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潍坊监狱聘任内部助理技师（论文文献综述）
丁潇颖[1]（2020）在《中国社区农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高速的城镇化进程造成了严峻的社会、食物和环境问题。作为应对上述问题的策略之一,社区农园在我国诸多城市中大量涌现并快速发展。然而,这些农园的作用却差异显着——部分农园成为了促进居民互动、保障食品安全、改善社区环境的关键媒介;部分农园却因用地权属、规划布局、组织管理和运营等方面的问题,引发了社会矛盾与公众质疑。而既有研究缺少针对中国社区农园的整体性分析、理论性指导和综合性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农园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对中国社区农园进行全面探索,深入分析造成社区农园效益差异的成因,提出社区农园发展策略变得十分必要。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GIS空间分析、案例研究、问卷调查、SPSS数据分析等方法,从理论研究、现状分析与策略构建三方面对中国社区农园展开研究。（1）在理论研究方面,梳理了社区农园相关规划设计思想,总结了社区农园实践的发展趋势,并从政策环境、设计模式、参与机制、效益、社会资本和社区农园等层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解析。（2）在现状分析方面,探究了中国社区农园的空间分布特征,深入分析了社区农园的现状设计模式和参与机制,并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析了社区农园的效益与问题,认为社区农园的社会作用显着而问题多集中在政策法规、规划设计、社会参与、管理制度、运营方式等方面。基于对问题成因的分析,提出应强化对社区农园社会作用的认知,构建社区农园设计策略和参与机制,以此指导中国社区农园建设。（3）在策略构建方面,借助社会资本理论,阐明了社区农园能够建立信任、社会网络和规范,促进社会资本培育的社会作用,并进一步筛选得到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空间要素和社会要素。之后,基于不同要素对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程度,制定了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设计策略和参与机制:在设计策略层面上,剖析了典型社区农园案例,构建了分优先级的选址策略和农园尺度下的空间设计策略,并结合实践对设计策略进行验证;在参与机制层面上,提出了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组织模式、健全管理监督制度和开展多样化运营活动等途径和方法,论述了参与机制的有效性,并对社区农园的支持性政策体系进行探讨。本文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两方面,形成对中国社区农园的整体性认知,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对社区农园社会作用进行解析和定位,进一步建立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设计策略和参与机制,对于突破社区农园发展障碍,科学指导社区农园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农园正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孙延青[2]（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张家豪[3]（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李学斌[4]（2012）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文中认为自2000年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社区养老成为被社会广泛认可的养老方式,社会变迁的诸多因素导致我国城市家庭养老功能的衰微,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多数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和实际养老状况都是居家养老,面对家庭养老的弱化趋势,欲实现社区养老必须人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当前有关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存在着实践丰富而理论欠缺的问题,以往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研究局限于对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忽视了对其他模式的概括总结和比较,并且局限于对策应用型研究,缺乏理论概括和提升。本论文从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南京市的实地调查,以南京为代表,概括出我国现有社区养老服务的主要实践模式,并进行了分类研究,包括行政主导型的街居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合作供给的政府购买模式、作为计划经济遗产的单位服务模式以及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市场服务模式。从服务对象、服务内容、资金来源、输送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各种模式的不同特征及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以期为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借鉴。文章通过分析认为：可以将现有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分为市场型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和非市场型社区养老服务模式。街居服务、单位服务、政府购买服务这三种模式属于非市场型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以家政服务为代表的市场服务模式属于市场型社区养老服务模式。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从服务范围上,市场服务模式适用的服务对象范围最广,其次是街居服务模式、单位服务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模式适用范围最小,因此应大力发展市场型社区养老服务,并加以规范化管理。从服务内容上,政府购买模式和市场服务模式可以为老年人提供长期照顾服务,但这些照顾服务还停留在家政服务低水平的生活照料服务,还不能为老人提供居家康复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等专业化服务。而街居服务模式和单位服务模式更多地为健康老人提供非照顾型服务,以社会管理、文化娱乐为主要内容,未将照料服务纳入服务范围。伴随未来我国人口高龄化、空巢化的发展,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健康服务、长期照顾服务是今后我国社区养老服务在服务内容上应加强的方面。在服务资金上,街居模式和政府购买模式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更多地体现了社会福利的色彩,单位服务模式由单位出资开展各项服务,更具有单位福利的色彩。在市场型模式中,资金源自老年人及其家庭,是一种市场交换关系。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面向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料保险制度,因此,养老服务的资金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未来发展看,应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对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迅速发展带来的照顾需求。在服务输送机制上,街居模式、政府购买模式及单位模式这三种模式与政府关联更为紧密,受到政府的更多重视,建立有系统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化管理体制,由于有正式组织、特别是政府的监督管理,运作较为规范。由于日前我国家政服务行业缺乏规范化管理以及从业人员的流动性,市场型模式的运作尚不够规范,亟需政府加大管制力度。论文对单位养老服务模式进行了创新性研究,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为计划经济遗产的单位服务模式具有其独特优势,在未来发展趋协上,可以对单位退休人员的经济保障实行社会化改革,但应继续发挥单位养老服务的优势,建立单位与社区合作管理服务退休职工的机制。文章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四种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产生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在养老服务领域的体现,即从国家一元化的整体性社会结构转向国家、单位、民间组织、市场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福利提供亦由国家单一主体转向提供主体的多元化,它们分别对应满足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老人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分别对应满足不同自理能力的老人的需求。研究指出,福利多元主义对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分析研究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提供了理论思路。福利多元主义强调不应视政府为提供福利的唯一来源,指出了政府以外的多个福利来源部门：志愿部门、私营部门和非正式部门。我国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7亿庞大老年人口的国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提供部门绝不可能完全依赖政府唯一提供渠道,必须鼓励提供主体的多元化,由政府之外的其他组织如民间养老机构、家政服务公司、传统单位等多个部门提供。福利多元主义背景下的西方社区照顾模式、照顾管理协作模式对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实践具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应依托多个载体,发挥不同模式的优势特点,鼓励各种模式共同发展才能满足老年人巨大的社区服务需求。在对服务模式的选择上,坚持主体优势原则、成本—效率原则、需求满足原则。积极利用多元福利提供体系,发挥不同模式在提供服务中的优势,实践福利治理,实现老年人安享晚年,更好地提高他们晚年生活的质量。
