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肥胖指数的初步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刘贝贝[1]（2021）在《社区人群健康状态综合评估量表的研制及评估》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我国正在进入深度老龄化进程,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情况尤为严重。2019年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数量为371.3万,占户籍总人口的26.3%。及时有效地发现老年人在健康方面的问题和健康风险,是制定老年人疾病预防控制政策、维护老年人身体功能、减少疾病负担的基础。老年综合评估（CGA）已经成为老年人健康状况评价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但目前尚缺少易于使用、可供参考的规范化社区老年人综合健康状况评估工具。现有评估工具大多由单一量表或某些特定功能量表组合而成,多强调单一专业领域内容,存在条目繁多、题目重复、耗时过长等问题,而针对社区老年人的CGA评估量表,研究报道少,多存在维度涵盖不全,特别是忽视对营养不良以及生活方式方面危险因素的筛查,缺少系统的应用研究和使用途径而未得到推广等问题。本课题综合分析全国和城市地区老年人群既往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和国外老年人群在慢病预防、膳食营养、运动、心理健康方面的相关研究,建立社区老年人的健康综合评估量表池,并通过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果对量表条目进行筛选和修改,通过预试验调整量表的语言表达,初步形成北京社区老年人健康状态综合评估量表,并对该量表的信度、效度、敏感性、可接受度等指标进行人群验证,同时对老年人综合健康状况调查结果进行现况分析。研究目的本研究目的在于构建适用于城市社区人群健康综合状况评估指标体系,编制适用于城市社区人群综合健康状态综合评价量表,评价该综合量表在北京社区老年人中应用的信度、效度、敏感性及可接受度,并对该人群综合健康状况结果进行分析,为北京及其他城市社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综合评估提供可使用的参考工具,同时为完善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政策建议。研究内容及方法本研究采用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制城市社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综合评估简易版量表,以“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基础、以“中国健康老年人标准（2013）”为框架,相关领域文献研究为参考,构建初始量表条目池,并通过15位专家评议,形成德尔菲专家咨询表。根据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法中专家打分和意见建议,筛选和修订量表条目及内容,形成初始量表。初始量表进行预试验,对量表进行表达效度进行评价,发现和修正量表在表达和初次应用中量表存在的问题,形成待验量表。而后使用待验量表在北京市65岁以上老年人群中进行量表的信效度评价。研究内容具体如下:（1）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的量表池:以“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依据,“中国老年人健康标准（2013）”为框架,文献检索1973年1月-2020年11月公开发表的关于老年健康评估工具的文献（包括期刊、学位论文、书籍、论文集等形式）,同时参考国内外成熟量表及量表编制过程,并通过课题组及专家评阅、讨论,确定问卷维度和具体条目指标,设计条目具体下设问题和问题选项,编制量表条目池;课题小组根据量表池内容编写德尔菲专家咨询表。（2）德尔菲专家咨询:邀请50位在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学、营养学、心理学、护理学、运动康复学等领域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熟悉研究领域、有兴趣且有意愿完成咨询的专家,通过电子邮件或微信的方式将专家咨询表发给各位专家。采集专家个人信息,要求专家对各维度和条目的重要性进行评分（1-5分）,并填写判断依据和熟悉程度的大小,并对量表的维度和条目内容提出意见建议。第一轮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束后,根据各项打分统计分析结果和专家意见,制定第二轮专家咨询表返还各位专家,继续进行第二轮函询,经过至少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形成社区老年健康综合评估初始量表。（3）预试验:采用方便抽样,由课题组成员使用初始量表对30位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面对面问卷和身体测量预调查,确定量表语言表达调查对象能否理解、有无歧义,身体测量能否实施,对量表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待验量表。（4）量表的信效度验证:在北京市三个区抽取1983位老年人进行量表人群验证,其中371人进行二次调查,即两周后同一调查员对96位老年人使用同一量表进行量表复测,151位老年人由不同于第一次调查的调查员进行量表重测,124位老年人使用校标量表进行量表复测。回收人群现场调查数据,对量表的信度、效度、敏感性和可接受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1）量表条目池的构建:北京社区老年人健康状态综合评估量表共包含疾患与身体功能、认知状况、社会交往状况、日常活动和生活自理能力、饮食营养与生活方式五个维度,并增加反映肌肉状况的四项身体测量指标,最终构成40个核心条目、62个问题的初始量表池。（2）德尔菲专家咨询:邀请50位相关领域专家共进行两轮专家咨询,两轮咨询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8.0%、100%,两轮咨询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84、0.86,第一轮咨询结果维度及条目均值为3.98～4.92,满分比为0.48～0.98,变异系数≤0.34;第二轮咨询结果维度及条目均值为4.45～5.00,满分比为0.51～1.00,变异系数≤0.20;肯德尔协调系数分别为0.116、0.110（P<0.01）,专家积极性和权威性较好、专家意见较一致,函询结果可靠。依据界值法对量表条目进行筛选、讨论,最终构建的老年人健康综合评估量表有5个维度（患病状况、身体功能、认知状况、社会支持与心理、饮食营养与生活方式）,30个核心条目,4个测量指标。（3）预试验:为使量表更易被调查对象理解、无歧义,适用于调查人群,方便现场实施,修改身体功能维度5道题目,认知状况维度增设提问要求,社会支持维度替换2题,饮食营养和生活方式维度对身体活动能让增加时间设定,并对1题进行修改。（4）量表的信效度验证:量表的克朗巴赫α为0.849,各维度克朗巴赫α系数为0.358-0.845;总重测信度为0.837,各维度重测信度为0.579-0.910;总评定者组内相关系数为0.899,各维度评定者组内相关系数为0.280-0.860。量表共提取13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5.65%。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GFI、AGFI为0.961、0.951,均大于 0.9,CFI、IFI 的值分别为 0.926、0.927;大于 0.90,RMSEA为0.039,小于0.080,各维度的理论模型与真实数据拟合较好,结构效度较好。调查对象高分组的得分和低分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t检验均有统计学差异,说明总量表和各维度量表有较好的区分度。量表平均填表时间为（12.8±4.8）分钟,量表回收率为99.2%,有效回收率为99.1%。研究结论:本研究通过德尔菲法,初步形成科学、可靠的城市社区人群的健康综合评估量表,并在北京地区进行老年人群验证,显示本量表及各维度量表基本上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评定者信度;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校标关联效度均已通过验证,量表敏感性和可接受度较好。
马德慧[2]（2021）在《腹部推拿法治疗单纯性肥胖症临床及脂肪代谢的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对单纯性肥胖（Obesity,OB）发病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推拿作用于人体促进糖脂代谢已经成为单纯性肥胖症研究的核心。而PI3K以其对糖脂代谢的调控能力成为了近年来研究的前沿目标,PI3K的激活不仅可以促进肝糖原在体内的合成减少,还能与PPARγ一起改善机体脂代谢情况。此次研究是在国家自然基金项目（NO.86174092）的资助下,以及大量临床实践及Meta分析总结的基础上,依托运腹通经推拿法选取了摩腹、推腹、点腹三个手法对单纯性肥胖进行干预治疗,本法具有“疏通经络、健脾化浊”的功效。（1）通过临床研观察确了腹部推拿治疗单纯性肥胖的临床疗效及其安全性,为临床上治疗单纯性肥胖患者的推拿规范治疗提供治疗方案。（2）初步揭示了推拿改善单纯性肥胖实验大鼠脂肪代谢的作用机制。1.临床研究目的:为了进一步探讨腹部推拿手法治疗单纯性肥胖症的手法效应,通过观察腹部推拿法对单纯性肥胖患者的体重、BMI、腰围、腰臀比、血糖、血脂、临床症状及生活质量比等指标的影响,初步分析其疗效和安全性。方法:（1）腹部推拿法治疗单纯性肥胖症患者的临床观察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本部推拿科、二部脏腑推拿科、长春市中医院推拿门诊招募病例。治疗组采腹部推拿法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控制饮食及运动疗法。（1）主要评价指标:体重、BMI、腰围、臀围、腰臀比;（2）次要评价指标:TC、TG、HDL-C、LDL-C、空腹血糖。结果:共纳入病例90例,中途脱落4例,退出8例,全程参与研究的病例总数为78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BMI、腰臀比等基线资料一致（P>0.05）,具有可比性。（1）主要评价指标:（1）体重:两组治疗前后体重比较体重均降低,治疗组前后体重显着性减小（P<0.01）,对照组体重显着减小（P<0.05）,两组治疗后体重比较,治疗组体重下降更为显着（P<0.05）。（2）BMI:两组治疗前后BMI比较数值均降低,治疗组体重指数显着性减小（P<0.01）,对照组体重指数显着减小（P<0.05）,两组治疗后BMI比较,治疗组BMI改变更为显着（P<0.05）。（3）腰围:两组治疗前后腰围比较体重均降低,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腰围均显着性减小（P<0.01）,两组治疗后腰围比较,治疗组腰围改变更为显着（P<0.05）。（4）臀围:两组治疗前后臀围比较体重均降低,两组治疗前后臀围变化明显,均显着性减小（P<0.05）,两组治疗后体重比较,治疗组臀围改变更为显着（P<0.05）。（5）TC、TG:两组治疗前后TG比较,两组治疗前后TG均显着性减小（P<0.01）,各组间治疗后TG比较差异显着（P<0.01）。两组治疗前后TC比较,两组治疗前后TC均显着性减小（P<0.01）,各组间治疗后TC比较差异显着（P<0.01）。（2）次要评价指标:（1）HDL-C、LDL-C:两组治疗前后HDL-C比较,两组治疗前后HDL-C均显着性减小（P<0.01）,各组间治疗后HDL-C比较差异显着（P<0.05）。两组治疗前后LDL-C比较,两组治疗前后LDL-C均显着性减小（P<0.01）,各组间治疗后LDL-C比较差异显着（P<0.05）。（2）空腹血糖:两组治疗前后空腹血糖比较,治疗组空腹血糖变化显着（P<0.01）,对照组空腹血糖变化明显（P<0.05）,两组间治疗前后空腹血糖比较有显着性差异（P<0.01）。（3）在8周的治疗过程中,患者均无不良反应。结论:通过临床试验观察,治疗组治疗前后空腹血糖发生变化,提示腹部推拿法对单纯性肥胖症有良好的降糖效应。腹部推拿可以进一步改善单纯性肥胖患者的体重、腰围、臀围等水平,同时在血生化指标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治疗组中的TC、TG、LDL-C出现下调趋势,初步表明,腹部推拿法可以促进机体的甘油三酯代谢能力,对于机体的脂质代谢具有良好的调节作用。2.实验研究目的:为了进一步探讨腹部推拿法对肥胖大鼠肝脏和白色脂肪的作用机制,从糖脂代谢的经典信号通路PI3K/Akt角度出发,以肝脏和白色脂肪中PPARγ蛋白表达的变化为切入点,假设推拿疗法治疗单纯性肥胖是通过作用于机体的白色脂肪组织,增强白色脂肪组织中PPARγ蛋白和基因表达,进而促进或抑制与肥胖相关的蛋白和基因表达,通过这些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来进一步探讨腹部推拿法在治疗单纯型肥胖症中对机体内脂肪代谢的作用机制。方法:（1）腹部推拿法对SD雄性单纯性肥胖大鼠糖脂代谢的影响将4周龄健康SD雄性大鼠,适应性喂养一周后,选取14只大鼠继续普通饲料喂养,其余大鼠给予高脂饲料喂养4周造模,模型组大鼠选取体质量前2/3入组且体重高于正常组10%视为造模成功。将成模的21只大鼠随机分入模型组（HFD）、治疗组（HFD+TN）和药物组（HFD+Orl）,普食喂养的大鼠分入正常组（NFD）和正常治疗组（NFD+TN）。分别在造模成功后和干预完成后,采用尾部采血测量大鼠的空腹血糖和口服葡萄糖耐量,干预4周后取材,腹主动脉采血后处死,保留肥胖大鼠的肝脏、附睾脂肪和肾周脂肪组织,称湿重后将部分组织福尔马林液体固定和-80℃冻存。检测SD肥胖大鼠血清中血脂四项（TG、TC、HDL-C、LDL-C）的含量。将SD肥胖大鼠的白色脂肪组织和肝脏组织制成切片进行HE染色,观察肥胖模型大鼠肝脏和白色脂肪组织染色情况。（2）腹部推拿对SD雄性单纯性肥胖大鼠模型的机制研究取部分肝脏组织和附睾脂肪组织,通过Western Blot法检测各组大鼠肝脏组织中PI3K、Akt和脂肪组织中PI3K、Akt、p Akt、PPARγ蛋白的表达。称取肝脏和附睾脂肪,提取mRNA后,用RT-PCR检测肝脏组织中PPARα、GLUT4和脂肪组织中PPARα、UCP-1、PGC-1α、SREBP-1c、SCD-1、FAS基因表达。结果:（1）腹部推拿法可以降低肝脏组织中脂质的积累,通过白色脂肪组织湿重的比较,明显减少白色脂肪的堆积,提示腹部推拿法能够促进肥胖大鼠的脂肪代谢。（2）腹部推拿法可以通过PI3K/Akt/PPARγ糖脂代谢信号通路,促进PPARα和Gl UT4在肝脏组织中的表达,增加机体葡萄糖的消耗量。增加脂肪组织中PPARγ的表达,促进脂肪细胞的分化,UCP-1和PGC-1α的表达,促使机体中合成的能量以热能的形式消耗,促进白色脂肪的分化。抑制脂肪组织中SREBP-1c基因的表达,SREBP-1c与脂肪合成关系密切,同时带动其下游的FAS和SCD-1基因表达减少抑制了白色脂肪质在体内的合成。结论:本章的实验结果显示,高脂饮食诱导的单纯性肥胖大鼠体内的PPARγ基因含量发生了改变,可能影响UCP-1、PGC-1α、SREBP-1c等基因在体内的表达。肥胖大鼠通过腹部推拿治疗后,推拿手法刺激了PPARγ的活性,PPARγ的过表达促进了PGC-1α和UCP-1的基因表达,抑制了SREBP-1c、FAS和SCD-1的基因表达,同时白色脂肪湿重结果显示,在推拿治疗后,HFD+TN组白色脂肪湿重低于HFD组大鼠。可推测,推拿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白色脂肪的转化,同时也抑制了脂质在体内的合成,改善大鼠的肥胖状态。提示腹部推拿对单纯肥胖症的色脂肪代谢起到了促进作用。
王宇芃[3]（2021）在《肥胖及代谢异常与甲状腺功能关系的临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第一部分不同肥胖表型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关系:一项基于纵向健康管理队列的研究研究背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简称甲减）是指甲状腺激素缺乏的常见病理状态,包括临床甲减和亚临床甲减。在中国,临床甲减的患病率为1.02%,而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由1999年的3.21%升高到2017年的12.93%。许多研究发现,亚临床甲减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和死亡率增加相关。这些事实均表明,研究与甲减发生相关的危险因素、识别高危人群、控制甲减发病率具有重要临床意义。肥胖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肥胖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对健康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近年来,肥胖与甲状腺功能紊乱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有研究认为肥胖可能不仅是甲状腺功能紊乱的结果,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紊乱的原因。Meta分析显示,肥胖人群出现临床甲减和亚临床甲减的风险增加。肥胖通常伴有血脂异常、高血压和高血糖等多种代谢异常,代谢异常同样与甲状腺功能密切相关。有研究发现,患有代谢综合征的人群未来发生亚临床甲减的风险增加。虽然肥胖与代谢异常密切相关,但是肥胖是否伴有代谢异常在个体水平上存在差异。大约10%到30%的肥胖个体表现为代谢健康,此外还有一部分人虽然并不肥胖但是存在代谢异常。因此国际上提出了肥胖表型的概念,根据个体的肥胖和代谢情况,可以分为:代谢健康型非肥胖（metabolically healthy and nonobese,MHNO）、代谢健康型肥胖（metabolicallyhealthyobese,MHO）、代谢异常型非肥胖（metabolically healthy nonobese,MUNO）、代谢异常型肥胖（metabolically unhealthy obese,MUO）四种不同的肥胖表型。研究发现,肥胖表型同时考虑了是否肥胖和不同的代谢情况,比单纯用肥胖这一指标能更好的预测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率。利用不同的肥胖表型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是肥胖本身还是其伴有的代谢异常会增加甲减的风险。既往关于肥胖表型与甲状腺功能的研究较少,肥胖表型是否与甲减的发生相关尚缺乏研究。此外,由于甲状腺功能在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群体中往往存在差异,不同肥胖表型与甲减的关系是否具有性别和年龄差异同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将为探索肥胖及代谢异常与甲减发生的关系提供新的角度和证据,同时为识别甲减的高危人群和疾病预防提供新的思路。研究目的:1.比较不同肥胖表型人群中甲减的发病密度。2.探索肥胖表型是否为甲减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3.探索在不同性别及不同年龄分组中,肥胖表型与甲减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研究方法:1.