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民间宗教的民俗性与乡土性（论文文献综述）
左金众,谢耀亭[1]（2020）在《收原与设教:明清民间宗教与孔圣信仰建构》文中提出以"收原"为目的的无生老母信仰是一种民间宗教,在明清底层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明清儒学的世俗化与神学化,是在对民间宗教的整合中完成的。"劫变"世界观与"真空"本体论,是民间宗教中孔圣信仰的思想根源。民间宗教的出世特性使孔圣信仰在神灵谱系、本体论和目的论中并未占据核心地位,但教化实践的现世性又使民间宗教极力强调"三教归儒"与儒教"世间第一"的地位。民间宗教推崇孔圣的核心表现,即是对孔子形象的塑造,使孔圣兼具人、圣、神、仙、佛五种性质,涉及儒、释、道、民间宗教四大领域,是社会底层民众对孔圣信仰的独特表达和精神追求。在"救劫"观下形成的孔子"救赎"思想,最终促使儒学完成了"神道设教"的宗教神学化进程。儒家的宗教神学化与世俗化,对民间宗教起到行为调控、心理调适的积极作用。
郑容坤[2]（2021）在《闽南民间信仰的社会治理支持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闫典芝[3]（2020）在《岷县宝卷调查研究》文中指出宝卷作为我国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今在甘肃岷县以及周边地区仍然盛行和流传,本文主要对岷县宝卷进行了调查研究。本文第一章笔者从岷县当地的民风民俗、地理概况入手,探讨了宝卷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岷县宝卷形成的原因,第二章从岷县宝卷的核心内容“劝善”和宝卷中的女神崇拜两个方面对宝卷的文本进行了分析,又对岷县宝卷的传承现状进行了介绍。第三章通过对仪式个例仪程仪轨的具体分析,从整体阐述了岷县当地各种不同主旨的念卷仪式的异同,探讨了仪式与当地民间信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第四章从三种不同类型的曲调入手,从音乐本体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从而说明宝卷音乐的特点,探讨了宝卷及其音乐“娱人”与“娱神”、“祈福”与“教化”相统一的功能体系。
仲佳钰[4]（2020）在《苏南地区民间信仰与乡村景观研究》文中提出苏南地区的乡村发展迅速,经济水平的提高使人们逐渐关注乡村环境的美观程度。乡村景观建设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乡村文化建设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民间信仰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乡村景观之间的互动关系明显。因此,从传统民间信仰的角度来研究乡村景观的形成与变迁,乃至如何适应当下的新农村建设方针,是一个新的视角。本文以乡村景观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传统民间信仰的变迁与发展出发,找出乡村文化在乡村景观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体现与变化。论文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研究基础,以乡村居民的需求为出发点,首先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的出台使乡村建设得到重视,乡村居民的物质水平逐渐提高;为了满足乡村居民进一步的审美需求,乡村景观设计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虽然乡村居民的物质需求和审美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但是精神文明建设层面需要更多丰富的表现形式。在研究近年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后,引发后续对乡村景观与民间信仰的思考。由于传统民间信仰与乡村景观两者的地域性特征明显,所以本文的研究区域定为苏南地区,同时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本文的第二部分从传统民间信仰入手,研究传统社会民间信仰的类型、功能、演化及人群特征四个层次,在此前提下进入乡村景观的相关研究,梳理出被传统民间信仰所影响的乡村景观样态。通过上述理论及相关案例研究引出第三部分,传统民间信仰对乡村景观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影响。第四部分通过实地考察调研等方法对苏州市东山镇杨湾村的信仰空间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找出杨湾村的本土信仰对当地景观的影响。
姜馥蓉[5]（2020）在《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文中认为宗教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是否适应所处的社会,这种适应一般会涉及其在底层社会的身份建构、被认同和信任等。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不同的地区的传播各有特色。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承个案是必要的。本研究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拟沿着民族志书写和解释人类学的范式,对一个在河西走廊有数百年盛名的乡村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汉族社会的互融与共生情景进行描述并赋予一定的说明性,力求为更有效地对类似文化现象的解读提供案例参考。