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对实践标准的贡献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论文文献综述）
刘萍[1]（202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历史演进及经验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其历史根源,就要溯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传播理论初期对照中国现实,就开辟了中国化演进之路。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传播,其影响力日渐增强,为当时及今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作为一种进步思潮进入中国,到后来作为一种邻国经验影响中国,最后成为一种成功实践改造中国。这一过程,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入手开始研究,其次进一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领域。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实践探索使中华民族翻身解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崛起复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也实现了与时俱进,其理论特质不断增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需要,也符合中国社会革命的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中国化不是相互剥离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仅仅通过简单地传播介绍是很难在中国立足的,而是从传播的开始就不断尝试并最终完成与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性驱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具体结合起来,深切反思社会历史现实,形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里程碑式的成果。中国社会不断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同阶段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特点。本文着重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这一重要历史阶段,即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一历史阶段。本文所指的“早期”,是从四个方面考虑的,一是从时间方面,指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早期阶段;二是从理论成果方面,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中最早“里程碑”,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阶段;三是从实践层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曲折探索,最终确立正确革命路线的阶段;四是从研究观点层面,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的传播界定主要对以早期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来界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彼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是求得民族解放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给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指明了变革的方向。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进步外来思想,要植根于中国,必然会与中国传统哲学产生思想之间碰撞,两者思维之间存在着差异,但二者在一些理论观点上也有共同之处,这种不同思想碰撞而产生的张力促进了两种哲学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是实践的主体,梳理其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进程,当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代表人物的微观个案研究。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零散到完善,并逐渐系统化、体系化的过程十分必要。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凝聚了各阶段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他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既有突出的个人贡献,也有带有共性的整体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明晰其历史形态和特点,归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复杂环境下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启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
陈兰馨[2]（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张伟伟[3]（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策实践活动中创造和运用的方法系统。探究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具有深厚的生成根基,在文化滋养、理论积淀、实践基础和个人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是一种复合式创新的产物。从构成要素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子方法而构成的方法系统。从构成机理来看,子方法与子方法相互联系、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相互依存、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使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从实践运用来看,子方法的基本要求、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体系,价值前提、价值内容、价值实现、价值评价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体系。
胡杨[4]（2021）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文中提出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育人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育人载体,依托相应的媒介,通过有效的育人途径使大学生在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认知红色文化资源并积极内化红色精神和红色优良传统,继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外化成高尚行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育人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也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唤醒人民群众心中的“红色记忆”;从大学生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助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近年来,红色文化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高校间也积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取得了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率不断提高,部分校园的红色文化氛围渐显浓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话语空间也更为宽广等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洞察到国外不良思潮、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新媒体中的不良言论等环体层面的宏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冲击,以及育人主体过分强调理论灌输,缺乏体验、感悟式的实践教育,脱离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开展育人实践等方法技术和育人主客体的个人原因等微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消解。宏观和微观因素合力造成了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过程中具实存在的利用主体、主题、方式、动力和评价层面的问题。它们都是高校进一步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的障碍。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要想取得成效,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这就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可行的育人评价体系,学理性地探讨高校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现实设立依据、开展评价工作的现实困境等范畴。只有适时精准地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工作,才能够及时观察和搜集育人过程中凸现出来的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靶向,助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开展。行之有效的路径是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要有效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价值,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诉求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积极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营造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建构起良性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话语,拓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传播媒介,倡导大学生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自我教育,打造起“六位一体”的新型育人格局,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提高。与此同时,建构和完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有助于避免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陷入低效、无效的境地,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建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必须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设立起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加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优化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宏观和微观环境。