研究对象研究人群来自于在山东省立医院进行综合健康检查的健康管理队列。经过严格的纳入排除标准,最终纳入研究期间至少有两次甲状腺功能检查且基线时甲状腺功能正常的男性6081例,女性2930例。本研究健康管理队列的中位随访时间为 1.92（1.00-2.17）年。2.资料获取数据来自山东省立医院健康管理数据库。每位受试者均接受标准化的体检:通过标准化调查问卷收集年龄、性别、疾病史、治疗史、生活方式等信息;通过体格检查收集身高、体重、血压等资料;在禁食至少10小时后空腹采血,于检验科进行实验室检查。3.研究指标肥胖被定义为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25 kg/m2。代谢异常被定义为至少有两种下列代谢综合征组分:（1）.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6.1 mmol/L;（2）.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130 mmHg 或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85mmhg;（3）.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 1.7 mmol/L;（4）.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1.0 mmol/L。根据个体的肥胖及代谢健康状况,将其归类为四种不同的肥胖表型:代谢健康型非肥胖、代谢健康型肥胖、代谢异常型非肥胖、代谢异常型肥胖。为了便于理解和描述,本研究中将代谢健康型非肥胖表型视为健康表型,而其他三种表型统称为不健康表型。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定义是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TSH）、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FT4）和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FT3）水平在参考范围内。甲减定义为TSH>4.2 μIU/mL且FT4<12pmol/L（临床甲减）或TSH>4.2μIU/mL且FT4水平正常（亚临床甲减）。4.统计分析连续变量根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分别采用平均值±标准差或中位数[第25百分位数,第75百分位数]描述;分类变量采用计数（百分比）进行描述。连续变量间的差异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Kruskal-Wallis检验。多重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对于分类变量,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考虑到每个研究对象被观察的时间可能不同,采用发病密度评估不同组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甲减的数量,计算方法为各组中甲减的发病人数除以总的观察人年。采用Mid-P精确检验计算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并比较组间发病密度。本研究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neralized estimation equation,GEE）分析研究不同肥胖表型与甲减之间的关系。它是广义线性模型的扩展,允许对重复测量或其他相关观测数据进行分析。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通过排除基线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hyroperoxidase antibody,TPOAb）阳性的参与者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展示了不同肥胖表型发生甲减的比值比（oddsratio,OR）和95%CI。p值<0.05被认为是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通过RStudio（版本1.0.143）和R（版本4.0.0）完成。结果:1.基线及随访期间不同性别的肥胖表型特征根据基线时的肥胖表型分组,代谢健康型非肥胖（健康表型）在男性和女性中均是比例最高的肥胖表型,并且女性中代谢健康型非肥胖（健康表型）的比例显着高于男性（MHNO:72.49%vs.32.91%,p<0.001）。代谢健康型肥胖、代谢异常型非肥胖和代谢异常型肥胖在男性中的比例均显着高于女性（MHO:32.71%vs.15.56%,MUNO:9.06%vs.4.78%,MUO:25.32%vs.7.17%,p<0.001）。在 6081 名男性中,有4087人（67.21%）在随访过程中肥胖表型未发生变化,1994人（32.79%）在随访过程中肥胖表型发生了变化;在2930名女性中,有2452人（83.69%）在随访过程中肥胖表型不变,478人（16.31%）在随访过程中肥胖表型发生了变化。2.不同性别基于肥胖表型分组的基线特征男性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50.53±14.11岁,女性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46.56±14.24岁。按基线时的肥胖表型分组,在男性和女性中代谢异常相关表型（代谢异常型非肥胖、代谢异常型肥胖）的TG、SBP、DBP、FPG等代谢相关指标更高,而肥胖相关表型（代谢健康型肥胖、代谢异常型肥胖）BMI水平更高（p<0.05）。不同肥胖表型间的基线甲状腺功能（TSH水平、FT4水平）无明显差异。3.不健康表型人群甲减的发病密度升高考虑到不同研究对象随访时间可能不同,以及肥胖表型在随访过程中的变化可能同样会影响甲状腺功能,我们采用发病密度来初步评估不同肥胖表型变化情况下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甲减的数量。在随访期间肥胖表型不变的男性中,代谢健康型非肥胖（健康表型）、代谢健康型肥胖、代谢异常型非肥胖和代谢异常型肥胖组中甲减的发病密度分别为 12.19（8.62-16.76）、15.87（11.39-21.56）、14.52（6.74-27.57）和19.88（14.06-27.34）/1000人年;基于随访过程中肥胖表型变化情况分组,从代谢健康型非肥胖（健康表型）到不健康表型的男性甲减的发病密度为22.35（13.86-34.26）/1000人年,从不健康表型到代谢健康型非肥胖（健康表型）的男性甲减的发病密度为9.67（4.71-17.74）/1000人年,而始终处于不健康表型的男性甲减的发病密度为17.91（14.93-21.32）/1000人年。与始终保持代谢健康型非肥胖（健康表型）的人群相比,从代谢健康型非肥胖（健康表型）到不健康表型、始终处于不健康表型的男性甲减的发病密度均显着升高（p<0.05）。与男性不同,具有不健康表型的女性虽然甲减的发病密度有升高趋势,但是与代谢健康型非肥胖（健康表型）组相比并无统计学差异。综上所述,与代谢健康型非肥胖（健康表型）的男性相比,具有不健康表型的男性甲减的发病密度显着升高。4.代谢健康型肥胖、代谢异常型非肥胖、代谢异常型肥胖表型均为男性发生甲减的独立危险因素考虑到随访期间肥胖表型可能发生变化以及存在年龄、TPOAb等与甲状腺功能相关的潜在混杂因素,本研究采用广义估计方程分析进一步评估肥胖表型与甲减的关系。在男性中校正混杂因素后,代谢健康型肥胖、代谢异常型非肥胖、代谢异常型肥胖表型发生甲减的风险分别是代谢健康型非肥胖（健康表型）的1.53 倍（OR=1.53,95%CI=1.05-2.21,p=0.026）、1.81 倍(OR=1.81,95%（CI=1.08-3.02,p=0.023）和 1.85 倍（OR=1.85,95%CI=1.24-2.77,p=0.003）。与男性不同,不健康表型并不是女性发生甲减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基线TPOAb阴性的人群中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一致。以上结果提示三种不健康表型均是男性发生甲减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在女性中未发现这种关联。5.年龄是男性肥胖表型与甲减关系之间的修饰因素在小于55岁的年轻男性中,代谢健康型肥胖和代谢异常型肥胖表型发生甲减的风险均高于代谢健康型非肥胖（健康表型）。在校正混杂因素后,代谢健康型肥胖、代谢异常型肥胖表型发生甲减的风险分别是代谢健康型非肥胖（健康表型）的 1.69 倍（OR=1.69,95%CI=1.03-2.76,p=0.036）、1.95 倍（OR=1.95,95%CI=1.14-3.35,p=0.015）。不同于年轻男性,在55岁以上的年长男性中,代谢异常型非肥胖表型是年长男性发生甲减的独立危险因素（OR=2.28,95%CI=1.16-4.47,p=0.017）。此外,代谢异常型肥胖表型与代谢健康型非肥胖（健康表型）相比也表现出发生甲减风险增加的趋势（OR=1.77,95%CI=0.96-3.25,p=0.067）。我们同样对女性进行了年龄亚组分析,均未发现肥胖表型与甲减的关系。敏感性分析结果一致。以上结果提示,在男性中年龄是肥胖表型和发生甲减关系的修饰因素。结论:1.不健康表型人群甲减的发病密度升高,在男性中更为显着。2.肥胖表型与甲减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不健康表型是男性发生甲减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女性中则未观察到肥胖表型与甲减发生之间的关联。3.肥胖表型与甲减的关系存在年龄差异。在年轻男性中,肥胖本身就是发生甲减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在年长男性中,代谢异常与发生甲减的风险增加更相关。4.肥胖及代谢异常均与男性甲减发病风险增加相关。第二部分他汀类药物的应用与甲状腺功能: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背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简称甲减）是甲状腺激素缺乏引起的常见病理状态,包括临床甲减和亚临床甲减。近年来中国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显着升高,由1999年的3.21%升至2017年的12.93%。在碘充足地区亚临床甲减最常见的病因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然而引起亚临床甲减患病率显着上升的危险因素尚不清楚。在第一部分的研究中,我们探索了不同肥胖表型与甲减发生的关系,发现肥胖和代谢异常均与甲减发病风险增加相关,代谢异常与甲减的发生关系密切。近年来,研究逐渐揭示了脂代谢紊乱在甲减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前期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也发现,基线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水平升高是亚临床甲减患者进展为临床甲减的危险因素,提示胆固醇可能影响甲状腺功能。亚临床甲减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有关,而胆固醇是心血管疾病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降胆固醇治疗对甲状腺功能有益,则不仅可能减轻甲减的疾病负担,且可能为控制胆固醇水平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机制提供新的思路。他汀类药物由于其降低胆固醇的能力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除了降胆固醇效应以外,他汀类药物还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特性。目前仅有少数研究探索了他汀类药物对甲状腺功能的影响,且结果并不一致,这可能与研究样本量较小且研究人群为医院来源的患者有关。在一般人群中,他汀类药物是否可以改善甲状腺功能目前仍不明确。此外,他汀类药物是否通过其降胆固醇效应影响甲状腺功能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本研究可以为甲减的病因学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及证据,对于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目的:1.研究他汀类药物的应用是否与甲状腺功能相关。2.探索他汀类药物与甲状腺功能的关系是否由他汀类药物的降胆固醇作用介导。研究方法:1.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来源于在中国大陆25个社区开展的全国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项目REACTION研究,该研究是一项调查40岁及以上居民代谢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本研究选择了其中2011年4月至2017年7月间在山东省宁阳县纳入的人群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共有5146名至少有两次来访的调查对象,从中排除不符合标准的人群后,最终共有201名随访期间应用过他汀类药物的调查对象被纳入他汀组。考虑到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他汀类药物治疗并非随机化分组,可能存在多种潜在的混杂因素,我们通过1:1匹配的方法筛选出了基线性别、年龄、TC和甲状腺功能与他汀组匹配且未接受过降脂治疗的调查对象作为对照组。最终,他汀组201人和对照组201人被纳入最终分析。研究人群的中位随访时间为2.72（1.22）年。2.资料获取调查人员通过面对面的访谈从一份完善的问卷中获得调查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病史（包括他汀类药物的应用）和其他基本信息。在禁食至少10小时后于上午8时至10时间采集血液标本,血清学检查的批间差异及批内差异均控制在5%以下。所有受试者在基线和随访时均完成以上全面的资料采集。3.研究指标本研究的暴露因素是随访期间是否应用他汀类药物,主要结局是随访结束时的甲状腺功能状态。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定义是在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TSH）、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FT4）和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FT3）水平均在参考范围内。亚临床甲减定义为TSH升高（>4.2 μIU/mL）且FT4水平在参考范围内。临床甲减定义为TSH>4.2 μIU/mL且FT4水平<12 pmol/L。本研究的次要结局是随访结束时血清TSH水平。4.统计分析连续变量根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分别采用平均值±标准差或中位数（四分位间距）描述;分类变量采用计数（百分比）进行描述。采用Student’st检验或Mann-Whitney检验比较不同组间连续变量的差异,采用卡方检验比较分类变量间的差异。对于不同变量在基线和随访时测量值的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和Wilcoxon配对符号秩检验。是否应用他汀类药物与甲状腺功能状态之间的关系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由于TSH非正态分布,研究中通过取对数对TSH进行了正态转换,应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他汀类药物的应用与随访结束时血清logTSH水平之间的关系。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均对可能影响甲状腺功能的潜在混杂因素进行了校正。药物干预的效应通常是通过特定的生物学机制实现的,而中介分析（mediation analysis）可用于评估可能的机制。本研究通过中介分析进一步探索了他汀类药物的应用与TSH水平的关系是否由TC变化介导。所有的统计分析均使用SPSS 24.0软件完成。结果:1.他汀组与对照组的基线特征经过匹配,性别、年龄、TC及甲状腺功能（FT4、TSH、甲状腺抗体阳性率）在他汀组与对照组间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此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和随访时间在两组间也无统计学差异。与对照组相比,他汀组FT3、身体质量指数（bodymass index,BMI）、收缩压及舒张压水平高于对照组,而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在他汀组较低（p<0.05）。与对照组相比,他汀组中有更多人伴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及糖尿病（p<0.01）。总体来说,两组基线特征相似,具有可比性。2.他汀组与对照组TC水平及甲状腺功能的变化随访期间,对照组血清TC由5.73±1.23 mmol/L增至6.03±1.13 mmol/L（p<0.001）,他汀组血清 TC 由 5.83±1.55 mmol/L 降至 4.95±1.05 mmol/L（p<0.001）。随访结束时,他汀组血清TC水平显着低于对照组（p<0.001）,而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比例高于对照组（88.06%vs.76.12%,p=0.002）,血清TSH水平显着低于对照组（2.32μIU/mL vs.2.61 μIU/mL,p=0.007）。亚组分析结果类似,在基线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人群及基线亚临床甲减的患者中,他汀组的甲状腺功能结局均优于对照组。3.他汀类药物的应用与结局甲状腺功能正常独立相关为进一步评估他汀类药物的应用与甲状腺功能的关系,我们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评估二者关系及其是否独立于混杂因素而存在。随访结束时,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患者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几率高于对照组（OR=2.314,95%CI=1.354-3.953,,p=0.002）。在进一步校正混杂因素后结果相似（OR=2.510,95%CI=1.380-4.564,,p=0.003）。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基线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人群及基线亚临床甲减患者中,他汀类药物的应用均与随访结束时甲状腺功能正常独立相关。4.他汀类药物的应用和随访结束时血清TSH水平降低独立相关考虑到血清TSH水平是反映甲状腺功能紊乱更敏感的指标,我们对他汀类药物的应用与随访结束时血清TSH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由于TSH非正态分布,分析中通过取对数对TSH进行了正态转换。在校正混杂因素后,他汀类药物的应用与随访结束时的logTSH水平独立负相关[标准化回归系数（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Beta）=-0.099,,p=0.010]。在基线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人群中同样发现他汀类药物的应用与logTSH水平降低独立相关（Beta=-0.092,p=0.035）。这些结果表明,他汀类药物的应用与血清TSH水平降低独立相关,这一关系在基线甲状腺功能正常的调查对象中同样存在。5.TC是他汀类药物的应用与TSH水平关系之间的中介变量为进一步探索他汀类药物的应用与TSH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否由胆固醇水平变化介导,我们进行了中介分析。在分析中我们同样对TSH进行了正态转换。在校正混杂因素后,他汀类药物对随访结束时logTSH水平的总效应是显着的（βTol-0.061,p=0.002）。在校正TC变化后,他汀类药物对随访结束时的logTSH水平的直接效应不再显着（p=0.201）,而间接效应显着（βInd=-0.038,p=0.001）。在基线时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受试者中也发现了相似的中介效应。这些结果提示,他汀类药物可能是通过其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影响了甲状腺功能。结论:1.他汀类药物的应用与较好的甲状腺功能预后独立相关。2.他汀类药物可能通过其降胆固醇效应改善甲状腺功能。
