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汉专家浅释“伽利略”（论文文献综述）
蒋飞燕[1]（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周小渟[2]（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李栋[3]（2020）在《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提出从话语层面思考课程是西方概念重建学派的重要思想,其核心精神就是“话语”与“理解”的语言逻辑思维,即何种样态的课程话语造就何种样态的课程理解。这一课程理论前提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课程言说或课程话语的建构最终是为课程理解服务的;第二,课程世界是一个由各家之言组成的“万花筒”。这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创生一种课程话语,寻得一种课程理解的方式。这一思路同时也暗合了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话语精神,最终能为我国课程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或启示。课程话语的言说现状,特别是当今课程话语的表述问题是构建一种新的课程话语体系应遵循的现实逻辑。当今课程市场正像培根在其四大隐喻中提到的“市场隐喻”一样,充斥着诸多语言问题。其中,课程表述的二元对立问题、课程理论、学派间缺乏沟通的问题、不同课程言说主体自说自话的问题、近来对课程思辨体系拒斥的问题、固守课程表述精确性的问题等都是当今国内外课程领域的显性问题。仔细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特别是这些问题的哲学言说逻辑,发现这些表述问题或多或少地受近代以来的实体哲学思维影响的,因为实体哲学思维推动了认识论哲学,同时也影响到了一切以认识论为依托的学科、理论等,当然包括课程与教学论这一二级学科。要对以上实体思维导致的话语问题进行超越与消解,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无疑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基于以上的考量,本研究将回顾大量的文献,包括国内外“语言意义”、“话语”、“课程话语”三个方面的研究,意在为研究提供一种背景性深度;并对课程中的“话语”进行“思想考古”,意在理清话语在课程世界中的“自觉”之路;考察课程话语意义的重要来源——哲学,并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过程哲学进行深刻研究。为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构建与理解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通过对课程的核心概念以及对“课程目标话语”、“课程知识话语”、“课堂话语”及“课程评价话语”的过程哲学赋义,以达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落地”的效果,因为任何课程话语,只要它不能形下化为具体的表述,它都将是空疏无用的;最后,将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与几种经典的课程话语,比如“主智主义课程话语”、“经验本位课程话语”、“实践范式课程话语”、“人本主义课程话语”、“现象学派课程话语”及“后现代课程话语”进行一种理论上的比较,以期发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在课程理解上的优劣势。
张波[4]（2019）在《《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文中认为《墨经》是中国第一部科学着作,其中蕴含丰富的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知识,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由《墨子》中《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组成,为广义《墨经》;前4篇为狭义《墨经》。本论文以《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学术史为研究对象,以1782年毕沅着手撰写《墨子注》、2009年张知寒主编《墨子志》重版为研究的起、止点,将这227年的历史划分为清中期（1782—1839）、晚清、民国、现代（1949—2009）四个时期,对180多位作者的近千篇着述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阐释、分析、评述:首先,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晋朝鲁胜在《墨辩注序》中对概念“名”进行新的定义和具体说明。傅山在《大取篇释》中阐释是非、名实、同异逻辑思想,尤其重视对“名”概念的分析。清中期汪中研究语义的发展及“异名而同实”的问题。晚清时,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校注《墨经》逻辑文本,挖掘其中逻辑思想的因素;梁启超在《墨子之论理学》中,采用西方逻辑术语来比较分析《墨经》中的逻辑学知识,开创墨经逻辑义理研究和比较研究之先河。民国时西方逻辑学的引入,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杨宽、杜国庠等掀起研究《墨经》逻辑的热潮。胡适重点讨论《墨经》中的“说知”,并通过对中西印逻辑的比较来认识《墨经》的特点和优点;章太炎在论式上首次对中西印三大逻辑体系进行探讨;章士钊采用西方逻辑知识来比较解释《墨经》思维形式理论、思维规律。同时学者围绕旁行句读、名墨关系、牒经字、治墨经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现代研究《墨经》逻辑的学者,大陆有詹剑锋、谭戒甫、伍非百、汪奠基、温公颐、孙中原等,港台有严灵峰、史墨卿等,国外还有末木刚博、李云九、葛瑞汉、李绍昆等,都认可中国古代有逻辑学,这一逻辑就是“名学”“辩学”。第二,中国古代数学与西方数学有什么差异?自从晚清邹伯奇发现《墨经》有中西算法以后,孙诒让等始用《几何原本》来释义《墨经》“中”“厚”等数学概念。民国时,章太炎亦分析“平”“圆”等概念,但未涉及三角、勾股等形体,指出中西认识数学时存在差异:中国先应用,后解释原理,而西方与之相反。到现代,詹剑峰认为墨子心目中的点（端）、线（尺）等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梅荣照认为释义《墨经》“平”为“同高”,确切;如采用《几何原本》来释义“平”为“平行”,不妥。可见,梅荣照认为中国几何学不同于《几何原本》,中国古代算学也异于古希腊数学,即具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第三,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清中期俞樾虽然否定、批判近代重学、光学源于《墨经》的观点,但至少能说明《墨经》有重学、光学萌芽。晚清邹伯奇最早认可《墨经》中有自然科学知识。陈沣用凹透镜、凸透镜等光学知识来解读《墨经》条目。尹桐阳用近代西方科学来阐释《墨经》中“力”“景”等知识。栾调甫从重力、光学等知识来阐释《墨经》中科学。现代学者方孝博、杨向奎、詹剑峰、姜宝昌、金秋鹏、钱临照、洪震寰、戴念祖等都认同《墨经》中有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如方孝博把狭义《墨经》所涉内容分为四类,第四类划归为自然科学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他还阐述《墨经》中的时空等10条物理基本概念、力学、光学各8条等。当今国内学界以至科学史界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对此观点,戴念祖等认为,中国古代虽缺乏阿基米德的数学方法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演,但我国先人经验理论也是科学。另外,为深入分析、印证《墨经》中含有逻辑与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本论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分别对《墨经》中的“名”“端”“力”等3个概念进行再认识、再研究,从而证实它们实际蕴含着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等知识的萌芽。最后,本论文概括、总结出180多位学者在长达227年间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时,所取得的3方面的显着成就,证实中国古代不仅有逻辑和科学,而且也有异于西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独特数学体系。同时也指出研究《墨经》时,在校本、方法、主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阐释了在研究《墨经》时所得到3个启示:自由度、质疑和创新。本论文分析新时期《墨经》研究概况,展望《墨经》研究的未来远景。