文章首先纵向梳理了历史时期藏传佛教进入河西走廊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及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传承概况;观察地方外部社会力量如何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的重建及其在地方社会的面貌;藏传佛教金塔寺在进入汉族村落以后如何对群体和个人产生影响,是否以及何种程度上参与并形塑信众的世俗生活和宗教信仰;以及藏传佛教金塔寺进入地方汉族文化环境后与地方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引起各自微妙的变化,并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在地方社会的融入。其次,在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基础上,提出结论和思考。文章的研究结论认为:对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乃是个案中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并通过观察村民个体、村落整体以及村落社会中的一些宗教行为这三个方面,探讨藏传佛教金塔寺与地方汉族村落的互融对后者产生的一些具体影响。提出考察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这样多元文化环境中融入案例的价值即在于,更好理解多民族、多文化共生互动的特点,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等宏大理论提供具象的认知。此外,通过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文章思考了两个问题:一是反思“民间佛教”的概念,提醒相关研究者在运用此类概念时,不能忽略佛教信仰者的内部视角;二是以案例为基础,讨论如何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以及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曾征[6]（2020）在《湘西傩面具艺术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科技革命震碎了千百年来人们对于传统的认识,也打破了传统的农耕社会格局,包括面具文化在内的大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被高速的现代化进程抛进了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湘西傩面具艺术的传承发展也不例外。要化解古老神秘的湘西傩面具发展的这一危机,并使之具有创造性的转化而出新,从中架设出健康的、持续的、放眼于未来的新的发展构架,是本论文选题的立意。基于这一立意,本论文以史籍记载、近现代专家学者的研究成就、媒界资料等诸多文本为基础,对湘西的傩面具艺术的源流与近代化的发展趋势展开了全面分析研究,萃取其中的重要成就与论点并化为论文的背景基础;以二十多次田野实地调研和校级、部级（《关于湘西“咚咚推”傩面具的调研报告》推荐为国家民委优秀调研成果）等项目研究成果,生成对湘西傩面具发展史料不足的补缺;形成对创新发展机遇的发现、新的经验总结与发展途径的确立;提出立足当下、放眼于未来发展的创建性构架。为此本论文以下述四个层面进行论述。首先,简要陈述了由湘西——“五溪蛮地民族群体”①的自然生态环境、上古神话传说、社会人文环境,构成人们争生存、求发展的生命观,交融出湘西各少数民族对自然万物、神灵、先祖的敬畏心理。其中,原始宗教与楚韵巫风成为面具文化天然的深厚土壤;奇异诡谲的自然地理环境催生了民众对自身生活时空的玄想心理;靠山吃山、沿河而居的狩猎或渔猎经济生产方式衍生出万物有灵的图腾崇拜、“五溪蛮地”沧海桑田的历史进程中争霸战争、胜扩疆土带来的民族与人口失栖迁徙所形成的“文化板块漂移”①效应等因素潜移默化地滋养着面具发展、变迁至今。它们已经融入到湘西人的精神思维方式与文化行为方式中,共同孕育出湘西各少数民族对自然、神灵、先祖的敬畏,生成了对面具与生俱来的心理文化滋养。其次,以“文化板块漂移”典型区域作为考察湘西面具文化特色的第一范式与研究视角,结合田野搜集到的材料,从傩面具的分布及区域特色确定了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怀化市各县为典型区域,重点针对傩面具外在形象和内在的审美意识所形成的湘西傩面具所体现的民族特色进行分析,再将傩面具放置在其生存的乡土社会和傩戏的文化生态之中,由此所呈现出“人神合一”的内在文化特质交错于面具制作者、面具使用者和面具观者人与天（神）同在时空场域之中,神人以和的戏剧形式,通过神的名义和神的面容彰显着人性的风采,从而凸显出湘西人依附在傩面具上投射出“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特质。湘西人将崇生观念与“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投向面具,从而呈现出湘西人观念世界、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相互纠缠和共生的复杂关系。再则,基于以上背景,结合田野实践,以傩面具娱神娱人的戏曲为主要表现形式作为研究湘西傩面具艺术民族特色的第二范式。一是“辰州傩”、“咚咚推”、“杠菩萨”,以及“阳戏”、“高腔”等各类民间戏曲形式中傩面具或脸谱在不同场合中的运用。二是从“形式”“功能”“内涵”三个层面对湘西傩戏面具进行逐一剖析,构建出湘西傩面具“生生”观念下以“戏”为特色的表现形式。三是以承载着人们关于“繁衍”“生存”“发展”这一永恒主题而从以下两点展开。1、湘西——“五溪蛮地民族群体”对自然万物、神灵、先祖的敬畏心理生孕出他们对面具与生俱来的心理文化滋养。生成神秘、怪诞、质朴的重要文化基因、面具形象,从中释放出湘西少数民族以生存发展为主题的审美意识;生成“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存繁衍”,“送旧迎新”“自我发展”“自我壮大”等美好的生活与生存的内涵,从中传递出由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出傩面具艺术的“生生”观念与意蕴。2、由湘西人在观念世界、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相互纠缠和共生的关系图谱中释放出傩面具艺术在层层历史与文化的积累中,呈现出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对“生命哲学”的探讨、对“生命之美”的感悟。