熊务丰[5]（2021）在《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文中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革命的内涵指向为人类从事的一切“改变世界”或“对现存事物的改造”的活动。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主题就是革命。在整个现代历史的进程脉络中,中国革命是一场历经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漫长革命”,它历经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中国革命是独一无二的,是一场最为持久和最为深彻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革命谱系中,有三个重大的历史性阶段: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影响贯穿始末,而整个中华民族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中,一直朝着一个宏伟目标前进,即中国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伟大复兴”。辛亥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基础。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为了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救亡图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反经验的积累主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形势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艰难而又曲折地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树立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为中国实现向社会革命的转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的坚实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社会革命永不停息的根本理由,社会革命将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实现最终开辟的,但也是在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进行社会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四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现的新格局新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审时度势,对新历史时期的新特点新趋势作出科学的分析预判,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实施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转变,人们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将新时代的社会革命纵深推进到更高层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不断进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刀刃向内进行了坚决、彻底的自我革命,保持了党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中国人民的在伟大而又复杂的中国革命中融入了诸多伟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既要解决中国因传统而产生的遗留问题又要聚焦新的发展阶段产生的新矛盾、不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进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新的境界迈进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我们必须将其总结和践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理论前提;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根本保障;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实践根基;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力量之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循着中国革命所生成的内在逻辑,正在并将继续用自己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向全世界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拥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中国在新冠疫情危机关头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积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全面胜利,并将继续用实践行动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新境界;同时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把握正确的社会革命方向,不断缔造新的发展奇迹;中国正在开创一种崭新的人类发展文明道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进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为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希望。
张玉玲[6]（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黎育生[7]（2021）在《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文中认为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从1951年开始的。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不但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而且是一项典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然而,当我们回顾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70年来的历史时发现,人们对高校辅导员制度中国首创性历史地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显然,这是一种缺少历史知识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史实表明,前苏联并没有高校辅导员制度。不过,前苏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并且业已成为事实。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被默认为从清华大学开始,但最早建立实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高校并不是清华大学。对这些观点进行学理爷正,这绝非件小事易事,因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不但是一项历史科学工作,而且一项科学历史工作。而这些工作恰恰证明,高校辅导员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工作队伍,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力量,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艰辛探索者、勇敢创新者和坚强奋斗者。遗憾的是,当我们在推动伟大工程稳步前行时,人们还没有真正清醒认识到站起来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的重要性,至少目前实践探索层和学术研究界是这样。尽管当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已进入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快车道,但对于一个具有近70年实践探索的历史进程来说,这仍然难说是一个满意的交代,更不能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庆幸的是,我们没有忽略对改革开放以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经验总结和价值发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研究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不管从历史角度说还是从现实视角看,不管是从实践角度看,还是从理论角度说,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本文以“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1949-1978）”为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政策制度和具体史料为依据,坚持以时间为线索,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原则,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1949到1978年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实践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力图从史学角度揭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客观规律,总结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获得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启示,有效推动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新发展。文章由导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阐明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分析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现状,提出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明确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为深入开展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提供了前提。