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整牧业结构 确保农民增收（论文文献综述）
王永仓[1]（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说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叁布拉道尔吉[2]（2021）在《翁牛特旗示范牧场牧户经营性收入增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改善农牧户低收入的现状,提高农牧户的生活水平,提升农牧户的幸福感,已经成为我国农牧业稳步前进的必要条件。农牧户的幸福感来源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农牧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其经营性收入增长。乡村全面性的振兴和“三农”创新已经成为了2019年两会期间农民议事日程上的主要议题。乡村振兴包括了方方面面的内容,涵盖产业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等。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牧的增收问题,农牧户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还影响“三农”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农牧户的收入现状有待提高,生活水平有待提升。所以,提高农牧户的收入水平是中央关注的重点。农民以及牧户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牧户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农民和牧户来说,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大部分。因此,提高农牧户家庭经营性收入是我国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问题。由此可见研究农牧户家庭经营性收入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通过对翁牛特旗示范牧场牧户问卷调查,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出以下结论:牧户家庭经营性收入是翁牛特旗示范牧场牧户家庭总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从翁牛特旗示范牧场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牧户家庭经营性收入总体水平比较低,而且示范牧场三个嘎查之间的牧户家庭经营性收入有明显的差距,还有牧户之间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有显着的差异,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牧户经营畜牧业的条件限制,其中主要是草场规模、牲畜草料价格的上涨,缺少资金、销售渠道的狭窄;其次是牧户个体原因,主要有牧户自身对畜产品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是否用互联网拓展畜产品销售渠道,是否把草场有效的利用起来,是否有效的调整牲畜规模和结构,是否掌握新技术并且引用新技术来种植牲畜草料提高产量,进一步节省经营畜牧业成本,还有是否用新技术来改良牲畜品种,进一步提高畜产品品质和数量。最后是嘎查之间的牧户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大的主要原因是草场规模和对草场经营的方式和保护程度。根据上述结论笔者提出的对策建议是政府应当支持牧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具体支持提高牧户的牲畜品种的技术,政府应当支持专业人才的流入,帮助牧户改良牲畜品种和互联网的应用,政府加大对劳动力和技术缺少的牧户的帮扶,以便缩小贫富差距。牧户按草场规模调整牲畜结构和数量,政府加强对牲畜价格和牲畜草料价格的监督,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一定程度的干预措施。当地书记村干部还可以带头结合实际建立合作社等。
王佳方[3]（2020）在《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村繁荣稳定、农民生计等重要基础功能,确保农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运行,粮食产量连年增高,201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13158亿斤,连续7年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4617元。农业农村稳中向好,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业农村,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向好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隐忧:农业产业结构供需失衡,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较低,农业科技创新支撑不足,农业体制机制亟需完善等,这些当前农业领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供给侧”。因此,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打破我国农业“供给侧”发展困境、有效应对“三农”工作各种风险挑战、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同时也是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农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本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围绕“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全文共9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章绪论和第2章文献综述。本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方法、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主要创新点与不足;同时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特征、动力机制和实现路径做出归纳与总结。第二部分为第3-8章。本部分首先是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的理论分析。通过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理论和内涵进行研究,创建了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机制;其次,通过研究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的现状,分析评价中国农业供给效率,指出农业供给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全面剖析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为后面研究路径提供较好的科学依据;最后从农业产业结构改革路径、农业生产要素改革路径、农业科技创新改革路径和农业体制机制改革路径四个方面研究了如何推进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部分是实现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的保障措施。本部分从全面加强顶层设计、守住三条基本底线、坚持市场改革导向、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四个方面提出一些对实现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保障措施。本文最大的创新点在于: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同时吸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理论,创建了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制;二是依据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制,构建了中国农业供给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揭示出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个实现路径,并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对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路径进行实证分析;三是在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分析的基础上,清晰地界定了市场和政府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为实现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保障措施。本文通过对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且细致的剖析研究,得出了四个系统、全面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现路径,希冀以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贡献微薄力量。
王新利[4]（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视阀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础性决定了农业的无可替代性。农业兴,则百业兴;农业稳,则天下稳。我国农业现代化起步较晚,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为治理这一发展短板,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经济发展核心战略,适宜的农业产业结构则是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保证。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战“疫”关键阶段,农业工作既是战略需要,更是特殊考验。近年来,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仍处在不断调整优化中,但农产品成本较高,种类单一,质量较差,竞争力较弱,不能有效满足社会需求,农业发展深陷困境。治理当前困境的最有效措施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适宜的农业产业结构能够增收,促进农业进步。所以,有必要探索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过程中起到多大的作用,这对于改善农业产业结构和加快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鉴于此,本文在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吉林省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究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实证检验的方法,对比了农业内部农林牧渔产业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最后,关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助于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但产业结构仍然不尽合理,种植业处于主导地位。应加大力度综合发展其他三产业,力求农业内部产业平衡发展。（2）在吉林省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种植业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牧业,而后是林业,最后是渔业。（3）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应充分发挥各地区优势,结合各地经济发展特点,找准优势产业,精准发力,促进全省农业经济发展。进而提出了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首先调整种植业生产结构,加大力度发展渔牧产业;其次跟随市场脚步,用政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最后,强化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管理技术水平。