沈海亮[4]（2021）在《多穗柯三叶苷对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大鼠的减肥作用及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多穗柯以甜味着称,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特别是江西、广西、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以及东南亚的印度、泰国、老挝等地的一种甜茶。自2017年起,多穗柯因其食用和药用功能,被批准为新型食品原料。同时,多穗柯提取物的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抗糖尿病、抗癌、保护肝脏和心脏、抗肥胖、保护神经和抗过敏等生理功能。根皮苷和三叶苷是多穗柯主要的生物活性成分,且三叶苷含量大于根皮苷。研究表明,多穗柯提取物和根皮苷都能显着降低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大鼠体重、空腹血糖和胰岛素抵抗。但在动物模型中,关于多穗柯中主要黄酮类化合物—三叶苷,目前尚没有发现其减肥作用的研究。多穗柯甜茶作为一种饮用历史悠久,不仅具有高甜度、低热量、安全无毒,而且兼具药、糖、茶等综合作用的药食同源且资源丰富的常用饮品,加大其营养健康价值的基础理论研究,对其产品开发的多元化及产业价值的提升具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意义。基于此,本研究中以多穗柯三叶苷为研究对象,以SD肥胖大鼠为实验动物模型,通过设置高、中、低剂量的三叶苷灌胃干预,探讨三叶苷对高脂饮食诱导肥胖大鼠的减肥作用,并从脂肪代谢基因、激活棕色脂肪组织活性及肠道微生物等3个方面探讨三叶苷可能的减肥机理机制,最后研究了三叶苷减肥过程中对机体氧化应激的影响探讨三叶苷对预防和治疗肥胖积极作用,以期为多穗柯及三叶苷保健产品和临床药物的开发提供其营养健康价值的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多穗柯三叶苷对高脂饮食诱导肥胖大鼠的减肥作用及机理研究。以SD大鼠为实验研究对象,通过高脂饲料诱导建立肥胖大鼠模型,再通过阳性药物和三叶苷高、中、低剂量灌胃干预,考察三叶苷的减肥作用。同时检测血脂水平（TG、TC、HDL-C、LDL-C）、肝脏功能（AST和ALT）、肝脏和白色脂肪组织形态的变化。在激素和基因水平探讨了三叶苷减肥作用的机理。结果表明,在不影响摄食量的前提下,三叶苷显着降低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SD大鼠体重增加（p<0.05）,具有明显的减肥作用。其中,中、高剂量三叶苷明显降低肥胖大鼠的脂肪率（p<0.05）。血脂指标和肝功指标检测结果表明,三叶苷显着降低血清TG、TC、LDL-C含量（p<0.05）和且效果好于阳性对照药;同时,ALT和AST的活性也显着降低（p<0.05）,而且高剂量三叶苷效果好于奥利司他。组织形态学检查结果表明,三叶苷能明显减少肝脏组织中空泡面积和炎症细胞数量,减少脂质沉积,逆转脂肪沉积导致的肝脏组织病变;同时,白色脂肪组织中肥大细胞明显恢复正常。机理研究结果表明,（a）中、高剂量三叶苷和奥利司他均能显着降低血清胰岛素、廋素和神经肽Y的含量（p<0.05）,明显改善廋素抵抗和胰岛素抵抗,减少NPY的分泌,抑制食欲减少食物摄入,有助于控制肥胖的发展。（b）三叶苷显着下调PPARγ、ACC、FAS基因的表达,从而抑制前脂肪细胞的分化和增殖和脂肪酸的生成,减少体质脂质的沉积。而高剂量三叶苷和奥利司他显着上调了肝脏和白色脂肪中PPARα基因的表达（p<0.05）,从而加速脂肪氧化,增加肝脏和白色脂肪组织中脂肪分解,减少脂肪细胞脂滴的积累,进而改善肝脏细胞脂肪变性。此外,三叶苷显着上调HSL和CPT1基因的表达（p<0.05）,促进脂肪分解和脂肪酸β-氧化,减少机体脂肪含量。因此,三叶苷可能具有PPARα、HSL和CPT1激动剂的作用,刺激了三种基因的表达,从而加快机体脂肪分解,减少脂肪含量和脂肪在内脏组织中的积累。另外,高剂量三叶苷显着上调了白色脂肪组织中UCP1基因的表达（p<0.05）,表明三叶苷诱导了白色脂肪组织褐色化,这预示着更多的能量将以热能释放而不是用于脂肪的合成。以上结果说明,三叶苷能明显降低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大鼠体重增加、改善血脂异常、修复肝脏组织病变,而这些可能是通过改善廋素、胰岛素敏感性和控制饮食以及上调脂肪分解基因的表达和下调脂肪合成基因的表达作用的结果。（2）多穗柯三叶苷对Tyk2/STAT3信号通路介导的棕色脂肪组织功能活性的影响。采用蛋白免疫印迹法考察了棕色脂肪组织中Tyk2/STAT3信号通路中Tyk2和STAT3蛋白表达量,以及下游脂代谢相关的PPARγ、PRDM16、C/EBPβ、PPARα和UCP1蛋白的表达变化,从激活棕色脂肪功能活性的角度探讨了三叶苷对肥胖大鼠减肥的机制。结果表明,三叶苷显着增加肥胖大鼠棕色脂肪组织中Tyk2蛋白和STAT3蛋白表达,抵消高脂饮食对Tyk2/STAT3信号通路活性造成的抑制,恢复棕色脂肪组织的正常发育和下游蛋白的正常表达。三叶苷还显着上调PPARγ,PRDM16和C/EBPβ蛋白的表达,使棕色脂肪细胞正常分化,改善了棕色脂肪组织形态。三叶苷还显着增加PPARα和UCP1蛋白表达,提高棕色脂肪组织代谢活性的增加和产热能力。以上结果表明,三叶苷可以通过激活Tyk2/STAT3信号传导途径活性,维持棕色脂肪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增加棕色脂肪质量,最终上调产热因子UCP1蛋白的表达消耗更多的能量转换为热量释放,这可能是三叶苷减肥的另一个实现途径。（3）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肠道菌群的影响。采用气相色谱法对盲肠中6种短链脂肪酸（SCFAs）含量进行检测,同时采用Mi Seq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大鼠肠道菌群16Sr DNA的V3区域进行测序,基于Illumina平台测定肠道菌群组成及丰度。采用Chao指数、Simpson指数、Shannon指数和Goods coverage对肠道微生物菌群的alpha多样性进行分析,Beta多样性采用主坐标分析（PCo A）在进行分析。SCFAs检测结果表明,三叶苷可以显着增加肠道中短链脂肪酸的含量,尤其丁酸的含量。高通量测序结果表明,相比高脂对照组,三叶苷的干预显着增加了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和颤螺旋菌属（Oscillospira）的相对丰度（p<0.05）,降低了Blautia,Allobaculum,考拉杆菌属（Phascolarctobacterium）和粪球菌属（Coprococcus）的相对丰度（p<0.05）,从而引起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的比值增加。这说明在门和属的水平上,三叶苷调节了肥胖大鼠肠道菌群的结构和多样性,而肠道菌群的这种改变能促进肥胖大鼠的血脂代谢。PICRUSt分析预测KEGG代谢途径的结果表明,三叶苷处理组肥胖大鼠和高脂模型对照组大鼠之间,PICRUSt预测的KEGG通路存在显着不同,主要参与脂质代谢（类固醇生物合成,类固醇激素生物合成）,氨基酸代谢（D-精氨酸和D-鸟氨酸代谢）,其他次生代谢产物（类黄酮生物合成）,萜类和聚酮化合物（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以及辅因子和维生素（视黄醇代谢）,说明三叶苷可能通过肠道菌群的影响参与机体脂质合成和能量代谢,进而对机体肥胖发挥积极作用。以上结果,揭示了肠道菌群对LPR中三叶苷减肥作用的贡献,并预测高脂膳食诱导的肥胖的潜在调控机制。（4）多穗柯三叶苷对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大鼠体内氧化应激的影响。实验通过检测肥胖大鼠血清和组织（肝脏、白色脂肪组织和棕色脂肪组织）中丙二醛（PC）、羰基化蛋白（PC）、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和谷胱甘肽（GSH）的变化,考察了三叶苷对肥胖大鼠体内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并在基因水平上对三叶苷抗氧化的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肥胖大鼠血清和组织中,MDA和PC含量均有显着增加（p<0.05）,其体内发生了严重的氧化应激。三叶苷和阳性药物奥利司他明显降低血清和组织中MDA和PC的含量,其中TR-H组中MDA和PC含量下降显着（p<0.05）;同时,三叶苷组SOD活性、CAT活性和GSH含量均有所增加,其中高剂量三叶苷的作用效果最为显着（p<0.05）。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被认为是机体抵抗氧化应激的关键调控因子。三叶苷明显上调肥胖大鼠肝脏、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中Nrf2的表达,并呈现剂量依赖性,特别是三叶苷高剂量组分别上调2.48倍、1.20倍和1.23倍。结合前文中SOD、CAT和GSH在大鼠中组织和血清中的各组的变化,我们推测,三叶苷可能是通过增加Nrf2的表达,促进SOD、CAT和GSH等抗氧化酶的表达,进而减轻机体氧化应激。以上结果表明,三叶苷明显降低肥胖大鼠体内氧化应激水平,其作用机理可能是通过上调Nrf2基因的表达实现的。肥胖大鼠体内氧化应激水平的降低,对肥胖的控制和治疗有积极作用。结论:本研究系统研究了多穗柯三叶苷对高脂饮食诱导肥胖大鼠的减肥作用,证实了多穗柯三叶苷具有较强的减肥作用,同时还有降血糖、降血脂及保肝护肝作用。揭示了三叶苷通过上调肥胖大鼠肝脏和白色脂肪组织中脂肪分解基因的表达和下调脂肪合成基因的表达,加速脂肪分解和脂肪酸氧化,同时减少机体脂肪合成和沉积发挥减肥作用;证实了三叶苷通过促进白色脂肪组织褐色化,增加非战栗产热的机体能量消耗;进一步研究证实了,三叶苷激活并增强了Tyk2/STAT3信号通路介导的棕色脂肪功能活性,使机体更多的能量通过非战栗产热以热能释放,增加脂肪分解和脂肪酸氧化速率而发挥减肥作用;揭示了肠道菌群对LPR中三叶苷减肥作用的贡献,并预测高脂膳食诱导的肥胖的潜在调控机制;证实了三叶苷通过上调Nrf2基因的表达,增加机体抗氧化酶的活性或含量,缓解机体氧化应激水平,减少肥胖大鼠炎症反应,有助于肥胖的治疗。
李国波[5]（2021）在《福建省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流行现状及其与环状RNA的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掌握福建省学龄前儿童超重和肥胖的流行病学现状,了解疫情期间学龄前儿童体格发育变化情况,分析福建省学龄前儿童超重和肥胖的环境影响因素,为制定学龄前儿童超重和肥胖防控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探讨特定环状RNA与学龄前儿童肥胖的关联性,并预测其可能的生物学功能,为儿童肥胖的表观遗传机制研究提供思路。方法1.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福建省八个地市学龄前儿童进行超重和肥胖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非疫情时期儿童超重和肥胖的流行现状及分布特点。2.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学龄前儿童生长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疫情期间儿童身高、体重及BMI的变化情况,与非疫情时期儿童的生长情况进行比较。3.以全省流行病学调查中筛查出的超重、肥胖及体重正常的儿童为研究对象,收集其出生情况、个体行为、家庭情况等相关资料,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环境影响因素。4.结合文献查阅、课题组前期研究及q RT-PCR验证,初步筛选与学龄前儿童肥胖相关的环状RNA（circ RNAs）;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检测儿童外周血中目标circ RNAs的表达情况;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及ROC曲线探讨circ RNAs与儿童肥胖的关联性;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与circ RNA相结合的mi RNA及其下游靶基因,采用GO和KEGG方法分析其可能的生物学功能。结果1.福建省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为10.2%和6.6%,儿童肥胖检出率高于全国水平;城郊之间超重、肥胖检出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沿海地区高于山区;此外,男童超重、肥胖检出率为11.5%和8.0%,高于女童（10.2%和4.8%）;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呈现随年龄增加而增长的趋势,4岁以后男女童肥胖检出率增长迅速。2.疫情期间,4岁组儿童超重检出率为18.6%,高于所调查幼儿园正常时期的超重检出率（12.6%）,5岁组超重、肥胖检出率为15.5%和9.9%,高于正常时期（11.4%和6.0%）;4岁组和5岁组儿童体重和BMI增长值大于正常时期。3.福建省学龄前儿童肥胖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男童、年龄5、6岁、祖辈为主要带养人、父母超重或肥胖、父亲经常陪伴、高出生体重、二胎、早产或过期产、剖宫产、过早和过晚添加辅食、活动不足、屏幕时间过长、食欲旺盛、进食速度过快、常吃洋快餐、常喝含糖饮料、养育人认为肥胖无危害、出生当年所在区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而母亲经常陪伴、母亲是研究生学历、常吃水果是儿童肥胖的保护因素。儿童超重的危险因素包括:男童、年龄5、6岁、祖辈为主要带养人、家庭收入高、父母超重或肥胖、父亲是研究生学历、高出生体重、屏幕时间过长、食欲旺盛、进食速度过快、养育人认为肥胖无危害;母乳喂养、常追逐跑跳是儿童发生超重的保护因素。睡眠不足与活动时间对儿童肥胖存在交互作用;睡眠不足与屏幕时间、食欲对儿童超重、肥胖存在交互作用。4.hsacirc0001946和circ ANKRd36在儿童肥胖组和对照组的外周血中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sacirc0046367与hsacirc0000284在两组间的表达具有统计学差异;hsacirc0046367与hsacirc0000284与儿童肥胖存在关联性,OR值及95%CI分别为0.681（0.480～0.967）和1.218（1.041～1.424）;hsacirc0046367与hsacirc0000284联合分析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06（95%CI:0.623～0.789）;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circ RNAs的生物学功能主要涉及钙离子调节、钙调蛋白结合等,与MAPK信号通路等机制有关。结论1.福建省学龄前儿童肥胖的防控形势严峻;男童及5～6岁儿童的肥胖流行水平较高,需采取针对性的防控措施,遏制儿童超重和肥胖率的增长。2.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促进儿童超重和肥胖的流行。疫情期间,4岁组和5岁组儿童发生超重和肥胖的风险比正常时期高。3.福建省学龄前儿童超重和肥胖受多种环境因素影响,儿童肥胖的发生与性别、年龄、主要带养人及带养态度、父母情况、出生情况、生活方式及饮食行为等个体相关因素及地区经济发展有关,尤其要重视男童、年龄为5、6岁、食欲旺盛、二胎的学龄前儿童的肥胖防控。4.调整环境因素后,hsacirc0046367低表达与hsacirc0000284高表达是学龄前儿童肥胖的独立影响因素;circ RNAs可能参与学龄前儿童肥胖的发生发展过程。
邓晓怡[6]（2021）在《基于肠道菌群对COST减肥降脂机制研究及肠溶胶囊制备》文中研究指明肥胖是一种慢性内分泌疾病,与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高脂血症等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目前,Orlistat是FDA批准的唯一OTC抗肥胖药,但现已因肝肾毒性而被FDA警告。因此,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安全、有效的抗肥胖药物。COST（平均Mw≤1000Da的壳寡糖）是由氨基葡萄糖和N-乙酰氨基葡萄糖结合而成的天然产物。本课题组长期致力于COST降脂功能研究,前期实验表明COST具有良好抗肥胖作用,可有效调节肥胖动物肠道菌群。因此,本课题以COST干预后的肠道菌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伪无菌小鼠模型,探索COST干预后肠道菌群的降脂活性及药理机制,进一步研究COST减肥降脂作用机制。用混合抗生素进行伪无菌小鼠模型造模。对高脂高糖饮食喂养的C57BL/6J小鼠进行28天联合抗生素干预后,小鼠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及菌群丰度显着减少,细菌类别比例具有显着性差异。说明该方法可成功建立高脂高糖饮食环境下的伪无菌小鼠模型,为后续粪便菌群移植（FMT）实验提供良好菌群移植受体环境。FMT实验活性研究结果表明,COST干预后的菌群具有良好脂质代谢调节活性。在高脂高糖饮食诱导环境中,COST干预后的肠道菌群可减轻小鼠体重,有效抑制脂肪组织过度生长扩大,调节血脂四项水平,降低小鼠脂质代谢产物水平,维持血糖正常水平,降低肝功能指标,具有一定的降脂降糖作用。FMT实验结果说明COST可通过肠道菌群实现降脂活性作用转移。机制研究结果表明,COST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微生态平衡,从而调节体内脂质代谢紊乱。通过小鼠肠道菌群16S r DNA测序结果可知,COST干预后的肠道菌群在移植后可维持较高OTU数量和较低Firmicutes/Bacteroidetes比例,拥有较高物种多样性及物种丰度。进一步分析表明,COST能有效调节抗肥胖相关肠道菌群,如Clostridium、Dehalobacterium、Adlercreutzia、Akkermansia、Streptococcus及Dehalobacteriaceae等。此外,RT-PCR结果表明,COST干预后的菌群可有效减少肝脏中脂质从头合成,促进脂质β-氧化降解,促进胆固醇和胆汁酸之间的转化。活性和机制研究表明,COST通过改善肠道菌群发挥良好治疗肥胖症作用。根据COST的作用机制,将其开发成为一种肠溶胶囊制剂。以单因素试验确定最佳制备处方工艺。按照最优处方,以Eudragit L100为肠溶基质,HPMC为内容物释放速度调节剂,DRcaps肠溶胶囊壳为囊壳,以Eudragit L100:HPMC:COST=4.0:1.0:1.0制得COST肠溶胶囊。处方验证实验证明该处方工艺合理稳定。肠溶胶囊COST平均含量为16.66%,平均水分含量为6.16%,平均崩解时间为8min,装量差异及胶囊外观形态等均符合《中国药典》（2020版）相关要求。在酸性人工胃液中2h保持完好;而在碱性人工肠液环境下120min内即可完全溶出释放,说明该肠溶胶囊制剂符合相关规定。综上,本文基于肠道菌群,通过伪无菌小鼠模型,研究了COST干预后肠道菌群的降脂活性和机制通路。结果表明COST降脂功能可通过肠道菌群为媒介实现活性作用转移,干预后的肠道菌群表现出良好减肥降脂功能,说明COST可通过改善肥胖相关菌群实现治疗肥胖症作用。根据COST作用机制特性,将其制备成符合《中国药典》（2020版）相关要求的肠溶胶囊产品,以期开发出一种安全、有效的降脂天然药物,丰富较为空缺的抗肥胖药物市场。
