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义德写回忆录

一、萨义德撰写回忆录（论文文献综述）

顾盼^[1]（2021）在《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布克奖作为英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自1969年创立至今,截止到2019年,已走过了51年的历程,并评选出了54部优秀小说。来自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的获奖小说,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审美历程,不论是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反映了英国动态的、民族性的、世界性的、非单一性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时刻,而布克奖对大英帝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批判,对全球化资本流通和市场经济的适应和争议,都为其带来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的迥异却多元的文化形态。从早期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到殖民紧缩、去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英国的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对应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的选择,不仅是英国的审美趣味的选择,也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历史抉择。本文由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对布克奖进行了基本介绍,并分析了英国中心论的衰微与文学浪潮的交织,以及帝国变迁中的人性反思;其次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以布克奖及其获奖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资料综述;最后提出了本选题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布克奖在宏大叙事的历史背景中所采取的运营策略和发展模式。布克奖在英国社会引发的“布克效应”以及一步步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重要媒介之一,而大英帝国的历史背景,则奠定了布克奖的帝国主题。第二章至第六章通过分析布克奖获奖小说的类型和主题,来探索布克奖对时代众多焦点的选择和兼顾,其获奖小说表现的英国式的审美意趣、美学价值和艺术精神。其中第二章主要聚焦于后殖民历史重写以及小说中展现的异域文化。布克奖的后殖民小说以1981年萨曼·鲁西迪《午夜之子》的夺冠为元年,吹响了对大英帝国中心式的话语霸权的终结的号角。后殖民文学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审视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问题,曾经被殖民的人民重新获得权力以及民族身份,他们通过取代以往的帝国主义立场而将自己的话语赋予价值,进而恢复自己的声音。后殖民的主题由布克奖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当代英国文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第三章则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以及个体如何在创伤记忆里对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和重塑。在战争这种极端语境下,人类更加渴望文明的修葺和重建。第四章论述了新历史视域下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反思性关注。从“元叙事”到“小叙事”的过渡让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对帝国历史的戏仿和重构深刻反映了文化和个体身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第五章探讨了布克奖获奖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和意识图景,女性作为性别概念中的“他者”,在对抗父性制的中心话语的同时,对本体性和自我意识一再重申,从而逐渐获得了对个体存在的证明和回归。第六章分析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危机和文化矛盾中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困惑,其中的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等身份认同问题都呈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冲突、分裂和无序状态,自我的意志和人性的价值都需要被放置在“他者”的理论体系中被重新思考和感知。第七章论述了布克奖获奖小说的文化反思问题。布克奖商业和美学理想的结合,声望经济和艺术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及布克奖在文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多方因素。布克奖对人性的洞察、对新历史观和多元叙述的探索,对未来的英语小说具有指导性的价值和文学发展的启发性意义。结语部分则回溯了本文的主要论点,指出了文学文本和国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同步关系。布克奖在推动英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文化领域地位,其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局势中,包容且赞赏的接纳和承认非英国中心地区与国家的文化符号,打开了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的注视目光。