王展[5]（2018）在《黑格尔的概念论 ——基于概念论的诚学可能性浅释》文中研究表明哲学是专属西方的吗?还是说哲学应该打通东西,进行融合、创新发展?如果哲学能够融合东西方,发展为康德式世界概念意义上的世界哲学,那么路径在哪里?本文认为,哲学融合与创新,取决于对哲学思维的研究。基于对哲学思维的研究,本文先从康德的先验统觉与黑格尔的概念之间的关联入手进行分析论述,对西方哲学做一个哲学思维的梳理,得出西方哲学是建基于因果性思维,同时也保留了关联性思维。而关联性思维则是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主要思维方式。对于黑格尔概念在西方哲学语境的分析论述,总结出东西方哲学思想中的两种基本哲学思维,即因果性思维和关联性思维;两种思维在东西方不同的语境中的不同造就了东西方哲学的不同,而这恰恰是东西方哲学融合创新,进而发展出世界哲学的切入点。诚学,就是两种基本哲学思维的世界哲学思想体系,是融合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创新发展。诚学,三位一体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体系,具体包括性论、诚论和明论三部分。
张林[6]（2018）在《民国时期大学物理教材的编译（1912-1949）》文中指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创建照搬了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成果,这不仅表现在教育制度上,还表现在大学使用的教材上。民国初期,本土大学大范围的引进和使用外文教材,以致于外文理科教材在大学课堂中所占比例均达到80%以上,其中外文物理学教材的比例则高达95%以上。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大范围的使用外文教材引起了教育学家们的反思,自1930年代起,本土学者开展了一场编译中文大学教材的活动,其中物理学教材的编译成为重点之一。大学物理教材的编译有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首先,编译活动受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文化民族主义是“五四”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化思潮,文化民族主义者强调中西方的差异性,反对一味地抄袭、模仿西方的文明成果,提倡利用西方文化中与中国传统相通的元素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发展,这一思潮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其次,编译活动受到了“新教育中国化”的影响。新教育是相对中国传统教育而言的,是指从欧美和日本模仿来的教育。1920年代中后期,在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批教育家开始根据具体国情改造和完善新教育,以使其更加适用于中国。在实践过程中,教育家们逐渐意识到编译中文教材对新教育“中国化”的重要意义。最后,编译活动还受到了中国物理学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民国建立以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物理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1930年代编译大学物理教材的直接原因之一。物理学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得大范围使用外文教材的弊端日渐凸显,同时大批专业物理学人才的培养也为之后大学物理教材的编译提供了可能性。实际上自民国建立伊始,科学社团和大学就为编译大学物理教材做了各种的努力。名词是编译教材的基础,名词不统一,教材的编译就困难重重。自1920年代始,由科学名词审查会组织、中国科学社主导的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逐步展开,为国内物理学名词的统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此同时,许多大学以教授自编中文讲义为基础,出版了多套中文教科丛书,其中还包括不少物理教材;一些科学社团出于普及科学、交流学术的目的,也编译了许多物理教材。由于大学和科学社团之间缺乏联合,加之经费不足,这些教材收效甚微。然而,大学和科学社团的编译活动为之后教材的大规模编译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1931年,蔡元培提出“国化教科书”问题,教材的编译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1933年,中国物理学会在国民政府的支持和组织下,完成了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为编译物理教材扫清了一大障碍;不久,商务印书馆邀请国内专家组成“大学丛书委员会”,编写制定“大学丛书目录”,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译大学物理教材,并出版20余种着作;在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下,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民营出版社也开始组织专家有计划地编译“大学用书”,并出版22种着作,这些丛书中的物理教材不仅改变了当时大学教材的使用结构,加速了大学教科书的规范化建设,而且增强了本土大学的竞争力,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普及,还为物理学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民营出版社主导的物理教材编译活动逐渐陷入困境,难以继续维持;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对教材的管控范围逐渐由中小学教育扩大至高等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开始介入大学教材的编译。自1940年起,为编译大学教材,教育部首先颁布了各学院选修与必修科目,统一了混乱繁杂的高校课程设置,紧接着又组织专家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全面负责大学教材的采集、编辑和审查工作。1941年,由教育部主导编译的“部定大学用书”开始出版,其中物理学着作有16种;而隶属于国民党的出版机构——正中书局也编译出版了一套“大学用书”,其中物理学着作有8种。这两套丛书及其中的物理教材延续了民营出版社的教材编译活动,改善了当时大学物理教材的使用情况,也为推动中国物理学术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民国时期大学物理教材的编译不仅加速了物理名词的统一,提高了物理学的研究水平,而且推动了物理学高等教育的进步,强化了近代物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程度,并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教育和科研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教材编译过程中存在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多样化与标准化之争对现当代大学教材的编译也提供了诸多启示。