魏晓彤[7]（2021）在《基于出生队列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研究及风险预测》文中指出目的:儿童肥胖已经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而儿童肥胖可能是代际传递的结果。代际传递被定义为“一代人所经历的与下一代健康、成长和发展有关的条件、暴露因素和环境因素”。生命早期是子代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且对外界的暴露因素敏感性强,而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主要表现形式便是母亲孕前超重肥胖导致子代超重肥胖。生命早期多种因素,尤其是非遗传因素可能会影响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但研究较少且尚未有定论。虽然母亲孕前超重肥胖会增加子代超重肥胖的风险,但并非所有的母亲-子代超重肥胖都会出现代际传递的现象,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尚不明确。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超重肥胖代际传递风险预测这一问题,但仍缺乏成熟的系统性研究。基于此,本研究目标分为以下三方面:一是依托出生队列开展母亲孕前超重肥胖与子代超重肥胖的相关性研究,并明确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流行现状;二是探讨可能影响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相关影响因素,并针对临床筛查、孕妇自我居家管理两个应用场景,开展适用于孕期（包括备孕期、孕早、中、晚期）的风险预测;三是探讨可能影响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产后相关影响因素,并仅针对婴儿期和针对全生命早期（包括孕期和婴儿期）分别开展风险预测,为防控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提供实际有效的方案和工具。方法:本研究基于前瞻性队列研究,对符合纳入标准的孕早期孕妇进行基线调查,分别在孕期（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和产后（分娩、产后42天、婴儿6月龄和12月龄）对母婴和父亲进行现场随访。母亲孕前体重和身高在基线调查时获取。儿保科专业调查员对婴儿身长、体重等指标进行标准化测量。各阶段的调查方式包括问卷调查、体格检查、生物样本采集、临床数据采集。孕期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孕期基本信息、体格信息、既往疾病史、家族疾病史、孕产史、分娩史、本次妊娠情况、用药史、体检及问诊情况、临床检查指标、辅助检查项目、生活方式、心理因素、环境暴露因素、配偶情况等内容。婴儿期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三部分,婴儿情况调查、父亲情况调查和母亲情况调查;婴儿情况调查主要包括基本信息、分娩情况、新生儿情况、喂养情况、运动情况、睡眠情况、家庭环境及养育环境。父母问卷主要包括基本信息、饮食、运动、睡眠和心理等内容。数据录入使用Epi Data 3.1软件录入数据,使用Stata 15.1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差异性检验,并将饮食、运动等因素划分为四分位数进行分析。使用线性回归、非条件Logistic回归等统计方法,分析母亲相关信息、孕前超重肥胖与子代超重肥胖及发育之间的关系。第二和第三部分将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儿12月龄超重肥胖组进行匹配作为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组,即暴露组;以其他三组（孕前超重肥胖-婴儿非超重肥胖,孕前非超重肥胖-婴儿超重肥胖,孕前非超重肥胖-婴儿非超重肥胖,以下简称“其他三组”）作为对照组进行分析,此外还将孕前超重肥胖-婴儿超重肥胖组（OM-OC）与孕前超重肥胖-婴儿非超重肥胖组（OM-NOC）单独比较分析。在风险预测过程中,首先采用单因素分析的方法初步筛查候选预测因子,进而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确定纳入模型的预测因子,依据预测因子所对应的回归系数绘制列线图,并利用Bootstrap自助法开展内部验证（区分度和校准度）。结果:1.本项目最终共对908对母子完成了孕期随访调查。孕前超重肥胖的母亲分娩的低出生体重儿、巨大儿和大于胎龄儿的风险都显着增加。在完成婴儿期随访的对象中,6月龄和12月龄的超重肥胖率分别是27.9%和29.1%;母亲孕前超重肥胖为婴儿各月龄超重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6月龄OR=2.93,95%CI:1.64-5.25;12月龄OR=3.22,95%CI:2.07-5.01）。2.在构建适用于孕检筛查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过程中,以其他三组为对照构建的模型为:Logit（P）=-3.41-0.98×（本科/大专及以上）+0.86×（孕中期空腹血糖）+2.05×（孕晚期血压）+0.88×（孕晚期胆固醇）+0.60×（孕晚期腹围）。以母亲孕前超重肥胖-子代非超重肥胖（OM-NOC）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2.83-0.65×（本科/大专及以上）+0.75×（孕中期服糖2小时后血糖）+1.95×（孕晚期血压）+0.78×（孕晚期胆固醇）。两个模型区分度（AUC=0.81;AUC=0.78）和校准度（Hosmer-Lemeshow x2=4.69和7.48,P>0.05）良好。在构建适用于居家管理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的过程中,以其他三组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7.27+1.05×（孕早期静坐型体力活动>18METs）+1.30×（孕中期睡眠指数≥8）+1.35×（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三位点（Q3/Q4））+2.07×（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四位点（Q4/Q4））+1.51×（孕晚期抑郁）。以OM-NOC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3.39-2.31×（孕早期家务型体力活动44.3-54METs）-1.61×（孕早期家务型体力活动>54METs）+1.56×（孕中期睡眠指数≥8）+1.14×（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三位点（Q3/Q4））+2.15×（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四位点（Q4/Q4））+1.46×（孕晚期抑郁）。两个模型区分度（AUC=0.77;AUC=0.79）和校准度（Hosmer-Lemeshow x2=6.81和9.23,P>0.05）良好。3.在构建仅针对婴儿期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过程中,以其他三组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2.31+0.70×（剖腹产）-1.13×（6月龄晚上睡眠时长≥9h）-0.85×（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较差）-0.93×（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较好）-1.79×（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非常好）-1.06×（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二位点（Q2/Q4））-1.21×（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1.80×（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2.01×（12月龄甜饮料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1.57×（产后高血压）。以OM-NOC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4.56-1.84×（6月龄晚上睡眠时长≥9h）-1.02×（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二位点（Q2/Q4））-0.93×（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1.93×（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1.83×（12月龄甜饮料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2.11×（12月龄甜饮料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1.07×（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较好）-1.80×（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非常好）。两个模型区分度（AUC=0.77;AUC=0.75）和校准度（Hosmer-Lemeshow x2=7.15和5.56,P>0.05）良好。在构建针对全生命早期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的过程中,以其他三组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共纳入11个预测因子,模型为:Logit（P）=-1.46-1.13×（本科/大专及以上）+1.83×（孕早期静坐型体力活动>18METs）+0.89×（孕中期空腹血糖）+1.55×（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三位点（Q3/Q4））+2.02×（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四位点（Q4/Q4））+0.61×（孕晚期腹围）+0.90×（孕晚期胆固醇）+1.41×（孕晚期抑郁）-1.25×（6月龄睡眠时长≥9h）-0.80×（6月龄养育环境较差）-1.31×（6月龄养育环境较好）-1.58×（6月龄养育环境非常好）-1.53×（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2.25×（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1.22×（母亲产后高血压）。以OM-NOC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纳入8个预测因子,模型为:Logit（P）=5.95-1.47×（本科/大专及以上）-0.80×（孕早期家务型体力活动44.3-54METs）-0.98×（孕早期家务型体力活动>54 METs）+0.72×（孕中期服糖后2小时血糖）+1.15×（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二位点（Q2/Q4））+3.10×（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三位点（Q3/Q4））+3.93×（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四位点（Q4/Q4））+0.76×（孕晚期胆固醇）+1.39×（孕晚期抑郁）-1.63×（6月龄睡眠时长≥9h）-1.79×（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二位点（Q2/Q4））-2.09×（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2.36×（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两个模型区分度（AUC=0.80;AUC=0.85）和校准度（Hosmer-Lemeshow x2=2.45和4.33,P>0.05）良好。结论:1.本研究依托出生队列,开展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研究,并针对两大人群、两个时期（孕期和产后）和两个应用场景（孕期检查/儿童保健现场和居家自我管理情景）进行风险预测。2.在孕检筛查过程中,医务人员和产妇应重点关注文化程度、孕中期血糖、孕晚期血压/胆固醇/腹围等因素。在孕妇自我居家管理过程中,孕早、中、晚期风险预测关注点有所侧重,分别是孕早期体力活动、孕中期饮食模式和孕晚期心理状况。3.在产后风险预测研究中,针对婴儿期和全生命早期分别开展风险预测,产后应重点关注分娩方式,6月龄婴儿的睡眠和养育环境,12月龄婴儿的饮食种类和母亲产后血压等预测因素。
解淳[8]（2020）在《急性运动对肥胖成年男性抑制功能的影响及其大脑认知活动特征的研究》文中认为肥胖在当今社会日趋普遍存在,已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公众健康问题之一。肥胖不仅会造成一系列生理健康问题,还会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尤其是抑制功能。目前各种控制体重的方法很多,效果不尽相同,而体育运动锻炼是一种无害、绿色、健康的最佳控重手段之一,特别对提高肥胖者认知过程的抑制功能效果更加明显。有氧运动是一种传统的运动方式,运动强度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子。然而有氧运动对正常体重功能人群抑制功能的提高是否可以拓展到肥胖人群?如果假设成立的话,何种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对其产生最佳的效益?其中的大脑活动特征如何?此外,高强度间歇运动作为一种当下时兴的运动方式,在提高正常体重人群的抑制功能的研究上也有了初步的进展,那么高强度间歇运动是否也可以提高肥胖成年人的抑制功能?其中的大脑活动特征又如何呢?这些问题都值得展开深入探讨。本研究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揭示运动锻炼影响肥胖人群的抑制功能、食物抑制及大脑活动的特点。研究一,初步探究肥胖成年人在反应抑制及冲突抑制的行为及大脑活动特征,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对肥胖成年人及正常体重成年人进行比较,考察肥胖成年人在一般抑制功能（实验1）及食物抑制功能（实验2）中的行为及大脑加工活动特点。结果发现,肥胖成年人在一般抑制功能及食物抑制功能上均比正常体重成年人表现更差,具体表现为反应时更慢或正确率更低,P3的平均波幅更小;研究二,在肥胖成年人抑制功能特点的基础上,根据文献制定了两种适宜肥胖人群的有氧运动强度:小强度及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探究不同强度的急性有氧运动与肥胖成年人一般抑制功能（实验3）及食物抑制功能（实验4）关系的ERP特点。结果发现,急性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后肥胖成年男性在一般冲突抑制及食物反应抑制任务中均表现出相对于安静控制条件,N2的平均波幅增大,P3的平均波幅减小的特点;研究三,采用急性高强度间歇运动干预,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探究其对肥胖成年人一般抑制功能（实验5）及食物抑制功能（实验6）的行为及大脑活动特征。结果发现,急性高强度间歇运动后,肥胖成年男性在一般冲突抑制及食物冲突抑制任务中的反应速度加快,LPP的平均波幅增大,大脑额区的激活水平提高。由此,我们得出以下三个研究结论:（1）肥胖成年男性的一般反应抑制、冲突抑制功能,食物相关的反应抑制及冲突抑制功能均低于正常体重成年男性,具体表现为肥胖与抑制功能可能存在广泛性的负向关联,造成反应速度缓慢,对认知资源的募集存在困难;（2）急性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对肥胖成年男性在一般冲突抑制及食物反应抑制过程中,大脑募集资源的方式更加有效;（3）急性高强度间歇运动可以提高肥胖成年男性的一般冲突抑制功能及食物冲突抑制功能,具体表现在急性高强度间歇运动可加快反应速度,增加晚期认知资源的募集,提高大脑额区的激活水平。
