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留学运动与农村问题

一、中国近现代留学运动与农村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航^[1]（2020）在《中共留苏学生与民主革命的关系研究（1921-1949）》文中提出近代中国留学生大都有难解的革命情怀,他们无不渴望国家统一与民族自强。留苏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中,留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巨大功勋。但是,另一方面,以王明为代表的依赖莫斯科“洋面包”的教条宗派集团,也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灭顶之灾。本文系统论述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留苏教育兴起的动因、中共留苏学生群体的形成、中共留苏学生群体特征和功过是非,并就这一群体对中国民主革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最后阐明中共留苏教育运动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等所提供的现实启示。

郑瑶^[2]（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指出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朱晨曦^[3]（2019）在《近代中国留法大学女教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子都被局限于家庭范围内,并以“贤妻良母”的身份为最终鹄的。近代以来,女子得以突破个体发展的性别限制,接受新式学校的专业训练,通过求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利。近代留学女子,先后共万余人,但已有研究中忽视了对留学人数仅次于留美的留法女性群体的研究。而在这些人当中,留法大学女教师因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凸显出来。她们深受法国革命文化影响,呈现出女性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强大能力,对女子解放运动和近代女子高等教育做出重要贡献。本研究以留法大学女教师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留法大学女教师形成的社会背景;其次,概括了留法大学女教师的群体概况;再次,阐述了大学女教师前往法国留学的三种途径;从次,描述她们在法国的学习和各项社会活动;最后,从教学、学术研究、学校管理和社会服务四个方面阐明留法大学女教师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做出的独特贡献。在此过程中,通过对郑毓秀、潘玉良、冯沅君三个个案的剖析,突出留法大学女教师的独特性。本研究主要分为六个部分:一、论述了近代中国女性留学法国的背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为女子留学法国提供了基础和平台,而近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局限促使女性向外寻求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受法国革命文化的影响,“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促进以及中法政府的推动,留法大学女教师群体逐渐形成。二、从地域、家庭、学历和专业四个方面论述了留法大学女教师群体概况。留法大学女教师的地域分布呈现从东南沿海向内陆推进,并且,受各地勤工俭学运动影响较大的特点;家庭结构大多由官宦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和商贾家庭构成,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留法前的学历结构总体而言由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构成,留法回国后,大学女教师大多获得博士学位;专业结构主要以人文社会学科和艺术科为主。三、论述了留法大学女教师以强烈的求知欲望,克服重重困难,分别通过“勤工俭学”运动、官费留法、自费留法三种途径前往法国留学。以郑毓秀为个案,描述了郑毓秀在留法前与封建礼教、旧制度、旧统治阶级的不懈斗争,最后赴法留学寻求理想真谛。四、论述了留法大学女教师在法国刻苦的学习生活和丰富的社会活动。在法国自由平等的文化氛围中,她们开阔了视野,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重点论述了留法大学女教师们受法国革命性的影响,积极勇敢地参加了多项革命活动。以潘玉良为个案,描述了潘玉良在留学法国期间,凭借自身的努力,重新塑造自我,走出身份泥潭。五、论述了留法大学女教师回国后在教学、科研、管理和社会服务四个方面的成就。受法国教育经历的影响,留法大学女教师在教学中普遍采用新式教学方法,注重教学的吸引力和直观性;在学术研究中,她们往往注意跨学科的综合分析;在学校管理中,以平等的姿态,尊重、关心、爱护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服务,革命性、政治性强。以冯沅君为个案。六、分析总结。留法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形成是家国命运与女性解放综合作用的结果,她们在多重文化冲突中艰难完成了现代女性身份重构,积极投入到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中并做出重要贡献,推动近代女性角色建构和女子解放运动,唤醒了近代女子参政意识,架起了中法教育、文化交往的桥梁。

