相关研究。第四,通过联立方程组的3SLS方法发现贸易开放与政府支出之间关系既不符合效率假说又不符合补偿假说,而是符合U型假说。为少量支持U型假说的研究提供了补充。
二、修正的CES模型与印度经济增长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修正的CES模型与印度经济增长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3）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资料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
| 2.1.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1.3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 2.1.4 绿色发展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农业资本深化的相关研究 |
| 2.2.2 有偏技术进步的相关研究 |
| 2.2.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2.2.4 研究评述 |
| 2.3 本章小节 |
| 第3章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 |
| 3.1.2 农业资本深化 |
| 3.1.3 有偏技术进步 |
| 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系统:基于CES生产函数 |
| 3.2.1 绿色农业产出的生产函数构建 |
| 3.2.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替代弹性判断 |
| 3.2.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技术进步效率 |
| 3.2.4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有偏技术进步识别 |
| 3.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能分解:基于CES生产函数 |
| 3.3.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动能分解 |
| 3.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动能分解 |
| 3.3.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动能分解 |
| 3.4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3.4.1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影响机理 |
| 3.4.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机理 |
| 3.4.3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现状和演化特征 |
| 4.1 农业资本深化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1.1 农业资本的现状及演化特征分析 |
| 4.1.2 劳动力的现状及演化特征分析 |
| 4.1.3 农业资本深化的现状及演化特征分析 |
| 4.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2.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2.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2.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有偏技术进步识别 |
| 4.3.1 实证设计 |
| 4.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4.3.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要素替代弹性分析 |
| 4.3.4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技术进步效率分析 |
| 4.3.5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有偏技术进步识别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CES生产函数的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能分解:资本与技术视角 |
| 5.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动能分解 |
| 5.1.1 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CES生产函数核算 |
| 5.1.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动能分解 |
| 5.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动能分解 |
| 5.2.1 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CES生产函数核算 |
| 5.2.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动能分解 |
| 5.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效率的动能分解 |
| 5.3.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效率的动能分解 |
| 5.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转型效率的动能分解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6.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农业资本深化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2 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3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分析 |
| 6.4.1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对比分析 |
| 6.4.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对比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4）资本深化、资源错配与制造业产出效率（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主要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本深化与产出效率 |
| 2.1.1 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2.1.2 有偏技术进步的研究 |
| 2.1.3 产能利用率的研究 |
| 2.2 资源错配与产出效率 |
| 2.2.1 资源错配理论概念和测算的研究 |
| 2.2.2 资本和劳动资源错配的研究 |