董海伦^[2]（2020）在《萨义德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话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W·萨义德着作等身,其《东方学》被看作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滥觞,具有极高的国际影响力。自台湾学者单德兴将萨义德引介中国以来,其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学界引起热议,学者亦较多集中于东方主义的研究;此外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也在国内受到一致好评,萨义德知识分子观同样是学界探究较多的课题。本文则从身份认同角度入手对萨义德的后殖民知识分子话语进行研究和梳理。身份认同不仅是当代欧美文化政治的风向标,也是席卷全球的一种认知风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全球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呈现多极化趋势,所谓的世界霸主已经不复存在,经济上亦走向全球化,各国家、地区和民族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变。随着世界范围的普遍进步与发展,文化同样也开始了全面转向,身份认同作为一种与政治文化联系紧密的话语在学界引起了热议和研究,性别、地方、种族等元素都是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萨义德本人以积极介入政治而在国际上声名鹊起。通过研究他的理论文本,可以厘清以萨义德本人为代表的后殖民知识份子在当今社会中是如何构建身份认同的。因为曾经有过难民的身份,萨义德在其论着中涉及到了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话语。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文本细读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细致梳理萨义德着作以及相关研究文献,摘取其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话语相关表述。后殖民知识分子是指从第三世界前殖民地流散移民到第一世界前宗主国、操持后殖民批评的知识分子。这部分知识分子身处后殖民语境的核心冲突地带,他们出生在前殖民地,接受的却是殖民体系教育,最终定居于西方原殖民国家。这样的艰难历程不仅仅给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来身份上的困惑,同时也使其获得了一种边缘性视野、混杂身份及其文化权力,从而发挥着虽边缘但重要的批判性建构功能。后殖民知识分子至今的文化身份依然在受到质疑,其混杂性受到了来自母国与宗主国两边的否认和排斥,甚至被指控具有特权精英和买办知识分子的嫌疑,面临着阶级政治的分化。在这样的处境下,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多元张力与建构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首先着眼于萨义德后殖民知识分子话语的形成的原因,任何文学批评的发展都离不开时代环境的推动和限制,萨义德本人特殊的经历也是构建出独特身份认同感的重要原因,其所处的特定社会情境中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亦有着推动作用;而后结合萨义德着作以及前人的研究梳理萨义德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话语的意义和内涵,提炼出“他者”、“流亡”、“再现”、“业余”四种话语进行系统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到话语之间的联系和互相作用;最后对萨义德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话语进行整体的评析,从中析出启示与反思。作为以流亡知识分子自居的批评家,萨义德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种种界定,为其身份认同划定依据并表明了现世批评与消解强制性知识的反抗式道路,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做出巨大贡献,对当代知识分子文化身份问题也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也应看到,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观当中蕴含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尽管对于当今知识分子重新树立使命感有重要的警醒作用,但其中也存在明显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

陈怡文^[3]（2020）在《抗战时期日占区游走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后殖民主义理论视域下的旅行书写研究如火如荼。但此类研究虽对旅行书写背后的殖民话语进行了反思,却仍有两大盲点:一是忽视了受殖者的所言所写,二是错误地将日本及其殖民地不加区分地一起归入他者“东方”。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遗漏之处出发,在东亚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下,聚焦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占区游走书写。所谓“日占区游走书写”,意指抗战时期在不同的日本占领区和宗主国日本之间发生空间位移的中国文人根据自己的游走经历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既区别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野中的“殖民旅行书写”,又与“东北流亡文学”概念不同。通过对“日占区游走书写”的考察,可以从此类作品中发掘日本殖民主义话语的构造,了解日占区文人在多文化碰撞中复杂多变的精神状态,进而丰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同时重新审视后殖民主义理论。本文分五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解释了“何为日占区游走书写”,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和内容构架。第一章着眼于台湾,主要分析其中为逃离日本“官方民族主义”而发生的大陆日占区游走,发掘此类游走书写中蕴藏的原乡追寻。以钟理和的“满洲”和北京游走为案例,通过对其自传性小说、散文、书信和日记的考察,展现钟理和离台游走的原因,选择“满洲”的原因,以及“满洲”幻梦破碎的原因。然后,借用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阐释钟理和游走至北京期间的小说,揭示其因为主体意识的分裂和认同困境而只能与原乡若即若离。第二章关注伪满洲国,主要探究其中去往异域的日占区游走,发掘此类游走展现的对民族等级差的体验与回应。首先关注梅娘的日本游走,通过分析其作品,呈现战时日本社会中歧视性的民族等级差,以及她身处其中所经历的身份认同的迷失与重新确认。其次关注杨絮的朝鲜之行,展现身为博览会参观者和表演者的她如何在某些时刻松动殖民等级思想的禁锢,对自己的文化认同与国族身份进行反思。第三章聚焦华北、华中沦陷区,关注其中受日本赞助的日占区游走,探讨受殖者在面对殖民者赞助时,会与殖民主义产生怎样的相互作用。首先关注柳龙光受日本杂志社派遣赴华北、华中等地考察一事,发掘他视察报告中超出日本人预设的忧国之情被殖民权力话语所扭曲的过程。其次以关露赴日参加会议一事为案例,探讨她怎样通过对“女性”和“疾病”话题的言说使其散文偏离会议预设,避免成为会议的政治传声筒。结语部分则着力揭示日占区游走书写作为“解殖文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任伟^[4]（2020）在《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的书评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本翻译报告选取英国媒体《卫报》登载的18篇书评作为翻译文本,结合文本的语言特点和翻译难点,基于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探讨其翻译策略和技巧。在翻译过程中,笔者发现以下难点:1)词汇层面:典故、抽象概念词、名词化结构的翻译;2)句式层面:无灵主语句的翻译。依据书评的文本特点和翻译难点,译者基于功能对等理论,归纳出两个原则,即信息理解精确原则以及读者反应原则来指导翻译实践,并采用了以下翻译策略:1)在信息理解精确的指导原则下,典故的翻译主要采用增译;抽象概念词的翻译主要使用变抽象为具体;2)依据读者反应原则,名词化结构的翻译主要使用词性转换,以期达到语义上的对等,使目的语读者产生和源语读者相同的心理反应。其次,针对无灵主语句的翻译,笔者采用了以下三种方法:将英语无灵主语句转换为汉语的有灵主语句;将英语无灵主语句转换为状语从句;增加潜在主语。