严霄云[5]（2013）在《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 ——一项对H市XS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职校工（生）的研究》文中认为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立意要与中国特定的工业化过程相联系，而具体工人的生产与不同管理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工厂制度相结合。中国农民工向新产业工人转换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但与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化相比较也具有共同点，都是符合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有着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这一客观规律。自工业革命起，工厂制度作为资本积累方式和劳动生产组织在国家干预、市场力量、劳动过程共同作用之下发生着变迁，根本目的在于控制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生产。鲍尔斯与金蒂斯归纳了美国历史上工厂制度变迁与教育制度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联系教育过程与劳动过程的“符应原则”。狭义上的“符应原则”指学校教育的社会关系与工厂劳动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对应性，而广义的“符应原则”指国家通过学校教育将潜在劳动力统合至社会经济结构中去。中国的中等职业学校是为工业化提供产业工人的教育机构，近年来农村户籍的学生逐渐成为中职教育的主体，毕业之后成为企业一线用工的主体。但鉴于工业社会中教育层次与职业层次的联系，中等职业教育一直存在“阶层再制还是劳动力提升？”的争论。学校和工厂都已成为培养产业工人的地方，本文应用“符应原则”运行机制从知识技术、个性品质、阶层意识三个方面对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职校工（生）在中职学校、制造业工厂接受的训导进行分析，应用“符应原则”传送机制对这一潜在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的过程进行区分，从中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工厂制度的强制与同意因素。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劳动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化的工业劳动。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对农村劳动力采取封闭措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才使得农村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的一员。与这段历史相似的是，中国的中等职业教育一开始只招收少量农村家庭的精英子女，1992年之后开始对农村人口放开，但之前的分配工作、落户等政策不再具备，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一种生存教育。工业生产体系内部是多元化的，即使是在制造业工厂，工作岗位也分若干层次，而教育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在所有工业社会中本质都是一样的，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符应原则”的传送机制就是要将社会身份不同的潜在劳动力分配到分层化的教育格局和劳动格局中去。中国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应着不同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并通过教育分流进行分配。农村家庭子女由于受限于各种资本，客观的结果是其进入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逐年扩大，而其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层次有降低的趋势，难免引起教育再生产的讨论。工业化带来的另一相似影响是企业与工人之间是资本--劳动力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在国际分工领域，中国位于产业链的中后段，国际资本强调的是弹性的积累，在劳动领域表现为低层次工人工作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中国制造业需要在竞争中壮大，提升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成为转型的关键，这也对中职校工（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工厂往往通过劳动分工和等级区分对企业进行复杂控制。统治阶级在教育政策有两大目标：一是劳动力的再生；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符应原则”在学校层面的运行机制在中国的中等职业学校也显示了它的作用：在知识技术训导方面，中职学生由于性别、家庭经济条件、个人喜好等因素，选择的专业也不尽相同，这对其进入制造业一线生产岗位产生了影响；在个性品质训导方面，中职学生特别强调纪律约束和规范内化，这与之后的工作要求是对应的；在成层意识训导方面，中等职业教育宣传的是蓝领文化，通过隐性课程来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中职学生在此训导之下分化为积极、消极制造两类群体。进入工厂之后，极大多数中职校工（特别是流水线生产上的用工）被安排在劳动等级制分工的较低层次，工厂对等级制分工所需要的知识技术、个性品质有着更为明确的要求，中职校工（生）必须接受工厂的再次训导，职业教育再次发挥了作用。与学校教育的相对公平而言，工厂的训导更带有技术、官僚控制的意图。在结构的限制之下，部分上进的中职校工（生）寻求工厂外部的职业教育资源，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达到符合职业层次提高所需要的条件。工厂制度的物质基础是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发达国家的工厂制度的变迁相比，中国沿海开发区的制造业工厂在劳动分工、管理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方面呈现趋同性，当然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下沙开发区的制造业有四大行业，每个行业的一线生产的工种基本上可以分为普工和技工。“符应原则”的传送机制在中职校工（生）被分配至东部沿海开发区时出现了新的内容，与制造业专业关系不大的中职校工（生）主要通过劳务派遣形式来工厂充当普通操作工人，地区差异成为异地工作制造同意的基础。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在工厂内部转换为劳动，光靠强制手段是不行的，必须结合同意才能达到有效生产的目的。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成为下沙制造业工厂普遍采用的控制方式，这一控制方式的合法性来自于工业社会普遍适用的技术决定论--选优任能论。工厂对处于劳动等级制分工不同位置的中职校工（生）进行再次整合，并促使其形成与工作相联系的阶层意识。而整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分化的过程，中职校工（生）发挥个人主动性追求个人的利益时也在维护着工厂的利益。由于企业职级的金字塔结构是既定的，中职校工（生）最终成为一线生产的主体，部分中职校工（生）经过时间磨砺成为技术工人和基层管理者，从而实现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的目的和“符应原则”所反映的劳动等级制分工的再生产。农村户籍的中职校工（生）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需要一系列稳定性因素的保障。受葛兰西思想的影响，鲍尔斯、布洛维从教育过程与劳动过程两方面探讨阶级结构稳定化的作用机制，强调国家干预导致霸权制度的出现。将青年人统合到社会经济结构中去是“符应原则”传送机制的功能，而这一功能的发挥与工厂制度的变迁紧密联系。下沙开发区的工厂制度正发生着重构，这一案例体现了政府、资方、劳工各自的变化情况。总体上说，开发区的工厂制度是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出现若干问题。职业是工业社会中进行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教育--职业--阶层是分层与流动的逻辑。调查数据显示：中职校工（生）在下沙开发区制造业初步形成了稳定的职业群体，标志着这一群体向产业工人进一步的转化，从而说明中等职业教育的有效性。整个工业社会都力图将工人变为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工业公民，而不是阶级的一员来建构，但“符应原则”最终揭示的是“少数人控制着大部分生产资料，大多数人只有劳动力”的社会现象，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解必须重返
曹令军[6]（2012）在《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史研究》文中指出历史恰似一条割不断的时间链条，今天的发展只能建立在昨天的基础上。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实际上是一个绵延不绝的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被动、屈辱的对外经济开放进程。1978年开始的对外经济开放，成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对外经济开放历时170多年，我国从封闭半封闭国家演变成全方位开放的国家。对外经济开放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必然选择，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赢得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回顾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伟大历程，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探索新形势下扩大和优化对外经济开放的思路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经济开放水平，完善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1章是绪论。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的有关对外经济开放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进而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内容安排及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简单概括。第2章至第3章研究晚清对外经济开放。第4章至第7章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第8章至第10章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经济开放。第11章分析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制约因素和经验教训，对中国从1840年到2010年的对外经济开放进行高度概括和提炼，对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经济开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部分是结论，总结全文并对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展望。在对中国对外经济开放进行全景式勾勒和概括后，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坚持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是一个国家抓住重大战略机遇的关键。清政府因为历史眼光的局限性，错失重大历史机遇，失去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只能黯然淡出历史舞台。1978年实行的对外经济开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抓住世界产业转移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的发展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赞叹。（2）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是：从被动屈辱到主动可控；从任人宰割到实现双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特色；从漠视华侨到重视华侨；从闭关锁国到融入世界。（3）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制约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国内环境、文化氛围、军事因素、技术因素、法律因素等等。