周升强[5]（2020）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北方农牧交错区作为农业区与牧业区之间的农牧过渡带及生态脆弱区,长期以来始终面临保护草原生态与改善农牧民生计的双重压力。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草原生态退化问题,改善农牧民生计状况,我国自2011年起在北方农牧交错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环境有了明显好转,其效用与影响得到了肯定,但在政府要生态与农牧民要生计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激励不相容问题。禁牧与草畜平衡措施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牧业成本普遍上升,生计脆弱性高,可持续性低,致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无法有效调动农牧民保护草原生态的积极性,制约了政策目标的实现。结合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草原生态与改善农牧民生计二者矛盾仍然突出的现实背景,亟需探究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的生计状况以及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的影响,以通过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的有机结合。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农民分化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及生态经济人等理论构建了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北方农牧交错区核心区实地调研数据,归纳总结了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生计的现状与问题,分别就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分化、生计资本、牧业生计、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收入以及收入稳定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改善农牧民生计的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为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农牧民生计改善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证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虽在宏观层面已取得良好效果,但农牧民生计仍存在诸如生计缓冲能力弱、牧业生计活动与补奖目标相悖、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收入来源单一且稳定性低等问题。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草原生态的恢复,增加农牧民收入,转变牧业生产方式,调整牧业生产结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宏观层面已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应。农牧民微观层面的调研数据表明,农牧民普遍认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引致牧业生产成本明显增加,对于家庭收入增加的作用有限,农牧民对政策的总体满意度并不高。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且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缓冲能力弱,牧业生计活动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目标相悖,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收入来源单一,收入稳定性处于低水平,如何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仍是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促进了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但对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影响并不显着。以非农牧就业比例衡量的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测算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家庭选择将家庭劳动力由农牧业就业转移至非农牧就业,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日益显现,且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根据农牧民牧业收入、农业收入与非农牧收入（不包括草原生态补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以及生计活动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与深兼型五种类型的农牧民。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农牧民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与所获补奖金额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兼业化程度越高,所获补奖金额越少,收入与生计对牧业依赖度越高,所获补奖金额越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虽不具有显着影响,但就影响方向而言具有负向影响,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强化了农牧民收入维度垂直分化的“内卷化”。（3）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缓冲能力弱,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可通过影响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进而增强农牧民生计资本。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较低,生计缓冲能力极弱,且生计资本存在属性间的分异。实证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补奖金额越多,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总值越高,以现金补偿为主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增强农牧民生计资本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补奖标准,增加农牧民的补奖收入对于增加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总量,提高其谋生能力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通过补奖金额对农牧民生计资本影响的分解回归得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补奖金额对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正向促进作用实现的。（4）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农牧民减畜及减畜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的意愿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与农牧民是否减畜及减畜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且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补奖收入不高,对于大部分农牧民而言,补奖收入与农牧民是否减畜以及减畜率之间的关系多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即补奖收入越多农牧民越倾向于不减畜,且减畜农牧民的减畜率越低。非农牧就业对农牧民是否减畜以及减畜农牧民的减畜率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是否减畜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在政策影响农牧民减畜率中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补奖金额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的意愿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且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补奖收入不高,补奖收入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之间的关系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5）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以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度量的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之间均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且生计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与以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度量的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之间均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在补奖收入未达到拐点所需的补奖收入之前,补奖收入越多农牧民生计活动与收入对草地资源依赖度越高。