郭小勇[9]（2020）在《肥胖与甲状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近几十年来,肥胖症在全球范围内的患病率已明显上升,并且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之一。到2015年,全球肥胖儿童数量已达到约1.077亿人,成人已达到约6.037亿人,儿童肥胖总患病率为5.0%,成人肥胖总患病率为12.0%。肥胖及其并发症是全球75%非传染性疾病（NCD）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和某些癌症。近年来,肥胖与甲状腺功能紊乱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表明,肥胖与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浓度升高相关,但与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及游离甲状腺素（FT4）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着争议。流行病学数据还表明,与正常体重者相比,肥胖者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患病率均较高,且升高的促甲状腺激素浓度是体重增加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是独立于甲状腺激素的一个胰岛素抵抗及代谢综合征的潜在风险因素。此外,高促甲状腺素血症也可以导致血液中炎症因子及心血管风险因子升高,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肥胖导致高促甲状腺素血症的确切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清楚,但有几个假说被提出:第一是能量平衡的需求,肥胖者促甲状腺激素及游离甲状腺激素增高是为了消耗更多的热量;第二,瘦素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肥胖者伴有高瘦素血症进而作用于下丘脑,使其合成和分泌更多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第三,肥胖人群的腺垂体可能对下丘脑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更加敏感。然而,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的是甲状腺自身免疫是否在肥胖与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之间起到了关键的中间作用。之前的几个研究发现了肥胖人群拥有较高的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和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阳性率,而另一些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然而,所有的这些研究都是小样本研究,而且没有人探讨过肥胖与甲状腺自身免疫对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交互作用。因此,我们设计了这项以人群为基础的大样本横断面研究,去评估肥胖、甲状腺自身免疫以及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目的:1.探讨体重指数与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相关关系以及甲状腺自身免疫在其中的调节作用。2.探讨体重指数在甲状腺自身免疫和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关系中的调节作用。3.评价肥胖与甲状腺自身免疫对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交互作用。材料和施1.研究对象本项以人群为基础的横断面研究的数据由人口学特征相似的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源于2011年山东省宁阳县流行病学调查（10999人）,另一部分来源于2012-2016年山东省立医院的健康体检人群（25684人）。纳入标准如下:年龄在18至80岁之间的并且测试了甲状腺功能（FT3、FT4及TSH）和甲状腺自身抗体（TPOAb和TgAb）的受试者。排除标准如下:（1）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重要资料缺失者;（2）低体重受试者（BMI<18.5kg/m2）;（3）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包括显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和亚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症）;（4）妊娠、哺乳、恶性肿瘤或肝肾功能损伤等影响甲状腺功能的状况;（5）在过去3年内服用任何影响甲状腺功能的药物,包括甲状腺激素、抗甲状腺药物、胺碘酮、阿来单抗、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干扰素、雌激素、雄激素、糖皮质激素、非甾体抗炎药、抗癫痫药物、利福平、速尿、肝素或B-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等。最终,有12531个符合标准的受试者被纳入了我们的研究。2.数据获取生活方式数据采用标准化问卷调查获得。所有受试者均测量身高、体重及血压。体重指数（BMI）的计算方法是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采用我国的BMI分组方法:体重不足定义为BMI<18.5kg/m2,正常体重定义为18.5≤BMI<24kg/m2,超重定义为 24≤BMI<28kg/m2,肥胖定义为 BMI≥28kg/m2。根据上述分组方法,所有受试者被分为正常体重组、超重组和肥胖组。所有受试者均隔夜空腹于上午8:00到10:00采集肘静脉血样。采用化学发光法（Cobas E601,Roche,Basel,Switzerland）测定总体人群的甲状腺功能（FT3,FT4和TSH）。采用 Cobas E601（Roche,Basel,Switzerland）和 ADVIA Centaur XP（Siemens,Germany）分别测定流行病学调查人群和健康体检人群的甲状腺自身抗体（TPOAb 和 TgAb）。采用 ARCHITECT ci16200 集成系统（Abbott,Illinois,USA）测定血糖、血脂、肝功能和肾功能。上述参数的批内和批间变异系数均小于5%。3.研究结果定义实验室参考范围如下:对于总体受试者TSH为0.27-4.2mIU/L,FT4为12-22pmol/L,FT3 为 3.1-6.8pmol/L;对于流行病学调查人群 TPOAb 为 0-34IU/L,TgAb 为 0-115IU/L;对于健康体检人群 TPOAb 为 0-60IU/L,TgAb 为 0-60IU/L。高促甲状腺素血症定义为TSH浓度大于或等于其参考范围上限,而FT4浓度正常（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低于（显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其参考范围下限。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定义为血清TPOAb或/和TgAb高于参考范围上限。4.统计学方怯使用 SPSS version 24（IBM Corp,Armonk,NY,USA）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连续变量的正态分布检验使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和Shapiro-Wilk检验。正态分布和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分别用均数±标准差和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分类变量以例数（百分比）表示。不同BMI分组之间连续变量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或Kruskal-Wallis检验,分类变量比较采用卡方检验。通过甲状腺自身抗体的不同状态进行分层分析。采用Cochran-Armitage趋势卡方检验和方差分析（ANOVA）趋势检验进行线性趋势评价。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包括交互作用项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评价BMI与甲状腺自身抗体对高促甲状腺素血症患病率的交互作用。考虑到混杂因素之间的密切相关性,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克服多重共线性,进一步提高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预测能力。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尾检验,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果:1.总体人群不同BMI分组之间甲状腺功能相关指标的比较超重组和肥胖组血清FT3（P<0.001,趋势P<0.001）和FT4（P<0.001,趋势P<0.001）浓度均高于正常组,且伴有线性趋势。三组间血清TSH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2）,但两两比较时发现仅在肥胖组和超重组间有统计学意义。三个BMI组间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患病率（14.8%,15.0%和15.6%,P=0.637）无显着性差异。但随着BMI分组的增加,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率（TgAb或TPOAb阳性）呈直线趋势下降（22.0%、17.5%和17.1%,P<0.001,趋势P<0.001）。2.根据甲状腺自身免疫状态分层分析根据甲状腺自身免疫状态分为三个层面:在TPOAb和TgAb均阴性层面,三个BMI组的血清TSH浓度（P=0.110）和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患病率（P=0.802）无显着性差异;在TPOAb或TgAb阳性层面,只有肥胖组的血清TSH浓度（P=0.004）和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患病率（P=0.008）高于正常组;在TPOAb和TgAb均阳性层面,所有超重组和肥胖组的血清TSH浓度（P=0.002,趋势P=0.019）和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患病率（P=0.001,趋势P<0.001）均高于正常组,呈线性趋势。当BMI作为分类变量被引入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时,只有当TPOAb和TgAb均为阳性时,BMI为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超重组患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风险是正常组的1.857倍（adjusted OR,1.857;95%CI,1.188-2.905）,肥胖组患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风险是正常组的2.201倍（adjusted OR,2.201;95%CI,1.253-3.868）。当BMI作为连续变量被引入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时,只有当TPOAb或TgAb呈阳性时,BMI为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当BMI增加1个单位时,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患病的风险增加到原来的1.065倍（adjusted OR,1.065;95%CI,1.019-1.113）。3.不同BMI组之间甲状腺自身免疫对高促甲状腺徽素血症作用的比较甲状腺自身免疫对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作用（adjusted OR）随着BMI分组的增加而增加。调整了潜在的混杂因素后,当其中一种自身抗体（TPOAb或TgAb）阳性时,正常体重组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患病风险是两种自身抗体（TPOAb和TgAb）阴性的1.987倍,超重组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患病风险是两种自身抗体阴性的1.626倍,肥胖组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患病风险是两种自身抗体阴性的2.112倍。调整了潜在的混杂因素后,当两种自身抗体（TPOAb和TgAb）均为阳性时,正常体重组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患病风险是两种自身抗体阴性的3.310倍,超重组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患病风险是两种自身抗体阴性的4.969倍,肥胖组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患病风险是两种自身抗体阴性的5.122倍。4.交互作用效应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为因变量,BMI、甲状腺自身抗体及其相乘交互项为自变量,建立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当BMI作为分类变量引入模型时,BMI与抗体相交互作用项的Adjusted OR（95%CI）为:超重与一个抗体阳性为1.033（0.752-1.419）,超重与两个抗体阳性为1.935（1.252-2.990）,肥胖与一个抗体阳性为1.435（0.978-2.105）,肥胖与两个抗体阳性为2.191（1.252-3.832）（表5）（图3）。当BMI作为一个连续变量引入时,BMI与抗体交互作用项的Adjusted OR（95%CI）为:BMI 与一个抗体阳性为 1.026（1.019-1.032）,BMI与两个抗体阳性为1.059（1.051-1.068）。结论:1.只有在甲状腺自身免疫存在的情况下,超重和肥胖才与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发病相关。2.肥胖可能加重甲状腺自身免疫对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致病作用。3.肥胖与甲状腺自身免疫对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有交互作用。研究背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肥胖的发病率逐年增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报道,自1975年以来,全世界的肥胖率几乎增加了两倍。到2016年,超过19亿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超重,其中超过6.5亿人肥胖,超过3.4亿5-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或肥胖;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39%超重,13%肥胖;到2018年,有4000万5岁以下儿童超重或肥胖。肥胖者体内存在着慢性低度的炎症,炎症因子的表达与内脏脂肪（VAT）及皮下脂肪（SAT）组织中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的表达密切相关,进而引起一系列的代谢紊乱以及与炎症相关的伴发疾病。巨噬细胞是脂肪组织（AT）中的主要免疫细胞,在肥胖状态下主要负责调节失代偿的细胞代谢,当调节失衡的时候便会发生一系列的与代谢相关的疾病。既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脑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原发性高血压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阻塞性呼吸睡眠暂停（OSA）、肌肉骨骼系统疾病以及恶性肿瘤等。然而近些年来,肥胖与甲状腺功能紊乱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前期的研究报道了在肥胖及病态肥胖人群中,促甲状腺激素水平较正常体重者升高。肥胖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包括显性及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桥本甲状腺炎以及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滴度均显着正相关,因此控制肥胖是预防甲状腺功能紊乱的关键。超重及肥胖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发病密切相关,即使是青少年时期的超重或肥胖也可以导致成年后患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发病风险增加;而儿童及青少年时期的肥胖也可以导致成年后的胰岛B细胞数量及功能的下降。然而,从相反的角度看,甲状腺激素在所有物质代谢途径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蛋白质代谢、碳水化合物代谢、脂质代谢、能量消耗以及产热作用。许多研究报道甲状腺激素的变化对体重调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较高的基线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或游离甲状腺素（FT4）和较低的基线促甲状腺激素（TSH）预示着更多的体重减轻;而一般来说,显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甚至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可导致肥胖或肥胖相关的伴发疾病,如代谢综合征、高血压病、血脂异常及2型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也是公认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将这两种情况联系起来的潜在机制被认为是内皮功能障碍、血压变化、血脂异常、体重增加和甲状腺激素对心肌的直接影响。总之,肥胖与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直存在着争议。我们第一部分的横断面研究发现体重指数与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浓度正相关,且在甲状腺自身免疫存在的情况下肥胖可导致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患病率增加,肥胖也可以加重甲状腺自身免疫对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致病作用。但受限于横断面设计,不能较好地解释肥胖与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为了进一步探讨肥胖对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的致病作用,我们设计了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来初步探讨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目的:通过回顾性队列研究初步探讨肥胖与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之间的因果关系。材料和方法:1.研究人群及设计本研究人群来源于2013年在山东省立医院进行健康体检并于2016年进行了再次健康体检的人群。纳入标准如下:两次健康体检均测试了甲状腺功能（FT3、FT4及TSH）且2013年甲状腺功能正常者。