张希^[4]（2018）在《20世纪20年代留苏运动及其影响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还处于军阀混战时期,遍地狼烟使得大批英杰渴望国家的统一。十月革命后,大批青年从苏俄的历史发展脉络看到了国家统一的曙光,他们渴望到苏俄学习革命理论。而苏俄从共产国际发展和支持中国革命的角度出发,也愿意吸收青年学子到苏留学,加之国共合作和先前留法勤工俭学的影响,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留学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拉开序幕。这10年的留苏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0年—1924年,这一时期主要由共产党单独派遣,这是留苏运动的兴起时期。第二个阶段是1925年—1927年,这一时期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双方共同派遣留学生赴苏学习,这个阶段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涉及到了国共两党,还出现了专门供中国学生留学的学校,是留苏运动的高潮期。第三个阶段是1928—1930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继续单独派遣留学生赴苏学习,人数虽然持续增长,但这一时期留学运动矛盾众多,留学生质量较之前比有所下降,随着中山大学的关闭,20世纪20年代的留苏运动归于沉寂。独特的背景和发展轨迹使得这次留学运动呈现出与其他留学运动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教学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留苏生党派严重,以及留苏运动深受中苏关系影响。这些留苏生并不像留美生那样学习系统的专业文化知识,也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而是集中精力学习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并进行严格的思想改造,除了国民党留苏生以外,大都决心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终生。显然,这是一个培养无产阶级战士的大熔炉,确实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大批党政和军事人才,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影响至深。也有一小部分留苏生完全照搬苏联的理论教条来指导中国革命,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这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留苏生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成为共产党队伍里最具政治才华和军事本领的精英。

朱志峰^[5]（2018）在《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研究》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确立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既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已有的法律文化和法学教育思想,也深受近现代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法律制度与法学教育的影响,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求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实现了中国近现代法学院校的从无到有,实现了教学课程及方法从机械单一到灵活多样,法学教育从雏形框架到体系模式的奠基塑型,优秀法学人才从凤毛麟角到群英荟萃的升华与蜕变。从整体上审视和把握中国近现代法学人才培养的基本架构,梳理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的的历史脉络,分析其基本模式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丰富我国法学人才培养的相关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研究亦有助于丰富当代中国法学人才培养的实践。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与比较分析,旨在做到对其全面考量与整体把握。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逻辑结构展开,具体探讨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研究的选题背景、阐释研究目的、研究意义、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介绍研究思路及方法、创新之处及不足等。第二部分,主要包括第一章与第二章。这一部分主要从纵向上分析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的社会背景,系统梳理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的基础与历史脉络。民国时期的法学人才培养是在当时政治矛盾尖锐激烈、国内外战乱不断,经济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难,中国固有文化教育传统与舶来文化的冲突碰撞交融的特殊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先后经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曲折发展历程。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法学人才培养,是在动荡中建构,在艰难中前行的,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第三部分,主要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这一部分主要从横向上对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理念及目的、培养体系及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等进行整体梳理与分析总结,对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学院校进行个案分析。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基本形成了“养成硕学闳才”与“培养专门法政人才”相结合的培养目标体系;确立了国立大学法学院系、私立法科专门学校、教会大学三位一体的法学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以归国任教法科留学生、国外法学专家及教师为主体的专兼职相融合的师资队伍,形塑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相呼应的多样性的课程教学架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法学人才。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与朝阳大学是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典型代表,后两者素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美称,其法学人才培养已形成各自鲜明特色,值得深入研究和参考借鉴。第四部分,主要包括第六章。这一部分主要是对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的经验教训进行概括总结,本部分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总结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当代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民国时期的法学人才培养既有其鲜明的进步性,取得了显着成绩,也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譬如封建传统思想观念延习,移植照搬西方法学色彩浓厚等,却打造了中国近现代法学人才培养的基础模式,为中国现当代法学人才培养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民国时期的法学人才培养,为当代中国法学教育及人才培养提供的启示镜鉴主要表现在:即唯有坚持统一规划与重点发展相结合,规范办学与多样建设相结合,借鉴吸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自主培养与公派留学相结合,理论涵养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才能激发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活力与创新能力,重朔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培养时代发展需要的杰出的法学人才,增强中国法学教育在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贡献。