如此构成了这一“生生”的观念与意蕴的永恒性,焕发出生生不息、繁衍不已、历久弥新的傩面具强大艺术生命魅力。最后,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当下傩面具的发展场域建构与多样性文化创意发展状态,它表现在以下三点。1、基于笔者在专题科研项目中的研究发现为前提,论述了在科技造就的现代文明进程中湘西各族人民将承传统与求生存、谋发展中所进行的傩面具艺术发展的场域建构;论述了通过傩面具的独特文化基因、艺术魅力,在当下湘西民族区域与国家乃至国际文化艺术与文旅融合的场域中,进行创意经济的时代魅力重构。2、提出围绕傩面具的文化基因、生命魅力、表现形式与要素特点,推动傩面具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实践,来化解当下所存在的“湘西傩面具艺术发展的深刻危机”。3、通过“重混·创新”所产生出来的“三式”艺术生命魅力的永恒性,来分析它为古代人们提供一种独特的精神与物质享受,来阐述它使得面具变为新的文化存在样式,新的社会内容,最终融入当下社会和生活,甚至融化于民族的血液中不断循环和更新,即能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中促进区域的文化创意与经济发展,又能在未来的发展路径中具有可能性与可行性。使我们得以窥见未来的发展前景。最终赋予了傩面具艺术以深刻的隽永性与永恒的新姿,从而又诠释了新时代人们乃至未来人们对精神与物用的需求。本文基于上述“四个层面”及其中的五个要点,力图将根植于湘西文化土壤之中的傩面具作为能够加以保护、挖掘、利用和活态传承的宝贵民间艺术与文化资源。展现出以重视“过去”着眼“当下”放眼“未来”的视角与创新发展的逻辑,最终形成对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傩面具艺术的整体研究。由此,形成将赋予湘西面具文化以新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和艺术发展的生命力等,放置于既可以深入开展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个案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意经济时代语境下的“面具文化再生产”提供新的思路,又可以为构建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和中国美术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本,更能够以此来推进以民间艺术“本土化”与“民族化”为基础的传统民族文化复兴之路的延展,进而助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接轨,甚至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
王霄冰,王玉冰[7]（2019）在《从事象、事件到民俗关系——40年民间信仰研究及其范式述评》文中研究表明以《民俗研究》刊发的论文为主要考察对象,可以探索新时期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走向,总结民俗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民俗学的研究传统是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继而结合对于民俗事件的跟踪,运用民俗学者的切身感受和身体经验,探究在动态的事件过程中得以呈现的民俗多元主体与多面相生活文化之间的互构关系。民俗事件所对应的是民俗作为生活的存在形态,其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事象即民俗文化的层面,经由民俗学者的理论抽象建构起社会/文化共同体（民）与知识体系（俗）之间的联系。研究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理应成为民俗学学科的追求方向与立足点。
张兴宇[8]（2018）在《梅花拳与村落自治生活研究 ——以冀南广宗县北杨庄为核心个案》文中指出梅花拳是中国民间传统武术拳种之一。在近现代华北乡村社会,这一植根于乡土的民间拳术,持续影响着冀、鲁、豫等乡村地区的民众自治生活方式。长期以来,盛行于冀南广宗县北杨庄一带的乡村梅花拳组织,它以男性结社、互助自治为典型的运作特征,在村落社会中塑造了显隐兼具、层次分明的乡土文化景观。这种以村落梅花拳为代表的乡民艺术贯穿于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乡土自治逻辑,并呈现出鲜明的民俗文化传统张力。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四章、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阐述了本研究的缘起与意义,并对海内外民间自治、村落组织及梅花拳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述评,同时对部分关键性术语作出说明。第一章介绍了田野个案选取点的村落生活景观全貌。主要从区域地理、村落历史、家族组织与民众日常生活等视角对北杨庄进行“全景式”深描,以增进对当地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整体性认知。第二章对北杨庄村落梅花拳传承发展实况予以梳理,侧重于讨论村落梅花拳的传入、传播及文武教化逻辑等问题。从民众日常生活的内部视界出发,阐释梅花拳“师缘”结构、“拟亲属”组织等方面的运作,分析乡村梅花拳组织在村落社会的生成机制与传承理路。第三章重点探讨了梅花拳的乡土自治逻辑问题。乡民在日常生活中善于借助文场立架、武场传艺和灵验叙事等方式参与村落自治生活,这既凸显了自治权威,也筑牢了自治根基,并由此塑造了梅花拳独特的乡土自治逻辑。梅花拳自治具有面向公益和私益的两种属性。北杨庄内部形成的“架鼓送殡”习俗与普遍推行的社区公益观念,是乡村梅花拳组织长期保持自洽运转的关键支撑。第四章主要从“神圣”和“秘密”两个维度论述了梅花拳的深层自治实践问题。通过村落梅花拳轶事、“灵验”信仰与生存智慧等案例讨论拳之“神圣”,通过“菩萨会”与梅花拳组织关系阐述拳之“秘密”,通过“行好”逻辑和重建村庙事例,探讨自治的边界划分与梅花拳的文武制衡关系。结语部分重点从梅花拳与村落自治生活的意义联结层面予以阐释。分析了梅花拳何以影响村落自治生活,梳理了梅花拳与村落自治生活的互动结构,并对梅花拳这一乡民艺术与村落生活文化传统的建构问题予以讨论。