李昊^[5]（2020）在《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从上海租界空间及文化的性质和特点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文学创作关系入手,考察了上海租界空间及文化对作家文学实践内在与外在的影响,以上海二三十年代文人实践活动作为参考,力图探讨在上海二三十年代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下,作为上海文化活跃建构因素的租界及文化是如何影响文人的思维方式,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审美倾向与美学追求的,又是如何影响文学思潮的产生,都市文学类型的多样以及某些文学类型的叙事症候,以期得出一些与前辈学人略有不同的结论。全文整体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及相关的文献综述。首先整理出中外史学家有关上海租界的专门史着作和文献,然后大致爬梳了以前在海派文学框架下,与上海租界相关的都市文化有关的文学实践专着与文献,从中择选出与上海租界及文化有关的着作文献。第二章,专门论述了租界空间与文化的概念与特征,以及租界空间尤其是租界文化对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审美、文学心理实践机制的影响。上海租界作为殖民空间的表征具有与以往代表中国传统社会空间的华界不同的性质与特征。而这种空间所具有的独特的性质打乱了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发展的节奏。上海租界空间特有的性质及文化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论文首先介绍了上海租界的来历以及历史演变过程,归纳出上海租界发展史上几件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接下来阐述了上海租界文化的概念及特征,分别从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维度诠释了租界及租界文化给文学领域带来的影响。上海租界及文化对于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发展有着结构性的功能意义,对这一时期文学样貌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借用布迪厄文学场域的理论,把整个上海租界作为文学场域进行考察,把身居租界文学场域中的多种文化类型背景文人共同体当做文学场域中的子域来考察,将影响文学的外部因素和内在形式两个维度有机的结合起来。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文化中心实现了南移,租界化的上海毫无质疑地赢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版图的中心地位。上海租界为文学场域的生成提供了众多客观条件,传统文人在上海租界内实现了向职业作家转型的过程,并且重新建构起新型的文人作家公共交往空间模式。上海租界内出版业的发达也为文人作家实现这种身份的转变提供了经济、物质上的保障。192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上海汇聚了多种文化背景的文人,在租界文学场域内活动的主要有左翼文人、南迁的自由主义文人和海派文人。通过考察不同文化背景文人的“惯习”,分析出上海租界内各类文人的空间分布与活动规律。各类文人在租界空间的活动规律折射出其对上海租界的文化立场,同时也显示出租界文学场域对各类文人的召唤和调试作用,这其中隐含着各自场域中文人作家特有的文化逻辑。各类文人在租界文学场域中的空间移动,究其实质还是各种权力话语在上海租界中对象征资本的争夺。第三章,这一章选取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与上海地域文化相关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品,是指那些既包括上海籍及后到上海原籍江浙一带的作家创作的与上海地域文化有密切关联的作品。上海开埠以来,上海租界空间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空间的结构。而现代的都市空间性质和社会结构催生了现代市民阶层。现代市民阶层的诞生必然要有一种与之审美品味相匹配的文学形式。而通俗文学的代表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就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勃发了。上海租界的都市化新型生活为鸳鸯蝴蝶派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新兴的市民阶层为这类通俗小说培育出大量的有消费潜力的读者,市民社会的内部差异而形成的不同审美倾向丰富了原有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类型。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最早反映上海租界空间的小说对新到上海的移民在都市生活方面起到启蒙的作用。第四章,毋庸置疑,海派文学是与上海租界及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海派文学与上海租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共生的关系,是以特定的地域文化作为依托的文学现象。因而海派小说对唯美主义症候群式的追求,必然与上海租界及文化有着关联。上海租界的繁华物质环境和成熟的消费主义体系为这种唯美主义追求提供了生发的契机,而租界独特文化所具有的金融商业性和消费性为海派唯美追求提供了合适的精神土壤。租界空间独特的性质也深深地影响了身居上海租界海派作家的审美倾向和认知方式。应该说海派作家是有意选择唯美主义这种西方舶来文学思潮来表达对租界空间的映射反应的。而这种海派唯美追求在文本中表现为对刹那主义时间观的追求,对无机质女体塑造的推崇和文本中对视觉刻意的追求。海派作家对唯美主义追求不但体现在文学实践上,还把唯美主义的美学理念付之于生活实践之中。而这种唯美生活实践也不知不觉的影响了文本的建构,使服装饰品、化妆品、装饰艺术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意象进入了文本之中。这种审美旨趣的促成与西方唯美主义和上海租界的文化语境有着网状的相互影响。第五章,上海都市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地域性的文学经验,它的产生机制是依赖上海租界以商业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在此意义上,海派小说一定是属于都市文学的范畴。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内,每每提到都市文学,与之发生刻板联系的一定是海派文学特别是新感觉派一支。左翼小说因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排除在都市文学视野之外的,但就其萌发、发展的机制上看,左翼小说产生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语境都不能脱离上海租界提供的成熟的都市空间样本。因此,从这个维度上看,新感觉派小说与左翼小说是同源的问题,同源的“源”是指二者同样都根植于当时上海经济繁荣发展的租界。左翼都市小说与新感觉派的共生性也导致了左翼都市小说诸如叙事主体分裂、革命+恋爱的独特叙事形式的症候群的形成。而作为真正洋场小说的新感觉派,因其努力地与世界文学思潮保持同步,不可避免的带有了世界主义的色彩,在叙事的情感姿态上,也无法避免的带有了“自我东方主义”的姿态。第六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租界化的上海以其地理和独特的文化优势,以文学的先锋性、多元性和商业性为特质的都市文学类型成为当之无愧的地域性文学典范。上海的租界文化在上海地域性文化的建构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因素。租界文化的因子长久以来已经浸润到上海文化的肌理里。因此,租界文化的影响是有关上海都市文学创作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从现代化的进程上看,租界文化确实给文学和作家的现代职业化带来了推动的力量,但是租界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殖民文化也的确给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域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1949年以后,租界空间彻底的消失,与租界及租界文化有着极强共生性的上海地域性文学传统被中断。然而进入新时期之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经济的再次繁荣激发了作家以上海为主题进行创作的内在情绪,从而形成了“上海怀旧”的热潮。在对上海进行追寻和重构的过程中,有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期的上海成为重新建构新型上海重要的文化资源。上海的租界及文化在线性历史进程的耗损中,已经变身成为“后殖民主义”等抽象的学术概念。这个所谓的“后殖民主义”在重构上海的怀旧文学热潮中可以具体而实在地被指认为“租界性”。这种“租界性”以不在场的方式影响着后代作家的叙事内容和言说风格,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新世纪的洋场小说创作。