（4）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经验教训：对外经济开放要持之以恒；对外经济开放要稳中求进；对外经济开放要防范风险；对外经济开放要内外兼顾；对外经济开放要精心设计。（5）对外经济开放必须与国内改革同步。如果只有对外开放，没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既难以深入，也不可能持久。清政府向欧美派出留学生的时候，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留学生只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不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结果当留学生开始剪辫子、穿西装时，清政府认为留学生政治上已经不可靠，将留学生全部撤回。清政府甚至对百日维新运动镇压，拒绝进行改革，开历史的倒车，最终被历史无情淘汰。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具有留学经历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既要改革也要开放。可以说，对外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大发展大繁荣，如果没有国内的配套经济和政治改革，是难以保持30多年高速增长。（6）对外经济开放要注重技术学习和制度学习的协调发展。技术的长远发展必须有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作为根本保障。南京国民政府和清政府一样喜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过分注重技术的模仿，惰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建立了西方的宪政制度，但是本质上还是独裁统治，而这注定南京国民政府逃脱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中国1978年开始的对外经济开放，既有技术层面的学习，也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方面的学习。在对外经济开放过程中，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保证了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又好又快发展。（7）对外经济开放实际上就是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的历史。中国通过对外经济开放，通过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学习和引进世界上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就中国来说，都是开放在前，改革在后。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往往取决于中央政府对外经济开放的领域和路径设计。通过对外开放，中国逐步从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向分工合作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过渡，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不断迈进，中国制造誉满全球。通过对外经济开放，中国真正摆脱了贫穷落后，避免了落后挨打的悲剧。实际上，对外经济开放过程中，也是中国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与之相适应。中国在改变，世界也在改变，中国对外经济开放也必然需要扩大和深化。以传统制造加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客观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西方国家一直在对其不断调整和优化。对中国来说，粗放型和资源密集型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就中国来说，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对外经济开放水平，更好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主动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本文力图在以下4个方面进行创新：（1）对1840—2010年这170年的对外经济开放历史和进程进行全景式描述和概括。根据时间顺序，把对外经济开放分为清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重要阶段。对这170年对外经济开放进程和历史进行概括，为学术界研究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提供有益的探索。（2）对清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阶段的对外经济开放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外开放的研究，当前最重要的是梳理基本历程，要从整体上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既需要研究时间更需要新的研究视角。（3）对1840—2010年这170年的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制约因素和经验教训进行研究总结，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经济开放提供政策建议。（4）对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进行概括和总结。全文对留学生派出的类别、留学生如何管理服务、留学生学习专业、留学生本身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等进行分析研究，对如何进一步吸引更多留学生回国服务提供建议。
谷永清[7]（2011）在《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文中认为1888年,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近代民族棉业发展就此揭开序幕。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民族棉业影响深远。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取了大量战争赔款及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棉纺织业从此成为日本在华投资的重点。青岛腹地植棉条件优越,棉货销售市场广阔,但因其为德国势力范围,日人只能通过棉货贸易方式与中国民族资本争夺市场份额,无法将纱厂直接移建于此。德占青岛期间,中日两国棉利之争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德人对青岛及其腹地的利源挖掘具有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他们不仅对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建设进行了详细规划,拨付了巨额帝国财政,还在此注入了西方近代社会的文化精神特质,使其成为“模范”的殖民地。1904年,胶济铁路的修筑完成极大地促进了口岸腹地间贸易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德占当局推行了分余润与华商的商贸策略,以求联华制日；在政治领域,德人与山东地方政府达成部分妥协与合作。此举对口岸与腹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山东推行近代化事业都有积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无暇顾及东亚殖民地,日本趁机利用地缘优势和英日同盟关系对德宣战,并很快占据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东亚的“德——日——华”三足鼎立关系就此瓦解。一战后期,强势的日本在胶州湾兴建了一批近代化棉纺织企业。德人在口岸及腹地兴建的基础建设为日资棉纺织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为构筑产业链条、实现产业优化,进而获取更大剩余价值,日商除加快棉制品生产外,还在腹地开设货栈,倾销棉纱,积极推广棉种改良工作。面对日商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和突如其来的商机,中国实业精英当仁不让,周学熙、潘复等人多方筹资在青岛、济南等地创建了民族棉纺织工厂。北京政府和山东地方政府也出台了鼓励植棉、振兴土纱土布等扞卫利权的措施。青岛及其腹地就此成为中日棉战的新战场。这样,中日棉战范围由长江中下游地区扩展到青岛及其腹地。中日两国在青岛、济南等地的棉制品销售之争推动了山东美棉种植业,棉花商品化种植水平明显提高。1923年,中国政府收回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主权,但大量利权滞留在日人手中,青岛及胶济铁路的优势为中日双方所共有。由于中资企业在资金、技术上处于劣势,青岛棉货利源多半操于日商之手。为挽回利权,中国政府将推广美棉种植、提升原棉价格作为遏制日商获取棉业链条利润的重要手段。1924年后,青岛腹地战乱频仍,自然灾害持续不断,中国政府美棉推广工作遭受挫折,青岛与腹地间的棉货贸易也因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和张宗昌祸鲁而大为减退。国民政府取建立后,中国棉业受到空前重视。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振兴棉业的政策法律,筹设了棉业统制委员会、中央棉产改进所等专门机构,并在全国发起了棉业合作运动,国家棉业形势明显好转。青岛市长沈鸿烈为了挽回棉业利权,积极进行工商保育工作,在李村、高密、安丘等地附设植棉试验场、分场,以扩人美棉种植区。在政府支持下,青岛华资纱厂顶住众多日资企业的竞争,扞卫了棉业利权,成为近代中国弱势民族资本成功发展的典范。在青岛、济南棉纺织业崛起的同时,山东棉花种植业也在韩复榘、张鸿烈等政界人物的积极作为下获得了长足进步。山东棉花种植的崛起首先得益于韩复榘对城乡治安秩序的整饬；其次得益于山东交通、县政及乡村建设工作的快速发展；再次得益于韩氏对构建“独立经济体系”的努力。1930年代,梁漱溟、于鲁溪等人在邹平推行的美棉种植及运销合作事业,是近代中国美棉推广和运销事业的典范。随着邹平模式的推广,山东棉花品质及声誉快速提升。这有力地支持了青岛、济南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青岛、济南华资棉纺织业的进步反过来又刺激和推动了相关制造业的兴起,进而形成了以铁路为载体的邹平（种植）——济南（运销）——青岛（纺纱）——潍县（织布）——周村（印染）的棉业链条运转格局。在这一产业链带动下,青岛及其腹地经济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青岛棉业进步及口岸腹地间棉货贸易的推进对山东城乡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推广植棉使更多的农民告别旧时田园生活,主动融入到由机器大生产构建的棉业链条中。随着棉业链条的转动,青岛的资本主义经营理念、意识形态开始向腹地逐次渗透。这对推动山东区域近代化是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其二,为提高棉花品质、扩大种植范围,一大批新知识精英从城市回归到乡村,发起了棉业合作运动,这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复兴；其三,各级政府为取缔棉花搀水、搀杂弊病和规范棉花交易市场,采取了诸多干预手段,这有助于增强国家对乡村的重视和建设。竞争能促进行业发展。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外部竞争很快就会丧失活力。与日本棉界持续不断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岛棉业的进步。空前的民族危机和产销困难迫使青岛及其腹地棉业人士积极探求合乎自身特点的经营模式,努力扞卫棉业利权,进而达到了迟滞日本经济渗透的效果。抵制日纱、日布运动是民族资本与日商资本竞争的重要内容。这种运动要最终取得胜利单靠热情不行。提高企业经营理念和创新能力才是民族正确的抉择。