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开端问题,主要探索了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逻辑起点和历史流变,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情况,确证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开始于我国之历史地位,介绍了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初创时期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二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问题,主要透视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历史背景,通过分析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命力和局限性,探索了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制度化建设的曲折历程,考察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政治挂帅”倾向,分析了艰辛探索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三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曲折发展问题,主要考察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使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遭遇的曲折发展,探讨了高校辅导员队伍缺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分析了挫折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四章论述的是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较好成绩,最关键的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最基本的是坚持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最主要的是坚持了服务中心工作的发展逻辑。不过,受“左倾”错误思想泛滥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遭遇曲折发展,教训十分深刻,主要表现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由此,我们得到这样的重要启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实现持续新发展,就要坚持历史、现实和将来相结合的发展定位;要坚持选拔、培养和使用相结合的发展价值;要坚持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相结合的发展目标;要坚持老新、专兼和红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要坚持以点为先、由点及面和点面相结合的发展程序;要坚持顶层设计、分类实施和健全制度相结合的发展机制。结论部分对文章的研究理路、主要内容、创新观点、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归纳点拨。选择“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这样一个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的问题作为论题,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简称为“选题新”。没有前人研究可借鉴,新研究就显得非常困难,这主要表现在对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把握难,学界之所以避而让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而本研究能克难而成是因为充分占有了1949到1978年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文献史料,其中包括党和国家政策文件、高校校史和地方年鉴等,大量文献史料的占有与引用使文章内容丰新,这简称为“内容新”。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的对比、分析与研究发现,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从我国开始的,而并不是从原苏联传入;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被大众默认为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开始,但最早开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高校却并不是清华大学,等等,这简称为“观点新”。新选题的完成所带来的新内容和新观点,必将使人们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带来新认识,从而推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新发展。
陈宏达[8]（2021）在《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研究》文中认为党的思想引领力是指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通过创新和宣传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群众,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加深对党的奋斗目标及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全党全国人民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的自觉性,从而凝聚起强大的中国力量,为了实现党的既定目标任务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奋斗的能力。党的思想引领力具有科学性、价值性、时代性和大众性的鲜明特征。党的思想引领力包含主体、客体、目标、结构四大基本要素。虽然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概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概念,但从其实质上来说,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实践早已有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为新时代党的思想引领力概念的明确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问题的初步探讨,奠定了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础概念、范畴和原理。列宁则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状况的基础上,根据时代要求和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概念,并作了一系列的重要理论阐述,形成了新时代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是我们进一步研究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科学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开始了对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实践探索,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不懈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相关实践经验。总的来说,其基本经验大体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结合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与各种错误思潮坚决斗争过程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五个方面。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长期探索给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重要借鉴,是我们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的实践基础。从思想引领力的结构要素来看,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面临诸多挑战。在思想创新力方面,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在思想传播力方面,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协调同步面临巨大压力;在思想公信力方面,国家治理中存在消解人民认同的突出问题;在思想凝聚力方面,宣传思想工作滞后于与人民生活方式变迁。承认并深入分析这些挑战和问题是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必然要求。要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准确把握其基本原则,善于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主要资源条件。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原则、在斗争中求团结原则以及一元主导、多样并存原则。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主要资源有理论资源、文化资源、执政资源、制度资源、经济与社会和科学技术资源。把握好这些基本原则和主要资源是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取得实效的基本前提。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现实路径主要有坚持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增强党的思想创新力、加强阵地建设,增强党的思想传播力、净化政治生态,增强党的思想公信力;有效整合社会共识,增强党的思想凝聚力等。
李静[9]（2021）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瞩目,中国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从新时代的起点出发,回顾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探寻党的十八大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瞩目的原因。本文通过对党的十八大前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理论成果进行分析,探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对实践的指导,并对此提出进一步发展的实践举措。本文包含绪论共五个部分,主要如下: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方法及创新观点,分析了有关此内容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一部分梳理了党的十八大前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理论成果。叙述了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论证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家实际相结合,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理论成果。第二部分分析了十八大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逻辑必然性,从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价值逻辑出发,叙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原因,四个逻辑有机统一,互成一体。第三部分主要是从理论对实践指导的角度,从经济发展、民主法治建设、文化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国际地位提升等方面,论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第四部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理论三方面探讨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的实践路径。