排除标准如下:（1）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重要资料缺失者;（2）消瘦者（BMI<18.5kg/m2）;（3）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包括显性和亚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症）;（4）妊娠、哺乳、恶性肿瘤或肝肾功能损伤等影响甲状腺功能的状况;（5）在过去3年内服用任何影响甲状腺功能的药物,包括甲状腺激素、抗甲状腺药物、胺碘酮、阿来单抗、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干扰素、雌激素、雄激素、糖皮质激素、非甾体抗炎药、抗癫痫药物、利福平、速尿、肝素或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等。最终,有2263个符合标准的受试者被纳入了我们的研究。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设计。2013年所有受试者数据作为基线数据,2016年受试者数据作为3年后的终点随访数据。根据2016年随访数据患者体重指数变化分为三组:体重指数下降组,体重指数未变组及体重指数上升组。分别比较各组随访前后甲状腺功能指标的变化,并比较三组终点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发病率的差异。2.资料获取生活方式数据采用标准化问卷调查获得。所有受试者在隔夜空腹条件下测量身高、体重,且身高和体重分别精确到0.1厘米和0.1公斤。BMI的计算方法是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采用我国的BMI分组方法,具体如下:体重不足定义为BMI<18.5kg/m2,正常体重定义为18.5≤BMI<24kg/m2,超重定义为24≤BMI<28kg/m2,肥胖定义为BMI≥28kg/m2。采用电子血压计（HEM-7117;Omron,京都,日本）在坐位情况下（血压计与心脏同一水平位）每隔1分钟测量3次血压,两次测血压中间应该放松受试者袖带,然后计算平均值,精确到ImmHg。所有参与者在隔夜并禁食8到12小时后的上午8:00到10:00之间采集肘静脉血样。采用化学发光法（Cobas E601,Roche,Basel,Switzerland）测定甲状腺功能（FT3,FT4 和 TSH）。采用 ADVIA Centaur XP（Siemens,Germany）测定甲状腺自身抗体（TPOAb 和 TgAb）。采用 ARCHITECT ci 16200集成系统（Abbott,Illinois,USA）测定血糖、血脂、肝功能和肾功能等生化指标。上述参数的批内和批间变异系数均小于5%。3.研究结果定义甲状腺功能参考值范围:TSH为0.27-4.2mIU/L,FT4为12-22pmol/L,FT3为 3.1-6.8pmol/L;TPOAb 为 0-60IU/L,TgAb 为 0-60IU/L。高促甲状腺素血症定义为TSH浓度大于或等于其参考范围上限,而FT4浓度正常（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低于（显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其参考范围下限。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定义为血清TPOAb或/和TgAb高于参考范围上限。4.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version 24（IBM Corp,Armonk,NY,USA）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连续变量的正态分布检验使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和Shapiro-Wilk检验。正态分布和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分别用均数±标准差和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分类变量以例数（百分比）表示。基线水平三组间正态分布连续变量比较实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非正态分布连续变量比较使用非参数Kruskal-Wallis检验。正态分布连续变量随访前后变化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连续变量随访前后比较采用相关样本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分类变量及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尾检验,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果:2263例受试者经过三年后随访,其中229例BMI较基线未变化,其中1158例BMI较基线下降（P<0.001）,而其中876例BMI较基线增加（P<0.001）。1.基线状态下三组一般资料及甲状腺功能的比较2013年基线状态下,体重指数下降组BMI值较体重指数未变组及体重增加组略高（P<0.001）。脂代谢方面,体重指数下降组血清甘油三酯（P<0.001）、总胆固醇（P=0.015）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P=0.031）浓度相对较高,而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P=O.002）浓度相对较低。糖代谢方面,体重指数下降组空腹血糖水平相对较高（P=0.012）,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三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667）。甲状腺功能方面,三组之间 FT3（P=0.301）FT4（P=0.276）及 TSH（P=0.760）均无统计学差异。2.随访3年后三组间甲状腺功能各指标的比较随访3年后,体重指数增加组FT4值较体重指数下降组及体重指数未变组低（P=0.008）;三组（体重指数增加组、体重指数未变组及体重指数减少组）间FT3值（P=0.955）、TSH值（P=0.107）及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发病率（3.9%、4.8%及3.4%,P=0.544）无显着差异。3.三组人群随访前后甲状腺功能变化与基线水平相比,体重指数增加组血清FT3（P<0.001）及FT4（P=0.013）水平均下降,血清TSH水平（<0.001）升高。与基线水平相比,体重指数减少组血清 FT3（P<0.001）及 FT4（P<0.001）水平均下降,血清 TSH 水平（P=0.762）无变化。与基线水平相比,体重指数未变组血清FT3（P=0.006）水平下降,血清 FT4（P=0.471）及 TSH 水平（P=0.703）无变化。结论:1.体重指数增加可导致甲状腺功能正常者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浓度增高,而游离甲状腺激素略降低。2.体重指数的变化未引起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发病率的变化,可能与随访时间较短有关。
马永红[10]（2020）在《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的编制及膳食模式研究》文中提出研究目的营养是儿童生长发育和体质健康的基础,膳食摄入决定营养状况,学龄前期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营养状况直接决定学龄前儿童的生长发育及未来的体质健康水平。西北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物产、种族等特点决定了西北地区饮食文化和膳食模式与我国其他地区明显不同,但由于缺乏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膳食调查与评价工具,导致对该地区学龄前儿童的膳食模式、膳食摄入与营养状况以及膳食模式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等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影响了学龄前儿童体质健康相关干预措施的科学制定。基于此,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研究目的:第一,采用标准化问卷编制流程,开发具有较好信度、效度的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第二,综合采用多种多变量统计方法提取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探索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膳食特点;第三,采用多因素分析方法探讨膳食模式与主要健康指标的关系,定量研究膳食模式对肥胖、睡眠等健康指标的影响。研究对象与方法1.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框架的建立通过国内外膳食调查相关文献研究,初步确定学龄前儿童食物频率概念的内涵,包括学龄前儿童食物频率的内容及形式、膳食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综合考虑西北地区饮食文化与习惯,构建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的框架。2.初始问卷的形成依据问卷的框架结构,通过3天24小时膳食回顾法以及目标人群定性访谈等方式,建立学龄前儿童食物清单,通过专家咨询、焦点小组讨论、主要照护人和目标人群调查等方式形成初始问卷。3.试用问卷的形成在西安市、兰州市、银川市3个地区,以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218名3～6岁儿童为调查对象,使用初始问卷收集学龄前儿童膳食摄入种类及摄入量等资料。在此基础上参照《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第6版）》和相关文献资料,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确定19种营养素为基础营养素。利用累积百分位数法和多元回归分析对学龄前儿童食物清单进行初步筛选,累积百分位数法以各种营养素提供的基础营养素累计百分贡献率达到摄入量的90%为筛选标准,多元回归分析以决定系数R2达到0.9为基本筛选标准,并在营养学等相关专家的指导下对食物条目进行修订,形成试用问卷。4.正式问卷的形成在兰州市、西安市、银川市、西宁市和乌鲁木齐市等5个地区,以方便抽样法选取266名3～6岁儿童为调查对象,使用试用问卷进行调查。运用Cronbach’s a系数法、因子分析法和离散趋势法等经典统计学理论（Classical Test Theory,CTT）中的研究方法,对学龄前儿童试用问卷中的各个条目进行筛选;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析问卷维度的基础上,由相关专家指导对食物条目进行修订,最后形成《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Preschooler’s Semi-quantitative 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PSFFQ）。5.正式问卷的评价在西安市、兰州市、银川市,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326名3～6岁儿童为调查对象,以PSFFQ和《3天24小时膳食回顾调查问卷》为调查工具,开展膳食摄入调查。其中,PSFFQ问卷调查两次,间隔4周。两次PSFFQ膳食调查的中间,进行一次3天24小时膳食回顾调查。利用两次PSFFQ调查数据所得能量和营养素计算问卷的重测信度,利用第2次PSFFQ调查数据所得能量和营养素计算问卷分半信度和Cronbach’s a系数,以3天24小时膳食回顾法所得能量及营养素数据为标准,利用2次PSFFQ膳食调查所得能量和营养素的平均值进行校标效度检验,利用2次PSFFQ膳食调查食物摄入频率资料进行结构效度检验,利用内容效度比进行问卷内容效度检验。6.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提取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利用PSFFQ分别在西安市、兰州市、西宁市、银川市、乌鲁木齐市等5个地区收集541份3～6岁儿童膳食每日平均食物摄入量等资料,分别利用潜在剖面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因子分析结合聚类分析法提取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通过不同膳食模式间营养素摄入量及各类食物摄入量比较判断各种膳食模式的特征。7.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影响因素分析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以不同膳食模式为应变量,学龄前儿童人口学特征以及在外就餐次数、户外运动时间、看屏幕时间等因素为自变量,分析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的影响因素。8.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与其健康状况的相关性分析以因子分析结合聚类分析法所提取的不同膳食模式为自变量,以学龄前儿童是否肥胖、睡眠质量是否正常、近一个月内是否患呼吸道疾病、近一个月内是否发生消化不良等作为应变量,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法分析学龄前儿童人口学特征及膳食模式与各健康指标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1.问卷初稿包含有11大类166种食物、19种基础营养素。经学龄前儿童试验性测试,幼儿园教师、营养学专家的审查及补充,对食物清单条目进行初步筛选和评价,从而形成包含11个维度153个食物条目的初始问卷。2.根据第一轮218名学龄前儿童的半定量食物频率初始问卷调查结果,经累计百分位数法和多元回归分析对问卷条目进行筛选,形成包含87种食物的试用问卷。根据第二轮266名学龄前儿童的试用问卷调查的结果,对问卷的食物条目进行再次筛选,所用方法为离散趋势法、因子分析法和Cronbach’s a系数法。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结合因子分析提取出9个公因子,最后形成包括9大类66种食物条目的正式问卷。9大类食物分别命名为主食类、肉类及其制品、蛋奶类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水果类、深色蔬菜类、浅色蔬菜类、菌菇类蔬菜和饮料类。9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3.7%。3.正式问卷的测量学属性评价结果显示,问卷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其中信度评价中Cronbach’s a系为0.819,能量及各营养素的Cronbach’s a系在0.780～0.829之间;分半信度系数为0.869,能量及各营养素分半信度系数在0.723～0.942之间。重测信度系数为0.542,各营养素的重测信度系数介于0.282～0.882之间;利用因子分析进行结构效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9个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4.42%,验证性因子分析各因子载荷均大于0.4。校标效度分析能量及各营养素各维度Pearson相关系数介于0.368～0.814,平均为0.613。效度检验中内容效度比CVR=0.8。4.为了避免食用率较低的食物在膳食模式提取过程中信息丢失,根据食物种类、营养素含量等将9类66种食物归为20大类,以此进行膳食模式提取。潜在剖面分析法对学龄前儿童食物摄入量进行膳食模式提取,根据AIC、BIC、a BIC值最小,且使LMR和BLRT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确定3分类模型为理想模型。根据3个潜在类别的类别概率和20类食物的条件均数分布情况,将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分别命名为:“高质量膳食模式、常规膳食模式和低质量膳食模式”,其在学龄前儿童中的分布分别为9.22%、57.38%和33.41%。5.K-means聚类分析法对学龄前儿童食物摄入量进行膳食模式提取,营养学专家指导下将其聚类数预设为3,将最大分类数设置为最大值20,进行快速聚类分析。根据不同类型膳食模式所含食物种类对其命名,分别为传统型、健康型和高糖型三类膳食模式。其在学龄前儿童中的分布为48.80%、33.09%和18.11%。6.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学龄前儿童20类食物日均摄入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参照碎石图和特征值的基础上,为了得到更典型的因子成分,以便结果更易解释,根据专家指导最终保留4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17%。在此基础上利用聚类分析法对学龄前儿童各类食物的因子得分进行膳食模式提取,按照因子分析结果将聚类数目确定为4。根据K-means聚类分析结果将其分别命名为主食型、高蛋白型、健康型和高糖型等4种膳食模式,在学龄前儿童中的分布为41.77%、26.99%、23.66%和7.58%。主食型膳食模式日常以谷物类、馅类等食物摄入较多,是西北地区居民及儿童传统膳食模式,但其脂肪、膳食纤维、维生素C、维生素E等营养素摄入较少（P<0.05）;高蛋白型膳食模式日常奶蛋类及制品及豆制品食物摄入较多,其与膳食纤维、维生素A、维生素C等营养素呈负相关（P<0.05）;健康型膳食模式肉畜类、禽肉类、水产品类、动物内脏类以及叶类深浅色蔬菜等食物摄入较多,其与碳水化合物呈负相关（P<0.05）;高糖型膳食模式甜食类、饮料类等食物摄入较多,其与蛋白质、膳食纤维、钙等营养素摄入呈负相关（P<0.05）。7.采用多因素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膳食模式的影响因素,6～7岁儿童更易选择高糖型膳食模式（OR=3.263,95%CI:1.834～11.741,P<0.05）。母亲文化程度在大学以上更易选择高蛋白型膳食模式（OR=2.263,95%CI:1.245～8.456,P<0.05）,家庭月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是主食型（OR=0.642,95%CI:0.165～0.914,P<0.05）及高糖型膳食模式（OR=0.620,95%CI:0.138～0.798,P<0.05）的保护性因素;家庭结构中以三口之家为参照,与父母祖父母同住更易选择主食型膳食模式（OR=2.783,95%CI:1.392～6.735,P<0.05）;近一个月在外就餐次数在8次以上的,更易选择高糖型膳食模式（OR=2.248,95%CI:1.806～10.570,P<0.05）,每天屏幕时间在2小时以上更易选择高糖饮食（OR=3.217,95%CI:1.579～9.732,P<0.05）。8.