通过对拐点的计算结果得出,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所获补奖收入普遍低于拐点所需的补奖收入值,导致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将随着补奖收入的增加而呈现上升趋势。纳入生计资本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生计活动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收入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6）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重点增加贫困农牧民的收入,增强其收入稳定性。补奖金额对促进贫困农牧民增收,尤其是对促进贫困农牧民中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增收效果显着,反映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具有显着的益贫效应,能够缓解贫困农牧民的贫困程度。补奖金额能够显着促进贫困农牧民牧业收入的增加,但对农业与非农牧业收入影响并不显着,即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益贫效应主要通过增加贫困农牧民的牧业收入来实现,表明在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同时,通过舍饲圈养或以草定畜的方式,合理的利用和发挥北方农牧交错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引导牧业产业的发展,寻求生态补偿与产业扶贫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补奖金额能够显着促进贫困农牧民收入稳定性的提高,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农牧民的收入稳定性,在抑制贫困农牧民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效果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对异质性农牧民微观利益的关注;以提高补奖标准为核心,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着力提升农牧民非农牧就业能力以引导劳动力要素的非农牧转移;着力提升农牧民的生计资本,降低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同时,应结合当前的“精准扶贫”战略,继续推进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扶贫的实施等政策建议。
韩炜[6]（2020）在《内蒙古草原地区种植面积变化及其经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三农三牧”作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做出关于推广高质量农业生产模式的重要指示,创新北方农牧交错带种养结合新模式,着力推进粮改饲发展新型畜牧业。近年来内蒙古在实行草原生态与饲料地建设、开展草牧业试点政策多措并举的背景下,农牧业的发展方向尤为重要。因而研究如何转变农牧业生产经营模式,提高生产效率与农牧民收入,对于实现内蒙古牧区生产与生态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内蒙古粮食直接补贴和生态草牧业政策的发展情况。其次以呼伦贝尔、科尔沁草原、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锡林郭勒以及阿拉善地区六大草原地区为研究区域,以粮食播种与发展生态草牧业代表草原地区种植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两种集约化利用方式,分析2000年至2017年各地区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产量变化情况。并结合气象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了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一步以“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稳健型标准误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粮食播种面积的增长以及粮食产量的增加是否会提高农牧民人均净收入。研究结果表明:在粮食补贴政策以及草牧业政策的利导因素下,内蒙古草原地区粮食播种面积以及人工草原面积均有明显增加,其中半农半牧业旗县的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尤为明显。草原地区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及粮食产量的增加促进了农业产出与区域经济发展。但就研究区域来讲,扩大粮食种植显着降低了研究区域29个牧业旗的人均净收入,因此,牧业旗的发展是否继续扩大粮食种植值得进一步思考。内蒙古作为我国主要商品粮基地以及重要的畜产品基地,亟需在保护草原的基础上,统筹协调草地生产功能,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总之,在内蒙古农区、半农半牧区,粮食播种面积增多有助于提高农牧民人均净收入,但对纯牧区粮食生产增长并不一定促进农牧民人均净收入增长,例如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科尔沁等地区更加适宜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大力发展草原畜牧业,促进人均净收入的有效增长。
马军虎[7]（2020）在《农与菜：D村高原夏菜种植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对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继承与发展。如何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成为急需破解的难题。本文通过对地处河西走廊的一个多民族村落的经济实践——特色农产品高原夏菜种植的多维考察,以期对当下经济欠发达村庄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D村位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是一个汉、藏、土、回族等多民族聚居的村庄。传统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牧业为副。藏族主要从事牧业,汉族、回族、土族从事农业生产。改革开放后,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获得了从事农业生产的自主性,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农村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村庄经济结构逐步调整。禁牧休牧后,牧业逐渐退出村庄经济生活,种植业一枝独秀。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市场对高质量蔬菜的需求越来越大。基于此,D村村民在种植小麦等农作物收入过低的现实境遇下,逐步顺应市场需求,在立足于本村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自1996年起开始试种特色农产品——高原夏菜,2007年扩展至全部3200亩耕地。由于获益高于小麦种植,故高原夏菜的种植经历了从零星试种到全面开花的过程,期间坎坷有之,喜悦更是无尽。随着耕地面积的逐步减少、市场化因素下生产要素的增高、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以及蔬菜种植风险的加大与农民应对能力弱等原因,高原夏菜种植遇到了发展瓶颈,面临增产潜力薄弱、自然灾害与市场波动双重风险等难题。因此,必须借助政府的扶持和专业合作社的介入,推动农民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破解发展难题:以市场为导向,确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提升高原夏菜种植的技术支撑与培训;健全高原夏菜生产的灾险防御保障机制等。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在新时代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增收、村庄经济结构调整为重点。立足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产品,是促进农民增收和村庄繁荣之本。
董章艳[8]（2020）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增收效应研究 ——以南阳市为例》文中提出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中心构成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三农”问题的解决在于农业现代化的建设。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乡村产业、生态、人口、制度等方面不协调的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首位。然而,产业兴旺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在市场需求、资源禀赋、科技创新等因素的作用下,农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结构不平衡的现象,需要不断进行优化调整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实现农业现代化。本文以南阳市的农业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探究该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全文由七部分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的梳理与述评,同时说明了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是相关概念和理论。本章首先阐释了乡村振兴、农业产业结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的内涵;然后介绍可持续发展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资源禀赋理论,为本文写作提供理论基础。第三章是南阳市农业发展的现状。本章首先概述南阳市农业产业发展的要素状况;接着分析南阳市农业的发展现状;最后,对于南阳市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梳理。第四章是南阳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乡村振兴的相互作用分析。本章先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然后分述南阳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乡村振兴的推进,再剖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南阳市的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的良好环境。第五章是南阳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收效应的实证分析。该章主要通过构建时间序列模型,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工具,分析检验南阳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力度。第六章是南阳市提高农业增收的政策建议。主要根据前一章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南阳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第七章是总结与进一步研究展望。