周新年[9]（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方旭东[10]（2018）在《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这是一项得益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视角的田野研究。所选田野是皖西南的一个自然村落——该研究中的Z村。“过日子”是村落社会基本的生存心态。“过日子”的主体是人,“过日子”的意义是为了“好好活着”。“活着”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品格。“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时代变迁中的“活着”、“活法”,有什么新的变化?什么因素导致如此变化?变化的结果如何?以上追问是本研究希望求解的内容。围绕村落社会的日常生活,“活着”这一生命哲学观具有很强的实践感,立足时空与事件的周期性往复运动,赋予“活着”特定意义、特定方法,最终都可归结到“为了家”这一理念与行动之中。“家”成为村落社会得以可能的一个关键词。“家”不仅是村民人生意义的原结构,也是村落社会结构中的组织单元。同时,“家”也是村落社会中重要的情感结构,与乡关联到一起形成人文地理学与文化人类学中的地方性——“家乡”。家乡是在历史与实践合意中生成的地方性主体自觉意识。不只是从外围“观看”乡村,深入乡村内部去理解“家”,很大程度上更容易阐释乡村。树立起村民——生活者这一主体身份,以家为主轴尝试理解村落社会的时代际遇便是本文的研究思路。“家”在该研究中是一个分析单位,也不妨理解为洞察社会变迁的一种方法。历史社会学的叙事基调贯穿研究始终。时间段是1980年代至今。大致时间分别对应着三段:1980年代,1990——2010年,2010年至今。空间上从家屋——邻居——村落——乡镇——城市展开。情感结构上从家福——在家——家族——村落共同体——家乡推进。针对不同时段“活着”的特点,文章分为“在家”、“离家”、“回家”三个部分。1980年代的在家生活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家福的民俗约定确立起“家”的神圣性。家屋到村落空间的拓展,依照差序格局原则,内嵌着从家户到“大家”的村落共同体感形成。“靠山吃山”,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维系着家计需要的基本满足。乡村手工业成为小农经济必要的补充。血缘（家族）、地缘（邻居）情谊中生成的互助式劳动、礼俗经济与社交等,充当着村落社会福利功能;一定程度上,通过互相帮扶,确保了“家”的平民化再生产。长老统治与乡贤主导村落事务,充当着人格化社区治理的功能。民间道士、风水师把持着乡村民俗文化仪轨。总体而言,1980年代的家得以可能的条件是村民拥有相对完善的“在家”与“在一起”的礼俗系统与国家制度保证。1980年代制度性成就乡野之家最后的顶峰。1990年——2010年,“家”被分离成两部分:进城务工者与留守者。宏观社会结构调整,导致“靠山吃山”的在家生活难以为继,“离开家才能’为了家’”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家”被分裂、村落成员被分离,导致“家”为主轴的乡村生活系统逐渐瓦解。进城务工人员遭遇的主要困难并非是承受体能劳动的高度抗压,而是实际生活脱嵌于曾经习惯且被承认的在家生活方式。进城务工者身体与情感悬挂于两种生活系统的边缘状态,过着“身在城市、心在家乡”的生活。“想家”与“牵挂”成为进城务工者、留守者普遍的精神叙事。身体与情感必须同时忠诚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且无法在实践中相统一,是对农民最大的伤害。农民的实践感中不再能维护总体性“活着”的意义。拥有手工业技能的村民是第一批次进城务工人员。与这些村民具有地缘、血缘上密切相关的人,一般是只拥有“蛮力”的“老实人”——成为被技术民工带进城的第二批进城务工者。第三批进城务工者主要是第一批、第二批进城务工村民的子女。村落共同体内部横向社会关系与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互相胶合,成为村民进城务工模式。“家”作为一个隐性成本成为城市大建设、大发展的牺牲品,农民、农村却没有获得应得的名声。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主体的“农民工”被生产出来。在宏观社会结构高压与近乎资本原始积累的具体雇佣关系中,进城务工人员成为被公德流放者。在实践中得不到法律保证与公德的沐浴,必要的时候,有意识主动成为“无公德的个人”,被他们视为是“保全自身”必要的武器。“农民工”一旦返乡,又会还原其在熟人社会关系中由礼俗约定的农民面目。“农民”的生活世界与自然、乡土具有不可分割性。传统农民过的是一种总体性生活,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在代际中传承且循环。“农民”一旦脱嵌于乡村时空,在当今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注定过着一种单向度的、矢量线性生活。农民进城务工结果,越发偏离“为了家”的进城务工初心。2010年以来,从观念到实践,村民逐渐踏上“回家”之路。“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回家”。第一批、第二批农民工有近乎30年的进城务工史,他们可能实现的最好未来是能够回家“养老”。第三批农民工渴望“回家”创业,再过上“城里人”生活。前者视“回家”为人生的彻底返回,家是身体与精神合一的归属。后者视“回家”为“逆城市化”的生存策略,将家乡当成一种创业资源。1980年代以来是村落社会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生活系统逐渐瓦解的过程。“乡村空心化”,本质上是家的衰落。无论哪一种意义的返回,都可能导致乡村“空心化”状况暂时得到缓解——家等回它真正的主人。“家”一旦被思考,自我拯救的意识就可能被激活。国家应该对被瓦解的家给予最大的善意,在制度上保证进城务工者获得返乡的生存机会,还原乡野之家的本来面目:一家人、“在一起”过着“在家”、“在乡”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乡村,还是作为具备创业机会、“资本下乡”的乡村,长远来看乡村依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命运。Z村人建设家园的实验性实践,如果放到“城乡结合度”的理念中,可能是化解城乡关系割裂、紧张的一种积极探索。彼此互相承认与嵌入各自合理的要素,在互通、互融中重塑新的城乡关系,才可能树立起各自“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的文明社会形象。