刘洋[7]（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认为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崔春雪[8]（2016）在《欧洲文艺复兴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从清末到五四）》文中认为文艺复兴是欧洲由中古转入近代的大转折时期,在欧洲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末清初开始,欧洲文艺复兴的零散知识首先由传教士带进了中国。到清末,很多政府官员、政论家、文化名人在探索诸国兴衰之由、本国富强之法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到作为整体的历史时期存在的欧洲文艺复兴。清末学制改革后,大批编译的西洋史着问世,让更多人尤其是学者、学生接触到文艺复兴的知识,随后引发了时人如何认识并翻译内涵丰富的Renaissance的问题。本文以“文艺复兴”为主要线索,搜集考定了清末至五四及五四后一段时间里谈论欧洲文艺复兴的文章着作400余种。在把“文艺复兴”处理为一种“话语”后,总结了清末以来各种译词的产生及各种中国话语的形成。通过对时人的话语文本进行语境分析,本文进一步透析这些词汇和话语背后的言说重点,揭示了各种文化路径选择上的差异,以及它们与世界文化形势、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欧洲文艺复兴不仅塑造了民国时期的各种话语,而且深切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面貌。中国需要复兴古代学问、改革文字和文学、解放个人、创造新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发展科学和艺术都与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文艺复兴”的话语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产生和定位都直接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关。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讨论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关系,一方面欧洲文艺复兴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广泛传播。这种广泛主要表现为:大批着述和翻译使中国人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知识范围更加丰富;讨论欧洲文艺复兴的人物群体和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大;借欧洲文艺复兴言说的中国问题也逐渐增多,包括中国近代艺术学科的形成。对比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原貌及其在中国所呈现的面貌,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时而缩小、时而拉长的差距。总之,欧洲文艺复兴作为观察中西文化交融互释的一个视角,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字、文学、伦理、教育、文化、文艺的诸方面。通过这项考察,可以发现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诸多情况。
黄承梁[9]（2016）在《老子之道和现代文明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立足“现代视野”下的“老子之道”与“现代文明建设”,结合现代文明的中国语境,以现代生态问题为切入点,点出破解之道——向老子之道寻求智慧和经验借鉴,进而从认知、物质、伦理、心性与制度等不同维度、不同范畴深化老子之道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的研究主题、内在逻辑、适应性和解决方案。论文共分导言、正文（上下两篇、共六章）、结语三部分。第一,导言,切入点、突破点。论文写作缘于“现代视野”,以当今时代的生态问题为切入点,指出：当今时代,区域性、全球性生态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全面的挑战,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在思考如何迎接这种挑战并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建设、迎接并拥抱一个生态文明社会的到来。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要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生态问题,当其以系统形式集中暴发和凸显的时候,本质上是物质生产问题、经济问题和发展方式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必然是社会问题、生活方式问题、人的心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发展、解决和消亡,在现代文明社会,都与制度安排、机制设计等政治制度的理念、考量有很大关系。文章以工业文明背景下生态问题产生的实质、趋势特征为切入点,指出由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导200多年的工业文明及与工业文明相伴而生的一系列人类社会精神、政治和社会存在领域的痛疾,目前仍然是在击鼓传花,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可以预见,人类社会如果不能彻底革自己存在方式的命,重新思考、树立和塑造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时代哲学,迟早要遭到大自然的疯狂报复,及至整个星球的毁灭。反观中华文明,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21世纪,上下4000多年。在这4000多年中,中华文明固有的天人合一观、宇宙观、生命观、心性观和价值观,使其成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并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且由此保持了19世纪鸦片战争以前亘古绵延的东方文明和世界中心地位。身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前夜的中国,今天的环境问题,以及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形势尤其严峻。我们需要探求新的发展大“道”。导言进而将目光转向老子之“道”的智慧以寻求突破口。第二,正文上篇,共三章,探求渊源、述其特质、论其影响。第一章,中华文明与老子之道的思想嬗变。通过探讨老子之道的渊源,指出“道”这个哲学概念,是中国乃至东方古代哲学的重要哲学范畴。中华文明本身包含了“道”的基因,大道始于开辟天地之时,“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为道”。老子是享誉世界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他在古老中国情感本位意识背景下开创了中国“道”的哲学,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先贤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人生、关于社会演变及其发展规律、客观存在的大智慧、大哲学。第二章,老子之道的基本内涵和特质研究。指出老子之道的哲学,首先是整体思维与和谐思维的哲学,然又首推“道可道,非常道”的本体道、“道生万物”的母体道和“道法自然”的宇宙存在与运行的规则道。也就是说,老子之道它不仅是一种宇宙生成论,更是一种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的方法论和伦理思想体系。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道”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也是人类道德实践的终极依据。第三章,轴心时代老子之道的独特地位及其影响研究。指出与孔子“述而不作”不同,老子以“道”述中华文明大道,又开创了中国“道”的哲学。老子之道奠定了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基础,深刻地影响了作为中华传统文明核心的儒墨道法系统。文章特别指出,在儒墨道法为核心的诸子百家齐放奠定的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在世界文化与文明史中占有基础地位的轴心时代及其后,儒家思想历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或代表,是中国思想学术的主流,也是维系整个古代中国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基于先秦的历史事实和不同时代发展的具体需要,道家思想也受到过一定的重视,也有“儒道同源”、“儒道互补”的主张,但这些说法往往都是站在儒家本位的立场提出来的,因而既不能正确说明儒道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恰当说明老子道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以现代视角看,需要重估老子和老子之道的地位。