牛亚慧^[6]（2017）在《近代云南女留学生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近代云南女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档案材料、期刊杂志、文史资料、地方志书等史料的梳理和分析,首次系统勾勒出了民国时期云南女留学生群体的基本面貌,补充了区域留学生研究史上云南女留学生的内容。本文通过探讨近代云南留学政策、女留学生概况、女留学生留学期间的活动以及她们留学回国后所做的贡献等内容,认为:第一,近代云南虽未制定系统的女性留学政策,但政府支持女性出国留学,她们多是自费留学或自费考取公费补给留学。第二,笔者所统计出的近代云南女留学生有78人,她们有以下特点:年龄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之间,集中分布在滇东北和滇中地区,家庭状况良好,出国留学前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留学国家主要在日本,其次是欧美国家,留学所选的专业多为教育和医学。第三,她们在留学期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关心社会,心系国家。第四,她们回国后在云南教育、医学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促进了云南中小学教育、妇产科及儿科事业的发展。第五,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她们不仅改变了自身形象,为女性争取了就业、参政的权利,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从早期现代化角度分析,近代云南女留学生对云南社会早期现代化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邵宝^[7]（2013）在《清末留日学生与日本社会》文中指出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肇始于清末的留日学生运动并不是最早的,但却是人数最多、涉及面最广、与中日两国关系最为密切、对近代中国产生极大影响的留学运动。这一规模巨大的留学热潮,对清末留日学生而言,是一场涵盖从学问至生活习惯等众多领域的首批大规模海外体验；对日本社会而言,是首次接收的最大规模的外国人文化交流团。正是因为规模巨大,期间还经历了反复的调整,对两国造成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回顾清末以来的中国近代留学史,我们可以知道,引导清末留日热潮出现的三大因素是清政府驻日公使馆、1896年首批留学生以及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一般认为中国近代首批留日学生诞生于1896年,其实清政府驻日公使馆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有组织地在国内招募适龄青年,将他们派至公使馆内设立的东文学堂学习。这批学生前往日本学习的时间更早,学成后活跃于当时中日两国外交界,为清政府的对日交涉活动作出了积极贡献。清末时期,日本作为中国留学生的接收国,其本身受“富国强兵”、“脱亚入欧”等思潮影响,正在积极向欧美列强诸国派遣留学生,因此对中国留学生前来留学出乎意料,并未看到教育中国留学生的意义。不过,受到委托的嘉纳治五郎并没有拒绝,在条件不完备的情况下,开始了对首批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教育。经过种种努力,嘉纳氏对首批留日学生的教育得到广泛认可,并受到清政府的高度评价。以此为契机,清政府奖励赴日留学,留学热潮由此蓬勃高涨。伴随着中国留学生的大批到来,日本国内接收并教育留学生的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渐次创设,其中有着接收清末留日学生大本营之称的宏文学院在教育留学生方面发挥了显着作用。宏文学院设置有普通科和速成师范科。普通科为使留学生掌握日语,授课时不设课堂翻译；而速成师范科由于修学期限较短,由课堂翻译协助教员进行授课。宏文学院调整留学生学习科目的时间分配,增加学生感觉困难科目的学习时间,尽可能地减轻学生们的学习负担。在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留日学生学习效果显着：普通科教育方面,宏文学院的升学率维持在较高水平；速成师范教育方面,院长嘉纳治五郎利用广阔的人脉,遍请知名学者和教员,培养的大批速成师范科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构筑起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对中国近代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社会对接收清末的中国留学生,一开始从某种程度上政府和民间都持欢迎态度。1903年蔡钧密信事件时,留学生掀起罢课运动,日本社会对留学生还是持同情态度。伴随着留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由于部分留学生不务正业,沉迷于鸦片、嫖娼、赌博等不良嗜好中难以自拔,整个日本社会对清末中国的整体态度急转直下,由友好同情一变而为批判、詈骂。1905年发生的“留学生取缔规程”反对运动,更是加剧了日本社会对留学生态度的恶化。再加上报纸、杂志等媒体推波助澜的报道,不只是日本社会,甚至中国社会内部也对留学生的在日生活进行严厉批评,留学生由此陷入内外孤立的境地。围绕着1906年清政府推行的归国留学生考试结果,日本社会发出了批评日本留学生教育学校的声音。特别是对于速成教育,人们形成了质量低下的印象。中日两国社会回荡而起的对留学生教育学校的批评之声,最终导致了清政府停派速成教育留学生。速成教育是清末留学教育的主体,速成留学生的停派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清末留学日本运动终结。从留学生和留学生教育学校的关系来看,二者本来应该相互信赖、相互依存,但事实上双方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道鸿沟来自于嘉纳与杨度的数次辩论。对留学生而言,他们对以嘉纳为代表的留学生教育学校主张的服从教育充满怀疑,怀疑其为清政府代言,对他们实行奴化教育。另一方面,嘉纳以其提出的“清国保全”、“唇齿相依”理论为指导,积极接收清末中国留学生,从事留学生教育事业。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嘉纳可以说也很难跳出日本大陆政策思想的影响。他的这种思想自然引起留学生的警惕和反对,因而两者难于形成彼此信赖的关系。从整个清末留学史的过程来看,可以说中日两国社会对留学生及留学教育学校态度的急转而下、留学生与留学生教育学校的对立关系等因素复杂地相互作用于一起,对清末留学生运动的终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今天,谈到中日两国关系,我们还经常会说一衣带水、历史悠久,有时候还能听到“同文同种”的说法,然而我们看到两国间的交流至今也仍然存在着冲突、摩擦与误解。贯穿于清末以来中日两国交流史的这一内容至今未有改变,但我们应该看到不管我们彼此对对方的态度是喜欢也好,讨厌也好,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中日两国彼此需要对方。中日两国交流事业已经跨入21世纪,希望本文研究的清末留日学生运动,能对此有些许启迪作用。