从政治上论证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经济上论证加强经济建设,推动经济的发展;理论上论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柳保吉[10]（2021）在《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文中研究说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亦即认识论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历来广受人们关注。毛泽东曾说:“哲学就是认识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历史征程中,毛泽东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持续思考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并阐发了思想主张,形成了完整的认识论思想体系。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认识和实践关系问题的精准把握和高深见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非常善于从哲学上思考中国革命、建设问题,总结中国革命、建设经验教训。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伟大实践结合的重要思想结晶,是指导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从形成来看,既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又有清晰的形成发展过程。从基本内容来看,主张“没有正确调查,没有发言权”,重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强调“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从重要特征看,始终坚持实践性原则,旗帜鲜明反对主观主义,注重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结合。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始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伟大事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开拓创新奠定了深厚哲学基础,其理论精华得到了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实现了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不断提高解决现实问题的本领。新时代下,持续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需要接续思考和回答的重大课题。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仍然需要深化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研究,不断接受毛泽东哲学智慧的滋养,从而为深入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提供坚实认识论支撑。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守好群众路线党的生命线。这也是研究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价值和启示所在。
二、毛泽东对实践标准的贡献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对实践标准的贡献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历史演进及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形成背景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境况 |
| 一、国际背景 |
| 二、中国国情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入的主要路径 |
| 一、日本路径 |
| 二、欧洲路径 |
| 三、苏俄路径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探索的话语形成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结合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文化论战中扩大话语权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演进线索 |
| 第一节 李大钊、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一、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
| 二、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
| 第二节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一、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
|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
| 第三节 李达、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一、李达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
| 二、李达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三、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里程碑 |
|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
|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 |
|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征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演进逻辑 |
| 第一节 唯物史观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阐释 |
| 一、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点:社会生产力变革 |
| 二、重视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学说 |
| 三、用理论武装历史的创造者:解放人民群众 |
|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
| 一、唯物辩证法论战 |
| 二、唯物辩证法揭示中国问题 |
| 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需要中国视角,更需要世界视角 |
| 第二节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关注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 |
| 第三节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溯源: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历史的维度:以实然证必然? |
| (二)文化的维度:古今中西的文化选择? |
| (三)思想的维度:谁改造了谁? |
|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
| (一)本土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 (二)研究范围界定 |
| (三)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 |
| 四、研究思路及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重构自我:与西方世界的遭遇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知识体系的冲击 |
| 一、知识分类和体系的整合 |
| 二、知识生产的体制重塑 |
| 三、知识权威及价值符号的更替 |
| 第二节 走出“天下主义”:进化的世界与中国的天命 |
| 一、“天下主义”的式微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
| 二、进化论下中国的天命 |
| 三、进化宇宙观的思想冲击 |
| 第三节 本土化的几种类型 |
| 一、延续型本土化 |
| 二、吸纳型本土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语词的溯源:马克思主义语汇的传入及影响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下的语词译介 |
| 一、在华传教士的语词译介 |
| 二、日译中的新语厘定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早期传播 |
| 一、“日马”入中: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到中国 |
| 二、取道东洋:探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语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语汇到话语: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 第一节 思想序曲:马克思主义话语进入中国语境的背景 |
| 一、思想的转型:从启蒙重回革命 |
| 二、认识的转变:从“日马”到“俄马” |
| 第二节 话语议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渐次接纳 |
| 一、 “主义”话语的来临:问题与主义 |
| 二、从空间到时间:东方与西方 |
| 三、唯物论话语的胜利:科学与人生观 |
|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适用 |
| 第三节 话语的替代与综合: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话语交错 |
| 二、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明辨 |
| 三、平民主义(Democracy)的话语演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主体转换:实践维度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 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主义的启示 |
| 二、共产国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土化 |
| 第二节 本土化自觉的唤醒: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早期实践 |
| 一、马列主义本土化组织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二、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早期本土化的政治实践 |
| 第三节 “不做一定公式的奴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 一、本土化自觉的几次转折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实践 |
| 第一节 认知维度的接纳与融汇 |
| 一、“天动人斗”:接纳的思维基础 |
| 二、“一本万殊”:融汇的思想特征 |
| 第二节 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创造 |
| 一、本土化的话语重塑 |
| 二、革命道路的中国化探索 |
| (一)革命主体的中国化 |
| (二)革命形式的中国化 |