第三,正文下篇,共三章,老子之道的当代价值回归、现代四个文明建设的有益启示。系统阐述了现代文明建设之物质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四个文明建设与老子之道的关系,寻求老子之道为解决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物质追求、精神困惑、政治理念以及生态建设所能提供的思想基石和智慧借鉴。第四章,关于老子之道与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指出,现代科学“以一种传统机械论方式展示宇宙”,一是强调人与自然主客二分,思维与物质分离和对立；二把世界看成一台机器,由许多可以分割的构件组成,这些构件的性质和作用决定自然整体；三遵是循简化论方法,强调分析性思维,使科学沿着不断分化的方向发展,忽视各种现象和过程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使我们的认识远离真实世界,远离万事万物运行的宇宙整体观及其“天道”的运行规则。现时代,人类开始反思其行为价值追求,并倡导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无疑,这一转变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纽带,其与老子之“道生万物”的生态整体观、“物无贵贱”的生态平等观、“知常曰明”的生态保护观、“自然无为”的工具理性观等相融通。第五章,关于老子之道与政治文明,指出,老子之道之“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实质为“无为而无不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以预见,“无为而治”作为一种治国理念,以老子“自然无为”、“无为而治”为根基,尊重自然规律的运转,无为于天下,必能全面促进政治文明建设,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第六章,关于老子之道与精神文明,指出,身处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新轴心时代,顺天道、立人道、讲公道、存德道、遵义道,将成为每个人安身、安心和立命之本。正确阐扬老子之道的人生价值观,有利于培养国民的包容精神、向内寻求幸福的精神,克服浮躁、庸俗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增强国民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反省力量。第四,结语,辩证看待伟大梦想。文章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口号,解决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中国传统哲学主流之儒释道精神,怎样更好地、恰如其分地在“黄金分割点”发挥作用,客观地讲,是有条件地发挥作用的。从当前人类社会物质文明极大丰富背景下时代问题的现状看,建设人类新的社会文明,呼唤老子之道的回归,实现“回归自然”、“回归朴实”、“回归无为”、“回归和谐”的本真,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更大需要。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在实现社会主义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东方文化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重新获得复兴和崛起的强大动力和生机,这是一个宝贵的战略机遇。理性地回应挑战,负责任地履行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认识到,老子之道大道可为。
张林[10]（2015）在《留学生与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研究》文中认为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之一,它的创立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1917年,留学生最早将相对论引入中国,之后又发表了大量介绍相对论的文章,翻译并撰写了相对论专着。1920年代,以周培源为代表的留学生成为中国最早研究相对论的群体,并在相关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得到了国际物理学界认可。同时,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物理学家率先在国内讲授相对论,培养了一批研究相对论的专业人才。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促进了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在中国的科学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武汉专家浅释“伽利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武汉专家浅释“伽利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需 |
| (二)科学价值观理论发展之需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科学 |
| (二)价值和价值观 |
| (三)科学价值观 |
| (四)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五)分期说明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1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 |
| (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
| (二)近代科学价值观范式的转向 |
| (三)科玄论战与科学万能观念的胜利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传统的科学价值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三)西方的科学价值观 |
|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文化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 |
| (一)制度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3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 |
| (一)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三、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4章 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轨迹和内在逻辑 |
| 一、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点 |
| (一)始终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紧密相联 |
| (二)“科学”与“技术”混淆并存且“重术轻学” |
| (三)重科学的工具性而轻科学精神 |
| 二、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主要轨迹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三、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内在逻辑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科学价值观的演变 |
| (二)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渗透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 |
| (三)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观照了救亡图存的科学诉求 |
