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社会结构：东亚与多民族社会中的汉族——人类学家访谈第8期

一、儒学与社会结构:东亚社会中的汉族与多民族社会中的汉族——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八（论文文献综述）

代金霞^[1]（2021）在《祁连山北麓族群互动与身份认同 ——基于张掖市马蹄藏族乡鄂博祭祀的研究》文中指出

张瑞青^[2]（2021）在《东亚武学视域中跆拳道的生成研究》文中指出

邴波^[3]（2020）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关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声誉。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及国际地位。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新疆的独特地缘及多元文化所塑造的新疆形象对建构国家形象的意义重大。而在中国电影中占据独特地位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参与建构新疆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重塑了人们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而且成为建设中国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形象认知具有多维性,从文化维度来看,建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家理想与现实中“和谐中国”建设目标相融合的产物。建构与传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既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确立文化共同体,又与中国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形象相一致。本文主要以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生产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田野调查、史论结合等方法,结合文艺学、电影学、文化人类学、影视民俗学、影视传播学等理论,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与国家形象的生产、传播、影像化变迁相结合,分析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的不同侧面,挖掘电影译制、发行、放映、“走出去”、获奖对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重点探究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如何建构理想化的国家形象,思考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通过这一研究,一方面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60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发现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在表现规律,为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持。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又分为四个方面,即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表达、策略,重点在于生产、传播及表达。绪论部分是全文的引言,阐释本选题的背景、意义和价值,概述本文的研究中心,界定相关概念和梳理文献,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建构部分。通过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与“和谐中国”国家形象、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建构新疆形象对国家形象的意义,为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章是文章的历史回顾部分。梳理了社会历史语境中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影像变迁。依据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的时代烙印,将国家形象的影像生产与传播分为“新中国”（1949—1966）奠基期、“新时期”（1977—1999）拓展期及“新世纪”（2000年以来）繁荣期三个阶段,探讨各阶段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演变轨迹,指出国家形象塑造与各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实,其建构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追寻,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第三章到第六章是论文重点展开部分。采取文本分析法,定位不同变量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且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借鉴媒介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及生态人类学的“空间”理论挖掘地理空间、地理景观及生态空间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空间表达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向度方式展示了国家形象,使观众可以通过空间认同获得国家归属感。第四章借鉴性别理论,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别观念和两性生存境遇的差异性分析,展示性别与国家形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性别话语系统中透视国家形象的塑造策略。第五章借鉴身份理论,探讨文化传统及民族身份多元化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导演,如何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染下,通过文化互动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以作品中导演的家国情怀及融化于叙事中的家国同构模式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坚守者的导演形象塑造,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一体化倾向。第六章借鉴文化人类学及影视民俗学相关理论,将影视民俗表达的多元一体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多元化”侧重于各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发展与同一少数民族电影中不同类型（物质、社会、精神）民俗文化的多层展演,而挖掘民俗和谐文化因素及以集体记忆方式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则成为实现民俗文化“一体化”表达的有效途径。第七章针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建构及传播国家形象上出现的问题,提出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新疆的特殊地缘性决定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的意识形态主战场,要考虑如何将“战场”与“市场”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回归电影产业的本质属性。因此针对电影在影像化建构及传播方面存在的不足,分别从创作者与传播者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从创作者来说要提升内容质量,书写真实新疆故事,汇聚新疆正能量;从传播者来说,架设好电影桥梁,传播和谐国家形象。结论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对全文作出总结,展望未来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且对实现国家形象的理想化表达提出遵循或借鉴的原则。

张贺^[4]（2020）在《张博泉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张博泉（1926-2000）是我国第一位以金史为主攻方向的历史学家,他推动及发展了我国的金史研究,继金毓黻之后又一东北地方史大家。张博泉一生学术成果斐然,在东北地方史、北方民族史、辽金史以及史学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其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先后出版了近二十部学术着作以及两百余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张博泉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对金史以及女真民族史进行系统完整研究,肯定了金朝的历史地位。二、对东北地方史进行深入剖析解读。三、提出“中华一体”的史学理论。其中尤以“中华一体”论最为着名。受金元时期元好问的“中州一体”思想的影响,其以独到的见解提出“中华一体”论,并贯穿其后期的学术生涯。正是由于张博泉求真务实,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才得以将不受时人重视的金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将从以下四个章节来论述张博泉的史学思想:第一章主要介绍张博泉史学思想的来源及治史历程。梳理了张博泉七十余年的人生经历,简要概括其史学经历,并将其总结为前后两个阶段,借以分析张博泉的生平以及学术创作的背景对其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继而探讨了张博泉的主要师承,即对其学术研究有启迪作用的思想来源。第二章介绍张博泉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这是全文的重点内容。包含了张博泉史学思想中关于金史、东北地方史、“中华一体”论三个方面的探讨,论述其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三章是对张博泉的治史方法与治学精神进行论述,张博泉的治学方法以及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对当今史学界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四章是对张博泉史学思想的评价。通过张博泉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成就以及贡献的分析,同时为了使论述更具说服力,将张博泉的某些观点与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学者进行比较,借此说明张博泉在现当代中国史学上的地位。本文试图从整体性研究的视角对张博泉的治史历程进行梳理论述,用实证、比较等方法来探究张博泉的史学成就,进而力争对张博泉的史学思想有一个整体的、宏观的对照及评介。