万佳玲^[8]（2012）在《民国时期的江西留学生》文中指出在近代中国的百年留学史上,各行各业人才辈出,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是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教育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地处偏僻,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留学运动起步较晚。江西最早的留学生是由传教士带往美国的康爱德,最早的官费学生是1899以湖北官费赴日的熊垓和李盛衔,而江西本省官费留学生的派遣迟至1904年,发端严重滞后,但却发展迅速。在中国近代百年留学史上,江西留学生不管在人数还是成就上都是不可忽视的一支,虽然不如沿海以及湖南、四川等留学大省,在中部地区却是数一数二的省份,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国近代史纷繁复杂,政局多变,各个领域都充斥着剧烈地变革,留学生在这些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便以民国时期的江西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阐述其各个阶段的基本情况,分析他们在政治、教育与艺术方面的贡献。在政治上,留学生领导的江西是辛亥革命的主力军,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同时积极参与江西地方自治运动,深刻影响着近代江西的走向。在教育上,他们成为江西教育振兴的领军人物,是江西教育近代化的主力军,对地方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都有很大影响。在艺术上,他们为发展近代艺术不遗余力,促进近代美术、戏剧、音乐的发展与成熟,是近代艺术史上浓重的一笔。

梅良勇^[9]（2010）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又一力作——周棉主编《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二）评析》文中研究说明