| (三)群众政策的中国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再思考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过程解构与视阈融合 |
| (一)两个维度的叙事框架:以语词、话语和实践为对象 |
| (二)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宏事件”影响 |
| 三、“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答案 |
| (一)走出“古今中西”之惑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
| (三)进行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有待拓展之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 1.3.2 现代决策理论 |
| 1.3.3 现代思维科学和现代系统论 |
| 1.3.4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
| 1.4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和生成根基 |
| 2.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 |
| 2.1.1 方法、思维和决策 |
| 2.1.2 决策思维方法 |
| 2.1.3 新时代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 |
| 2.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生成根基 |
| 2.2.1 文化滋养 |
| 2.2.2 理论积淀 |
| 2.2.3 实践基础 |
| 2.2.4 个人条件 |
| 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要素 |
| 3.1 战略思维方法 |
| 3.1.1 战略思维方法是战略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1.2 何谓战略思维方法 |
| 3.1.3 战略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2 创新思维方法 |
| 3.2.1 创新思维方法是非常规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2.2 何谓创新思维方法 |
| 3.2.3 创新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3 辩证思维方法 |
| 3.3.1 辩证思维方法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3.2 何谓辩证思维方法 |
| 3.3.3 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4 法治思维方法 |
| 3.4.1 法治思维是依法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4.2 何谓法治思维方法 |
| 3.4.3 法治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5 底线思维方法 |
| 3.5.1 底线思维方法是风险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5.2 何谓底线思维方法 |
| 3.5.3 底线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机理 |
| 4.1 子方法与子方法的相互联系 |
| 4.1.1 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 |
| 4.1.2 现实依据: 决策活动类型的统一性 |
| 4.1.3 具体内容: 通过不同中介实现联系 |
| 4.1.4 模型呈现: 直观把握联系方式和内容 |
| 4.2 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的相互依存 |
| 4.2.1 子方法制约着方法系统 |
| 4.2.2 方法系统主导着子方法 |
| 4.3 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 |
| 4.3.1 方法系统的环境 |
| 4.3.2 相互作用的条件与中介 |
| 4.3.3 系统环境影响着方法系统 |
| 4.3.4 方法系统改变着系统环境 |
| 4.3.5 方法系统的演化 |
| 5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实践运用 |
| 5.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5.1.1 分析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依据 |
| 5.1.2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体系 |
| 5.1.3 谋划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措施 |
| 5.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 |
| 5.2.1 运用子方法的基本要求 |
| 5.2.2 运用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 |
| 5.2.3 坚持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 |
| 5.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 |
| 5.3.1 价值前提: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 |
| 5.3.2 价值内容:对不同主体的具体价值 |
| 5.3.3 价值实现: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
| 5.3.4 价值评价:方法系统不是万能的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相关研究概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三、对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的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高校育人与红色文化资源 |
| 第一节 红色文化资源概述 |
|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与类型 |
|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特征与价值 |
| 三、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 第二节 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概述 |
| 一、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内涵廓定 |
| 二、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构成要素 |
| 三、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特征阐释 |
| 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性 |
| 第三节 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于高校育人的时代价值 |
| 一、红色文化资源是实现立德树人任务的宝贵资源 |
| 二、红色文化资源是高校形成办学特色的重要素材 |
| 三、红色文化资源是高校培养时代新人的精神养分 |
| 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实现资源传承的重要途径 |
| 第二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依据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依据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基础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借鉴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实依据 |
| 一、充实高校育人内容的现实需要 |
| 二、拓宽高校育人方式的客观要求 |
| 三、营造良好育人环境的重要依托 |
| 四、提升高校育人价值的优秀载体 |
| 第三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调查分析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调查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状调查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状分析与评介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成效 |
| 一、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认同感提升 |
| 二、部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氛围渐显浓郁 |
| 三、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育人的空间得到拓展 |
| 第四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存在的问题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主体问题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主题问题 |
| 三、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方式问题 |
| 四、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动力问题 |
| 五、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问题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宏观原因阐释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微观原因辨析 |
| 第五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原则和评价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原则 |
| 一、共建共享:形成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及育人的合力 |
| 二、实事求是:还原红色史实的同时注重因材施教 |
| 三、以生为本:关照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诉求 |
| 四、知行合一: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适时衔接 |
| 五、灵活多样: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的同步开展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原则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指标 |
| 三、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方法 |
| 四、高校设立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评价的依据 |
| 第六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路径及保障体系建构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路径 |
| 一、理性升华: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
| 二、情感激发:红色文化资源在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
| 三、氛围营造:红色文化资源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有效运用 |