赵硕[9]（2019）在《甘肃省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由于农业受地域、自然环境限制以及农产品趋同,加之农民思想落后等多种原因,使得甘肃省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民增收困难。因此,甘肃省如何合理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是其目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包括“一个理论机制、两个分析维度和三个关键问题”。一个理论机制是基于对已有研究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梳理,构筑农业结构调整作用于农民增收的动力机制。其中,政府政策作用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各个层面。在此前提下,分别从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两方面进行理论分析。从直接因素来看,农民直接决策农业的生产结构和资源要素配置结构,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而农民收入增加进一步导致生产要素的增加,继而反作用于农业结构调整;从间接因素来看,农业结构调整通过提高农业产业组织化水平、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等多种途径作用于农户决策,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两个分析维度是指不同来源农民收入与不同县域两个角度。一方面,通过偏最小二乘法分析农业结构调整对不同来源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除林业对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存在负相关性之外,其他农业产业对不同来源农民收入均存在正向作用,其中种植业和畜牧业对不同来源农民收入均具有显着性作用。说明甘肃省应该合理调整种植业和牧业的生产结构,适当发展林业,加快发展农林牧渔服务业。另一方面,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不同县域农业结构调整影响其农民收入的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对应对策建议。结果表明:除部分县域外,大部分地区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低水平,且各县域适宜发展不同农业产业,但是特色、优势产业不突出,说明甘肃省各县域的农业内部产业发展未能发挥自身优势,亟需进行结构调整。三个关键问题包括:（1）全面认识甘肃省农业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2）甘肃省未来农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方向问题;（3）合理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问题。首先,对甘肃省农业结构调整及农民收入的演变及现状进行梳理,从四个方面总结农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其次,通过农业产业相关数据测算,得出农业结构调整的转换速度和方向。结果表明:1985年至今甘肃省农业结构转换速度较慢,各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其转换方向从发展种植业和牧业转向只发展种植业,说明甘肃省农业发展违背了农业结构多元化融合发展的要求,农业结构调整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最后,根据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调整农业结构提出针对性建议,分别从构建综合性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优化各区域农业生产布局、提高不同来源农民收入、倡导绿色生态农业四个方面提出建议。
刘利[10]（2019）在《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既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产业,也是一个国家的弱质性产业,因此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均对农业实施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和保护。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部署对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体部署内容则通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公布,文件重点强调了要加速建立我国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体系。畜牧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维持养殖户收入持续增长、促进畜牧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对畜牧业的支持与保护符合我国当前新形势的要求,符合我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重中之重”战略的要求,对于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意义重大,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养殖户收入、改善养殖户生活、维护农村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支持水平及效应评价。主要内容为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畜牧业历史演变的视角,梳理并整合畜牧业及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整体发展过程,在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内涵与衡量方法进行比较选择的基础上,采用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2001年-2016年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并从养殖户增收、产量增长、环境影响、结构调整方面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效应评价。与此同时,本文立足于养殖户微观视角,通过调研的方式对畜牧业支持政策中的典型政策展开政策实施效果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给出对策建议,以便为后续相关政策的优化和改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上述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畜牧业发展,并将其分为:畜牧业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发展时期;中国畜牧业发展的迅速增长时期;畜牧业提质增效、结构调整时期;以及以环保为重点的全面转型时期四个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畜牧业结构的变动与畜牧业总量的变动展开分析,得出了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稳步上升的论断,主要畜产品供给结构趋于合理,生产模式由散养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转变。通过对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分析得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猪生产带,其地域特征为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产区,逐步向南北两侧扩散;形成了两条完整的肉牛生产带,主要包括中原肉牛带和东北肉牛带;形成了三条完整的羊肉生产带,主要包括西北牧区、中原牧区和西南牧区;肉禽生产带以东部省份为主,蛋禽生产带则以中原省份为主;奶业优势生产带则主要集中于东北、华北及京津沪等城市郊区。通过对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的分析,从历史发展和时间序列的角度看,我国畜牧业经营主体由上世纪初的农户家庭的副业形态,分离出畜牧专业户,再到现在的专业化畜牧业公司。2.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2007年起,我国加大了通过实施市场价格支持和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最后,总结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一是畜牧业政策阶段性目标差异性强,政策目标趋向于多元化;二是在对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演变梳理中发现,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实施是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利益博弈过程中不断调整利益分配的过程。3.通过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衡量方法比较选择得知,WTO方法仅能够作为一种用于谈判的工具,而OECD农业支持水平的测量方法,可以测量包含国内和边境的农业支持政策,其测算农业支持水平目的则在于进行政策评价、政策分析和政策解读。因此,利用这一方法可以更好地测算、评估国家全部的农业政策,它的作用既能够进行国际间对比,又能够帮助国家农业政策展开评价与分析,对于提升政策效率意义重大。基于这一客观事实,本文采用了OECD评估方法来对我国畜牧业的支持水平进行评估。