张放放^[5]（2019）在《吉木萨尔六月六庙会文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吉木萨尔地区有维、汉、哈、回、蒙等13个民族,汉代时期便有汉族人迁入吉木萨尔地区屯垦安居,清乾隆时期中央政府统一新疆以及在光绪年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军民在新疆屯垦戍边。新疆的汉族文化不仅融合了各地方文化,而且在汉族与其他民族交往时,汉族文化也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吉木萨尔六月六庙会文化便是此中典型。吉木萨尔六月六庙会始于清代,承接了前代吉木萨尔汉族文化的历史记忆,而后经过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在民族交往与现代化影响下,从宗教信仰活动发展成为当下的民俗文化旅游节,并成为了一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运用了田野调查法和文献资料研究方法,从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观的角度和以文化变迁为理论依据对六月六庙会进行纵向比较研究,通过对吉木萨尔六月六庙会文化变迁的表征,对其文化变迁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了六月六庙会文化变迁对吉木萨尔汉族以及对当地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观认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扬弃的过程,本研究力图阐释民族文化变迁是本民族为适应生活环境变化而进行地调适,民族文化的新形势会因民族的认同加深而成为此民族的新特质。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多民族区域的文化发展提供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即:绪论部分主要详叙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理论与学术界文化变迁与庙会研究的现状,还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意义以及创新之处。第一部分阐述了吉木萨尔六月六庙会文化产生的人文空间与历史记忆。六月六庙会的产生是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汉族移民数量不断增,当时社会逐渐稳定,汉族人在唐朝石窟寺遗址上建造了六月六庙会产生的空间——千佛寺;吉木萨尔地区有着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是六月六庙会产生的人文基础。第二部分详述了吉木萨尔六月六庙会文化的变迁。庙会的参与主体、文化活动内容与庙会的组织形式等与建国之前相比都有很大变化。即六月六庙会文化从宗教信仰活动变成为民俗旅游文化活动;庙会传承主体的信仰从佛道合流转变为当下唯一的佛教信仰;庙会活动的开展更加制度化与规范化。第三部分探讨了吉木萨尔六月六庙会文化变迁的动力和影响。六月六庙会文化变迁不仅受政府政策、经济环境的影响,也是民间传承主体选择的结果,相应地,文化变迁也推动了社会发展。结语部分讨论了多元文化区的民族交往是文化变迁的重要推动力,交织于民族内外环境。民族文化的变迁最终是民族内部依自身发展需要而做的选择,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文化变迁应“以人为本”。

贾兴荣^[6]（2019）在《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交往与互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个人互动、民族交往、国际交流,延续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血脉。从民族互动这个角度看,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交往交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了根基和底色。面对变化发展的民族关系状况,党和国家提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理念,为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新理念,本文从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角度追根溯源,从现实角度探寻动力,以总结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经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发展。景宁畲族自治县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也是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畲族是历史上的一个迁徙民族,畲族的漫长迁徙既是一部史诗般的民族生命史,也是一部沧桑的散杂居民族演变史,更是一部悠远深厚的畲汉民族关系史。从历史到现在,畲汉民族历经隐蔽性接触、试探性交往到开放性交融,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族际认同等方方面面。发展到现在,在这个重要场域内,“畲汉民族一家亲”潜移默化地成为广大居民的交往观念,民族身份更多体现文化的意义,隐入公民身份之中,民族互动自然而然地发生着。畲汉民族在变迁互动中,逐渐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其中蕴含着大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经济基础是影响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因素。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实施的一系列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政策,缩小了民族经济发展差距,加深了畲汉民族的情感,推动了畲汉民族积极的互动交流。跨文化传播为民族间相互了解提供了桥梁。文化传播为畲汉民族提供了共同的文化体验,在这种文化体验之上产生了行为和思想的相似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就变得更加自然。旅游文化资本成为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力量。民族旅游所激发的高频度和高密度民族接触,使民众卷入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互动场中,形成了一张扩大的关系网。然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现代化持续发展的今天,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优惠政策的利益平衡问题等都成为深入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面临的问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念隐含了对我国民族关系最深入的剖析,它既是对民族关系发展的递进性概括,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的创新发展。回望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消解民族歧视、进一步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等方面,还有着很大的完善空间。