| 四、话语更新: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话语建构中的有效运用 |
| 五、新型平台: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传播媒介中的有效运用 |
| 六、自主探究:培育大学生自主学习红色文化资源的能力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建构 |
| 一、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 |
| 二、设立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 |
| 三、加强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 |
| 四、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 |
| 五、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 |
| 六、优化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环境 |
| 结语 |
| 一、深化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 |
| 二、形成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合力 |
| 三、建构红色文化资源与其他文化资源的“和合共生” |
| 四、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的有效利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5）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革命 |
| (二)关于中国道路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正确理解马克思革命理论 |
| 一、革命的概念 |
| 二、马克思革命思想 |
| 三、马克思革命思想的类型划分 |
| (一)政治革命 |
| (二)社会革命 |
| (三)哲学(精神)革命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选择民主革命道路的历史语境 |
| 一、近代中国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民主革命道路的选择 |
| (一)关于中国道路选择的论战 |
| (二)工人阶级的壮大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确立 |
| 三、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逻辑和行动逻辑 |
| (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 (二)救亡压倒一切 |
|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正反经验的积累 |
| 一、大革命的洪流中党对革命的初步探索 |
| (一)找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
| (二)大革命的失败 |
| (三)大革命的教训提炼 |
| (四)大革命时期下的党与人民群众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对革命道路的发展 |
| (一)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有机结合 |
| (二)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开创 |
| (三)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 |
| 三、长征对党革命品性的锤炼 |
| (一)党开始形成理论自觉 |
| (二)成熟领导核心的构建 |
| (三)党内政治生活的构建 |
| (四)党群众路线的升华 |
|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提炼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与构建 |
| (二)党“三大法宝”理论的成熟运用 |
| (三)整风运动 |
|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 |
| 第四章 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发展轨迹 |
| 一、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的转化 |
| (一)理清革命与改革的逻辑机理 |
| (二)对革命观念的认知转换 |
| 二、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 |
|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1949-1978) |
| (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2012) |
| 三、新中国前三十年探索为社会革命提供重要条件和正反面经验 |
| 第五章 新时代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 |
| 一、进一步深化革命观的认知 |
| (一)对革命观的精准校正 |
| (二)重申改革开放是伟大的社会革命 |
| (三)以坚决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 |
| 二、社会革命向更深层次推进 |
| (一)经济建设 |
| (二)民主政治建设 |
| (三)文化建设 |
| (四)和谐社会建设 |
| (五)生态文明建设 |
| 三、不断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
| (一)党在新时代开展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
| (二)以从严治党开启更深层次的自我革命 |
| 四、发扬伟大革命精神应对新时代的严峻挑战 |
| (一)新时代下的严峻形势和挑战 |
| (二)发扬伟大革命精神应对风险挑战 |
| 第六章 马克思革命思想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理论前提 |
|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
| (二)在真理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
| (三)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根本保障 |
| (一)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坚持从严治党 |
| 三、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实践根基 |
| (一)实事求是 |
| (二)问题导向 |
| 四、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 |
| (一)科学把握时代主题 |
| (二)顺势而为 |
| (三)与时俱进 |
| 五、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力量之源 |
| (一)紧紧依靠人民 |
| (二)以人民为中心 |
| 第七章 把握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展望 |
| 一、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 |
| (一)为人类文明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
| (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 |
| (三)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
| (四)为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希望 |
| 二、贯彻人民至上是中国道路走向光明未来的价值保障 |
| (一)执政最大底气就是人民 |
| (二)实践中贯彻人民至上 |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
|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共产主义革命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
| (三)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
| 四、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为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一种高效的解决路径 |
| 五、永葆革命精神勇于自我革命是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战略引擎 |
| (一)发扬革命精神进行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
| (二)永葆革命精神 |
| (三)勇于自我革命 |
| 六、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
| (一)更新革命的基本范畴和内涵 |
| (二)把握社会革命的正确前行方向 |
| (三)重视革命精神的宣讲和代际传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关于高校辅导员制度发展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起点问题的研究 |
| (三)关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 |
| (四)关于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经验问题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开端(1949-1956)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孕育萌芽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逻辑起点 |
| (二)萌芽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流变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辅导员的呼唤 |
| (一)主渠道的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
| (二)主阵地的开辟:高校党团学干部队伍建设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提出与落实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提出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落实 |
| (三)“双肩挑”: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 |
| 四、开端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实行“双肩挑”,培养与使用相结合 |
| (二)示范典型突出,借鉴创新一脉相承 |
| (三)多重角色并存,工作任务指向统一 |
| 第二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1956-1966)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艰辛探索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政治革命: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 |
| (二)经济技术革命:重视知识分子和高举“三面红旗” |
| (三)文化教育革命:“双百”方针和“教育大革命”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模式的发展演变 |