| 第5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立场和当代启示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
| (一)坚定人民立场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
| (二)坚持唯物史观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正确出路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当代启示 |
| (一)科学价值观的成熟与完善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
| (二)正确科学价值观的树立必须经过理论与实践教育 |
| (三)科学的精神价值观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2）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论文结构 |
| 1.研究问题 |
| 2.论文结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 |
| 1.研究方法 |
| 2.理论基础与认识依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研究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1.英语传播 |
| 2.晚清时期 |
| 3.晚清时期传教士 |
| 第二节 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1.国外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2.国内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晚清以前英语传播回顾 |
| 第四节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研究 |
| 1.晚清社会传教士的相关研究 |
| 2.晚清社会翻译情况的相关研究 |
| 3.晚清社会近代化教育的相关研究 |
| 第三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传教士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1.前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后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出版与英语传播 |
| 1.翻译机构与英语传播 |
| 2.报刊出版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传教士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文化特征 |
| 1.双向语言文化传播 |
| 2.群体性书面语传播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经济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经济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英美商人 |
| 第三节 民间英语培训机构与英语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皮钦”英语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英美商人主导的英语传播的经济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政治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晚清政府洋务派 |
| 第三节 近代化教育与英语传播 |
| 1.三类新式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官派留美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活动与英语传播 |
| 1.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西学传播 |
| 2.京师同文馆翻译活动与译员培养 |
| 第五节 洋务派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政治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规律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外来语言传播竞争激烈 |
| 1.其他外语的传播情况 |
| 2.影响外语竞争的因素 |
| 第二节 路径依赖及其体现 |
| 1.路径依赖及其内涵 |
| 2.英语传播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英语传播中人的因素 |
| 1.晚清来华西方人 |
| 2.晚清政府洋务派 |
| 3.个体被动传播者 |
| 第四节 传播受众:底层-精英-群众的传播模式 |
| 第五节 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的平行交互传播 |
| 第六节 英语在中国传播带来的影响 |
| 1.对汉语的影响 |
| 2.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局限及启示 |
| 第一节 主导性局限及表现 |
| 1.来华西人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2.洋务派们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
| 1.应对传播中的竞争现象 |
| 2.注重主导者的路径依赖 |
| 3.尊重受众传播相关规律 |
| 4.结合“场论”防范预警 |
| 第三节 对外语政策与规划的启示 |
| 1.应对英语的语言霸权 |
| 2.提高中华文化自信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 |
| 第一节 结论与贡献 |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3）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提升呼唤教育话语的创生 |
| (二)话语的建构功用应在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中得到深化 |
| (三)过程话语利于教育难题的消解并开创出新的课程世界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一)课程 |
| (二)课程话语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主题的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语言意义”的研究 |
| (一)国外“语言意义”研究概况 |
| (二)国内“语言意义”研究概况 |
| 二、关于“话语”的研究 |
| (一)国外“话语”研究概况 |
| (二)国内“话语”研究概况 |
| 三、关于“课程话语”的研究 |
| (一)国外“课程话语”研究概况 |
| (二)国内“课程话语”研究概况 |
| 第三章 话语与课程世界 |
| 一、话语在课程世界中的“面相”及“自觉”之路 |
| (一)话语即行动——话语“沉溺”在课程的语言游戏中 |
| (二)话语即修辞——话语被窄化为一种语法 |
| (三)话语即工具——话语沦为无意义的课程表述结构 |
| (四)话语即话语——话语在课程中的本体地位得以显现 |
| 二、话语之于课程要素的重要性 |
| (一)话语与课程思维 |
| (二)话语与课程理论 |
| (三)话语与课程知识 |
| (四)话语与课程意义 |
| (五)话语与课程权力 |
| (六)话语与课程理解 |
| (七)话语与课程实施 |
| (八)话语与课程研究 |
| 三、话语意义的课程来源 |
| (一)课程主体 |
| (二)课程问题 |
| 第四章 哲学与课程话语――课程话语理论基础考察 |
| 一、哲学之课程话语“先在性”身份 |
| (一)“课程”概念本身是由哲学辨明及丰富的 |
| (二)课程话语的“搭建”需借用哲学“脚手架” |
| 二、哲学之课程话语逻辑衍生“母体”身份 |
| (一)话语逻辑 |
| (二)哲学的言说逻辑 |
| (三)哲学如何影响课程话语逻辑 |
| 三、哲学在课程话语中的谱系——以英美和欧陆哲学为视角 |
| (一)英美哲学对课程话语的“塑形”与“赋义” |