二、清代民间宗教的民俗性与乡土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代民间宗教的民俗性与乡土性（论文提纲范文）
（3）岷县宝卷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岷县宝卷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岷县概况 |
| 第二节 岷县宝卷的渊源和发展 |
| 第二章 岷县宝卷文本及传承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岷县宝卷的文本研究 |
| 第二节 岷县宝卷传承现状 |
| 第三章 岷县二郎山“菩萨涅盘日”念卷仪式 |
| 第一节 仪式背景 |
| 第二节 仪程仪轨 |
| 第四章 岷县宝卷的音乐形态 |
| 第一节 岷县宝卷音乐本体分析 |
| 第二节 岷县宝卷的音乐文化功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苏南地区民间信仰与乡村景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及范围界定 |
| 三、既有研究 |
| 四、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苏南地区民间信仰研究 |
| 第一节 民间信仰概述 |
| 一、民间信仰的基本内涵与概念界定 |
| 二、民间信仰的基本类型 |
| 三、民间信仰的存在样态 |
| 第二节 苏南地区民间信仰发展趋势 |
| 一、苏南地区民间信仰的复苏 |
| 二、新时代背景下的民间信仰 |
| 第三节 苏南地区民间信仰特征及人群分布 |
| 一、苏南地区民间信仰的特征 |
| 二、苏南地区民间信仰人群形象分布 |
| 第二章 苏南地区乡村景观特征与形态演变 |
| 第一节 乡村景观的基本内涵 |
| 一、乡村景观的概念界定 |
| 二、乡村景观的基本分类 |
| 三、乡村景观的构成要素 |
| 第二节 苏南地区乡村景观形态演变的影响因素 |
| 一、自然环境与人类行为活动 |
| 二、经济技术与政治制度因素 |
| 三、社会文化结构与乡村聚落形态 |
| 第三节 苏南地区乡村景观形态演变 |
| 一、乡村农业景观形态演变 |
| 二、乡村聚落景观形态演变 |
| 三、乡村居民精神生活变迁 |
| 第三章 民间信仰对苏南地区乡村景观的影响 |
| 第一节 民间信仰对乡村性质的影响 |
| 一、杂姓村落与血缘村落 |
| 二、宗祠的发展影响乡村景观形态 |
| 第二节 民间信仰对乡村景观布局的影响 |
| 一、民间信仰对乡村选址的影响 |
| 二、信仰空间分布与乡村格局 |
| 三、信仰空间与周边环境发展 |
| 第三节 民间信仰与乡村景观发展的综合因素 |
| 一、信仰的度决定信仰空间的发展 |
| 二、景观是信仰的延续 |
| 三、信仰与景观的互构 |
| 第四章 东山镇杨湾村民间信仰及乡村景观研究 |
| 第一节 东山镇杨湾村概况 |
| 一、村落设置 |
| 二、历史文化变迁 |
| 第二节 东山镇杨湾村信仰空间与村落发展 |
| 一、杨湾村民间信仰概况 |
| 二、杨湾村信仰空间分布现状 |
| 三、信仰空间与村落空间形态演变 |
| 第三节 东山镇杨湾村信仰空间与乡村景观 |
| 一、信仰空间与聚落景观 |
| 二、信仰空间与自然景观 |
| 三、杨湾村民间信仰的当代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5）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问题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田野点选取 |
| (三)研究问题: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乡村社会的融入 |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 (一)河西走廊 |
| (二)金塔寺与“金塔寺” |
| (三)文化涵化 |
| (四)“文化边缘”与“文化边‘源’” |
| (五)阶序理论 |
| (六)民间信仰 |
| (七)社会融入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外关于宗教对话与宗教身份认同的研究 |
| (二)以往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研究概况 |
| (三)藏传佛教在藏区以外传播的研究概况 |
| (四)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研究概况 |
| 四、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理论范式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五、金塔寺:文化汇聚地带的藏传佛教 |
| (一)田野点的自然地理概况 |
| (二)田野点的人文概况:“金塔寺”与金塔寺 |
| 第一章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 |
| 第一节 河西走廊藏传佛教传播的历史概况 |
| 一、河西走廊的藏族部落和人口 |
| 二、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传播概况 |
| 三、20世纪中期以前河西走廊藏传佛教传播的特点 |
| 第二节 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 |
| 一、20世纪中期以前武威的藏传佛教传播概况 |
| 二、20世纪中期以后武威的藏传佛教传承状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家、地方社会与寺院重建 |
| 第一节 国家在场与金塔寺重建 |
| 一、国家政权在制度、政策层面对寺院的管理 |
| 二、国家政权在符号象征层面对寺院的影响 |
| 第二节 民间力量与金塔寺的重建 |