林懿^[6]（2019）在《“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文中指出无论在哲学、艺术、科技抑或政治领域,人文主义都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中流纸柱。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围绕人作为出发点和终极关照的元伦理视角,并以具有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性概念为基础,在抽象普世与微观个体两个层面设计并追求理想的人类生活和人性发展。人文主义为西方现代文明以至整个人类文明贡献了极为辉煌的成就。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思想界,人文主义却变成最具争议与分裂性的概念之一。它引发了一系列愤怒的争吵,人文主义的声誉也一落千丈。战后西方人文主义受到的冲击可用三个标志性节点进行划分。首先,是二战结束的岁月对大屠杀暴行·所进行的关于人性与西方文明的伦理反省。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发起攻击,但在另一方面,萨特哲学又将人文主义中的个体自由、理性、自主意志和个人责任推向最高点。接下来的一轮人文主义冲击是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以法国（/欧陆）理论界为大本营的层出不穷的“反人文主义”思潮对人文主义立场进行清算。最后是从上世纪末起、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的世界政治格局变迁和科技发展。它们激发的对全球人类生存状况的重新想象给人文主义带来新的挑战。人文主义遭遇的猛烈攻击带来的影响波及西方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而文学和艺术研究领域由于其在人文主义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其中,自由人文主义诗学原则下的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由于其人文主义的深层立场以及它与人文主义人性观相适应的现实主义形式风格,在战后西方文坛中逐渐陷入困境。面对层出不穷的反人文主义挑战和针对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的批评,本论文中的三位女性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扎迪·史密斯——依然通过严肃深沉的思考,有意识地坚持了人文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在创作中维护和继承了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学观。她们还在人文主义受剧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坚持以人文主义立场为出发点来探查战后西方社会和人类生存状况的症结和出路,体现出人文主义者的社会担当和人性关怀。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是战后崭露头角的第一代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她首先通过与萨特的人性观、文学观和自由主义观对话,恢复了与人文主义关系紧密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思想与道德哲学方面的重要性。接着,默多克借助她的内向性道德哲学,努力恢复古典人文主义对整全人性的培养和教化作用。她的关注人物内在意识生活的小说有力地维护了与激进自由主义相对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社会文化观和人性观念。她的道德人文主义为战争暴行之后西方世界的道德反思提供了与存在主义的激越态度完全不同的古典化理解思路。在后期的神秘主义转向中,默多克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又进入最深层,指向一种“超人文主义”的中间立场。不过,即便在人文主义批判的最深层和最激进处,默多克也没有偏向传统宗教神学和当代学者所称的反人文主义立场。她的晚期神秘主义立场可被视为一种被大幅度修改的人文主义:它携带着默多克在漫长的中前期发展而来的人文主义关怀,又同时指向超人类世界的开阔而神秘的“善”之真理。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9-）曾师从利维斯,她成长于一个更为平稳的社会氛围里,可被视为战后英国第二代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德拉布尔始终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传统中展开她对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的当代思索。