导致学龄前儿童发生超重及肥胖的膳食模式是主食型膳食模式（OR=1.762,95%CI为:1.212～2.561,P<0.05）和高糖型膳食模式（OR=1.690,95%CI:1.021～2.810,P<0.05）,选择高糖型膳食模式的儿童其睡眠质量较差（OR=2.357,95%CI:1.014～4.078,P<0.05）,选择高蛋白型膳食模式的儿童（OR=0.753,95%CI:0.109～0.863,P<0.05）睡眠质量较好,且高蛋白型膳食模式的学龄前儿童不易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OR=0.465,95%CI:0.251～0.893,P<0.05）。结论1.本研究编制的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包括主食类、肉类及其制品、蛋奶类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水果类、深色蔬菜类、浅色蔬菜类、菌菇类蔬菜和饮料类等9大类66种的食物,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膳食及营养状况调查。2.将因子分析法中连续型变量因子得分可反复进行统计分析的特点,与聚类分析法可将个体归为不同类型膳食模式的优势相结合,提取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潜在剖面分析法在膳食模式提取研究中存在数据要求高、群体特征代表有限以及在营养学中模型估计标准不确定等问题。因此,本研究利用潜在剖面分析提取的膳食模式有待进一步验证。3.因子分析结合聚类分析法将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分为“主食型、高蛋白型、健康型和高糖型”等4种膳食模式,发现主食型、高蛋白型膳食模式中膳食纤维、维生素E、维生素C等营养素摄入不足,健康型膳食模式中碳水化合物摄入较少,高糖型膳食模式中脂肪、膳食纤维、钙等营养素摄入不足。因此,儿童膳食指导及日常喂养时,要根据不同类型膳食模式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营养素的摄入量,以达到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目的。4.通过对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年龄更大的孩子偏向于高糖型膳食模式。母亲文化程度越高的儿童偏向于高蛋白型膳食模式。高收入家庭的学龄前儿童更偏向于高蛋白型膳食模式。与父母、祖父母同住的学龄前儿童更偏向于主食型膳食模式。在外就餐次数越多的儿童偏向于高糖型膳食模式。看电视、手机等屏幕的时间越长,学龄前儿童更偏向于高糖型膳食模式。5.通过对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与健康指标相关性研究发现,偏主食型和高糖型膳食模式的学龄前儿童更容易患超重及肥胖等疾病。偏向于高蛋白型膳食模式的儿童睡眠质量较好,偏向于高糖型膳食模式的儿童睡眠质量不好。偏向于高蛋白型膳食模式的儿童相较于其他儿童不易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创新点1.首次以我国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按照标准的问卷开发流程,编制了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膳食状况调查工具—《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2.率先采用因子分析结合聚类分析法,探索出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存在四种主要的膳食模式,分别是健康型膳食模式、主食型膳食模式、高蛋白型膳食模式和高糖型膳食模式。3.发现高糖型和主食型膳食模式是导致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和睡眠质量问题的关键因素,高蛋白型膳食模式可提高学龄前儿童睡眠质量和减少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因此,学龄前儿童要减少以饮料类为代表的不健康食物的摄入,加大高蛋白型膳食模式的推广。
二、关于肥胖指数的初步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肥胖指数的初步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社区人群健康状态综合评估量表的研制及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3 研究内容 |
| 2.4 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
| 2.5 质量控制 |
| 3 结果 |
| 3.1 量表条目池的构建 |
| 3.2 德尔菲专家咨询 |
| 3.3 预试验 |
| 3.4 量表的信度评价 |
| 3.5 量表的效度评价 |
| 3.6 量表的敏感性 |
| 3.7 量表的可接受性 |
| 4 讨论 |
| 4.1 量表编制科学性 |
| 4.2 量表适用对象及内容 |
| 4.3 量表信效度评价 |
| 4.4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4.5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存在的问题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社区老年人综合评估研究进展及应用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发表文章 |
（2）腹部推拿法治疗单纯性肥胖症临床及脂肪代谢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引言 |
| 综述一 单纯性肥胖症的研究现状 |
| 综述二 单纯性肥胖症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
| 综述三 推拿治疗单纯性肥胖症疗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系统评价 |
| 临床研究 腹部推拿法治疗单纯性肥胖的随机对照研究 |
| 1 临床资料 |
| 2 研究方法 |
| 3 结果与分析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实验研究 |
| 第一章 腹部推拿法对高脂饮食诱导的单纯性肥胖大鼠糖脂代谢的影响 |
| 1 实验材料 |
| 2 实验方法 |
| 3 实验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二章 腹部推拿对高脂饮食诱导的单纯性肥胖大鼠脂肪代谢的机制研究 |
| 1 实验材料 |
| 2 试验方法 |
| 3 实验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结论 |
| 本文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个人简介 |
（3）肥胖及代谢异常与甲状腺功能关系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部分 不同肥胖表型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关系：一项基于纵向健康管理队列的研究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附图表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他汀类药物的应用与甲状腺功能: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附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课题的创新点与局限性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会议交流 |
| 外文论文 |
| 外文论文1 |
| 外文论文2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多穗柯三叶苷对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大鼠的减肥作用及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写词索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多穗柯的研究进展 |
| 1.1.1 多穗柯概况 |
| 1.1.2 多穗柯的化学成分 |
| 1.1.3 多穗柯的药理作用 |
| 1.1.4 多穗柯安全性评价 |
| 1.2 三叶苷的研究进展 |
| 1.2.1 三叶苷概况 |
| 1.2.2 多穗柯三叶苷的提纯及鉴定方法 |
| 1.2.3 多穗柯三叶苷的药理作用 |
| 1.3 肥胖的研究进展 |
| 1.3.1 肥胖的定义与发展现状 |
| 1.3.2 治疗方式与效果 |
| 1.3.3 减肥机理的研究进展 |
| 1.3.4 植物源黄酮类化合物的减肥作用研究进展 |
| 1.4 棕色脂肪组织与肥胖 |
| 1.4.1 棕色脂肪概况 |
| 1.4.2 棕色脂肪组织在减肥中的研究进展 |
| 1.5 .肠道微生物与肥胖 |
| 1.5.1 肠道微生物研究概况 |
| 1.5.2 肠道微生物与肥胖的研究进展 |
| 1.6 氧化应激与肥胖 |
| 1.6.1 氧化应激研究概况 |
| 1.6.2 氧化应激与肥胖的研究进展 |
| 1.7 立题背景和意义 |
| 1.8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8.1 研究内容 |
| 1.8.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多穗柯三叶苷对高脂饮食诱导肥胖大鼠的减肥作用及机理研究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实验材料 |
| 2.1.2 实验试剂 |
| 2.1.3 实验设备与仪器 |
| 2.1.4 实验方法 |
| 2.2 分析方法 |
| 2.2.1 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OGTT) |
| 2.2.2 血清生化分析 |
| 2.2.3 廋素、胰岛素和神经肽Y的测定 |
| 2.2.4 组织学检查和分析 |
| 2.2.5 RNA提取 |
| 2.2.6 实时荧光定量(q RT-PCR)分析 |
|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2.4 结果与分析 |
| 2.4.1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体重、摄食量的影响 |
| 2.4.2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脂肪率和肝脏系数的影响 |
| 2.4.3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血脂水平和动脉硬化指数的影响 |
| 2.4.4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葡萄糖耐量的影响 |
| 2.4.5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的影响 |
| 2.4.6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肝脏组织形态病理分析的影响 |
| 2.4.7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白色脂肪组织形态的影响 |
| 2.4.8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脂代谢相关血清激素的影响 |
| 2.4.9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脂肪合成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
| 2.4.10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脂肪分解相关基因表的影响 |
| 2.4.11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白色脂肪组织褐变的影响 |
| 2.5 讨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多穗柯三叶苷对Tyk2/STAT3信号通路介导的棕色脂肪组织功能活性的影响 |
| 3.1 材料和方法 |
| 3.1.1 实验材料 |
| 3.1.2 实验耗材和试剂 |
| 3.1.3 实验设备与仪器 |
| 3.1.4 实验方法 |
| 3.2 分析方法 |
| 3.3 数据处理 |
| 3.4 结果与分析 |
| 3.4.1 多穗柯三叶苷对棕色脂肪中Tyk2/STST3蛋白表达的影响 |
| 3.4.2 多穗柯三叶苷对棕色脂肪细胞分化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
| 3.4.3 多穗柯三叶苷对棕色脂肪组织形态的影响 |
| 3.4.4 多穗柯三叶苷对棕色脂肪组织功能活性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
| 3.5 讨论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多穗柯三叶苷对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大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实验试剂 |
| 4.1.2 仪器与设备 |
| 4.2 实验方法 |
| 4.2.1 实验动物及饲养条件 |
| 4.2.2 肥胖SD大鼠模型的建立 |
| 4.2.3 减肥干预实验 |
| 4.2.4 大鼠血清和组织的采集和处理 |
| 4.2.5 短链脂肪酸分析 |
| 4.2.6 肠道微生物菌群分析 |
| 4.2.7 宏基因组预测分析 |
| 4.2.8 数据分析 |
| 4.3 结果与分析 |
| 4.3.1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的摄食量、体重、肝重和脂肪重量的影响 |
| 4.3.2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短链脂肪酸含量的影响 |
| 4.3.3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结构的影响 |
| 4.3.4 KEGG功能预测分析 |
| 4.4 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多穗柯三叶苷对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大鼠体内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实验材料 |
| 5.1.2 实验试剂 |
| 5.1.3 实验仪器与设备 |
| 5.1.4 实验方法 |
| 5.2 分析方法 |
| 5.2.1 大鼠中丙二醛(MDA)含量的测定 |
| 5.2.2 大鼠中羰基化蛋白(PC)含量的测定 |
| 5.2.3 大鼠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的测定 |
| 5.2.4 大鼠中过氧化氢酶(CAT)活性的测定 |
| 5.2.5 大鼠中谷胱甘肽(GSH)含量的测定 |
| 5.2.6 RNA的提取和实时荧光定量分析 |
| 5.3 数据处理 |
| 5.4 结果与分析 |
| 5.4.1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体内MDA含量的影响 |
| 5.4.2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体内蛋白质羰基(PC)含量的影响 |
| 5.4.3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体内SOD活性的影响 |
| 5.4.4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体内CAT活性的影响 |
| 5.4.5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体内GSH含量的影响 |
| 5.4.6 多穗柯三叶苷对肥胖大鼠组织内Nrf2转录因子基因表达的影响 |
| 5.5 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福建省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流行现状及其与环状RNA的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单词缩略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福建省学龄前儿童超重和肥胖流行现状 |
| 1 前言 |
| 2 对象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二章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龄前儿童的生长情况 |
| 1 前言 |
| 2 对象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三章 福建省学龄前儿童超重和肥胖环境影响因素研究 |
| 1 前言 |
| 2 对象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四章 特定环状RNA与学龄前儿童肥胖的关联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结论 |
| 研究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环状RNA与肥胖的关联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基于肠道菌群对COST减肥降脂机制研究及肠溶胶囊制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写对照词表 |
| 第一章 序言 |
| 1.1 肥胖症研究现状 |
| 1.1.1 肥胖症(Obesity) |
| 1.1.2 肥胖症国内外流行病学研究 |
| 1.1.3 肥胖症的治疗 |
| 1.2 肠道菌群与肥胖症 |
| 1.2.1 肠道菌群 |
| 1.2.2 与肥胖相关的肠道菌群 |
| 1.2.3 肠道菌群移植 |
| 1.3 寡糖的研究现状 |
| 1.3.1 果糖低聚糖 |
| 1.3.2 木寡糖 |
| 1.3.3 甘露寡糖 |
| 1.3.4 乙酰化壳寡糖 |
| 1.4 本课题提出与技术路线 |
| 1.4.1 本课题目的及意义 |
| 1.4.2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 |
| 1.4.3 本课题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伪无菌小鼠模型的建立 |
| 2.1 仪器与材料 |
| 2.2 实验动物 |
| 2.3 实验方法 |
| 2.3.1 小鼠饲养及分组 |
| 2.3.2 样品采集 |
| 2.3.3 小鼠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分析 |
| 2.4 实验结果 |
| 2.4.1 一般情况 |
| 2.4.2 体重变化 |
| 2.4.3 OTU统计分析 |
| 2.4.4 物种分布情况 |