基于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我国2001年-2016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分类和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发现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总体来看,2001年-2016年我国畜牧业支持总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可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年至2006年之间,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较低,对畜牧业支持力度非常小;自2007年起,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及畜牧业支持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强,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快速提高。二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结构来看,生产者支持占比始终较大,进一步细分得知,在生产者支持内部构成中,生产预算支持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相较于生产预算支持,市场价格支持的贡献更大。三是从不同种类畜产品支持水平来看,各项畜产品在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猪肉、牛肉、羊肉、羊绒的支持水平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但是禽肉和牛奶的支持水平却存在相对较大的波动。禽蛋和羊毛的支持水平多数年份基本为负值,且禽蛋的支持水平负值较多,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造成上述三种特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边境保护政策作用,二是国内饲料粮价值转移,三是受疫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导致的畜产品价格波动。4.本研究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展开了探索。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了解到我国农牧民的牧业收入与我国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存在同方向变动关系,这就意味着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则会增加农牧民的收入,但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农牧民收入增长效果较弱。我国畜牧业总产值与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也存在同方向的变动关系,也就是说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能够推动生产的增加。然而,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牧业总产值相对增长效果同样较弱。另外,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有利于污染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合理性,加强畜牧业支持力度能够起到对排污增量的抑制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畜牧业支持政策是畜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肉牛产业发展的政策,同时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结构和畜产结构组成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畜牧养殖”示范工程的推广在肉牛产业以及拥有秸秆饲料优势的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比较好,但是畜种结构选取的是全国的数据,畜种结构的改变在各个区域并不均衡。同时本研究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的时间范围在2001年-2016年,在此阶段畜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放缓,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种结构变化作用较弱。5.从养殖户微观维度出发,在吉林省生猪养殖户调研访问的基础上,从养殖户对政策认识程度、满意程度,并深入了解总结养殖户不满意的原因,对生猪养殖支持政策进行评价。结合养殖户调研访问结果,对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实施中影响养殖户满意的因素,即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资金补助为主要方式的生猪养殖支持政策,多数没有侧重点,基本上对大多数养殖户具有普惠性,尤其是生猪疫病防控类政策,一旦发生疫病,相较于散养户,大规模养殖户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政策并没有因为养殖户风险的大小而有所差别。二是规模化养殖支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两个问题:一方面,补贴方式以资金为主,缺乏技术扶持、疫病防控的指导,方式单一;另一方面,补助领域为养殖生产环节,不能满足养殖户对销售、管理经营等方面需求。三是宏观调控中的生猪生产和市场信息预警监测机制存在政府宣传力度不足,养殖户认知程度不高;以及该机制对市场信息的预测不全面,对养殖户的生产安排没有起到实际应有的作用的问题。四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门槛高、审核程序复杂、申请周期长、资金发放过程存在程序繁琐的通病。6.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以及畜牧业发展的基本形势,提出政策建议:改善对畜牧业支持资金的使用方式、建立健全畜产品价格监测和市场信息预警机制、构建全国性畜牧业政策保险大灾准备金制度的运行机制框架、进一步完善畜牧业生态保护政策,推动畜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并提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健康养殖、提高畜牧业生产技术水平、增强养殖场疫病防控能力、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建设、发展现代草地畜牧业、支持牧区畜牧良种推广为我国畜牧业未来支持政策的重点。
二、调整牧业结构 确保农民增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调整牧业结构 确保农民增收（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翁牛特旗示范牧场牧户经营性收入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简要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翁牛特旗示范牧场经济社会发展概况及数据来源 |
| 一、翁牛特旗示范牧场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一)地理位置 |
| (二)示范牧场三个嘎查的详细情况 |
| (三)示范牧场人均收入情况 |
| (四)基础设施情况 |
| 二、数据获得及整理 |
| (一)调查问卷制作内容 |
| (二)数据获得 |
| (三)数据整理 |
| 三、调研样本基本特征统计分析 |
| (一)调研个体特征 |
| (二)牧业经营活动 |
| 第二章 翁牛特旗示范牧场牧户经营性收入分析 |
| 一、牧户经营性收入水平 |
| 二、牧户经营性收入结构 |
| 三、牧户经营性收入分配 |
| 四、牧户经营性收入区域差异 |
| 五、牧户经营性收入现状 |
| (一)牧户经营性收入呈现增长趋势 |
| (二)经营性收入占牧户总收入比重高 |
| 第三章 翁牛特旗示范牧场牧户经营性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牧户经营性收入影响因素指标分析 |
| (一)生产要素投入因素 |
| (二)市场因素 |
| 二、牧户经营性收入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 |
| (一)模型建立 |
| (二)基本假设及指标的确定 |
|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四)基本结论 |
| 第四章 提高翁牛特旗示范牧场牧户经营性收入的对策建议 |
| 一、通过政府支持提高牧业生产技术水平 |
| 二、通过政府支持促进专业人才的流入 |
| 三、政府加大帮扶提高对牧户劳动力和技术的供给 |
| 四、牧户根据草场规模调整牲畜结构和数量 |
| 五、政府加强对牲畜价格和牲畜草料价格的监督 |
| 六、鼓励当地能人带头结合实际发展合作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特征 |
| 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机制 |
| 2.3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路径 |
| 2.4 总结与评价 |
| 第3章 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分析 |
| 3.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理论 |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3.1.3 新供给经济增长理论 |
| 3.1.4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3.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
| 3.2.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 |
| 3.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 |
| 3.2.3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提高农业供给质量 |
| 3.2.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
| 3.3 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制 |
| 第4章 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状况分析 |
| 4.1 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的现状 |
| 4.1.1 农业整体发展趋势平稳向好 |
| 4.1.2 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
| 4.1.3 农业机械化水平显着提高 |
| 4.1.4 农业发展遭受“双板挤压” |
| 4.1.5 农业生态环境面临危机 |
| 4.2 中国农业供给效率评价分析 |
| 4.2.1 基本原则 |
| 4.2.2 指标体系 |
| 4.2.3 评价方法 |
| 4.2.4 综合评价 |
| 4.3 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3.1 农业产业存在结构性矛盾 |