| (二)欧陆哲学对课程话语的“塑形”与“赋义” |
| 四、为什么是过程哲学 |
| (一)过程哲学的应景性——从哲学研究的世情上看 |
| (二)过程哲学体系 |
| 第五章 过程哲学课程话语意在改善的言说问题 |
| 一、意在改进实体哲学层面下课程表述问题 |
| (一)表达逻辑问题:课程表达的主-谓模式(主客) |
| (二)话语定位问题:简单定位谬误,语言的乌托邦 |
| (三)表达程式化问题:囿于结构主义言说方式 |
| 二、意在改进解构性后现代下的课程表述问题 |
| (一)失衡问题:思辨性课程话语体系式微 |
| (二)范式问题:课程话语的范式之争 |
| 第六章 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建构思路 |
| 一、课程概念体系:建构过程哲学式的课程要素话语 |
| (一)课程思维:“主体-超体”逻辑 |
| (二)课程理论:有观点更要有体系 |
| (三)课程知识:广狭义并重 |
| (四)课程意义:要明确意义的语境 |
| (五)课程权力:拓展权力的关系力量 |
| (六)课程理解: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并存 |
| (七)课程实施:自由与纪律相结合 |
| (八)课程研究:基于经验,重视思辨 |
| 二、课程结构体系:运用过程哲学思维优化课程言说 |
| (一)课程目标话语:强调学生认知发展的节奏 |
| (二)课程内容话语:超越镜像知识 |
| (三)课程实施话语:让生成话语焕发课堂活力 |
| (四)课程评价话语: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
| 第七章 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同类比较——一种基于课程理解的考察 |
| 一、“课程话语”与“课程理解”的关系逻辑 |
| (一)“课程话语”来自于“课程理解” |
| (二)“课程话语”造就“课程理解” |
| (三)两者通过意义不断地互相“重塑” |
| 二、“课程理解”概念解读 |
| (一)“课程理解”的哲学原理 |
| (二)“课程理解”的方式机制 |
| (三)“课程理解”的取向 |
| (四)“课程理解”的影响因素 |
| 三、课程话语的比较——以几种主流的视角为例 |
| (一)主智主义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二)经验本位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三)实践范式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四)人本主义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五)现象学派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六)后现代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结语 |
| 一、对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研究总结 |
| 二、对未来中国课程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4）《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研究时间的选取、分期及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清中期(1782—1839)：阐释《墨经》逻辑研究的学术史 |
| 1.3.2 晚清(1840—1911)：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3 民国(1912-1948)：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4 现代(1949—2009)：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5 墨学相关文献分析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第2章 墨子和《墨经》 |
| 2.1 墨子其人 |
| 2.1.1 墨子姓名、生卒年 |
| 2.1.2 墨子籍贯、出身 |
| 2.1.3 墨子生平 |
| 2.1.4 《墨子》版本 |
| 2.2 《墨经》其书 |
| 2.2.1 《墨经》着者、成书年代 |
| 2.2.2 《墨经》思想渊源 |
| 2.2.3 《墨经》体例价值 |
| 第3章 清中期(1782—1839)：《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研究 |
| 3.1 清中期《墨经》逻辑研究的学术概述 |
| 3.2 傅山、毕沅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3.2.1 傅山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3.2.2 毕沅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3.3 清中期《墨经》逻辑研究评点 |
| 第4章 晚清(1840—1911)：《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研究 |
| 4.1 晚清《墨经》研究的学术史概述 |
| 4.2 俞樾等人研究《墨经》数理的学术成果 |
| 4.3 孙诒让、王闿运等校勘、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的学术成果 |
| 4.3.1 孙诒让校勘、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4.3.2 王闿运等人校勘《墨经》的学术成果 |
| 4.4 晚清《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5章 民国(1912—1948)：《墨经》数理和逻辑学术史研究 |
| 5.1 民国时期《墨经》研究的学术概况 |
| 5.2 吴毓江等学者校注《墨经》的学术成果 |
| 5.3 谭戒甫等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5.4 胡适、梁启超、杨宽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知识的学术成果 |
| 5.4.1 胡适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4.2 梁启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4.3 杨宽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5 20世纪20年代初《墨经》讨论 |
| 5.5.1 《墨经》旁行句读问题 |
| 5.5.2 《墨经》牒经字问题 |
| 5.5.3 名墨关系问题 |
| 5.5.4 治《墨经》的方法问题 |
| 5.6 民国时期《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6章 现代(1949—2009)：《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 |
| 6.1 现代《墨经》研究概述 |
| 6.1.1 大陆的《墨经》研究 |
| 6.1.2 港台地区的《墨经》研究 |
| 6.1.3 国外的《墨经》研究 |
| 6.2 大陆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6.2.1 汪奠基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成果 |
| 6.2.2 温公颐等学者研究《墨经》的逻辑成果 |
| 6.3 大陆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3.1 方孝博等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成果 |
| 6.3.2 钱临照等学者研究《墨经》物理知识的成果 |
| 6.3.3 钱宝琮等学者研究《墨经》数学知识的成果 |
| 6.4 港台地区学者研究《墨经》逻辑和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5 国外学者研究《墨经》逻辑和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5.1 日本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2 韩国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3 欧洲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4 美洲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6 现代《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7章 《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专题研究 |