| 2.4.5 Alpha Diversity(α多样性分析) |
| 2.4.6 Beta Diversity(β多样本比较分析) |
| 2.4.7 物种组成热图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粪便菌群移植实验研究COST抗肥胖活性转移作用 |
| 3.1 仪器与材料 |
| 3.2 实验动物与原料 |
| 3.3 FMT实验方法 |
| 3.3.1 粪便菌群供体动物预处理 |
| 3.3.2 粪便菌群的提取 |
| 3.3.3 粪便菌群移植实验(FMT实验) |
| 3.3.4 动物体征指标 |
| 3.3.5 组织病理学切片 |
| 3.3.6 血清生化指标 |
| 3.3.7 葡萄糖耐受实验(OGTT测试) |
| 3.3.8 统计学分析 |
| 3.4 实验结果 |
| 3.4.1 一般情况 |
| 3.4.2 FMT实验小鼠食物摄入量的变化 |
| 3.4.3 FMT实验小鼠体重的变化 |
| 3.4.4 FMT实验小鼠脏器指数 |
| 3.4.5 FMT实验小鼠脂肪垫及脂体比 |
| 3.4.6 FMT实验小鼠组织病理学切片 |
| 3.4.7 FMT实验小鼠血清生化指标 |
| 3.4.8 FMT实验小鼠葡萄糖耐受测试 |
| 3.4.9 FMT实验小鼠肝脏脂质水平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肠道菌群探究COST减肥降脂机制 |
| 4.1 仪器与材料 |
| 4.2 实验动物 |
| 4.3 实验方法 |
| 4.3.1 动物实验 |
| 4.3.2 肠道菌群检测 |
| 4.3.3 相关基因检测(荧光定量PCR) |
| 4.3.4 统计学分析 |
| 4.4 实验结果 |
| 4.4.1 OTU统计分析 |
| 4.4.2 物种分布情况 |
| 4.4.3 Alpha Diversity(α多样性分析) |
| 4.4.4 Beta Diversity(β多样本比较分析) |
| 4.4.5 物种组成热图 |
| 4.4.6 LEfSe分析 |
| 4.4.7 肠屏障相关基因的检测 |
| 4.4.8 肝脏脂质代谢相关基因的检测 |
| 4.4.9 肝脏胆汁酸代谢相关基因的检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COST肠溶胶囊的制备 |
| 5.1 仪器与材料 |
| 5.2 实验方法 |
| 5.2.1 剂型选择 |
| 5.2.2 含量测定方法的考察 |
| 5.2.3 处方筛选 |
| 5.2.4 质量检查 |
| 5.3 实验结果 |
| 5.3.1 含量测定方法的考察 |
| 5.3.2 处方筛选 |
| 5.3.3 质量检查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全文总结 |
| 6.1 讨论 |
| 6.1.1 伪无菌小鼠模型的建立 |
| 6.1.2 FMT实验对伪无菌小鼠整体影响 |
| 6.1.3 基于肠道菌群探究COST减肥降脂机制 |
| 6.1.4 COST肠溶胶囊的制备 |
| 6.2 结论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1 |
（7）基于出生队列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研究及风险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序言 |
| 第一部分:母婴超重肥胖相关性研究及代际传递现状分析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研究设计 |
| 2.2 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
| 2.3 研究方法 |
| 2.4 统计方法 |
| 2.5 质量控制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及与孕前超重肥胖相关性研究 |
| 3.1.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
| 3.1.2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与孕前超重肥胖相关性分析 |
| 3.2 孕前超重肥胖与子代出生结局的相关性研究 |
| 3.2.1 基本特征及孕前超重肥胖与出生体重相关性研究 |
| 3.2.2 孕前超重肥胖与LBW、HBW、SGA和 LGA的相关性研究 |
| 3.3 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儿超重肥胖的相关性研究 |
| 3.3.1 婴儿基本特征及体格发育情况分析 |
| 3.3.2 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儿6 月龄体格发育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
| 3.3.3 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儿6 月龄超重肥胖的相关性研究 |
| 3.3.4 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儿12 月龄体格发育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
| 3.3.5 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儿12 月龄超重肥胖的相关性研究 |
| 3.4 基于队列研究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现状分析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二部分: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构建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研究设计 |
| 2.2 研究对象 |
| 2.3 研究方法 |
| 2.4 统计方法 |
| 3 结果 |
| 3.1 组间基本特征比较分析 |
| 3.2 适用于孕检筛查应用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构建 |
| 3.2.1 适用于孕检筛查应用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影响因素初筛 |
| 3.2.2 适用于孕检筛查应用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的呈现 |
| 3.2.3 适用于孕检筛查应用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的评价 |
| 3.3 适用于居家管理应用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构建 |
| 3.3.1 适用于居家管理应用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影响因素初筛 |
| 3.3.2 适用于居家管理应用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的呈现 |
| 3.3.3 适用于居家管理应用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的评价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三部分: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构建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研究设计 |
| 2.2 研究对象 |
| 2.3 研究方法 |
| 2.4 统计方法 |
| 3 结果 |
| 3.1 仅针对婴儿期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产后风险模型构建 |
| 3.1.1 仅针对婴儿期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影响因素初筛 |
| 3.1.2 仅针对婴儿期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的呈现 |
| 3.1.3 仅针对婴儿期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的评价 |
| 3.2 生命早期(孕期和婴儿期)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预测模型构建 |
| 3.2.1 生命早期(孕期和婴儿期)风险预测模型的呈现 |
| 3.2.2 生命早期(孕期和婴儿期)风险预测模型的评价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母源性肥胖对子代健康效应的影响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急性运动对肥胖成年男性抑制功能的影响及其大脑认知活动特征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文献综述 |
| 2.1 肥胖与抑制功能 |
| 2.1.1 肥胖的定义、现状及影响 |
| 2.1.2 认知功能与抑制功能 |
| 2.1.3 肥胖与一般抑制功能 |
| 2.1.4 肥胖与食物抑制功能 |
| 2.2 急性运动、抑制功能与肥胖 |
| 2.2.1 有氧运动、抑制功能与肥胖 |
| 2.2.2 高强度间歇运动与抑制功能、肥胖 |
| 2.2.3 急性运动、食物、抑制功能与肥胖 |
| 3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3.1 问题提出 |
| 3.2 研究意义 |
| 3.3 研究技术路线 |
| 4. 研究内容 |
| 研究一: 肥胖成年人的抑制功能及大脑活动特征的研究 |
| 4.1 实验1: 肥胖成年人的一般抑制功能及大脑活动特征 |
| 4.1.1 实验目的 |
| 4.1.2 实验假设 |
| 4.1.3 实验设计 |
| 4.1.4 实验方法 |
| 4.1.5 实验结果 |
| 4.1.6 讨论 |
| 4.1.7 小结 |
| 4.2 实验2: 肥胖成年人的食物抑制功能及大脑活动特征 |
| 4.2.1 实验目的 |
| 4.2.2 实验假设 |
| 4.2.3 实验设计 |
| 4.2.4 实验方法 |
| 4.2.5 实验结果 |
| 4.2.6 讨论 |
| 4.2.7 小结 |
| 研究二: 不同强度急性有氧运动对肥胖成年人抑制功能的影响及大脑活动特征的研究 |
| 4.3实验3:不同强度急性有氧运动对肥胖成年人一般抑制功能的影响及大脑活动特征 |
| 4.3.1 实验目的 |
| 4.3.2 实验假设 |
| 4.3.3 实验设计 |
| 4.3.4 实验方法 |
| 4.3.5 实验结果 |
| 4.3.6 讨论 |
| 4.3.7 小结 |
| 4.4实验4:不同强度急性有氧运动对肥胖成年人食物抑制功能的影响及大脑活动特征 |
| 4.4.1 实验目的 |
| 4.4.2 实验假设 |
| 4.4.3 实验设计 |
| 4.4.4 实验方法 |
| 4.4.5 实验结果 |
| 4.4.6 讨论 |
| 4.4.7 小结 |
| 研究三:急性髙强度间歇运动对肥胖成年人抑制功能的影响及大脑活动特征的研究 |
| 4.5实验5:急性髙强度间歇运动对肥胖成年人一般抑制功能的影响及大脑活动特征 |
| 4.5.1 实验目的 |
| 4.5.2 实验假设 |
| 4.5.3 实验设计 |
| 4.5.4 实验方法 |
| 4.5.5 实验结果 |
| 4.5.6 讨论 |
| 4.5.7 小结 |
| 4.6实验6:急性髙强度间歇运动对肥胖成年人食物抑制功能的影响及大脑活动特征的研究 |
| 4.6.1 实验目的 |
| 4.6.2 实验假设 |
| 4.6.3 实验设计 |
| 4.6.4 实验方法 |
| 4.6.5 实验结果 |
| 4.6.6 讨论 |
| 4.6.7 小结 |
| 5 总讨论 |
| 6 研究结论 |
| 7 研究创新与研究的局限及展望 |
| 7.1 研究创新 |
| 7.2 研究的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学习经历及科研经历 |
| 致谢 |
| 附录 |
（9）肥胖与甲状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符号说明 |
| 第一部分 肥胖与甲状腺自身免疫对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交互作用 |
| 前言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附图表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肥胖对甲状腺功能影响的队列研究 |
| 前言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附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课题的创新点与局限性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英文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的编制及膳食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3 研究内容 |
| 文献回顾 |
| 1 膳食与学龄前儿童健康 |
| 1.1 膳食与学龄前儿童体格发育 |
| 1.2 膳食与学龄前儿童营养相关性疾病 |
| 1.3 膳食与学龄前儿童智力和语言的发育 |
| 2 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饮食特点 |
| 3 膳食调查常用方法 |
| 3.1 称重法 |
| 3.2 记账法 |
| 3.3 食物频率法 |
| 3.4 24 小时膳食回顾法 |
| 3.5 膳食史法 |
| 3.6 化学分析法 |
| 4 食物频率测量工具研究进展 |
| 4.1 国外食物频率问卷研究进展 |
| 4.2 国内食物频率问卷研究进展 |
| 5 儿童膳食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
| 5.1 儿童膳食模式的内涵 |
| 5.2 儿童膳食模式的影响因素 |
| 6 膳食模式研究方法 |
| 6.1 先验法 |
| 6.2 后验法 |
| 6.3 综合法 |
| 第一部分 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的编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框架的构建 |
| 1.2 食物清单与问卷初稿的形成过程 |
| 1.3 试用问卷的形成 |
| 1.4 统计分析方法 |
| 1.5 正式问卷的形成 |
| 1.6 统计分析方法 |
| 2 结果 |
| 2.1 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框架结构 |
| 2.2 食物清单与问卷初稿的形成 |
| 2.3 试用问卷的形成 |
| 2.4 正式问卷的形成 |
| 3 讨论 |
| 3.1 关于试用问卷 |
| 3.2 正式问卷的确定 |
| 第二部分 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的评价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调查对象 |
| 1.2 调查方法 |
| 1.3 质量控制 |
| 1.4 统计分析方法 |
| 2 结果 |
| 2.1 调查对象一般特征 |
| 2.2 正式问卷信度评价 |
| 2.3 正式问卷效度评价 |
| 3 讨论 |
| 3.1 关于食物种类 |
| 3.2 问卷信度研究 |
| 3.3 问卷效度研究 |
| 第三部分 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的提取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调查对象 |
| 1.2 调查方法 |
| 1.3 统计分析方法 |
| 2 结果 |
| 2.1 研究对象一般特征 |
| 2.2 正式问卷食物分组及食用率 |
| 2.3 潜在剖面分析法提取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 |
| 2.4 利用聚类分析法提取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 |
| 2.5 利用因子分析结合聚类分析法提取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 |
| 2.6 不同类型膳食模式食物种类检验 |
| 2.7 不同类型膳食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
| 3 讨论 |
| 3.1 关于膳食模式提取方法 |
| 3.2 关于膳食模式类型 |
| 3.3 关于膳食模式的影响因素 |
| 第四部分 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与健康状况相关性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调查对象与方法 |
| 1.2 统计分析方法 |
| 2 结果 |
| 2.1 不同膳食模式学龄前儿童健康状况比较 |
| 2.2 健康状况与膳食模式相关性分析 |
| 3 讨论 |
| 3.1 家庭人口学特征对儿童健康指标的影响 |
| 3.2 膳食模式对学龄前儿童健康指标的影响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关于肥胖指数的初步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社区人群健康状态综合评估量表的研制及评估[D]. 刘贝贝.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腹部推拿法治疗单纯性肥胖症临床及脂肪代谢的机制研究[D]. 马德慧.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01)
- [3]肥胖及代谢异常与甲状腺功能关系的临床研究[D]. 王宇芃. 山东大学, 2021(11)
- [4]多穗柯三叶苷对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大鼠的减肥作用及机理研究[D]. 沈海亮. 西南大学, 2021(01)
- [5]福建省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流行现状及其与环状RNA的关联研究[D]. 李国波. 福建医科大学, 2021(02)
- [6]基于肠道菌群对COST减肥降脂机制研究及肠溶胶囊制备[D]. 邓晓怡. 广东药科大学, 2021
- [7]基于出生队列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研究及风险预测[D]. 魏晓彤.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8]急性运动对肥胖成年男性抑制功能的影响及其大脑认知活动特征的研究[D]. 解淳. 上海体育学院, 2020(09)
- [9]肥胖与甲状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D]. 郭小勇. 山东大学, 2020(04)
- [10]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的编制及膳食模式研究[D]. 马永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