| 2.2.3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分解的研究 |
| 2.3 政府补贴与产出效率 |
| 2.3.1 中观行业层面的研究 |
| 2.3.2 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 |
| 2.3.3 资源配置角度的研究 |
| 2.3.4 僵尸企业的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引言 |
| 3.2 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 |
| 3.2.1 模型设定 |
| 3.2.2 模型均衡解 |
| 3.2.3 模型拓展分析 |
| 3.3 要素价格扭曲与资源错配 |
| 3.3.1 模型设定 |
| 3.3.2 资源最优配置解析 |
| 3.3.3 资源错配解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制造业产出效率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增长核算理论分析 |
| 4.3 参数估计方法和数据说明 |
| 4.3.1 参数估计方法 |
| 4.3.2 数据说明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1 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
| 4.4.2 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结果及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资本深化、产能过剩与制造业产出效率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3 特征事实分析、实证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
| 5.3.1 特征事实分析 |
| 5.3.2 实证模型设定 |
| 5.3.3 数据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1 回归估计结果及分析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资源错配与制造业产出效率——引入中间投入品要素的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资源配置解析 |
| 6.2.3 全要素生产率效率解析 |
| 6.3 估计方法和数据说明 |
| 6.3.1 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 |
| 6.3.2 数据说明 |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1 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结果及分析 |
| 6.4.2 全要素生产率效率结果及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进一步成因实证检验 |
| 6.5.1 实证模型设定 |
| 6.5.2 回归估计结果及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府补贴、资源错配与制造业产出效率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 |
| 7.2.1 直接资源配置效应 |
| 7.2.2 间接资源配置效应 |
| 7.3 实证模型设定、估计方法和数据说明 |
| 7.3.1 实证模型设定 |
| 7.3.2 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分解方法 |
| 7.3.3 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 |
| 7.3.4 数据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4.1 直接资源配置效应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4.2 间接资源配置效应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互联网、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1.4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2 互联网、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偏向:文献综述 |
| 2.1 技术进步偏向领域相关文献 |
| 2.1.1 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的界定 |
| 2.1.2 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的测度 |
| 2.1.3 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的影响因素 |
| 2.2 互联网的经济效应相关文献 |
| 2.2.1 互联网与技术进步偏向 |
| 2.2.2 互联网与离岸分工 |
| 2.3 离岸分工及其经济效应相关文献 |
| 2.3.1 离岸的界定 |
| 2.3.2 离岸的测度方法 |
| 2.3.3 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偏向 |
| 2.4 文献述评 |
| 3 互联网、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测度与现状 |
| 3.1 技术进步偏向:测度与中外现状 |
| 3.1.1 中国各省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度与特征 |
| 3.1.2 中国各城市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度与特征 |
| 3.1.3 主要国家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度与特征 |
| 3.2 离岸的测度与现状 |
| 3.2.1 离岸的测度 |
| 3.2.2 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偏向 |
| 3.3 互联网技术普及与应用:中外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互联网技术发展现状 |
| 3.3.2 主要国家互联网技术发展现状 |
| 3.3.3 互联网与离岸分工:现实数据显示的关联 |
| 3.3.4 互联网与技术进步偏向:现实数据显示的关联 |
| 3.4 本章小结 |
| 4 互联网、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机理与模型 |
| 4.1 互联网与技术进步偏向:直接影响机制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模型分析 |
| 4.1.3 互联网、要素边际生产率与技术进步偏向 |
| 4.2 互联网、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偏向:间接影响机制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偏向:生产率效应与结构效应 |
| 4.2.3 互联网与离岸分工 |
| 4.2.4 互联网、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偏向 |
| 4.3 本章小结 |