| (一)“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命力与局限性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建设的学理分析与历史演进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三、“政治挂帅”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影响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首要性地位的重申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挂帅”的批判定性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挂帅”的实践分析 |
| 四、艰辛探索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唯政治”倾向出现 |
| (二)“专职化”模式初显 |
| (三)“大众化”状态显现 |
| 第三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曲折发展(1966-1978)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透析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指导思想出现错误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组织机构瘫痪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被宣传队取代 |
| (四)高校辅导员身份角色发生颠倒 |
| (五)高校辅导员队伍工作成绩遭否定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缺失造成的严重影响 |
| (一)严重影响了一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
| (二)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 |
| (三)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三、曲折发展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队伍建设遭受环境影响 |
| (二)队伍建设一度停滞中断 |
| (三)队伍建设缺失影响很大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 |
|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最关键的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最重要的是秉承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 |
| (三)最基本的是坚持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判断标准 |
| (四)最主要的是坚持了服务中心工作的发展逻辑 |
|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 |
| 三、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启示 |
| (一)坚持历史、现实和将来相结合的发展定位 |
| (二)坚持选拔、培养和使用相结合的发展价值 |
| (三)坚持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相结合的发展目标 |
| (四)坚持新老、专兼和红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
| (五)坚持以点为先、由点及面和点面相结合的发展程序 |
| (六)坚持顶层设计、分类实施和健全制度相结合的发展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后记 |
（8）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含义及其基本要素 |
| 一、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含义 |
| (一)思想引领力 |
| (二)党的思想引领力 |
| 二、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特征 |
| (一)科学性 |
| (二)价值性 |
| (三)时代性 |
| (四)大众性 |
| 三、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本要素 |
| (一)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主体 |
| (二)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客体 |
| (三)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目标 |
| (四)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结构 |
| 第二章 增强新时代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 (一)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是凝聚革命力量的需要 |
| (二)党的理论只有具备彻底的科学性才能引领社会变革 |
| (三)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党的思想引领力 |
| 二、列宁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 (一)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才能引领俄国革命 |
| (二)充分发挥党的思想引领作用需要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 |
| (三)充分发挥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与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作斗争 |
|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 (一)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 (二)邓小平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 (三)江泽民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 (四)胡锦涛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 (五)习近平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实践探索及其基本经验 |
| 一、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实践探索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探索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探索 |
| (三)改革开放以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探索 |
| (四)十八大以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探索 |
| 二、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基本经验 |
| (一)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
| (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
| (三)结合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
| (四)在与各种错误思潮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 |
| (五)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
| 第四章 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面临的挑战 |
| 一、在思想创新力上,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
| (一)创新意识不强 |
| (二)创新能力不足 |
| 二、在思想传播力上,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协调同步面临巨大压力 |
| (一)理论武装相对滞后于党的理论创新 |
| (二)西强我弱格局下多元文化交融与碰撞带来的消极影响 |
| (三)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 |
| 三、在思想公信力上,国家治理中存在消解人民认同的突出问题 |
| (一)商品交易原则的渗透对思想公信力的消解 |
| (二)各种形式主义对思想公信力的消解 |
| (三)国家治理其他方面的突出问题对思想公信力的消解 |
| 四、在思想凝聚力上,宣传思想工作滞后于与人民生活方式变迁 |
| (一)思想整合面临市场经济主体利益多样化的严峻挑战 |
| (二)思想宣传工作存在脱离群众生活实际的问题 |
| (三)宣传思想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
| 第五章 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资源 |
| 一、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本原则 |
| (一)守正创新原则 |
| (二)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原则 |
| (三)在斗争中求团结原则 |
| (四)一元主导、多样并存原则 |
| 二、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主要资源 |
| (一)理论资源 |
| (二)文化资源 |
| (三)执政资源 |
| (四)制度资源 |
| (五)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资源 |
| 第六章 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现实路径 |
| 一、坚持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增强党的思想创新力 |
| (一)在坚持守正创新中把握理论创新的正确政治方向 |
| (二)在坚持理论武装中夯实思想理论创新的坚实知识基础 |
| (三)在深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中提高理论创新能力 |
| (四)在解决群众实践问题中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律动 |
| (五)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中把握民族之魂 |
| 二、加强阵地建设,增强党的思想传播力 |
| (一)整合社会资源,巩固阵地依托 |
| (二)加强学科建设,推动阵地工作的科学化 |
| (三)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规范阵地运行 |
| (四)推动传播话语体系创新,增强阵地工作实效 |
| (五)加强阵地的信息化改造,不断推进阵地治理现代化 |
| 三、净化政治生态,增强党的思想公信力 |
|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厚植风清气正的政治土壤 |
| (二)规范政府与市场职能关系,发展亲清政商关系 |
| (三)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建立良好的党群关系 |
| 四、有效整合社会共识,增强党的思想凝聚力 |
| (一)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建立凝聚社会共识的物质基础 |
| (二)加强主流文化熏陶,巩固整合社会思想的文化基础 |
| (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党的思想影响力 |
| (四)旗帜鲜明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增强党的思想感召力 |
| (五)积极利用互联网优势,深入推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