| 一、民间文化组织的公共号召力 |
| 二、藏传佛教信仰群体对寺院重建的影响力 |
| 三、民间社会力量之于寺院重建的意义 |
| 第三节 既有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与金塔寺的重建 |
| 一、汉族传统民俗观念对寺院文化的接纳和承受 |
| 二、现代经济发展对寺院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藏传佛教的信徒身份表述 |
| 第一节 居士群体中的城乡身份差异 |
| 一、疏离寺院的村里人 |
| 二、主动亲近寺院的城里人 |
| 第二节 信徒身份的获得与维护 |
| 一、基于情境性社会关系的信徒身份获得 |
| 二、信徒身份的辨识、强化和维护 |
| 第三节 民众宗教信仰实践中的文化调适 |
| 一、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互动与调试 |
| 二、节日中的宗教信仰互动与融合 |
| 三、生命历程中的宗教信仰表述与互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藏传佛教与地方宗教文化的互动 |
| 第一节 金塔寺与地方“神灵”的互动 |
| 一、“神”之来路——地方多元信仰中的“神灵” |
| 二、藏传佛教对地方“神灵”因素的采借 |
| 三、“众神和谐”——地方宗教信仰惯习 |
| 第二节 金塔寺僧俗与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的互动 |
| 一、地方社会中的宗教神职人员 |
| 二、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眼中的彼此 |
| 三、金塔寺僧俗与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的互动 |
| 第三节 藏传佛教与地方宗教信仰在仪式层面的互动 |
| 一、挂“红”——从红色被面向红色哈达的转变 |
| 二、“被互动”的藏传佛教——记一位“神人”对金塔寺的特殊情感 |
| 三、佛还是道:丧礼引出的困惑与确信 |
| 四、众望所归——记一次供龙王法会 |
| 小结 |
| 结论与思考 |
| 一、阶序: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 |
| (一)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藏传佛教与地方多元宗教互动与共生的事实与结果 |
| (二)阶序: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 |
| (三)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影响 |
| 二、对“民间佛教”概念的思考——基于内部视角 |
| (一)关于现行“民间佛教”等概念的回顾 |
| (二)对现行概念之暗示意味的反思 |
| 三、对“宗教在地化”的思考——基于外部视角 |
| (一)田野案例体现的乡土社会宗教信仰实践逻辑 |
| (二)制度化宗教在基层社会践行“中国化”的必要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湘西傩面具艺术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一) 分析湘西傩面具艺术的民族特色 |
| (二) 聚焦拓展湘西傩面具艺术的创新发展 |
| (三) 展望湘西傩面具艺术发展方向与价值 |
| 二、研究动态综述 |
| (一) 关于面具史方面的研究 |
| (二) 关于面具民族特色方面的研究 |
| (三) 关于面具功能、内涵方面的研究 |
| (四) 关于面具非遗保护、转化与发展方面研究 |
| 三、相关概念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 湘西地域概念界定 |
| (二) 傩与傩面具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对象“湘西傩面具”与“湘西傩戏”的界定 |
| 四、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模式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框架 |
| 六、创新点 |
| 第一章 湘西傩面具的生成土壤与条件 |
| 第一节 湘西傩面具生成的文化土壤 |
| 一、原始宗教的遗留 |
| (一) 万物有灵的宗教意识 |
| (二) 史前时期的考古遗存 |
| (三) 积淀丰厚的古史传说 |
| 二、楚巫文化的浸染 |
| (一) 巫文化及其特征 |
| (二) 楚巫文化 |
| (三) 湘西的楚韵巫风 |
| 第二节 湘西傩面具成长的环境条件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经济生产方式 |
| 三、人文社会环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民族特色 |
| 第一节 湘西的傩面具艺术区域分布与特色 |
| 一、湘西傩面具的区域分布 |
| 二、湘西傩面具的区域特色 |
| 第二节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形象与审美特色 |
| 一、傩面具的寓意与形象特色 |
| (一) 正神面具的寓意与形象 |
| (二) 凶神面具的寓意与形象 |
| (三) 世俗人物面具的寓意与形象 |
| 二、傩面具的多重审美特色 |
| (一) 神秘之美 |
| (二) 尚力之美 |
| (三) 狞厉之美 |
| (四) 稚拙之美 |
| (五) 繁复之美 |
| 第三节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崇生观念与文化特色 |
| 一、乡土社会的崇生观念 |
| (一) 阴阳交合万物化生 |
| (二) 共存三元生命世界 |
| (三) 奇特纹样与生命观念 |
| (四) 绮丽色彩与生命表达 |
| 二、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色 |
| (一) 心物合一 |
| (二) 人神合一 |
| 小结 |
| 第三章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形式、功能与内涵 |