余婉卉^[10]（2010）在《“学为世界人”的迷思——晚清民国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晚清民国留学生对异质文化的体验和传播,构成了西学东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异国和母国之间,在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他们始终扮演着双重角色,其跨文化性契合于形象学的研究条件和目标。当这群留学生进入想象性的文学叙事,成为一种混合了情感和思想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时,便以形象化的方式置换了缺席的异国原型,显示了时人在审视和想象着异国“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其间所涉及到的回忆及其再现还往往具有寓言性质,表达了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范式,密切关联着身份认同、国族主义、权力等问题。浏览晚清民国的文学作品,在“被书写”和自我书写中,统一的留学生形象是不存在的,他们呈现出裂变多元的样态,要对之分门别类,企图从中浓缩出规律和共性,也是如此困难和牵强。他们的生成并未呈现出环环相扣的关系,要从中归纳出一条明晰的思想史主线分外艰难。这种形象多样性的特殊症结在于,留学在晚清民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留学生是彼时社会表情的一种表征。文化现象的庞杂性使得新兴的留学生群体难以被某种单一的形象所规约,犬牙交错的舆论在价值判断等方面影响了文学形象的塑造,而文学又参与到了众声喧哗的历史叙事之中。不过,在留学生形象的丰富多元之态中,仍有一种现象引人关注,即晚清民国文学对留学生的负面书写蔚为大观。许多文本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斥责留学生们的不学无术、行为败坏、怪行怪状。与这种道德谴责相对接的,是大量留学生角色的郁郁不得志。尤其在“五四”前后,留学生的深度自我刻画逐渐盛行,他们感伤自卑,流露出沉重的失落感。由此,当晚清民国的留学生在思想史、教育史、学术史中被奉为“一国之原动力”的精英人物时,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与留学史的宏观叙事之间裂开了缝隙。晚清民国的文学作品为何如此热衷于从负面书写留学生?显然,勘测这一问题的症结,对理解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互动关系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探索。首先,道德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视点和诉求,由民族主义而生的政治焦虑使得留学生常常承受“恨铁不成钢”的关怀。这种亟欲从“天下”向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恰是西学东渐中的舶来之物。史实的吊诡在于：清朝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溃败,催生了规模庞大的留日潮。留日生在日本触碰到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观念之后,向中国全面地引入了近代世界的民族国家框架,也萌生出对日本民族的排斥感。在民族主义话语的支配下,留学生以个体的遭遇象征民族的受难,易由自尊滑向极端的自卑。在文本的“再现”中,作为革命者的留学生将西方近现代民族主义话语替换为华夷之辨,以汉族本位建立民族认同；“国难当头”的语境令学术与救国成为一对矛盾体,留学生因而展开“经世致用与学术独立”的辩析。其次,全面留学的现象,正是建立在全盘西化的预设之上,留学生形象的负面色彩之所以如此突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尊西崇新之风对晚清传统士人的冲击。西学新知的强势介入使旧式知识分子陷入身份危机之中,面对日渐“得势”的留学生,他们难以把握心态的平衡,故对留学生多“谴责”之声。晚清民国的文学作品强调了留学生形象的诸种“洋派”表现,将他们刻画为“穿西装的文明人”。而“洋派”话语往往与误读相伴相生,不论是留学生的异域体验,还是他们对西学新知的理论引介,或多或少都忽略了“西方”本身的建构和西方思想的多面向。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对“自由”等概念义理的阐扬可堪为例。在这尊西崇新的大趋势中,洋文凭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资本。留学生们构成了一个文化权力网络。在这种以现代学统为中心的等级性精英网络中,留学国别深刻地影响着留学生的话语权。再次,在古老中国迈入现代世界的时间转折点上,留学生形象承载着“现代”与“传统”的复杂关系,在语境的变化中,在多重身份的转换中,他们常常迷失方向,成为中西之间的矛盾体。其中,尤能暴露留学生传统意识的是隶属私人领域的女性观和情爱话语；而传统的性别观又在这种女留学生形象的建构中扮演了一个暧昧的角色。然而,所谓“中国/西方”、“传统/现代”,仍囿于二元对立思维。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亦新亦旧和亦中亦西其实是常态。传统未必是虚构的,但传统又着实是被建构的。忽视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演变的内在理路,从一元论的固有定势出发,文本中的留学生便注定要在对立中奔突,难以实现“中体西用”的目标。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晚清民国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受制于历史想象力和政治潜意识。但是,尽管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它却道出了近现代留学史的另一面,呈现出一种风格化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新历史主义已将“历史”归为一种文本的“修辞想象活动”,但文学叙事更能展现历史中的个人体验和潜意识场景,更能挖掘出宏大历史叙事之下的种种记忆。

二、中国近现代留学运动与农村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近现代留学运动与农村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留苏学生与民主革命的关系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2）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中国留法大学女教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20世纪20年代留苏运动及其影响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云南女留学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末留日学生与日本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的江西留学生（论文提纲范文）

（10）“学为世界人”的迷思——晚清民国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近现代留学运动与农村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留苏学生与民主革命的关系研究（1921-1949）[D]. 张晓航. 辽宁大学, 2020(01)
• [2]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D]. 郑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3]近代中国留法大学女教师研究[D]. 朱晨曦.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4]20世纪20年代留苏运动及其影响的历史考察[D]. 张希. 江苏师范大学, 2018(10)
• [5]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研究[D]. 朱志峰.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
• [6]近代云南女留学生研究[D]. 牛亚慧. 云南大学, 2017(05)
• [7]清末留日学生与日本社会[D]. 邵宝. 苏州大学, 2013(12)
• [8]民国时期的江西留学生[D]. 万佳玲. 福建师范大学, 2012(02)
• [9]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又一力作——周棉主编《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二）评析[J]. 梅良勇.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04)
• [10]“学为世界人”的迷思——晚清民国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D]. 余婉卉. 武汉大学,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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