郑永年,杨丽君,徐勇,姚洋,麻国庆^[7]（2019）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谈之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四十年来,中国以独特的道路和方式实现了大国崛起,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乃至颠覆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得出的社会科学结论。伴随着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一方面是西学范式和框架对于中国经验与现实的解释效能愈见式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渐次转向尊重自身的事实和特点,提出了从学理上发现并阐述"真实的中国"、锻造尊重本土经验的理论模型的新时代课题;另一方面,中国也亟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与其经济实力和地位相匹配的思想、学术、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与软实力。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之下,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炼出带有中国标识的概念范畴。"讲话"发表之后,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新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全面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无不标示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新进展。从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来看,上述探索只不过意味着破题立论,一系列涉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重大话题亟待展开。有鉴于此,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的指导下,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于2018年夏初主办了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题的专题研讨会,以期推动相关探讨向纵深发展。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属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刘俊峰^[8]（2018）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台湾新史学》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台湾地区近三十年新史学发展变迁的考察,研究取径上尝试从全球化视野的角度切入,采用史学史的研究方法,对台湾新史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平台依托,内容展现如医疗史、新文化史、妇女史等议题进行梳理分析。研究目标是期待收获一份对台湾新史学脉络的整体了解。绪论部分交代了本文的选题思路、学术史回顾以及研究预期和章节设置。第一章从史学与时代互动的角度,考察了台湾新史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并对台湾地区近三十年的时代思潮予以宏观地概括,最后梳理了新史学得以展开所依托的平台。第二章考察了作为新社会史的医疗史,指出医疗史是台湾新史学在起步阶段所拓展的史学研究新领地,随后对医疗史研究的开展情况、研究团队世代的形成、医疗史研究的成果及特点进行了梳理。第三章梳理了欧美新文化史的兴起历程、代表人物和主要理论,随后以出版物与期刊论文为中心,考察了台湾史学界对新文化史的译介情况。第四章通过台湾地区明清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来分析台湾地区对新文化史的接收与史学实践。先后讨论了重要学者所树立的学术典范对明清史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以及明清史文化转向的表现。第五章对于台湾史学中妇女史向性别史转向的历程予以讨论。内容涉及妇女史与性别史的异同比较,新史学风潮下的妇女史研究状况,以及这一时期妇女史研究的特点。结论部分首先对台湾新史学的整体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其次对台湾新史学滋生的问题、存在的发展瓶颈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思考。本文在全球化视野的导引下,通过对台湾新史学重要面向的梳理分析,为了解当代台湾地区史学发展的脉络提供了一份参考性文本。台湾地区史学史的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面向。