| 7.1 《墨经》逻辑知识“名”的再研究 |
| 7.1.1 对“名：达、类、私”的归类 |
| 7.1.2 注释《经上79》及《经说上79》 |
| 7.1.3 《经上79》与《经说上79》中蕴含的科学逻辑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
| 7.2 《墨经》数学知识“端”的再阐释 |
| 7.2.1 《墨经》中涉及“端”字的代表性四条 |
| 7.2.2 《墨经》中“端”的阐释：一词一义与一词多义 |
| 7.2.3 对《墨经》中“端”释义的辨析 |
| 7.2.4 小结 |
| 7.3 对《墨经》物理知识“力”的再认识 |
| 7.3.1 学者对《经上》第廿一条目的阐释 |
| 7.3.2 对学者的解读、观点的分析 |
| 7.3.3 小结 |
| 第8章 结论 |
| 8.1 《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1782—2009)所取得的成就 |
| 8.2 《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1782—2009)存在的不足 |
| 8.3 本文从《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中所获得的启示 |
| 8.4 新时期《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概况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黑格尔的概念论 ——基于概念论的诚学可能性浅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二章 概念与统觉的关联:黑格尔与康德 |
| 一、统觉与先验演绎——康德哲学体系的理论内核 |
| 二、《遗着》中的统觉与概念的开启——康德哲学体系的发展 |
| 第三章 概念运动和黑格尔哲学体系 |
| 一、概念运动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历程 |
| 二、主体与实体:存在与思维的概念化运动 |
| 第四章 诚学:存在与思维的世界性哲学 |
| 一、思维、意识对存在的“诗与思”的把握 |
| (一) 思维方式的多样 |
| (二) 思想与语言喻意 |
| (三) 技术的应然 |
| 二、诚学:关于存在与思维的哲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求学期间的学术成果 |
（6）民国时期大学物理教材的编译（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
| 1.2.1 教育史中关于近代大学教材的研究 |
| 1.2.2 出版史中关于近代大学教材的研究 |
| 1.2.3 物理学史中关于近代大学物理教材的研究 |
| 1.3 研究范围、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2.民国时期编译大学物理教材的历史背景 |
| 2.1 “文化民族主义”与“新教育中国化”的兴起 |
| 2.1.1 “文化民族主义”的盛行及影响 |
| 2.1.2 “新教育中国化”的兴起及影响 |
| 2.2 物理学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的发展 |
| 2.2.1 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的发展 |
| 2.2.2 物理学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的发展 |
| 2.3 本土大学物理教材的使用情况 |
| 2.3.1 外文教材与中文讲义的并用 |
| 2.3.2 使用外文教材与中文讲义的弊端 |
| 3.大学与科学社团编译大学物理教材的早期尝试 |
| 3.1 物理学名词不统一对教材编译的阻碍 |
| 3.1.1 名词不统一对教材编译的阻碍 |
| 3.1.2 统一物理学名词的尝试 |
| 3.2 大学编译物理教材的早期尝试 |
| 3.2.1 大学自编的物理教材 |
| 3.2.2 大学自编教材的特点及不足 |
| 3.3 科学社团编译物理教材的早期尝试 |
| 3.3.1 科学社团自编的物理着作 |
| 3.3.2 科学社团自编教材的特点及不足 |
| 4.民营出版社主导的大学物理教材编译 |
| 4.1 教科书“中国化”的提出及其影响 |
| 4.1.1 教科书“中国化”的提出 |
| 4.1.2 学者的响应及对教材编译的影响 |
| 4.2 20世纪30年代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 |
| 4.2.1 萨本栋与《物理学名词汇》 |
| 4.2.2 中国物理学会与《物理学名词》 |
| 4.2.3 关于物理学名词的讨论及修订 |
| 4.3 商务印书馆编译“大学丛书”及其物理教材 |
| 4.3.1 筹划“大学丛书”的背景及原因 |
| 4.3.2 “大学丛书”编辑的准备工作 |
| 4.3.3 “大学丛书”中物理教材的编辑与出版 |
| 4.3.4 “大学丛书”物理教材的编译理念及历史意义 |
| 4.4 中华书局等出版社编译的大学物理教材 |
| 4.4.1 中华书局等编译的物理教材的背景 |
| 4.4.2 中华书局等编译的大学物理教材 |
| 4.4.3 中华书局等编译物理教材的模式、理念及影响 |
| 5.官方主导的大学物理教材编译 |
| 5.1 教育部介入大学物理教材编译的背景 |
| 5.1.1 民营出版社的编译活动难以为继 |
| 5.1.2 教育部对教材的管控逐渐加强 |
| 5.2 “部定大学用书”及其中的物理教材 |
| 5.2.1 大学课程设置的调整和统一 |
| 5.2.2 “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的成立 |
| 5.2.3 “部定大学用书”的编译及出版 |
| 5.2.4 “部定大学用书”中物理学教材的编译 |
| 5.3 正中书局编译“大学用书”及其物理教材 |
| 5.3.1 正中书局编译教材的历史 |
| 5.3.2 正中版“大学用书”及其物理教材 |
| 6.近代社会变迁视野下的大学物理教材编译 |
| 6.1 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视野下的教材编译 |
| 6.1.1 中文教材的推广及影响 |
| 6.1.2 编译机制的演变及影响 |
| 6.2 近代物理学、思想发展视野下的教材编译 |
| 6.2.1 近代物理学发展中的教材编译 |
| 6.2.2 近代思想变迁中的教材编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7）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欧洲文艺复兴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从清末到五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说明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概念释义 |
| 1.2 研究史回顾 |
| 1.2.1“以复古为解放”与清学的研究综述 |
| 1.2.2 主张“古学复兴”的国粹学派的研究综述 |
| 1.2.3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Chinese Renaissance的研究综述 |
| 1.2.4 近现代中国文化论争中的文艺/文化复兴思想的研究综述 |
| 1.2.5 文艺复兴在中国传播的研究综述 |
| 1.3 史料与方法 |
| 1.3.1 研究史料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第2章 以中释西：Renaissance传入中国后的多种翻译 |
| 2.1 传教士对文艺复兴的知识性介绍和翻译 |
| 2.2 清末民初Renaissance翻译的多种话语取向 |
| 2.2.1 古近分野：清末民初译着文章里的叙述差异 |
| 2.2.1.1 Renaissance是近代史的开端 |
| 2.2.1.2 发生在中世纪末期的Renaissance |
| 2.2.2 众译纷纭：中文世界的多种译词选择 |
| 2.2.3 新旧转换：汉语文词的新义发掘及“文艺复兴”译词确立 |
| 第3章 以西释中：欧洲文艺复兴与学人探寻中国文化出路的多种话语 |
| 3.1“古学复兴”：国人初步借用的话语 |
| 3.1.1 梁启超：中国的最近世为“古学复兴时代” |
| 3.1.2 国粹学派：二十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时代” |