| 第一节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表现形式 |
| 一、“戏”说面具与脸谱艺术 |
| (一) 同源异流的面具文化 |
| (二) 共存互渗的面具艺术 |
| 二、傩面具作品的表现形式 |
| (一) 色彩表现形式 |
| (二) 材质表现形式 |
| (三) 工艺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社会功能 |
| 一、趋利避害 |
| 二、道德教化 |
| 三、宣泄情感 |
| 四、传承文化 |
| 第三节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深层内涵 |
| 一、送旧迎新秩序的构建 |
| 二、现实世界中自我发展 |
| 三、观念世界中自我壮大 |
| 四、生命世界中自我繁衍 |
| 小结 |
| 第四章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传承、转化与发展 |
| 第一节 傩面具艺术传承的现状 |
| 一、日渐式微 |
| 二、非遗保护 |
| (一) 模式 |
| (二) 实践 |
| (三) 问题 |
| 三、新兴趋势 |
| (一) 艺术性 |
| (二) 商业性 |
| (三) 创新性 |
| 第二节 傩面具艺术的转化机遇 |
| 一、从反思传统文化之中寻找转化的机遇 |
| 二、非遗与旅游的融合中找准转化的机遇 |
| 三、新兴群体与政策导向激活转化的机遇 |
| (一) 新兴群体激活转化的机遇 |
| (二) 政策导向激活转化的机遇 |
| 第三节 创意经济时代孕育出新的创新与发展前景 |
| 一、创意经济时代下湘西面具的创新之路 |
| 二、“资源转化”与“重混·创新”呈现的“三式”生命魅力及发展前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7）从事象、事件到民俗关系——40年民间信仰研究及其范式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俗研究》所见民间信仰研究的当代走向 |
| 二、民俗学在民间信仰研究中的理论贡献 |
| (一) 民间信仰的概念与本质属性研究 |
| (二) 礼俗互动——民间信仰的核心要义与运作机制 |
|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信仰 |
| 三、从事象研究到事件研究——以民俗关系为方法 |
（8）梅花拳与村落自治生活研究 ——以冀南广宗县北杨庄为核心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论文结构 |
| 五、术语说明 |
| 第一章 沙窝之地:北杨庄村落生活景观 |
| 第一节 广宗县自然地理与历史概况 |
| 一、百里沙带:广宗的水土与气候 |
| 二、广宗的历史、人文与经济 |
| 第二节 村落空间、历史记忆与家族组织 |
| 一、村落空间布局 |
| 二、村落历史与民众记忆 |
| 三、村落家族组织:“邢王不骂” |
| 第三节 村落日常生活景观 |
| 一、村落生计:“农民要变着法儿找活路” |
| 二、年中行事:节俗生活变迁 |
| 三、人生仪礼:村落礼俗生活 |
| 四、信仰生活:“日常的精神寄托” |
| 小结 |
| 第二章 庄稼拳:梅花拳在北杨庄 |
| 第一节 北杨庄梅花拳的传入 |
| 一、广宗县梅花拳历史溯源 |
| 二、北杨庄梅花拳传承脉络:“九世始玩拳” |
| 第二节 北杨庄梅花拳的传播机制 |
| 一、庄稼拳:沙土地里名师辈出 |
| 二、拳之秘密:从“黑拳”到展演扬名 |
| 三、传播动力:“拟亲属”关系与家族传承 |
| 第三节 梅花拳的武功与文教 |
| 一、“师缘”结构:“三师调教”与门内规矩 |
| 二、梅花拳的伦理观与文理武功 |
| 小结 |
| 第三章 文武大道:梅花拳的乡土自治逻辑 |
| 第一节 文场立架:自治权威与象征 |
| 一、自治权威:文场的“架桌子” |
| 二、自治象征:“立架”标准与仪程 |
| 第二节 武场传艺:自治根基与策略 |
| 一、自治根基:拳法与兵器 |
| 二、自治策略:德行与规矩 |
| 三、自治认同:“点灯”与“灭灯” |
| 第三节 公益与私益:梅花拳自治的两面性 |
| 一、自治之私益:乡村拳师的个体经验 |
| 二、自治之公益:“架鼓送殡”习俗 |
| 三、自治之外延:地缘联结与跨村落公共活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自治实践:梅花拳的“神圣”与“秘密” |
| 第一节 “神圣”的拳:梅花拳轶事与“灵验”信仰 |
| 一、诠释“神圣”:村落梅花拳轶事 |
| 二、体验“神圣”:“灵验”信仰与生存智慧 |
| 第二节 “秘密”的拳:“菩萨会”与梅花拳组织 |
| 一、仪式程序:“菩萨会”的操持与运作 |
| 二、组织“秘密”:分合之间 |
| 三、制衡“秘密”:梅花拳与“菩萨会”的生活交织 |
| 第三节 自治的边界:拳内与拳外 |
| 一、“行好”:泛化的信仰观念 |
| 二、自治的边界:村庙重建与身份区隔 |
| 结语 梅花拳与村落自治生活 |
| 第一节 梅花拳何以影响村落自治生活 |
| 一、植根乡土:梅花拳与民众生活逻辑 |
| 二、自治生活:梅花拳的日常运作机制 |
| 三、神圣实践:村落社会的“秘密”属性 |
| 四、走向公益:运作村落民意 |
| 第二节 梅花拳与村落自治生活的互动结构 |
| 一、武术之本:梅花拳的角色担当 |
| 二、生存策略:梅花拳的辅助功能 |
| 三、信仰诉求:梅花拳的关键动力 |
| 四、组织网络:梅花拳的认同机制 |
| 五、文化传统:梅花拳的乡土使命 |
| 余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问题意识 |
| 1.2 问题意识的缘起 |
| 1.2.1 私人化生活体验 |
| 1.2.2 生活者与“家” |
| 1.2.3 “乡村空心化”与“泛乡愁”叙述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差序格局”说 |
| 1.3.2 “家庭伦理”说 |
| 1.3.3 “过日子”说 |
| 1.4 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分析框架 |
| 1.4.3 关键概念 |
| 1.4.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4.5 叙述章节 |
| 1.5 Z村基本面貌 |
| 1.5.1 影响Z村的文化地理 |
| 1.5.2 变迁中的Z村概况 |
| 第一章 家福、家屋与村落空间 |