| 4.3.2 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高 |
| 4.3.3 科技创新对农业发展的支撑不足 |
| 4.3.4 农业体制机制发展水平滞后 |
| 4.4 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 |
| 4.4.1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历史影响 |
| 4.4.2 市场配置资源不足 |
| 4.4.3 政府宏观调控存在越位与错位 |
| 第5章 农业产业结构改革路径分析 |
| 5.1 农业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
| 5.1.1 农林牧渔结构分析 |
| 5.1.2 粮食结构分析 |
| 5.1.3 种植结构分析 |
| 5.2 农业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5.2.1 农产品结构失衡问题突出 |
| 5.2.2 缺少具有特色优势的农产品 |
| 5.2.3 农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 |
| 5.2.4 农产品国际竞争形势严峻 |
| 5.3 农业产业结构改革的路径 |
| 5.3.1 统筹调整粮经作物种植结构 |
| 5.3.2 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
| 5.3.3 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 |
| 5.3.4 创造良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 |
| 第6章 农业生产要素改革路径分析 |
| 6.1 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现状分析 |
| 6.1.1 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现状分析 |
| 6.1.2 农业生产要素结构现状分析 |
| 6.1.3 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分析 |
| 6.2 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存在的问题 |
| 6.2.1 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 |
| 6.2.2 高素质劳动力进入不充分 |
| 6.2.3 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存在限制 |
| 6.2.4 土地流转效率不高 |
| 6.2.5 农用化肥施用强度过高 |
| 6.3 农业生产要素改革的路径 |
| 6.3.1 积极培育农业生产要素市场 |
| 6.3.2 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
| 6.3.3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 |
| 6.3.4 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
| 6.3.5 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
| 第7章 农业科技创新改革路径分析 |
| 7.1 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现状 |
| 7.1.1 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态势良好 |
| 7.1.2 农业科技经费来源多样化 |
| 7.1.3 农业科技资源投入力度提升 |
| 7.1.4 农业科技创新产出水平提升 |
| 7.2 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供给侧发展的关系 |
| 7.2.1 研究设计 |
| 7.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3 平稳性检验 |
| 7.2.4 边界协整检验 |
| 7.2.5 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短期关系 |
| 7.2.6 稳定性检验 |
| 7.3 农业科技创新改革的路径 |
| 7.3.1 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 |
| 7.3.2 提高对农业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 |
| 7.3.3 增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
| 7.3.4 加大农业科技研发经费投入 |
| 第8章 农业体制机制改革路径分析 |
| 8.1 深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 |
| 8.1.1 实行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的原因 |
| 8.1.2 新一轮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的成效与问题 |
| 8.1.3 深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路径 |
| 8.2 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改革 |
| 8.2.1 农业供给侧改革助推农村金融发展 |
| 8.2.2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
| 8.2.3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
| 8.2.4 加快中国农村金融创新改革的实现路径 |
| 8.3 深化财政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8.3.1 财政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状分析 |
| 8.3.2 财政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 8.3.3 财政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
| 第9章 实现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的保障措施 |
| 9.1 全面加强顶层设计,落实以农民为核心的改革理念 |
| 9.2 守住三条基本底线,确保改革路径不出较大偏差 |
| 9.3 坚持市场改革导向,实现农业农村资源的有效配置 |
| 9.4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着力创造良好的农业发展环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乡村振兴战略视阀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农业 |
| 1.2.2 农业产业结构及其调整 |
| 1.2.3 乡村振兴战略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查阅研究法 |
| 1.5.2 比较分析法 |
| 1.6 本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产业结构理论 |
| 2.1.1 配第-克拉克定理 |
| 2.1.2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1.3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2 产业组织理论 |
| 2.2.1 农业区位理论 |
| 2.2.2 主导产业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产业政策理论 |
| 2.3.1 路径依赖理论 |
| 2.3.2 公共参与理论 |
| 2.4 理论基础小结与本文研究视角的提出 |
| 第三章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乡村振兴的机制分析 |
| 3.1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影响因素 |
| 3.1.1 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资源状况的影响 |
| 3.1.2 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产品需求的影响 |
| 3.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乡村振兴的机制 |
| 3.2.1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乡村产业发展 |
| 3.2.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农民生活富裕 |
| 3.2.3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乡村文化建设 |
| 3.2.4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乡村生态建设 |
| 第四章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机理及效应分析 |
| 4.1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4.1.1 主导产业的更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 4.1.2 提高生产率带动经济增长 |
| 4.1.3 通过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经济增长 |
| 4.1.4 协调产业间的比例关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
| 4.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2.1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要素转移效应 |
| 4.2.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生产优化效应 |
| 4.2.3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区域布局效应 |
| 第五章 吉林省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5.1 吉林省农业资源基本情况 |
| 5.1.1 农业自然资源 |
| 5.1.2 农业社会资源 |
| 5.1.3 农林牧渔产业资源 |
| 5.2 吉林省农林牧渔业构成变化趋势 |
| 5.2.1 农林牧渔总产值构成变化趋势 |
| 5.2.2 主要农产品播种面积构成变化趋势 |
| 5.2.3 畜产品和水产品产量构成变化趋势 |
| 第六章 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
| 6.1 理论模型分析 |
| 6.1.1 模型假设条件 |
| 6.1.2 建立分析模型 |
| 6.2 实证分析 |
| 6.2.1 实证策略 |
| 6.2.2 因果关系检验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实证分析结论小结 |
| 第七章 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