梁忠翠[8]（2011）在《韩复榘主鲁时期探析》文中指出山东近代警政发轫于1902年10月山东巡抚周馥裁兵改警,设立省城巡警总局,创立了山东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警察机构。此后,山东历届政府逐步设立、健全各级警察机构,至1928年,山东已经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多层次的比较完善的近代警察组织体系。虽然此一时期警政建设在机构设置、法规制定、职能执行等诸多方面都有了一套较为完整规范的体系,但这只是山东警政近代化进程的启动阶段。1930年9月韩复榘主政山东,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主鲁历程。上任伊始,他很快改组了省政府,并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的四项施政计划。综观韩复榘的治鲁计划和治鲁思想,可以发现均与警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韩复榘政府倾情致力于警察组织系统的建设和力促警察职能的现代化便成为了必然。韩复榘时期,山东警察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从上到下的重组,包括省会警察局、各县级警察局、税务警察、公路警察、卫生警察、秘密警察、外事警察以及民团等,这一时期警察机构建置比以往更加科学合理,更加注重山东的实际情况,勤务分工细密,警种繁多科学,这极大地推动了山东近代政治文明的发展,适应了时代的潮流。在整个警政的运作中,最具能动因素的是警察的管理。韩复榘主鲁时期的警察管理从招录、训练、奖惩等各个环节入手,把规范警察的选拔与任免、考核与奖惩、行为修养与纪律、薪金与保障、教育与培训、勤务和职责等作为重要的管理内容。这一时期的警员待遇改善,公务员性质明显,警政管理范围扩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更加专业化更加职业化的警察队伍开始出现。警察的管理入微入细,比较合理科学,不仅体现了近代先进警察制度文明对中国影响,还反映了韩复榘政府对警察管理的高度重视。总之,这一切为韩复榘时期山东警务活动的开展和稳固韩复榘的山东政权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韩复榘政府不但重警,而且强力用警。韩记山东政府对剿匪所下的功夫是罕见的。韩利用训练有素办事高效的警察组织坚持不懈地进行剿匪,剿匪成为韩记省政府的一项经常性的事务。到1936年,全省各地匪患基本绝迹,这一时期可称得上是自民国元年以来山东最为承平的时期。针对泛滥的烟毒问题,韩复榘时期,经过各级公安局员警的严厉整治,使山东省境的贩毒、吸毒情况大有好转,吸毒、贩毒者大为减少,山东的禁毒禁烟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成为禁烟禁毒模范省。此外这一时期的山东警察还在改良社会风气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领导者的重视,各级员警的努力和行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的运行是韩复榘主鲁时期警务活动能够较为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韩复榘时期的警政建设与运作呈现了很多特点:如法治与人治相结合,韩式断案审案颇受世人注目;山东警务一方面专业化倾向明显,另一方面又存在势力不小的亦军亦警的民团组织;山东警察的社会服务功能较为繁多并且警察的管理出现些许的人性化因素;相对发达的省会警政系统的存在。当然这一时期的警政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警察国家化尚待完全实现;警察经费相对困乏,警政成熟运转艰难;警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警政摆脱不了军政痕迹;警察的社会化功能有待加强等。总之,在南京政府和山东省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时期的山东警政步入了其近代化历程的快速发展时期,1930年至1937年的韩复榘山东警政代表了中华民国时期山东警政的最高水准。
孙向群[9]（2009）在《身在京华，心系齐鲁 ——近代旅京山东人群体研究》文中指出山东是个人口大省,也是移民输出大省。近代山东的大规模向外移民一直是史学界和社会学界关注的历史现象。北京、东北地区、安徽、江苏、河南和上海等都是吸纳山东移民的地区。山东人闯关东成为社会史与移民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人们对山东人“闯京城”的现象关注明显不够。尽管近代旅京山东人和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为北京市民中的庞大群体,但是,学术界对这一移民群体的史学研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北京长期居于京师和首都地位,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城市。北京的商业与山东商人的经营息息相关,以致于近代北京商会的领导权力由山东籍商人所长期操持。近代北京许多行业如餐饮、绸缎、屠宰、粮食、芝麻油和木材加工等等,都是山东商人纵横驰骋的天下。由此,在古老的北京城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且极有势力的商人群体——山东商帮（简称鲁商）。从清代到北洋时期,北京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一些有志于成才的山东学子把获取深造的希望放在了北京,北京的学校集聚了大量的鲁籍学生,这些鲁籍学生毕业之后有的步入官场,逐渐成为北京军政界不可忽视的群体。从事体力劳动的山东人则是下层群体。大批失去土地的山东农民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北京谋生,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北京作为近代消费城市的特征使得这些身无分文的山东移民只能选择体力劳动来维护他们的自身生存。由此,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初步的印象,近代山东人向北京持续不断地移民,是自然与社会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山东移民在北京具有庞大的数量和复杂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巨大的社会能量。山东人向北京的常态性迁移较之于山东移民“闯关东”现象有很大的差别。山东人入京现象的成因、变化和影响都有哪些独特的动机?他们对转换生活空间又持有怎样的期待呢?在北京当地人（实际上他们当中很多人也是外来移民的后代）看来,这些移入北京的山东人仍然是“客民”。商业的竞争、政治上的倾轧以及本地人的排外观念都对旅京山东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旅京山东人在北京的适应过程也是充满曲折的。他们在北京如何拓展自身的生活空间?旅京山东人几乎分布于北京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常年在北京生活,有的人终生未再返回故土,然而他们对家乡的眷恋却又是十分厚重的。旅京山东人利用同乡关系结成了一种极有韧性的社会网络——同乡网络。这种网络的构成和扩大为旅京山东人跨阶层、跨行业地寻求利益共识,表达共同呼声提供了可能。但是,这种网络并不是处于无限制扩大的状态之中,在特定的情境下也有选择和排斥。那么,旅京山东人又是以何种标准来相互认同的呢?旅京山东人并不是单向的索求者,他们在各北京的行各业中谋生发展,客观上为北京城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北京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留下了山东人的深深足迹。那么怎样看待旅京山东人对北京近代城市发展的作用及影响呢?近代中国风起云涌,旅京山东人在北京这个特殊的城市空间里上演了种种生动的历史活剧。在涉及山东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如在民国初年收回青岛和威海卫问题、解决临城劫案等事件中,旅京山东人都积极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家乡安危的忧虑是促成旅京山东人投入这场爱乡、爱国运动的主要因素,但是他们是如何借助北京这一特殊城市空间对家乡事务发挥影响?又是如何处理家乡认同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呢?问题的产生引发笔者探索“近代旅京山东人”这一主题的兴趣。笔者决定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时期和整个民国时期,即1840年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为考察时段,将这一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旅京山东人作为考察对象,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方法,通过对多种史料的解读,来动态而完整地再现旅京山东人的历史风貌。全文除了导言和结论,共有六章:第一章“北望燕赵,南览齐鲁——近代山东人进京概况”。本章分析近代山东人的迁移入京客观原因和主观动机,并结合京鲁之间的地缘关系和北京的城市特征来说明北京何以能大量吸纳山东移民。第二章“从会馆到同乡会——旅京山东人的同乡组织”。近代,随着山东人在北京的聚集,成立同乡组织成为必然。山东人最初在北京成立了传统的同乡组织——会馆。清末以来,由于社会形势变化以及移民数量的增加等因素,现代性的同乡组织——同乡会开始出现。同乡组织在旅京山东人中具有重要凝聚作用。第三章“近代北京的山东商帮”。山东商帮是旅京山东人群体中比较有稳定性的一个部分。山东商帮在北京的经营业务与他们的籍贯有明显的关联,展现出同业即同乡的特征。山东商帮在北京的长期发展,彰示了旅京山东人在北京如何取得经济地位,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地位的历程。山东商帮对近代北京商会的长期把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随着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同业之间的竞争使得同乡网络在经济利益面前被弱化。第四章“北京与山东的互动:旅京山东人的推力”。旅京山东人是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尽管他们进入北京的途径不同,社会地位和职业分工也不同,但他们都对北京的城市发展起到了程度不等的作用。本章把王懿荣、宋哲元、赵登禹和时传祥纳入到一个研究视野中,形象地阐述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旅京山东人对北京城市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旅京山东人虽然身在北京,但是仍然关心家乡事务,通过不同的途径对家乡事务发挥作用或施加影响。北京这个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城市为他们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在特定情况下,旅京山东人起到了沟通家乡与中央的作用。第五章“清末旅京山东人同乡网络的整合——以莱阳民变为背景”。清末时期,旅京山东人的地方利益意识普遍上升。在中央权威严重下降的时期,旅京山东人表达了对清政府加强控制地方的不满。本章以莱阳民变为背景,可以看出旅京山东人在政治上所构成的网络与发挥的作用。第六章“爱乡与爱国的统一——以青岛和威海卫交涉为背景”。本章叙述旅京山东人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活动,展现了旅京山东人如何通过北京这个特殊的城市空间,实现了爱国与爱乡的统一。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移民群体,旅京山东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在北京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同时也对家乡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大批山东人在北京从事商业活动,活跃了北京的市场,满足了北京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需要,同时,一些山东商人扩大了资本积累,提高了自身在北京的社会地位,并将其转化为政治资源。