| 5 互联网对技术进步偏向的直接影响: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 |
| 5.1 模型设计、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设计 |
| 5.1.2 数据说明与变量测度 |
| 5.1.3 描述性统计 |
| 5.2 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2.1 基准模型 |
| 5.2.2 影响渠道 |
| 5.2.3 地区差异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2.5 内生性讨论 |
| 5.3 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偏向: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检验 |
| 6.1 模型设计、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设计 |
| 6.1.2 数据说明与变量测度 |
| 6.1.3 描述性统计 |
| 6.2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分析 |
| 6.2.1 基准模型 |
| 6.2.2 机制检验 |
| 6.2.3 稳健性检验 |
| 6.2.4 内生性讨论 |
| 6.3 本章小结 |
| 7 互联网、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偏向: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
| 7.1 模型设定、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数据说明与变量测度 |
| 7.1.3 描述性统计 |
| 7.2 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7.2.1 基准模型 |
| 7.2.2 内生性讨论与动态面板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政策含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研究 |
| 3 文献综述 |
| 3.1 外资研发嵌入的研究现状 |
| 3.2 影响外资研发嵌入的因素 |
| 3.3 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现状 |
| 3.4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 |
| 3.5 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4 外资研发嵌入指数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 |
| 4.1 外资研发嵌入指标体系构建与测量 |
| 4.2 城乡收入差距分解机制及测量 |
| 4.3 本章小结 |
| 5 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 |
| 5.1 外资研发嵌入与城乡收入差距演进 |
| 5.2 基准模型:外资研发嵌入何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
| 5.3 扩展模型Ⅰ:仅考虑d?的情况 |
| 5.4 扩展模型Ⅱ:考虑劳动力在城乡自由流动的情况 |
| 5.5 本章小结 |
| 6 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6.2 协整性检验 |
| 6.3 基准结论:全国有向无环图的情况 |
| 6.4 基于全国有向无环图的预测方差分解 |
| 6.5 作用路径:全国有向无环图的情况 |
| 6.6 稳健性检验:东部与中西部有向无环图的情况 |
| 6.7 作用路径:东部与中西部有向无环图的情况 |
| 6.8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文章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格局 |
| 1.1.2 中澳自贸区典型特点及重要意义 |
| 1.1.3 中国农业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数据资料 |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澳自贸区经济效应评估 |
| 2.2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 |
| 2.3 自贸区框架下贸易增加值分解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1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 |
| 3.2 中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 |
| 3.2.1 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 3.2.2 中澳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
| 3.3 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类型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 |
| 4.1 模型框架与数据处理 |
| 4.1.1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 4.1.2 数据处理、模型校准及情景设定 |
| 4.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生产端 |
| 4.2.1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宏观层面 |
| 4.2.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产业层面 |
| 4.2.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 |
| 4.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消费端 |
| 4.3.1 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2 标准GTAP模型家庭消费需求系统 |
| 4.3.3 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 5.1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
| 5.2 贸易增加值分解 |
| 5.3 链接机制 |
| 5.4 贸易增加值分解测算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区域CGE数据库完善与分解拓展 |
| 6.1 Sino-TERM模型框架结构 |
| 6.2 Sino-TERM数据库构建与修正 |
| 6.2.1 Sino-TERM数据库构建 |
| 6.2.2 Sino-TERM数据库修正调整 |
| 6.3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拓展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澳FTA对区域农业经济效应影响 |
| 7.1 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链接 |
| 7.2 Sino-TERM模型宏观经济闭合 |