| 7.1 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1.1 农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
| 7.1.2 区域优势不明显 |
| 7.1.3 缺乏优质农产品 |
| 7.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促进吉林省农业经济增长的对策措施 |
| 7.2.1 调整种植业生产结构,加大力度发展渔牧产业 |
| 7.2.2 跟随市场脚步,用政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 7.2.3 强化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管理技术水平 |
| 第八章 全文结论、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研究 |
| 1.3.2 农牧民分化 |
| 1.3.3 农牧民生计研究 |
| 1.3.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
| 1.3.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
| 1.6.1 研究区域概况 |
| 1.6.2 数据来源 |
| 1.7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
| 2.1.2 农牧民 |
| 2.1.3 农牧民分化 |
| 2.1.4 农牧民生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外部性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农民分化理论 |
| 2.2.4 可持续生计理论 |
| 2.2.5 生态经济人理论 |
| 2.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的理论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与农牧民生计现状及问题 |
| 3.1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践与效果 |
| 3.1.1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演变 |
| 3.1.2 基于宏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践效果 |
| 3.1.3 基于农牧民微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践效果 |
| 3.2 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现状 |
| 3.2.1 农牧民分化现状 |
| 3.2.2 农牧民生计资本现状 |
| 3.2.3 农牧民牧业生计现状 |
| 3.2.4 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 |
| 3.2.5 农牧民收入及收入稳定性现状 |
| 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生计现存问题 |
| 3.3.1 农牧民分化显着 |
| 3.3.2 生计缓冲能力弱 |
| 3.3.3 牧业生计活动与补奖目标相悖 |
| 3.3.4 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 |
| 3.3.5 收入稳定性水平较低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分化的影响 |
| 4.1 理论分析 |
| 4.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4.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4.2.2 模型设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职业维度水平分化的影响 |
| 4.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维度垂直分化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
| 5.1 理论分析 |
| 5.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5.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2.2 模型设立 |
| 5.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
| 5.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的影响 |
| 5.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影响的分解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牧业生计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 |
| 6.1.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1.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1.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行为的影响 |
| 6.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模型设立 |
| 6.2.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 |
| 6.3.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模型设立 |
| 6.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的影响 |
| 6.4.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4.2 模型设立 |
| 6.4.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1 理论分析 |
| 7.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7.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7.2.2 模型设立 |
| 7.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活动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劳动力就业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 |
| 8.1 理论分析 |
| 8.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8.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8.2.2 模型设立 |
| 8.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 |
| 8.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稳定性的影响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对策建议 |
| 9.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内蒙古草原地区种植面积变化及其经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导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促进现代畜牧业发展 |
| (2)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牧民增收 |
| (3)创造适宜友好的生态环境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土地利用相关研究进展 |
| 1.3.2 草地资源集约利用与草牧业研究综述 |
| 1.3.3 草原开垦利用存在机会成本 |
| 1.3.4 农牧业生产研究述评 |
| 1.3.5 当前研究的不足与本文研究的贡献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种植结构与种植结构调整 |
| 2.1.2 草原类型 |
| 2.1.3 集约化生产 |
| 2.1.4 粮食产量 |
| 2.1.5 牧业旗与半农半牧业旗县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草原生态系统的外部性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理论 |
| 三、研究区域种植结构调整与生产情况 |
| 3.1 研究区域概况 |
| 3.2 粮食安全问题与内蒙古粮食补贴政策实施概述 |
| 3.2.1 粮食安全问题 |
| 3.2.2 内蒙古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
| 3.3 内蒙古草原建设及草牧业试点政策实施概述 |
| 3.3.1 内蒙古草原建设情况 |
| 3.3.2 草牧业试点政策概述 |
| 3.4 本章小结 |
| 四、粮食播种面积变化对人均净收入的影响分析 |
| 4.1 模型建立 |
| 4.2 计量检验 |
| 4.2.1 检验个体效应 |
| 4.2.2 检验时间效应 |
| 4.2.3 Hausman检验 |
| 4.2.4 时间固定效应 |
| 4.2.5 异方差检验 |
| 4.2.6 序列相关检验 |
| 4.2.7 截面相关检验 |
| 4.2.8 平稳序列 |
| 4.3 内蒙古牧业与半牧业旗县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的影响分析 |
| 4.3.1 牧业与半牧业旗县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的影响分析 |
| 4.3.2 六大草原牧业与半牧业旗县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的影响分析 |
| (1)六大草原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的影响分析 |
| (2)六大草原牧业与半牧业旗县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的影响分析 |
| (3)粮食播种面积不同程度增加的影响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五、粮食产量变化对于人均净收入的影响分析 |
| 5.1 模型建立及计量检验 |
| 5.2 牧业与半牧业旗县粮食产量的影响分析 |
| 5.3 粮食播种面积不同程度增加的影响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1.1 草原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均有明显增加 |
| 6.1.2 草原地区发展粮食种植效率相对较低 |
| 6.1.3 需要协调发展各草原区域的种植结构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牧区可持续发展更应该走生态草牧业的路径 |
| 6.2.2 大力发展草牧业产业集约化与规模化程度 |
| 6.2.3 半农半牧业旗县应当大力发展粮改饲 |
| 6.2.4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农与菜：D村高原夏菜种植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田野点概况 |