旅京山东人充分利用家乡的地理优势和文化资源,通过迁居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城市,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并构成了一个极有张力和韧性的同乡网络,这个网络具有广泛性、持续扩张性、选择性的特征。旅京山东人依靠同乡网络加强了自身在北京的社会地位,有效地保障了自身的利益,把自身培育成京城中不可小觑的移民群体。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迁,每个生活在北京的山东人都不由自主地卷入到这个社会变迁的潮流中。从日常生活行为到文化价值观念,都无不受到变迁潮流的推动而发生位移,尽管这种位移在某个特定时期看起看来是相当缓慢的。当然,与山东相比,尤其是山东的广大农村相比,北京社会变迁的步骤更为明显。因此,旅京山东人比家乡人更多地接受了近代文明的泽润。然而,对众多的旅京山东人来说,进入北京这座城市,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调适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以适应在北京的“他乡”生活。这一问题在本文研究中有充分的解释。可以看出,旅京山东人在近代社会变迁中,表现出很强的适应能力,既有对空间变化的适应,又有对时代变化的适应。自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强力手段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被迫告别漫长的封建时代,在动荡中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尽管山东人进京潮流并未发生较大的改变,北京仍然是山东人移居的重要目的地。但是,北京已经呈现出向近代化城市转变的态势。近代工商业在北京开始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农业大省的山东人进入北京后,就大多从事与北京日常经济生活相关的工作,从掏井担粪到经营饭庄和绸布店,可以说北京的工商业都有山东人的踪影。旅京山东商人在精心经营自己的传统项目的同时,一些商人将眼光放到了新兴的经营项目如啤酒酿造业。无疑,在北京谋生创业的过程中,山东人不仅实现了居住空间的转换,而且不由自主地完成了从乡村居民向城市市民的社会角色转换。旅京山东人的这种社会角色转换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自身的观念转变。他们在北京以山东同乡相互建构家乡认同的同时,又把这种认同融合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这种转变是与民族国家意识的上升同步的。如果说在莱阳民变中,旅京山东人总体上还是以家乡利益为本位,那么这种爱乡意识与效忠封建王朝的意识是有明显差距的。当然,这种爱乡意识不能被简单定性为狭隘的地域意识。因为通过切身地体会到家乡利益的损失,旅京山东人深刻地意识到这种问题在全国范围的普遍性。由于清王朝即将处于覆灭的状态,一个满目疮痍,与民为敌,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封建王朝难以唤起全国民众的效忠,故旅京山东人难以把对家乡的忠诚转化为对清王朝的忠诚,自然也无法实现与清政府通畅而有效的沟通。到五四运动时期,旅京山东人把家乡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统一起来,并与北洋政府实现了有效的沟通。五四运动避免大规模暴力流血事件的发生,与旅京山东人争取鲁籍军政人员的支持和理解有很大的关系。类似吴佩孚这些手握生杀大权的人物,之所以对五四运动表现出支持和同情,固然是本于自身利益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政治姿态,其目的在于排斥当时亲日的皖系段祺瑞和徐树铮势力,从而赢得全国各界民众的好感。但是,吴佩孚的表态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他身为山东人,不可能完全割舍对家乡的感情。当家乡的主权利益受到侵害时,顺应同乡的呼吁也就合乎一种历史逻辑了。旅京山东人在近代历史上把爱乡与爱国意识的统一,表明一个地域群体,只有与国家建立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以狭隘的眼光来看待自身与别的地域关系,才能让自己身处其中的国家孕育长久不衰的生命力。
鲍红[10]（2007）在《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模式研究》文中提出自1997年，中央将“改革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逐步形成功能合理、方便群众的卫生服务网络”作为卫生工作的发展方向后，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蓬勃开展。到2005年底，全国已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7万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38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15476个，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体系基本形成。在组织体系和管理体系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相当不平衡。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认识滞后，服务面不广、层次不深，全科医学培养没有形成合力，投入的补偿机制不到位，管理缺乏规范性等问题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严重地制约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开展和发展。各地在社区卫生服务开展过程中，普遍感到困惑的一是政策不明朗，可操作性差，特别是缺乏具体政策的指导；二是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参考，一些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往往并不适用于一般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三是社区卫生服务如何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如何与当地的卫生服务需求相适应。基于此研究背景，本研究主要通过对国内、外社区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进行分析，重点研究他们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组织形式，机构的性质，不同机构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取得的主要成绩和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可推广应用的价值，并进行必要的比较分析。从而提出对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及机构的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性建议。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专家座谈法、现场调查分析与典型案例剖析相结合、关键人物访谈法、小组讨论法等多种调查研究方法，对国内、外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从组织结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比较，提出进一步完善发展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合理化建议，以供政府决策者参考。结果共分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国外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现况进行研究。通过对几个发达国家（英、美、加、澳、德）社区卫生服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可资我们学习的经验以及教训。第二部分是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历史及现况研究。通过对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历史背景、取得成效，分析一下缺陷和原因。同时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选取深圳市宝安区公明街道作为样本研究城市，围绕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运行机制情况作一下比较研究。重点分析研究它的改革前后社区卫生服务管理模式的各个方面。分析产生改革的原因与背景，以及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最后是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目标模式。通过分析归类，从政府角度、机构本身建设等方面提出我国社区卫生服务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潍坊监狱聘任内部助理技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潍坊监狱聘任内部助理技师（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社区农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源起:高速城镇化引发严峻的社会、食物和环境问题 |
| 1.1.2 契机:社区农园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
| 1.1.3 困境:社区农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
| 1.1.4 小结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3.1 社区 |
| 1.3.2 社区农园 |
| 1.3.3 社区农园与份地农园 |
| 1.3.4 社区农园与社区农业 |
| 1.4 研究问题、内容和框架 |
| 1.4.1 研究问题 |
| 1.4.2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5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点 |
| 第2章 社区农园发展历程与研究现状综述 |
| 2.1 社区农园相关规划设计理论回顾 |
| 2.1.1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蕴含农业生产的城市规划构想 |
| 2.1.2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重建社区农业的思想 |
| 2.1.3 二十一世纪初期:与农业共生的城市规划理论 |
| 2.1.4 当代农业与社区关系的理论研究 |
| 2.2 社区农园相关实践探索脉络分析 |
| 2.2.1 社区农园的实践渊源 |
| 2.2.2 英国社区农园的当代发展 |
| 2.2.3 美国社区农园的当代发展 |
| 2.2.4 中国社区农园的当代发展 |
| 2.3 关于社区农园政策环境的分析 |
| 2.3.1 国外社区农园政策环境 |
| 2.3.2 国内社区农园政策环境 |
| 2.4 关于社区农园设计模式的研究 |
| 2.4.1 社区农园的区位特征 |
| 2.4.2 社区农园的空间设计特征 |
| 2.4.3 社区农园的种植模式 |
| 2.5 关于社区农园参与机制的研究 |
| 2.5.1 社区农园的参与动机 |
| 2.5.2 社区农园的组织模式 |
| 2.5.3 社区农园的管理模式 |
| 2.5.4 社区农园的运营模式 |
| 2.6 关于社区农园效益的研究 |
| 2.6.1 社区农园的经济效益 |
| 2.6.2 社区农园的社会效益 |
| 2.6.3 社区农园的生态效益 |
| 2.6.4 社区农园的健康效益 |
| 2.7 关于社会资本与社区农园的研究 |
| 2.7.1 社会资本与促进社区农园成员间社会融合 |
| 2.7.2 社会资本与提高社区农园成员的资源调动能力 |
| 2.7.3 社会资本与增强社区农园成员的政治权利 |
| 2.8 社区农园研究现状分析 |
| 2.9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社区农园现状调查分析 |
| 3.1 基于GIS的中国社区农园空间分布研究 |
| 3.1.1 GIS分析思路和方法概述 |