| (六)引入大数据管理模式,推动网络舆情治理现代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9）党的十八大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研究方法及创新观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观点 |
| 注释 |
|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及在中国发展的理论成果 |
| 一、科学社会主义及中国化成果 |
|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 |
|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 |
| 二、党的十八大以前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理论成果 |
| (一)中国革命与建设初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 |
| (二)社会主义建设十字路口中邓小平理论的产生 |
| (三)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
| (四)社会主义建设稳步发展期间形成的科学发展观 |
|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理论成果 |
| (一)一条主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二)两个目标: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复兴 |
| (三)中心任务:坚持五大发展理念 |
| (四)总体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
| (五)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
| 注释 |
| 第二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
| 一、现实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一)着眼发展,准确把握社会主义主要矛盾 |
| (二)立足实际,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
|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
| (一)革命战争时期的抗争经验 |
| (二)改革开放前的曲折探索 |
| (三)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 |
| 三、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不断赓续 |
| (一)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第一次飞跃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第二次飞跃 |
|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发展 |
| 四、价值逻辑: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优良品质 |
| (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实践品质 |
| (二)自我革命、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
| 注释 |
| 第三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实践成就 |
| 一、经济发展大幅跨越,综合实力显着提升 |
| 二、民主法治逐步健全,制度优势日益明显 |
| 三、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
| 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绿色发展初显成效 |
| 五、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对外开放格局基本构建 |
| 注释 |
| 第四章 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新境界的实践路径 |
| 一、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建质量 |
| (一)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夯实政治根基 |
| (二)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推动自我革命 |
| (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升党性修养 |
| 二、加强经济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 (一)坚持最优经济政策组合,实现最大整体效果 |
| (二)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推动质量效益双提升 |
| (三)坚持打好打赢新时代三大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 三、加强理论建设,构筑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
|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
| (三)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话语构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及其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形成 |
| 2.1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认识论思想 |
| 2.1.2 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思想 |
| 2.1.3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实践探索的宝贵经验 |
| 2.2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 |
| 2.2.1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初步形成 |
| 2.2.2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成熟阐发 |
| 2.2.3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丰富发展 |
| 第3章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基本内容 |
| 3.1 没有正确的调查,没有发言权 |
| 3.1.1 调查研究极为重要 |
| 3.1.2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
| 3.1.3 以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 |
| 3.2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
| 3.2.1 认识的实践基础 |
| 3.2.2 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
| 3.2.3 促进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
| 3.3 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 |
| 3.3.1 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辩证法 |
| 3.3.2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 3.3.3 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法 |
| 3.4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
| 3.4.1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路线 |
| 3.4.2 党的正确领导必须经过群众路线 |
| 3.4.3 一般和个别、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
| 第4章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重要特征 |
| 4.1 始终坚持实践性原则 |
| 4.1.1 实践理性主体素质的生成 |
| 4.1.2 在继承与结合中彰显实践性 |
| 4.2 旗帜鲜明反对主观主义 |
| 4.2.1 主观主义是党和人民的大敌 |
| 4.2.2 坚决扫除主观主义的作风 |
| 4.3 注重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结合 |
| 4.3.1 强调哲学的方法论功能 |
| 4.3.2 承继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思想传统 |
| 第5章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当代启示 |
| 5.1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5.1.1 争做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 |
| 5.1.2 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
| 5.2 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 |
| 5.2.1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
| 5.2.2 使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 |
| 5.3 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
| 5.3.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化“四个正确认识” |
| 5.3.2 抓住主题主线主流,坚定“四个自信” |
| 5.4 守好群众路线党的生命线 |
| 5.4.1 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 |
| 5.4.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科研情况 |
四、毛泽东对实践标准的贡献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历史演进及经验研究[D]. 刘萍.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D]. 张伟伟. 北京科技大学, 2021(11)
- [4]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D]. 胡杨.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5]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D]. 熊务丰.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6]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D]. 黎育生.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8]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研究[D]. 陈宏达.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9]党的十八大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研究[D]. 李静.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10]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及其当代启示[D]. 柳保吉.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