| 3.2 从“文学复古”到文字改革、文学革命的话语流变 |
| 3.3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多种翻译话语 |
| 3.3.1 胡适：“再生（时代）” |
| 3.3.2 傅斯年与罗家伦：新潮 |
| 3.3.3 梁启超：用“文艺复兴”争取新文化运动中的话语空间 |
| 3.4 由“文艺复兴”衍生出的两个话语 |
| 3.4.1 话语之一：“文化复兴” |
| 3.4.2 话语之二：“民族复兴” |
| 第4章 欧洲文艺复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
| 4.1 五四时人认识欧洲文艺复兴的知识基础 |
| 4.2 文艺复兴与五四新文化的渊源 |
| 4.2.1 文艺复兴带来的新生趋向 |
| 4.2.2 西方的文艺复兴支持了白话文运动 |
| 4.2.3 人文主义与人的解放 |
| 4.3 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
| 4.3.1 胡适论Chinese Renaissance |
| 4.3.2 蔡元培在中文世界中的话语塑造 |
| 4.4 中外学人看五四新文化与中国文艺复兴 |
| 4.4.1 五四及其后学人的文艺复兴观 |
| 4.4.2 西人对“Chinese Renaissance”的观感 |
| 第5章 欧洲文艺复兴与五四后的中国 |
| 5.1 欧洲文艺复兴的广泛传播 |
| 5.1.1 文艺复兴研究专着的诞生 |
| 5.1.2 西洋研究的初步介绍 |
| 5.2 文学研究会介绍的文艺复兴 |
| 5.3 中国由欧洲文艺复兴创造的多种想象 |
| 5.3.1 世界民族文艺复兴潮流下的中国文艺复兴 |
| 5.3.2 借欧洲文艺复兴释中国的思潮与主义 |
| 5.3.3 关于中国文艺发展的多种想象 |
| 5.4 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艺学科的现代转型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老子之道和现代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创新与方法 |
| 五、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上编：老子之道的渊源及其在轴心时代的独特地位研究 |
| 第一章 天下有始：中华文明与老子之道的思想嬗变 |
| 第一节 文字演变范畴之老子之道的思想嬗变 |
| 一、“道”字的文字演变 |
| 二、道字的主要意义及不同表述 |
| 第二节 历史发展范畴之老子之道的思想嬗变 |
| 一、远古图腾：创世神话及三皇五帝 |
| 二、上古尚祖：从圣王之治到连山归藏 |
| 三、中古以降：殷之帝,周之德 |
| 第二章 道法自然：老子之道的基本内涵和特质研究 |
| 第一节 老子之道的基本内涵 |
| 一、本体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
| 二、母体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 三、规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 第二节 老子之道的母性特质 |
| 一、老子之道崇阴尊柔的母性情怀探源 |
| 二、老子之道崇阴尊柔的母性特征 |
| 第三章 轴心时代老子之道的独特地位及其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儒道同源说研究 |
| 一、儒道同源说 |
| 二、对儒道同源说的批判 |
| 第二节 儒道异源说研究 |
| 一、基于老子和孔子地域文化不同而形成的儒道异源分析 |
| 二、基于老子和孔子生平际遇不同而形成的儒道异源分析 |
| 三、基于上古典籍对儒道两家的不同影响而形成的儒道异源分析 |
| 第三节 老子之道对儒墨道法的影响研究 |
| 一、老子之道对孔子学识的影响 |
| 二、老子之道对道家思想的影响 |
| 三、老子之道对墨家思想的影响 |
| 四、老子之道对法家及其它各家思想的影响 |
| 下篇新轴心时代老子之道的回归与现代文明建设研究 |
| 第四章 老子之道与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 |
| 第一节 传统物质文明建设模式批判 |
| 一、传统物质文明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批判 |
| 二、传统物质文明科学技术观及发展模式批判 |
| 三、传统物质文明建设的主要后果 |
| 第二节 现代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新态势 |
| 一、现代社会物质生产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 |
| 二、现代社会物质生产的主要形态 |
| 三、现代社会物质生产的技术形态 |
| 四、现代社会物质生产的价值转向：走向人与自然和谐 |
| 第三节 老子之道的生态智慧及其多重表现 |
| 一、天人合一：老子生态智慧的哲学基础 |
| 二、老子之道之生态智慧的多维视角 |
| 第四节 遵老子之道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 |
| 一、环境哲学的兴起及其哲学范式与理论建构 |
| 二、以道建构环境哲学认识论 |
| 第五章 老子之道与政治文明建设 |
| 第一节 “无为而治”治国理念与历代盛世初世概述 |
| 一、汉初“无为而治”与文景之治 |
| 二、唐初“无为”政治与贞观之治 |
| 三、宋初政坛之“清静无为” |
| 四、明初奉《道德经》为治国经典 |
| 第二节 “无为而治”治国理念的“入世”本源及内涵 |
| 一、务为治者也 |
| 二、无为而无不为 |
| 第三节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新特征与老子之道的启示意义 |
| 一、“文明的共存”与“老子的世故论” |
| 二、老子之政统思想对文明共存的意义 |
| 第六章 老子之道与精神文明建设 |
| 第一节 现代人类社会与个人精神存在的困惑 |
| 一、异化的现代生活方式 |
| 二、个体存在的幸福困惑 |
| 第二节 老子之道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 |
| 一、关切自我、自由与本真的老子之道 |
| 二、无为而治、社区自治的社会幸福观 |
| 三、清心寡欲、回归自然的个体幸福观 |
| 第三节 遵“道”转变物质文明的生活方式 |
| 一、由高消费生活向绿色生活转型 |
| 二、简朴、低碳、公正的生活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留学生与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留学生与相对论的快速引进 |
| (一)留日学生与相对论的介绍 |
| (二)留欧、留美学生与相对论的介绍 |
| (三)相对论与经典物理学在中国介绍的比较 |
| 二、留学生与相对论的深入研究 |
| (一)留学生与广义相对论的研究 |
| (二)留学生与狭义相对论、统一场的研究 |
| (三)相对论与经典物理学在中国研究的比较 |
| 三、留学生与相对论的广泛讲授 |
| (一)相对论课程的开设与人才的培养 |
| (二)外国学者来华讲座与学习相对论的热潮 |
| (三)留学生与其他知识分子讲授物理学的比较 |
| 四、留学生传播相对论的重要影响 |
四、武汉专家浅释“伽利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D]. 李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4]《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D]. 张波.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7)
- [5]黑格尔的概念论 ——基于概念论的诚学可能性浅释[D]. 王展. 厦门大学, 2018(12)
- [6]民国时期大学物理教材的编译（1912-1949）[D]. 张林.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8(09)
- [7]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8]欧洲文艺复兴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从清末到五四）[D]. 崔春雪. 清华大学, 2016(11)
- [9]老子之道和现代文明建设研究[D]. 黄承梁. 山东大学, 2016(10)
- [10]留学生与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研究[J]. 张林.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