| 7.3 Sino-TERM模型模拟结果 |
| 7.3.1 宏观经济变化——BOTE分析 |
| 7.3.2 宏观经济指标的区域异质性 |
| 7.3.3 主要农业部门产出波动的区域异质性 |
| 7.4 Sino-TERM模型Fan分解及拓展 |
| 7.4.1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 |
| 7.4.2 Sino-TERM模型中Fan分解拓展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2 贸易增加值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3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的政策启示 |
| 8.2.4 区域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农产品部门分类 |
| 附录 B 标准GTAP模型主要机制 |
| 附录 C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 |
| 附录 D 中澳FTA对主要农产品产出的区域异质性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国际产能合作 |
| 1.2.2 汇率不确定性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3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创新、难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研究难点 |
| 1.4.3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国际产能合作的文献综述 |
| 2.1.1 国际产能合作理论溯源 |
| 2.1.2 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研究成果综述 |
| 2.1.3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2 有关汇率不确定对商品输出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2.3 有关汇率不确定对产业转移合作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3.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2.4 关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文献综述 |
| 2.5 新新贸易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6 相关文献述评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与汇率不确定性的现实考察 |
| 3.1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考察 |
| 3.1.1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发展历程及现状考察——商品输出视角 |
| 3.1.2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发展历程及现状考察——产业转移合作视角 |
| 3.1.3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分析 |
| 3.2 中国—东盟国家汇率不确定性的演变考察 |
| 3.2.1 中国—东盟汇率制度考察 |
| 3.2.2 中国—东盟汇率变动考察 |
| 3.2.3 中国—东盟汇率不确定性的衡量与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汇率不确定条件下产能合作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模型设定 |
| 4.1.1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 |
| 4.1.2 生产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 |
| 4.1.3 产能生产率和企业生产决策的关系 |
| 4.1.4 产能生产率阈值的求解 |
| 4.2 汇率不确定性变化对产能生产率阈值的影响分析 |
| 4.2.1 汇率不确定性变化对非初次产业转移合作生产企业产能生产率阈值的影响 |
| 4.2.2 汇率不确定性变化对初次产业转移合作生产企业产能生产率阈值的影响 |
| 4.3 汇率不确定性对商品输出和产业转移合作规模的影响 |
| 4.3.1 产业转移合作视角 |
| 4.3.2 商品输出视角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汇率不确定与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1 汇率不确定与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关系的场景分析 |
| 5.1.1 场景1:当汇率不确定的变动幅度较小且主要来源于人民币时 |
| 5.1.2 场景2:当汇率不确定的变动幅度较大且主要来源于人民币时 |
| 5.1.3 场景3:当汇率不确定变动的幅度较小且主要来源于东盟国家货币时 |
| 5.1.4 场景4:当汇率不确定的变动幅度较大且主要来源于东盟国家货币时 |
| 5.2 基于商品输出视角的汇率不确定与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关系分析 |
| 5.2.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2.3 实证估计及结果分析 |
| 5.3 基于产业转移合作视角的汇率不确定与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关系分析 |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5.3.3 实证估计及结果分析 |
| 5.4 实证结果综合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2.1 宏观层面的政策启示 |
| 6.2.2 中观层面的政策启示 |
| 6.2.3 微观层面的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新新经济地理和资本流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研究意义 |
| 1.2.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
| 1.3.研究方法 |
| 1.4.本文的贡献与创新 |
| 1.5.全文的结构安排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本章引言 |
| 2.2.多地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 |
| 2.3.多地区“新”新经济地理学与生产网络 |
| 2.4.多地区“新”新经济地理与市场结构 |
| 2.5.多地区“新”新经济地理与全球价值链 |
| 2.6.多地区“新”新经济地理与人口流动 |
| 2.7.多地区“新”新经济地理与空间规划 |
| 2.8.多地区“新”新经济地理与搜寻摩擦 |
| 2.9.多地区“新”新经济地理与动态最优 |
| 2.9.1.多地区“新”新经济地理与技术演化 |
| 2.9.2.多地区“新”新经济地理与跨期移民 |
| 2.9.3.多地区“新”新经济地理与跨期资本流动 |
| 2.10.本章总结 |
| 第3章 多地区资本流动的理论框架 |
| 3.1.本章引言 |