| 3.1.2 中国社区农园整体空间分布特征 |
| 3.1.3 中国社区农园空间分布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关系 |
| 3.2 基于调研的中国社区农园专项特征解析 |
| 3.2.1 调研目的、方法和内容概述 |
| 3.2.2 问卷结果统计与案例概况 |
| 3.2.3 社区农园设计模式分析 |
| 3.2.4 社区农园参与机制分析 |
| 3.2.5 社区农园效益分析 |
| 3.2.6 社区农园问题诊断 |
| 3.2.7 问题的解决思路:明确社区农园社会价值,构建社区农园的设计策略和参与机制,指导农园建设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社区农园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因素 |
| 4.1 社会资本与社区农园的关联性 |
| 4.1.1 社会资本概念的起源和发展 |
| 4.1.2 社区农园语境下社会资本的定义和分类 |
| 4.1.3 社会资本与社区农园社会作用的理论对接 |
| 4.2 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社区农园的社会作用解析 |
| 4.2.1 社会资本在社区农园中的培育 |
| 4.2.2 社区农园社会资本的功能 |
| 4.2.3 理论框架——社区农园促进社会资本培育的机制分析 |
| 4.3 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空间要素和社会要素分析 |
| 4.3.1 已有关于社区农园社会资本及其影响要素的研究 |
| 4.3.2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4.3.3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设计策略研究 |
| 5.1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案例分析 |
| 5.1.1 北京育园 |
| 5.1.2 上海创智农园 |
| 5.1.3 深圳馨月园 |
| 5.1.4 上海梅园 |
| 5.2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选址策略 |
| 5.2.1 优先利用街道或社区中心闲置地 |
| 5.2.2 开放社区公共服务单位附属场地 |
| 5.2.3 融入社区公园 |
| 5.2.4 活化社区消极空间 |
| 5.3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空间设计策略 |
| 5.3.1 建立开放性社区农园,实现人人共享目标 |
| 5.3.2 “因地制宜”地构建公共交往空间 |
| 5.3.3 营造规整有序的种植形式 |
| 5.3.4 配置适当比例的观赏性景观 |
| 5.3.5 增设必要的基础设施,采用复合式设计 |
| 5.3.6 构建服务于不同群体的种植园区 |
| 5.3.7 不同空间载体下社区农园设计手法分析 |
| 5.4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实践应用 |
| 5.4.1 点——天津万盈家园社区食物花园项目 |
| 5.4.2 线——天津丁字沽工人新村十三段社区生产性步道设计方案 |
| 5.4.3 面——天津丁字沽工人新村十三段社区有农化设计方案 |
| 5.4.4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参与机制研究 |
| 6.1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组织模式 |
| 6.1.1 分阶段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方式解析 |
| 6.1.2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模式中参与主体的权责分析 |
| 6.1.3 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模式的途径 |
| 6.2 健全管理监督制度 |
| 6.2.1 设立社区农园行政管理部门和社区农园协会,完善监管结构 |
| 6.2.2 设置有效公开的管理制度和规则 |
| 6.2.3 分类型社区农园管理建议 |
| 6.2.4 设置完善的监督机制 |
| 6.3 开展多样化运营活动,拓展农园社会资本宽度 |
| 6.3.1 开展文化类活动 |
| 6.3.2 开展自然教育类活动 |
| 6.3.3 开展商业类活动 |
| 6.3.4 开展综合类活动 |
| 6.4 参与机制的有效性分析 |
| 6.4.1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模式的有效性分析 |
| 6.4.2 健全管理监督制度的有效性分析 |
| 6.4.3 开展多样化运营活动的有效性分析——以商业类活动对社会网络形成的影响为例 |
| 6.5 政策建议:建立支持社区农园的政策体系,保障社会资本培育 |
| 6.5.1 国家层面 |
| 6.5.2 地方层面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和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拓展——绿色生产性社区视角下的社区农园 |
| 7.3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附录 D |
| 附录 E |
| 附录 F |
| 附录 G |
| 附录 H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2）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4）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的意义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社区养老服务的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社区养老服务的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一、核心概念的理解和确认 |
| 二、理论视角：福利多元主义 |
| 三、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服务维度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行政主导型的街居服务模式 |
| 一、街居服务模式的由来 |
| 二、街居服务模式案例分析 |
| 三、街居服务模式的优势与不足 |
| 四、社区居委会与民间组织在提供服务方面的差距 |
| 五、街居服务模式的完善和创新 |
| 第五章 政府与社会合作供给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
| 一、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的由来 |
| 二、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案例分析 |
| 三、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的优势与不足 |
| 四、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的完善 |
| 第六章 计划经济的遗产——单位服务模式 |
| 一、单位服务模式的由来 |
| 二、单位服务模式案例分析 |
| 三、单位服务模式的优势与不足 |
| 四、单位服务模式的发展趋势 |
| 第七章 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服务模式 |
| 一、市场服务模式的由来 |
| 二、市场服务模式案例分析 |
| 三、市场服务模式的优势与不足 |
| 四、家政服务公司的规范化、专业化建设 |
| 五、家政企业对政府和社会的期望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若干问题的讨论 |
| 三、未来研究的期望 |
| 四、研究的主要创新与不足 |
| 附录一 访谈大纲 |
| 附录二 个案访谈对象名单 |
| 附录三 主要访谈记录 |
| 附录四 政府购买模式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反馈调查问卷 |
| 附录五 相关政策法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 ——一项对H市XS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职校工（生）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职业教育与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论述 |
| （一） 教育在阶层中的作用 功能主义与冲突理论的歧见 |
| （二） 职业教育 阶层再制还是劳动力提升 |
| （三） 职业技术分层 产业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 |
| 三、 研究的意义 |
| 第二章 理论概念与研究方法 |
| 一、 理论概念 |
| （一） 教育的阶级再生产理论 |
| （二） 劳动过程理论 |
| （三） 核心概念 |
| 二、 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与调查对象说明 |
| 第三章 国家产业政策与农村家庭劳动方式、中职教育的选择 |
| 一、 农业劳动方式向工业劳动方式转化 |
| （一） 农村劳动力农业劳动方式的维系 |
| （二） 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劳动用工的机会 |
| 二、 职业教育发展与农村家庭职业教育选择 |
| （一） 工业化与中等职业教育政策 |
| （二） 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的影响层面 |
| 三、 农村家庭子女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具体选择 |
| （一） 考试制度 |
| （二） 社会选择 |
| （三） 分流的反应 |
| 四、 小结 |
| 第四章 中职教育 中职校工（生）的初次整合 |
| 一、 职业知识技术训导 |
| （一） 两类不同意愿的学生 |
| （二） 各自专业的技术训导 |
| （三） 与工厂有关的知识技术训导 |
| 二、 职业个性品质训导 |
| （一） 中职学校的时空控制 |
| （二） 纪律约束中的个性品质 |
| （三） 规范内化中的个性品质 |
| 三、 职业教育成层意识训导 |
| （一） 学校的成层文化 |
| （二） 中职校生成层认同意识 |
| （三） 中职校生成层抵制意识 |
| 四、 小结 |
| 第五章 职校到工厂 中职校工（生）初次整合后的分配 |
| 一、 职业资格与顶岗实习 |
| （一） 职业资格空间 |
| （二） 实习与顶岗实习 |
| 二、 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背景与劳动力市场 |
| （一） 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背景 |
| （二） 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劳动力市场 |
| 三、 中职校工（生）劳动力“符应”分配机制 |
| （一） 初职的符应分配机制 |
| （二） 符应分配机制产生的认同与抵制 |
| 四、 小结 |
| 第六章 制造业工厂制度 中职校工（生）的再次整合 |
| 一、 下沙制造业工厂的劳动组织控制结构与中职校工（生）的定位 |
| （一） 下沙制造业工厂的劳动分工与等级 |
| （二） 下沙制造业工厂的时空控制 |
| （三） 中职校工（生）在下沙各类制造业企业中的职业层次与变动依据 |
| 二、 制造业工厂职业知识技术再训导 |
| （一） 职业知识技术训导的推动力与中职校工（生）的认识 |
| （二） 职业知识技术训导论的途径与中职校工（生）的选择 |
| 三、 制造业工厂个性品质再训导 |
| （一） 以工厂纪律为基础的规则定向再训导 |
| （二） 以工厂考核为指向的规范内化再训导 |
| 四、 小结 |
| 第七章 制造业工厂制度的延伸 国家意识形态下的中职校工（生）向产业工人阶层的转变 |
| 一、 下沙开发区制造业工厂制度（体制）的变迁与中职校工（生）的认识 |
| （一） 制造业工厂内部层面的问题 |
| （二） 制造业工厂外部层面的问题 |
| 二、 下沙开发区制造业中职校工（生）的职业流动与阶层意识 |
| （一） 中职校工（生）的职业流动 |
| （二） 中职校工（生）的阶层意识 |
| 三、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 主要结论 |