| 1.1 家福 |
| 1.1.1 福与家 |
| 1.1.2 宅基地选取与风水文化 |
| 1.1.3 屋—物体系 |
| 1.2 从家屋到村落空间 |
| 1.2.1 老屋为中心 |
| 1.2.2 大集居、小聚居 |
| 1.2.3 “出场”、“家门口”与半开放公共空间 |
| 第二章 家计、生产方式及其精神意义 |
| 2.1 家户单位的劳动分工与“持家” |
| 2.2 林地资源与有限市场 |
| 2.2.1 槽场、造纸业与精神物品支出 |
| 2.2.2 竹木业与城市化 |
| 2.3 土地资源活性 |
| 2.4 八十年代的城乡差别及反转 |
| 2.5 乡村百工与“商业” |
| 2.5.1 手工业 |
| 2.5.2 村子里的“时尚” |
| 2.5.3 “商业” |
| 2.6 “在一起”劳作的精神意义 |
| 第三章 家户关系 |
| 3.1 分家与家族 |
| 3.1.1 由分家到“天下一家” |
| 3.1.2 邻居 |
| 3.1.3 兄弟情谊 |
| 3.2 互助与共享 |
| 3.2.1 借 |
| 3.2.2 帮 |
| 3.2.3 换 |
| 3.2.4 送 |
| 3.2.5 看 |
| 第四章 乡贤、在家与家乡 |
| 4.1 人格化乡村治理 |
| 4.1.1 乡贤回归动因 |
| 4.1.2 乡贤与村落社会 |
| 4.2 “在家” |
| 4.2.1 “在家”的意义 |
| 4.2.2 “在家”与伦理社会 |
| 4.3 家乡意识 |
| 4.3.1 情感结构中家的空间边界 |
| 4.3.2 从家到家乡 |
| 第五章 人口新政与乡村治理行政化 |
| 5.1 Z村的计划生育叙事 |
| 5.2 从“家国同构”到对权力的恐惧 |
| 5.3 只生一胎的动因及后果 |
| 5.3.1 只生一胎的动因 |
| 5.3.2 只生一胎的后果 |
| 第六章 家与人口外流 |
| 6.1 “靠山吃山”的衰变 |
| 6.2 “文化人”与乡村 |
| 6.3 农民工的生产与再生产 |
| 6.3.1 拥有手工业技术的第一批农民工 |
| 6.3.2 第二批农民工被“带出” |
| 6.3.3 第三批农民工出现 |
| 6.4 进城务工辐射行业及结果 |
| 6.5 “农民工”主体的生成 |
| 第七章 留守 |
| 7.1 留守儿童 |
| 7.2 留守老人 |
| 7.2.1 “天伦之乐”成为老来负担 |
| 7.2.2 进养老院 |
| 7.2.3 送老困难 |
| 7.2.4 “砸棺”与推行火葬 |
| 7.3 从在家到留守 |
| 第八章 脱嵌于乡土的家及小家庭化 |
| 8.1 与土地分离的乡村 |
| 8.2 无手工业村落生活与人情化变 |
| 8.3 家的屋舍结构及空间变化 |
| 8.3.1 实用主义家居美学 |
| 8.3.2 家居封闭性挤压公共性 |
| 8.3.3 楼房结构与小家庭意识兴起 |
| 8.3.4 个体化的起源及其反思 |
| 8.4 “过年”的流变 |
| 第九章 1990年代为分水岭的本土化信仰变迁 |
| 9.1 九十年代以前民间道教为主的信仰 |
| 9.1.1 以小农生活为本 |
| 9.1.2 保全伺农劳动力为主旨 |
| 9.2 九十年代以来佛教信仰的兴起 |
| 9.2.1 “都市欲望”与“佛教信仰” |
| 9.2.2 村里出现了和尚 |
| 9.2.3 皈依:村民从信士到居士 |
| 9.2.4 求财在祝撒内容中竞胜及信仰后果 |
| 第十章 “返乡”创业与“回家”养老 |
| 10.1 “农民工”的集体焦虑与生存心态 |
| 10.2 返乡创业 |
| 10.3 回家养老 |
| 第十一章 新乡贤共同体与乡村建设 |
| 11.1 老人带头参与公益 |
| 11.2 新乡贤共同体 |
| 11.2.1 “礼”之社交内聚化及其后果 |
| 11.2.2 家庭宴请社交 |
| 11.2.3 新乡贤共同体形成 |
| 11.2.4 新媒介与新乡贤共同体推动的乡村建设 |
| 11.2.5“亮灯工程”后续效应 |
| 11.2.6 Z村乡村建设与社会救助的启示 |
| 11.2.7 村庄整治与“美丽乡村” |
| 结语 |
| 1.1 家与“己”、村落社会的关系 |
| 1.1.1 “家”是“己”生成的原结构 |
| 1.1.2 家是村落社会自主性生活系统 |
| 1.1.3 “过日子”与家 |
| 1.1.4 “在家”与“在一起”是家实现的前提 |
| 1.2 人与家的分离 |
| 1.2.1 “共同体”及“共同体解体” |
| 1.2.2 精神创伤大于肉体抗压的伤害 |
| 1.2.3 “无主体农民工”到独立主体自我追赋 |
| 1.2.4 乡村生活系统自主性势弱 |
| 1.2.5 “自由市场”政治置换了“家政”意义 |
| 1.2.6 道教信仰祛魅到“佛佑乡村” |
| 1.3 乡愁的文化政治 |
| 1.3.1 对乡村遭遇表述危机的反思 |
| 1.3.2 乡村之眼的都市文明 |
| 1.3.3 历史性乡愁与实践性乡愁 |
| 1.3.4 “回家”的情感结构 |
| 1.3.5 “为了家”的另一种实践转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四、清代民间宗教的民俗性与乡土性（论文参考文献）
- [1]收原与设教:明清民间宗教与孔圣信仰建构[J]. 左金众,谢耀亭. 原道, 2020(02)
- [2]闽南民间信仰的社会治理支持功能研究[D]. 郑容坤.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3]岷县宝卷调查研究[D]. 闫典芝.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苏南地区民间信仰与乡村景观研究[D]. 仲佳钰. 苏州大学, 2020(03)
- [5]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D]. 姜馥蓉. 兰州大学, 2020(12)
- [6]湘西傩面具艺术发展研究[D]. 曾征.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7]从事象、事件到民俗关系——40年民间信仰研究及其范式述评[J]. 王霄冰,王玉冰. 民俗研究, 2019(02)
- [8]梅花拳与村落自治生活研究 ——以冀南广宗县北杨庄为核心个案[D]. 张兴宇. 山东大学, 2018(02)
- [9]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10]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D]. 方旭东. 上海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