| 3.2.模型设定 |
| 3.3.生产 |
| 3.4.效用与通勤 |
| 3.5.贸易 |
| 3.6.资本组合决策 |
| 3.7.个体最优跨期决策 |
| 3.8.市场出清 |
| 3.9.均衡 |
| 3.10.模型的解 |
| 3.10.1.稳态 |
| 3.10.2.动态 |
| 3.11.模型拓展与讨论 |
| 3.12.本章总结 |
| 第4章 多地区资本流动的量化效应 |
| 4.1.本章引言 |
| 4.2.资本流动对贸易开放收益的修正 |
| 4.3.资本流动模型量化效应的数值模拟 |
| 4.3.1.贸易摩擦模拟 |
| 4.3.2.资本流动效率模拟 |
| 4.3.3.通勤效率模拟 |
| 4.3.4.技术进步模拟 |
| 4.3.5.模型比较以及动态收益 |
| 4.4.本章总结 |
| 第5章 数据处理 |
| 5.1.本章引言 |
| 5.2.数据描述 |
| 5.2.1.经济基本面数据 |
| 5.2.2.地理数据 |
| 5.2.3.贸易数据 |
| 5.2.4.资本流动数据 |
| 5.3.本章结论 |
| 第6章 贸易与资本流动摩擦测算 |
| 6.1.本章引言 |
| 6.2.贸易价格弹性 |
| 6.3.消费替代弹性和年化折现因子 |
| 6.4.年化折旧率 |
| 6.5.劳动生产份额和本地资本生产份额 |
| 6.6.移民收入弹性和投资利率弹性 |
| 6.7.贸易摩擦 |
| 6.7.1.贸易摩擦之地理因素 |
| 6.7.2.贸易摩擦之生产效率 |
| 6.7.3.贸易摩擦之进口固定效应 |
| 6.7.4.贸易摩擦之加总分析 |
| 6.8.资本流动效率 |
| 6.8.1.资本流动效率之地理因素 |
| 6.8.2.资本流动效率之相对基准利率 |
| 6.8.3.资本流动效率之资本流入固定效应 |
| 6.8.4.资本流动效率之欧元效应 |
| 6.8.5.资本流动效率之加总分析 |
| 6.9.本章总结 |
| 第7章 总结与讨论 |
| 7.1.全文总结 |
| 7.2.政策建议 |
| 7.3.对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引理与定理的证明 |
| 附录B 关键变量描述性统计与数值校准结果 |
| 附录C 贸易与资本流动摩擦热力图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扩大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呈抬头趋势 |
| 二、国际贸易壁垒发展逐渐偏向以非关税壁垒为主关税为辅 |
| 三、中国进出口贸易呈下降趋势然居民境外消费热度不减 |
| 四、经济全球化及竞争的加剧急需具有竞争力的税收政策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主要概念及问题的厘定 |
| 一、贸易开放及其度量 |
| 二、贸易开放与贸易封闭的税收政策 |
| 三、贸易开放可能带来的问题 |
| 第四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际贸易与税收关系的研究 |
| 二、贸易政策、财政收支与收入分配等研究 |
| 三、简要评述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 |
| 一、贸易开放的衡量指标及其评价 |
| 二、税收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 三、扩大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制约因素 |
| 四、国外在扩大贸易开放中税收政策做法 |
| 五、税收政策如何搭配其他宏观政策实现扩大贸易开放 |
| 第六节 研究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 |
| 第一节 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价格因素 |
| 二、非价格因素 |
| 第二节 不同贸易发展理论下税收政策选择 |
| 一、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税收政策的选择 |
| 二、保护贸易理论中贸易税收政策的选择 |
| 三、新贸易理论中贸易税收政策的选择 |
| 第三节 税收政策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机制分析 |
| 一、价格是税收政策影响国际贸易的直接传导枢纽 |
| 二、税负转嫁或补贴等间接方式影响国际贸易发展 |
| 三、国际贸易税收政策的效应分析 |
| 第四节 贸易开放受到税收收入制约的一般理论分析 |
| 第三章 开放背景下中国贸易与税收政策回顾与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政策回顾 |
| 一、逐渐开放的贸易保护政策(1978-2000 年) |
| 二、WTO规则下公平贸易与保护贸易并存发展(2001-2018 年) |
| 三、我国扩大贸易开放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贸易政策变化下我国贸易开放状况 |
| 一、贸易规模及开放度变化 |
| 二、货物与服务贸易开放状况 |
| 三、我国贸易开放程度与其他经济体的对比分析 |
| 第三节 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税收政策回顾 |
| 一、开始降关税并提供出口补贴以促进对外贸易(1978-1991 年) |
| 二、继续降关税并进行分税制改革刺激对外贸易(1992-2000 年) |
| 三、大幅降关税并调整出口退税以扩张贸易规模(2001-2018 年) |
| 第四节 中国扩大贸易开放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
| 一、关税政策 |
| 二、出口退税政策 |
| 三、所得税政策 |
| 四、非关税壁垒政策 |
| 第四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 第一节 研究内容 |
| 第二节 GTAP模型及假设 |
| 一、模型假设 |
| 二、基本框架 |
| 第三节 数据处理及模拟方案 |
| 一、模型数据特点 |
| 二、分组处理 |
| 三、政策冲击方案设计 |
| 第四节 关税政策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实证结果 |
| 一、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将促进本国进出口贸易发展 |
| 二、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将提高本国GDP增速并改善社会福利 |
| 三、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将刺激我国畜牧业的对外贸易与轻工业的出口 |
| 第五节 所得税政策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实证结果 |
| 一、降低国内所得税税率将促进本国出口贸易而阻碍进口贸易 |
| 二、降低所得税税率将恶化本国贸易条件但改善全球社会福利 |
| 三、降低所得税税率将刺激我国工业与纺织业的产出及出口 |
| 第六节 出口补贴政策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实证结果 |
| 一、降低进口补贴率将抑制本国进出口贸易发展 |
| 二、降低出口补贴率将改善本国贸易条件但恶化社会福利 |
| 三、降低出口补贴率将较大抑制我国采掘业的出口及纺织业的进口 |
| 第七节 本章研究小结 |
| 第五章 扩大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制约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扩大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调整主要约束因素 |