她的早期小说聚焦女性特有的身心体验（特别是母性体验）,在客观上推动了女性主义事业的发声与传播,同时也帮助过往被忽略的女性生活作为具有独特价值的一种人性经验进入到人文主义的关照之下,并给后者带来新的启发。中后期德拉布尔小说在人文主题上的拓疆则与利维斯按从窄到宽的路径发展起来的关注“个体、文化、（异）文明”的英国小说人文传统正相契合。德拉布尔笔下的人物从人文主义人性化（个性化）、反人文主义分裂状态到人文主义主体重构的变化路径勾勒了作家对现实主义人文传统遭受的攻击所经历的逐步了解、积极应对并最终超越的过程。默多克早早就认识到、自己却没走上的那种“包含一切人与一切事”的光辉丰盈的小说道路,德拉布尔一直在尝试着走下去。她的作品在反人文主义思潮最盛的时期为英国自由主义文学传统赢得了一例宝贵的实践延续,其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启示尽管没有被付诸于体系化的理论建树,却与默多克、列维纳斯等人在战后开展的人文主义哲学思辨形成了较强的可通约性。史密斯（Zadie Smith 1975-）在“9·11”爆发之前的写作或许还不介意接近后现代反讽精神和反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甚至乐意去触碰尼采这一自由世界的异质话语。然而到了后“9·11”时期,史密斯在小说和评论文章里体现出来的严肃性和自由人文主义色彩则没有人能够怀疑了。随着史密斯近二十的创作生涯发展和学界对她认识的加深,史密斯与德拉布尔和默多克等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前辈作家的承袭关系也越发清晰。在“9·11”之后全球政治格局变迁和社会心态的变化中,史密斯的创作实践不仅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包容性和自我修进潜力,也表明了具有“超政治”惰性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同样能够在关键时期以积极姿态维护其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念。她通过《白牙》《论美》等主要小说作品传达出的社会文化立场对英国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进行了再想象,并且把这种关注人性情感联结、微观个人自由空间和真实生活体验的传统“升级”到了新的世界背景中。她的立场可被视为一种“新自由人文主义”。在小说形式技法上,利维斯、瓦特等人所阐发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在史密斯身上得到了重新“问题化”的机会并获得了新的内涵、拓展了形式技法的疆域。史密斯的小说创作还帮助发展了“后现代现实主义”这一新型小说形式风格。对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对人文主义基本观念的攻击主要出于对它的失望幻灭之情,认为它没有能够守卫它所强调的人性理想和它所展望的自由、平等、合乎人性的人类社会理想,但他们却并不是在根本上反对人文主义的这些人文理想。本论文所论述的三位女作家面对反人文主义者们各种激烈的批评观点时,均表现出开明理解的态度。她们积极回应借鉴反人文主义风潮的可取部分,并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与改造。但与此同时,她们更是发挥才智与反人文主义风潮针锋相对,或是指出其弱点和误区,或是巧妙地将其纳入更广义的人文传统之下,最终三人都清晰地表明她们的人文主义立场。她们对人文主义立场的坚持从来不是不容异见的、或是完全没有自我怀疑的,但她们终究将这些迟疑、动摇、虚心接纳、再思索、重新肯定人文主义立场的过程融入了她们更为地道的人文主义处世态度之中。但是,对于根本上意在摧毁人文主义人性价值的观念体系,如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非人性的意识形态划分等,三位作家都表现出毫不犹豫的、无条件的抗争态度。“伟大传统”为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贡献了小说领域里最具典范性的艺术准则和一批最成功的实践成就。在英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伟大传统”所表现的这种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又与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英式自由人文主义立场密切关联、甚至合而为一,这又使得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们的写作具有十分特殊的“英国脾性”。相对于追求纯粹的美学效果,“伟大传统”下的小说创作更注重对个体意识的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担当,并在文本中努力促成微观的自主个体与宏观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互动。此外,“伟大传统”本身对小说形式技法的多样性就持一种较为开明的态度。对本论文探讨的三位作家而言,“伟大传统”是变化、发展和延续的,它并不是处在奄奄一息的末尾,而是从利维斯为其命名时才刚刚开始获得完全自觉的艺术意识。