| 二、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成果 |
| 后记 |
（6）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整体评价 |
| 1.3 研究方法、内容安排与主要创新 |
| 1.3.1 论文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内容安排 |
| 1.3.3 论文主要创新 |
| 第2章 鸦片战争后的对外经济开放（1840—1894 年） |
| 2.1 对外经济开放的国内外局势 |
| 2.1.1 国际局势 |
| 2.1.2 国内局势 |
| 2.2 对外贸易由顺差转逆差 |
| 2.2.1 西方列强的特权 |
| 2.2.2 对外贸易形势逆转 |
| 2.3 对外资金交流日益频繁 |
| 2.3.1 银行业 |
| 2.3.2 保险业 |
| 2.3.3 商业 |
| 2.3.4 航运业 |
| 2.3.5 工业 |
| 2.3.6 外债 |
| 2.4 技术引进方兴未艾 |
| 2.4.1 军事工业技术的引进 |
| 2.4.2 矿冶技术的引进 |
| 2.4.3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引进 |
| 2.4.4 科技人才的引进 |
| 2.4.5 向外国派遣留学生 |
| 2.5 “苦力贸易”规模空前（1840—1911 年） |
| 2.5.1 人口外迁的动因 |
| 2.5.2 “苦力贸易”的输出方式 |
| 2.5.3 “苦力贸易”的运输过程 |
| 2.5.4 “苦力贸易”的输出范围 |
| 2.5.5 “苦力贸易”的影响和后果 |
| 2.6 对外经济开放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2.6.1 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
| 2.6.2 民族资本企业的步履维艰 |
| 2.6.3 农产品商品化逐渐加速 |
| 2.6.4 工商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
| 2.6.5 新兴工商业城市发展壮大 |
| 2.6.6 对外经济开放在屈辱中起步 |
| 第3章 甲午战争后的对外经济开放（1895-1911 年） |
| 3.1 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概述 |
| 3.1.1 科技革命密切了世界的联系 |
| 3.1.2 国内市场不断扩大 |
| 3.2 主权矮化下的对外贸易 |
| 3.2.1 对外贸易主权的进一步丧失 |
| 3.2.2 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 |
| 3.2.3 对外贸易逆差扩大 |
| 3.3 西方列强进一步控制清政府 |
| 3.3.1 西方列强对华投资 |
| 3.3.2 清政府外债 |
| 3.4 大量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管理和人才 |
| 3.4.1 技术引进 |
| 3.4.2 管理方法的引进 |
| 3.4.3 科技人才的引进 |
| 3.4.4 向日本和美国派遣留学生 |
| 3.5 对外经济开放的作用和影响 |
| 3.5.1 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 |
| 3.5.2 农产品商品化进一步提速 |
| 3.5.3 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 |
| 3.5.4 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 |
| 3.5.5 西方列强经济侵略变本加厉 |
| 3.5.6 清政府实行主动性对外经济开放 |
| 第4章 北洋政府对外经济开放（1912-1927 年） |
| 4.1 国内外局势扫描 |
| 4.1.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
| 4.1.2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
| 4.2 对外贸易持续增长 |
| 4.2.1 增开商埠 |
| 4.2.2 减少进口，扩大出口 |
| 4.2.3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
| 4.2.4 力争关税自主权 |
| 4.2.5 收回对外贸易主权的努力 |
| 4.2.6 对外贸易发展状况 |
| 4.3 利用外资反被外资利用 |
| 4.3.1 西方列强在华投资快速增长 |
| 4.3.2 北洋政府的外债 |
| 4.4 对外技术交流蓬勃发展 |
| 4.4.1 技术引进全面展开 |
| 4.4.2 引进泰罗制管理方法 |
| 4.4.3 中国留学生成为引进人才的重点 |
| 4.4.4 技术出口势单力薄 |
| 4.4.5 继续派遣留学生 |
| 4.5 人口外迁波浪式前进 |
| 4.5.1 人口外迁的动因 |
| 4.5.2 人口外迁的输出方式 |
| 4.5.3 人口外迁的运输过程 |
| 4.5.4 人口外迁的范围 |
| 4.5.5 人口外迁的影响和后果 |
| 4.6 对外经济开放的影响和评价 |
| 4.6.1 农产品商品化继续发展 |
| 4.6.2 国家经济平稳发展 |
| 4.6.3 催生了行业革命 |
| 4.6.4 依然受制于西方列强 |
| 第5章 南京国民政府对外经济开放（1928-1936 年） |
| 5.1 国内外环境鸟瞰 |
| 5.1.1 “产业合理化运动”和经济大危机 |
| 5.1.2 建立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5.2 对外贸易总体发展势头良好 |
| 5.2.1 废除协定关税，实现关税自主 |
| 5.2.2 废除领事裁判权 |
| 5.2.3 健全机构，加强领导 |
| 5.2.4 对外国商品恶意倾销进行限制 |
| 5.2.5 易货偿债政策和出口贸易管制 |
| 5.2.6 对外贸易曲折中前进 |
| 5.3 西方列强用金融大棒施加影响 |
| 5.3.1 西方列强对华投资快速增长 |
| 5.3.2 南京国民政府重树国家信用 |
| 5.4 高度重视对外技术交流 |
| 5.4.1 技术引进力度大 |
| 5.4.2 管理方法引进不尽人意 |
| 5.4.3 人才引进走向正规化 |
| 5.4.4 继续向外国派遣留学生 |
| 5.5 对外经济开放促进经济发展 |
| 5.5.1 经济在曲折前进 |
| 5.5.2 农村经济波动发展 |
| 5.5.3 民族工业发展受限 |
| 5.5.4 城市化进程相对落后 |
| 5.5.5 重技术模仿轻制度学习 |
| 第6章 抗战时期对外经济开放（1937-1945 年） |
| 6.1 对外经济开放的国内外局势 |
| 6.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
| 6.1.2 日本侵华压缩国内市场 |
| 6.2 实行战时对外贸易管制政策 |
| 6.2.1 实施对外贸易管制 |
| 6.2.2 执行易货偿债政策 |
| 6.2.3 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
| 6.2.4 对外贸易一波三折 |
| 6.3 西方列强扩大在华影响力 |
| 6.3.1 美国成为最大的对华投资国 |
| 6.3.2 巨额外债购买武器 |
| 6.4 高度重视技术引进和技术发明 |
| 6.4.1 克服困难引进技术 |
| 6.4.2 推广成本会计制度和行政三联制 |
| 6.4.3 人才引进更加规范 |
| 6.4.4 放宽条件鼓励留学 |
| 6.5 对外经济开放的特点和影响 |
| 6.5.1 战时贸易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
| 6.5.2 美国加强对华控制 |
| 6.5.3 对外贸易垄断加速官僚资本膨胀 |
| 6.5.4 民族工业衰退明显 |
| 6.5.5 对外经济开放受限于战争也服务于战争 |
| 第7章 内战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1946-1948 年） |
| 7.1 国内外环境分析 |
| 7.1.1 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
| 7.1.2 国共两党开始打内战 |
| 7.2 对外贸易纳入世界贸易体系 |
| 7.2.1 缔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
| 7.2.2 实行贸易管制政策 |
| 7.2.3 出口贸易相对繁荣 |
| 7.3 美国加大对华资本输出 |
| 7.3.1 美国成为最大的对华投资国 |
| 7.3.2 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债权国 |
| 7.4 对外技术交流继续进行 |
| 7.4.1 技术引进满足于低水平模仿 |
| 7.4.2 管理方法引进缺乏动力 |
| 7.4.3 人才引进工作进展缓慢 |
| 7.5 对外经济开放的影响和特征 |
| 7.5.1 战争制约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 |
| 7.5.2 中国主动融入世界 |
| 7.5.3 美国霸占中国市场 |
| 7.5.4 对外经济开放大起大落 |
| 第8章 新中国过渡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1949-1956 年） |
| 8.1 国内外局势的综合比较 |
| 8.1.1 两大敌对阵营的形成 |
| 8.1.2 学习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
| 8.2 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
| 8.2.1 建立新型外贸体制和机构 |
| 8.2.2 外贸重点发生转变 |
| 8.2.3 外贸由长期逆差转变为顺差 |
| 8.2.4 对外贸易加快发展 |
| 8.3 对外资金交流形式多样 |
| 8.3.1 从苏联和东欧引进大量外资 |
| 8.3.2 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界限模糊 |
| 8.3.3 举借外债缓解资金不足压力 |
| 8.4 对外技术交流更加深入 |
| 8.4.1 大量引进成套设备 |
| 8.4.2 从苏联引进管理方法 |
| 8.4.3 引进大批科技人才 |
| 8.4.4 技术出口极其微弱 |
| 8.4.5 派遣留学生工作的起步 |
| 8.5 对外劳务交流走上正常化 |
| 8.5.1 从对外移民到劳务输出 |
| 8.5.2 劳务输出成为外援的一部分 |
| 8.6 对外经济开放走进新时代 |
| 8.6.1 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 |
| 8.6.2 对外贸易起点很低 |
| 8.6.3 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
| 8.6.4 工业部门结构向多元化发展 |
| 8.6.5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
| 8.6.6 对外经济开放开创新纪元 |
| 第9章 计划经济时期的对外开放（1957-1977 年） |
| 9.1 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综合考察 |
| 9.1.1 中美关系由对峙走向缓和 |
| 9.1.2 国内政治环境恶劣 |
| 9.2 对外贸易受到强烈冲击 |
| 9.2.1 对外贸易重点发生转移 |
| 9.2.2 提出“大进大出”口号 |
| 9.2.3 实行“以进养出”战略 |
| 9.2.4 对外贸易遭受冲击 |
| 9.2.5 建立基地扩大出口 |
| 9.3 对外资金交流速度下降 |
| 9.3.1 引进外资进展缓慢 |
| 9.3.2 利用外债从重视到抛弃 |
| 9.3.3 对外援助作用巨大教训深刻 |
| 9.4 技术引进工作重点转向西方国家 |
| 9.4.1 技术引进曲折发展 |
| 9.4.2 形成独特的企业管理模式 |
| 9.4.3 留学生工作的恢复与摸索 |
| 9.5 印尼华侨回迁和“伊塔事件” |
| 9.5.1 印尼排华导致华侨回迁 |
| 9.5.2 中苏边境“伊塔事件” |
| 9.6 对外经济开放的作用和反思 |
| 9.6.1 加速了经济发展速度 |
| 9.6.2 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 |
| 9.6.3 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奠定基础 |
| 9.6.4 经济开放与国内政治稳定相辅相成 |
| 9.6.5 外债规模要保持合适比例 |
| 9.6.6 对外援助要与国家经济实力相匹配 |
| 第10章 走向市场经济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1978-2010 年） |