| 一、税收收入 |
| 二、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
| 三、国内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 |
| 四、本章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实证设计及数据选取——以税收收入为例 |
| 一、基本模型 |
| 二、解释变量的选取 |
| 三、数据来源及其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方法 |
| 一、静态研究方法 |
| 二、动态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实证研究结果 |
| 一、贸易开放对贸易税收收入的影响分析 |
| 二、贸易开放对总税收收入的影响分析 |
| 第五节 低、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分组讨论 |
| 一、贸易开放对低收入国家税收的影响 |
| 二、贸易开放对中低收入国家税收的影响 |
| 三、贸易开放对中高收入国家税收的影响 |
| 四、贸易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税收的影响 |
| 第六节 本章研究小结 |
| 第六章 国外扩大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经验 |
| 第一节 公平贸易论下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政策调整:以美国为例 |
| 一、1933 年以前美国贸易与税收相关政策 |
| 二、1934 年-《1974 年贸易法》出台期间美国贸易与税收相关政策 |
| 三、1974至2018 年美国为推动公平贸易的税收政策 |
| 四、贸易开放对美国关税收入及贸易的影响(1790-1934 年) |
| 五、贸易自由化对美国财政及贸易的影响(1934-2016 年) |
| 六、经验小结 |
| 第二节 贸易自由化失败后适度保护贸易下税收政策做法:以印度为例 |
| 一、印度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 |
| 二、1991-1998 年印度贸易与税收政策改革 |
| 三、1998-2017 年印度贸易与税收政策改革 |
| 四、贸易开放对印度税收收入的影响 |
| 五、经验小结 |
| 第三节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引入增值税调整所得税:以泰国为例 |
| 一、二战后泰国贸易政策相关背景 |
| 二、泰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贸易税收政策 |
| 三、泰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内税制改革 |
| 四、泰国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贸易规模的变化 |
| 五、泰国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政府税收的变化 |
| 六、经验小结 |
| 第四节 成功推动贸易自由化下简化税制降低有效税率:以加纳为例 |
| 一、加纳独立后相关背景 |
| 二、加纳1983 年经济改革计划中贸易与税收相关部分 |
| 三、加纳1995 年入世后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
| 四、贸易自由化对加纳税收及贸易的影响 |
| 五、经验小结 |
| 第五节 国外经验的启示 |
| 第七章 扩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与支出、非关税壁垒等搭配 |
| 第一节 搭配支出政策调节收入分配 |
| 一、效率假说与补偿假说 |
| 二、贸易开放与政府支出之间U型关系的检验方法 |
| 三、贸易开放初期搭配支出政策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
| 四、随着贸易开放加深可逐步紧缩支出发挥市场效率 |
| 第二节 税收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配合 |
| 一、贸易政策的选择及实施效果 |
| 二、发展中贸易大国的贸易政策改革措施 |
| 三、我国税收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 |
| 第三节 税收政策与非关税壁垒政策的组合 |
| 一、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 |
| 二、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果比较 |
| 三、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政策的搭配 |
| 第八章 结论及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不同税种税率的调整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程度不一 |
| 二、贸易开放会影响税收收入进而限制税收政策的调整幅度 |
| 三、支出政策与非关税壁垒搭配税收政策调整扩大贸易开放 |
| 四、国外在扩贸易开放中税改以所得税为主间接税为辅 |
| 第二节 扩大我国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建议 |
| 一、进口贸易税收政策 |
| 二、出口补贴政策 |
| 三、所得税政策 |
| 四、财政支出政策 |
| 五、非关税壁垒措施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修正的CES模型与印度经济增长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储蓄率、利率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统计研究 ——基于生产率视角的分析[D]. 申晓军. 浙江工商大学, 2021
- [2]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3]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D]. 黄莉. 西南大学, 2021(01)
- [4]资本深化、资源错配与制造业产出效率[D]. 陈汝影. 山东大学, 2020(01)
- [5]互联网、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理论与实证[D]. 赵嘉华. 浙江大学, 2020(01)
- [6]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理论与实证[D]. 姜美旭.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7]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D]. 周玲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8]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研究[D]. 李雄师. 广西大学, 2020(06)
- [9]新新经济地理和资本流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陈骁. 清华大学, 2019(02)
- [10]扩大贸易开放的税收政策研究[D]. 王婉如. 中央财经大学,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