朱文秀^[7]（2019）在《审美与文化政治的冲突 ——论布鲁姆与萨义德的经典之争》文中认为美国学界文学经典论争以来,经典批评形成两种对立的研究范式:审美批评和文化政治批评。论争双方曾发生激烈碰撞,文学研究取得有益进展。当前两种学术话语各自为阵、画地为牢,成为自我循环的封闭式学术生产。笔者认为对文学经典论争进行回顾有助于文学理论的发展,故在论争两方各取一位代表性理论家,通过具体的对比分析,回到经典论争的历史现场,把握经典论争的实质,并将结论运用于国内具体文学史现象的阐释中,解决具体问题。本文选取了两位在论争中有过交锋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和爱德华·萨义德的文学经典观进行讨论。第一章通过仔细研读,指出他们在文学经典本质观、批评观、阅读观等方面的具体不同之处。第二章指出他们在文类喜好上的差异,并表示其文学趣味差异的深层原因在于精英主义文学观和民主批评文学观的分歧。然后通过分析他们的代表性批评:布鲁姆的莎士比亚批评和萨义德的简·奥斯汀批评,进一步论述他们在经典解读中的不同侧重点。第三章从成长历程和学术路径两方面探讨他们文学经典观的不同成因。首先运用布迪厄的惯习理论进行社会学分析,指出布鲁姆的经典之爱源于他的小读者经历,而萨义德的民主批评观始于他格格不入的身份感受。然后,文章以人文主义的发展为主线梳理他们的学术渊源。第四章指出他们经典观论争的实质是审美与文化政治的冲突,并将这一结论运用于中国文论范式更替的阐释中。通过历史描述和具体的文本阐释对比图解国内经典论争。最后得出结论:审美批评和文化政治批评是经典阐释的两种向度,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阐释效力。它们中何者成为时代主流,取决于历史语境。而文学研究者要做的是理论自觉,以严谨而不失感性的方法对待经典,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文学研究的不同范式。