| 10.1 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 |
| 10.1.1 苏联解体和 WTO 成立 |
| 10.1.2 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国策 |
| 10.2 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
| 10.2.1 积极优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
| 10.2.2 不断创新对外贸易方式 |
| 10.2.3 稳步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 |
| 10.2.4 实行鼓励出口政策 |
| 10.2.5 商品结构日趋合理 |
| 10.2.6 中国制造誉满全球 |
| 10.3 对外资金交流前所未有 |
| 10.3.1 大规模引进外资 |
| 10.3.2 大手笔对外投资 |
| 10.3.3 充分利用外债 |
| 10.3.4 对外援助增强了中国的辐射力 |
| 10.4 对外技术交流走上快车道 |
| 10.4.1 技术引进前所未有 |
| 10.4.2 技术出口规模大增 |
| 10.4.3 管理方法从引进到创新 |
| 10.4.4 多种形式引进科技人才 |
| 10.4.5 留学生派遣规模化、常态化 |
| 10.5 对外劳务合作和对外旅游蓬勃发展 |
| 10.5.1 对外劳务输出增长惊人 |
| 10.5.2 移民主体发生改变 |
| 10.5.3 旅游成为经济增长新亮点 |
| 10.6 对外经济开放的历史进程划分 |
| 10.6.1 主动探索期 |
| 10.6.2 高速发展期 |
| 10.6.3 全面提升期 |
| 10.7 对外经济开放的伟大成就 |
| 10.7.1 成就中国 30 多年经济发展奇迹 |
| 10.7.2 对外贸易的作用日益凸显 |
| 10.7.3 对外援助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 |
| 10.7.4 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增加 |
| 10.7.5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
| 10.7.6 技术引进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然选择 |
| 10.7.7 对外经济开放的路径和模式 |
| 第11章 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制约因素和经验教训 |
| 11.1 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 |
| 11.1.1 从被动屈辱到主动可控 |
| 11.1.2 从任人宰割到实现双赢 |
| 11.1.3 从学习西方到中国特色 |
| 11.1.4 从漠视华侨到重视华侨 |
| 11.1.5 从闭关锁国到融入世界 |
| 11.2 对外经济开放的制约因素 |
| 11.2.1 国际环境 |
| 11.2.2 国内环境 |
| 11.2.3 文化氛围 |
| 11.2.4 军事因素 |
| 11.2.5 技术因素 |
| 11.2.6 法律因素 |
| 11.3 对外经济开放的经验教训 |
| 11.3.1 对外经济开放要持之以恒 |
| 11.3.2 对外经济开放要稳中求进 |
| 11.3.3 对外经济开放要防范风险 |
| 11.3.4 对外经济开放要内外兼顾 |
| 11.3.5 对外经济开放要精心设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学术论文和参与项目目录 |
（7）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表图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学术史综述 |
| 二、相关界定 |
| 三、选题的学术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德占胶州和山东植棉事业的兴起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棉业形势 |
| 一、国外棉业沿革、中国棉花种植及华棉纺织业的递嬗 |
| 二、中外棉货贸易变迁和民族棉纺织工业发轫 |
| 三、三色旗叠映下的胶州——德国“模范”殖民地的开辟 |
| 第二节 东亚棉纺织业崛起及美棉在山东引种 |
| 一、中国棉业新形势 |
| 二、青岛棉货贸易崛起和腹地扩大植棉 |
| 第二章 1914～1928年间中日在青岛及其腹地的棉利之争 |
| 第一节 青岛日资棉纺织业兴起及其对腹地利权的蚕食 |
| 一、日本占胶州和攫取山东利源 |
| 二、青岛的日资棉纺织工业 |
| 三、日商主导的美棉拓殖业 |
| 第二节 青岛回归及棉业利权的挽回 |
| 一、中国收回青岛的努力 |
|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青岛棉业 |
| 第三节 一战与青岛及其腹地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 |
| 一、一战期间的民族制造业 |
| 二、一战后期日华纱厂的竞相发展及日资纱厂的胜出 |
| 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期的成因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期间的青岛及腹地棉业发展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棉业新政 |
| 一、中国棉业危机 |
| 二、国民政府干预棉产及棉运的工作 |
| 三、华资纱业的复苏 |
| 第二节 工商保育政策下的青岛棉业 |
| 一、沈鸿烈振兴青岛工商事业的努力 |
| 二、口岸——腹地棉业链条的重构 |
| 三、弱势进取的青岛华资棉纺织业 |
| 第三节 腹地“模范省”的棉业工作 |
| 一、青岛腹地贸易秩序的整饬 |
| 二、美棉种植事业的新发展及相关产业的进步 |
| 三、国货制服运动和山东棉业的盛衰 |
| 第四章 青岛棉业进步与腹地区域经济变迁 |
| 第一节 从棉花美化到棉花神话 |
| 一、山东棉花工业品质的铸就 |
| 二、“要发家、种棉花”——推广美棉的成就 |
| 第二节 山东棉花交易市场和鲁棉商业信誉 |
| 一、青岛腹地棉花交易网络 |
| 二“棉惑”问题及其解决 |
| 第三节 抵制日货下的青岛棉业 |
| 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频繁的抵制日货运动 |
| 二、困难逼出正确——弱势民族资本的抉择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韩复榘主鲁时期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重点、难点、创新点 |
| 四、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山东警政近代化进程的启动 |
| 一、清末山东警政的草创 |
| 二、北京政府时期山东警政概况 |
| 第二章 韩复榘主鲁时期的警政机构建设 |
| 一、韩复榘主政山东及其施政纲领 |
| 二、警政机构设置概况 |
| （一） 省会公安局 |
| （二） 县级警察机关的设置 |
| 三、特别警察机构建设 |
| （一） 特种公安局 |
| 1、烟台特种公安局 |
| 2、龙口特种公安局 |
| 3、威海卫公安局 |
| （二） 税务警察 |
| 1、税务警察编制 |
| 2、税务警察的任用与管理 |
| 3、税务警察训练 |
| （三） 公路警察 |
| （四） 卫生警察 |
| （五） 秘密警察组织 |
| 1、特别侦谍队 |
| 2、高级侦探队 |
| （六） 外事警察与女子警察 |
| 1、外事警察 |
| 2、女子警察 |
| 四、民团辅警 |
| （一） 设置概况 |
| （二） 经费 |
| （三） 民团装备 |
| 五、邹平联庄会 |
| 小结 |
| 第三章 警察管理 |
| 一、警察的基本管理 |
| （一） 警察的选任与奖惩 |
| （二） 警察的行为修养规范与勤务规则 |
| （三） 警察纪律 |
| （四） 警察保障 |
| 二、警察教育与培训 |
| （一） 警士教练所 |
| 1、警士教练所组织系统与创办情况 |
| 2、警士教练所教学状况 |
| 3、经费与津贴奖惩 |
| （二） 现役警察教育与训练 |
| （三） 备补警教育与训练 |
| 三、警察日常勤务 |
| （一） 省会警察局勤务 |
| 1、勤务职权与规章制度 |
| 2、勤务种类 |
| （二） 县级警察勤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韩复榘主鲁时期重要警务活动 |
| 一、剿匪 |
| 二、禁毒禁烟 |
| 三、社会风化整治 |
| 四、特大刑事案件和社会服务 |
| 小结 |
| 第五章 韩复榘主鲁时期的警政评析 |
| 一、警政建设与运作特点 |
| （一） 个性鲜明的“韩青天”与警务运作 |
| （二） 警务专业化倾向明显与亦军亦警体系的杂糅 |
| （三） 强化警察的社会服务功能与些许的人性化管理 |
| （四） 不平衡发展的省会警政系统与县警政系统 |
| 二、韩复榘时期警政成效分析 |
| 三、韩复榘时期警政不足分析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9）身在京华，心系齐鲁 ——近代旅京山东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一座会馆旧址所引发的思考 |
| 第一节 选题的由来和关注的问题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方法和史料的准备情况 |
| 第四节 论述的框架 |
| 第一章 北望燕赵,南览齐鲁——近代山东人进京概况 |
| 第一节 近代山东人进京的原因 |
| 第二节 北京对山东移民的吸纳 |
| 第二章 从会馆到同乡会——旅京山东人的同乡组织 |
| 第一节 会馆——旅京山东同乡组织的最初形态 |
| 第二节 同乡会——新型的旅京山东同乡组织 |
| 第三节 旅京山东同乡组织的首领 |
| 第三章 近代北京的山东商帮 |
| 第一节 近代山东商帮在北京的概况 |
| 第二节 山东商帮对北京商会的长期掌控 |
| 第三节 同乡与同业的叠合 |
| 第四章 北京与山东的互动:旅京山东人的推力 |
| 第一节 旅京山东人与北京城市发展 |
| 第二节 对山东家乡的回报和影响 |
| 第五章 清末旅京山东同乡网络的整合——以莱阳民变为背景 |
| 第一节 旅京山东人对莱阳民变的关注 |
| 第二节 王垿——旅京山东官绅内部的异声 |
| 第三节 弹劾孙宝琦——旅京山东官绅的集体呼声 |
| 第六章 爱乡与爱国的统一——以青岛和威海卫交涉为背景 |
| 第一节 旅京山东人对青岛问题的关注和后援 |
| 第二节 旅京山东人的进一步施压 |
| 第三节 与在籍同乡的联络 |
| 第四节 争取彻底收回列强在鲁租借地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研究目的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与分析 |
| 讨论 |
|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潍坊监狱聘任内部助理技师（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社区农园研究[D]. 丁潇颖. 天津大学, 2020(01)
- [2]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3]“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4]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D]. 李学斌. 南京大学, 2012(07)
- [5]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 ——一项对H市XS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职校工（生）的研究[D]. 严霄云. 上海大学, 2013(05)
- [6]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史研究[D]. 曹令军. 湖南大学, 2012(11)
- [7]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D]. 谷永清. 南京大学, 2011(11)
- [8]韩复榘主鲁时期探析[D]. 梁忠翠. 山东师范大学, 2011(08)
- [9]身在京华，心系齐鲁 ——近代旅京山东人群体研究[D]. 孙向群. 山东大学, 2009(05)
- [10]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模式研究[D]. 鲍红. 山东大学, 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