| 第一章 村庄经济结构的转型:从农牧兼营到农作物的种植一枝独秀 |
| 第一节 牧业的“消失”:从半农半牧到禁牧休牧 |
| 第二节 农作物种植类型的更替:从小麦、油菜到高原夏菜 |
| 第二章 高原夏菜种植之路:坎坷中不乏惊喜 |
| 第一节 种菜:从零星试种到全面开花 |
| 第二节 卖菜:基于个体散户的层级销售链 |
| 第三节 收获:期盼与喜悦相随 |
| 第三章 高原夏菜种植困境: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高原夏菜增产潜力不足:资本与市场 |
| 第二节 双重风险:自然灾害与市场波动 |
| 第四章 高原夏菜种植困境之突围:政府、农民与市场 |
| 第一节 确立发展模式: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
| 第二节 重科学:提升高原夏菜种植的技术支撑与培训 |
| 第三节 灾险防御:健全高原夏菜生产保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2018年度D村劳务输转月报表 |
| 附录二:主要访谈对象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增收效应研究 ——以南阳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关于乡村振兴 |
| 2.2 关于农业产业结构 |
| 2.3 关于农民收入 |
| 2.4 相关理论 |
| 第3章 南阳市农业及其产业结构现状 |
| 3.1 南阳市农业生产的要素分析 |
| 3.2 南阳市农业产业结构的现状 |
| 3.3 南阳市农业在一、二、三产业中的地位 |
| 第4章 南阳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乡村振兴的相互作用分析 |
| 4.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辅相成 |
| 4.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了乡村振兴 |
| 4.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提供良好环境 |
| 第5章 南阳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收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2 实证分析 |
| 5.3 实证结果 |
| 第6章 南阳市提高农业增收效应的政策建议 |
| 6.1 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农产品产业基地 |
| 6.2 科学利用资源优势,协同发展牧业渔业 |
| 6.3 发展多模式的生态农业,助力农业增收 |
| 6.4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助力乡村产业兴旺 |
| 6.5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扶持农业提质增效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总结 |
| 7.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9）甘肃省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已有研究综述 |
| 1.2.1 农业结构调整研究 |
| 1.2.2 农民增收及影响因素研究 |
| 1.2.3 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本研究技术路线图 |
| 2 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增收的理论分析 |
| 2.1 农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 |
| 2.1.1 规模报酬理论 |
| 2.1.2 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配第—克拉克定律 |
| 2.1.4 库茨涅茨人均收入影响理论 |
| 2.2 农业结构调整的驱动力 |
| 2.2.1 供给因素 |
| 2.2.2 需求因素 |
| 2.2.3 其他因素 |
| 2.3 农业结构调整作用于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 |
| 2.3.1 直接影响 |
| 2.3.2 间接因素 |
| 2.3.3 政府因素 |
| 3 甘肃省农业结构现状及其调整预测 |
| 3.1 甘肃省农业结构现状分析 |
| 3.2 甘肃省农业结构变动趋势预测 |
| 3.2.1 农业结构转换速度系数测算及结果说明 |
| 3.2.2 农业结构转换方向系数测算及结果说明 |
| 3.3 甘肃省农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结构调整的基础建设落后,农机、农技水平较低 |
| 3.3.2 区域结构不合理,未能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
| 3.3.3 农产品结构单一,农业产业链条较短 |
| 3.3.4 农业结构调整受资源环境约束增强 |
| 4 甘肃省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
| 4.1 甘肃省农民收入水平现状 |
| 4.2 甘肃省农民收入构成分析 |
| 4.3 甘肃省贫困与非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对比分析 |
| 5 甘肃省农业结构调整对不同来源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
| 5.1 方法选择及模型构建 |
| 5.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3 实证分析 |
| 5.4 结果说明 |
| 6 甘肃省各县域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分析 |
| 6.1 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平稳性检验 |
| 6.1.3 协整检验 |
| 6.2 模型的构建 |
| 6.2.1 面板数据模型概述 |
| 6.2.2 模型选定 |
| 6.3 实证分析 |
| 6.4 结果说明 |
| 7 甘肃省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
| 7.1 统筹兼顾,构建综合性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
| 7.2 因地制宜,优化各区域农业生产布局 |
| 7.3 重点突出,提高不同来源农民收入 |
| 7.4 分类管理,倡导绿色生态农业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甘肃省农业产业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2003-2016） |
| 后记 |
（10）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 畜牧业支持的理论基础 |
| 1.4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6 逻辑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7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分析 |
| 2.1 畜牧业发展历程分析 |
| 2.2 畜牧业总量与结构的变动分析 |
| 2.3 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 |
| 2.4 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分析 |
| 3.1 畜牧业支持政策概念界定 |
| 3.2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
| 3.3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 |
| 3.4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1 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衡量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
| 4.2 基于OECD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分类及其政策含义 |
| 4.3 代表性畜产品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4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水平及结构特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分析 |
| 5.1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养殖户增收效应分析 |
| 5.2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产值增长效应评价 |
| 5.3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环境效应评价 |
| 5.4 畜牧业支持政策对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效应评价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微观视角的畜牧业典型支持政策评价 |
| 6.1 生猪养殖支持政策的发展与实施现状 |
| 6.2 养殖户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 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养殖户调研问卷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四、调整牧业结构 确保农民增收（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2]翁牛特旗示范牧场牧户经营性收入增长研究[D]. 叁布拉道尔吉.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D]. 王佳方. 辽宁大学, 2020(07)
- [4]乡村振兴战略视阀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D]. 王新利.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1)
- [5]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D]. 周升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6]内蒙古草原地区种植面积变化及其经济影响研究[D]. 韩炜. 内蒙古大学, 2020
- [7]农与菜：D村高原夏菜种植实践研究[D]. 马军虎. 兰州大学, 2020(01)
- [8]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增收效应研究 ——以南阳市为例[D]. 董章艳. 长江大学, 2020(02)
- [9]甘肃省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D]. 赵硕. 兰州财经大学, 2019(08)
- [10]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D]. 刘利.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