杨绍军^[8]（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杨茹岚^[9]（2019）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老年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女性形象研究,也有少许关于作品中男性群像的研究。其实在马氏作品中,主要人物几乎都是老年人,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却十分匮乏。因此,笔者拟从这一方面对作家的创作进行研究。又因其作品中的男性老年居多,故而,本文着重研究马氏小说中的男性老年形象（以下统称为“老年形象”）。本文由绪论、结论以及四个主体部分构成。第一章探讨马氏作品中出现大量老年形象的原因,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时空体理论,老年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作家与其外祖父等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堂吉诃德对话的结果,也是作家与渐入晚年的自身对话的结果,此外,老年形象时空体与马氏小说主要的时空体之间也构成统一的对话关系。第二章论述马氏作品中“孤儿”形象向老年形象的转变。早期小说中的“孤儿”形象反映了马氏对拉美新一代小说家文学创作处境的关注,而在《枯枝败叶》中展示了一场“孤儿”与老年的较量之后,马氏确立了反映拉美历史现实的文学创作观。第三章探讨马氏历史小说中政治老年形象及其内涵。出于重构历史和集体记忆的目的,马氏塑造了一批集历史性和公共性为一体的政治老年形象,将之作为拉美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和拉美历史演变的隐喻。第四章探讨马氏爱情小说中文艺老年形象及其内涵。马氏将“老年”视为文艺老年形象的一种荒诞处境,文艺老年对代际情爱的追求则是一种对荒诞性存在的反抗。基于主体部分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马尔克斯对老年形象的塑造有其独特的艺术考量,反映了马氏创作方向上的两次转变,首先是从对个体“小我”的关注转向对集体的“我们”的关注,晚年时期则转向了对更具普世意义的个体的关注,由此反映出一种充满不和谐与不安宁的晚期风格。

张德强^[10]（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指出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二、萨义德撰写回忆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萨义德撰写回忆录（论文提纲范文）

（1）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萨义德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抗战时期日占区游走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的书评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5）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论文提纲范文）

（7）审美与文化政治的冲突 ——论布鲁姆与萨义德的经典之争（论文提纲范文）

（8）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老年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四、萨义德撰写回忆录（论文参考文献）

• [1]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D]. 顾盼.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萨义德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话语研究[D]. 董海伦.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3]抗战时期日占区游走书写研究[D]. 陈怡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4]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的书评翻译实践报告[D]. 任伟.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2)
• [5]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D]. 李昊. 辽宁大学, 2020(01)
• [6]“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D]. 林懿. 南京大学, 2019(02)
• [7]审美与文化政治的冲突 ——论布鲁姆与萨义德的经典之争[D]. 朱文秀. 厦门大学, 2019(08)
• [8]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9]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老年形象研究[D]. 杨茹岚.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9(02)
• [10]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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