卫霞^[9]（2017）在《新疆莎车汉族移民文化适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莎车是新疆第一人口大县,有20多个民族,维吾尔民族占总人口的96.3%,汉族人口大约占3.5%。汉族与维族人口比例悬殊较大。莎车镇商业较为发达,人口流动大;莎车汉族生活的历史悠久,为汉族移民文化适应与变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样本。此外,历史上的南疆六城乃至整个南疆地区的历史文化、汉族和维吾尔族人口比例和宗教情况都与莎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莎车文化现象在南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样本价值。通过历史文献和相关资料,梳理了自汉代莎车国开始汉族迁徙生活的历史;莎车县汉族人口分布情况;汉族职业结构;籍贯分类。反映汉族移民在该地的社会文化适应与变迁,既依附于国家与时代变化,又受局部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本文在莎车县选取了四个非常典型的社区做了比较研究,通过描述莎车汉人（包括世代居住和近几十年汉族移民）的生存状况和文化适应,分析作为异文化的汉文化与当地维吾尔文化排斥、冲突、相融的缓慢而复杂的演变。研究的目:并不局限于变迁文化结果的说明,更想要捕捉和把握文化符号和具体变化过程,预测文化变迁方向。汉族移民在迁入地的文化适应是一个过程,有层次的差别。本文论述以内、外两类文化适应模式的分类方法展开。汉族移民外在文化适应（居住及生计的环境适应、语言、饮食及服饰的适应）和内在的文化适应（社会交往、婚丧嫁娶家庭伦理、节庆娱乐、宗教信仰）。语言服饰、行为方式等非本质文化较容易改变而且适应相对较快。外在文化特征的表征可以用来表示任何一个民族群体的特征。内在的文化特征较难撼动,移民文化的内在适应往往滞后于外在适应。汉维两个民族深层次心理和情感等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特质适应上较慢,汉族移民和当地维吾尔族的文化融合将会是渐进的和非直线的过程。本文以长期大量的田野调查为写作基础。灵活务实的设计调查程序。田野调查方法主要包括结构化访谈法和深度访谈法的充分运用,以及他者的近距离观察和生活融入的体验。并运用数据分析的方法,结合图表、量化分析研究资料。深入细致的了解汉族移民的丰富生活和文化适应情况。在历史文献、地方志、档案资料和田野研究中寻找文化传承的线索,田野到书斋关联贯通研究。以个人为文化适应的最小单位,开展了相对完整、系统的剖析研究。在导致变迁的原因问题上,强调文化内部的发展,同时也强调引起文化适应的外部作用。莎车在历史上曾建回汉双城,形成今天各自聚居的特点,民族文化隔阂和融合并存。在一个维族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研究汉族移民的文化适应与变迁,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有着更深刻和不同寻常的意义。改革开放后,南疆各个城市的汉族人口增长较快。随着移民群体的不断扩大,移民之间的社会支持网络也变得愈趋庞大,移民社会网络呈现日趋封闭的状态。居住隔离使不同民族之间语言交流的场所及民间社会交往减少,而只有民族混居才能为充分的交流和交往提供场所。语言交流的障碍,容易造成民族间的“排他性”,引发居住隔离;而语言交流的畅通会加强民族间的沟通,充分的社会交往则会改善居住隔离状态。也就是说本文所描述的外在文化适应与内在文化适应互为因果。莎车汉族移民文化适应的积极、消极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政策导向、族际婚姻、偶发事件等综合作用于移民文化融合。本文描述和分析了生产、居住、语言、交往、习俗、信仰等个体和微观层面因素,也考虑到制度与环境的宏观因素对移民文化适应的影响,但仍未形成系统的因果机制研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高速传播的现代文明冲击下,文化的更新超过了文化的传承,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和失落。文化的失落感,激起了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强烈的保护意识,进而表现为民族认同的增强和国家认同的弱化。实践证明仅仅是基于民族、性别、城乡、地域的政策促进和差别对待变得越来越敏感,能够提供社会成员所认可的基本共识只能是社会制度的法治化,公平正义要求把各个民族公民纳入国家的普遍主义模式,并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化赞同。20世纪后半叶以莎车为代表的南疆地区,高水平移民和继而引发的多元文化整合,少数文化群体成员面临选择时被边缘化的危险,这些可能都需要制度的重新安排。本文认为公民身份的强化也许终将成为一种趋势。生活在莎车的各族人民,在交往融合中共同开发经营着西北疆域,社会文化在不断地交流融合中实际上发生了整体性重塑和整合,多元文化已成为莎车生活的普通经验。

崔明^[10]（2016）在《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研究 ——以“唐汪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根据我国民族现实的客观特点,“民族”又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统一体”,“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民族,即现在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第三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内部还有各具自身特点的部分,现在称作各种‘人’”。1我国的西北民族走廊汇聚了藏族、回族、东乡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处于走廊腹地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等穆斯林民族的重要聚居地。本文的研究对象“唐汪人”正是生活在其中的多民族地域性群体。从元代开始唐姓、汪姓、张姓、马姓、赵姓等移民逐渐进入当地。之后,唐汪人的族群身份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与建构。第一次是元代到民国时期,一部分唐汪人从汉族移民转变为穆斯林群体,唐汪人中开始出现族群文化差异。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政策使唐汪人内部各群体的民族身份加速分化。唐汪人成为一个由汉族、回族、东乡族组成的多民族群体。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建设大潮中,唐汪人开始了地域性超民族群体建构和地方事务的多民族共建。伴随着族群身份的变异,唐汪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家族,多个民族”的群体形态。从汉族家族结构角度看,唐汪人处于“分而未离”的状态。唐汪的穆斯林“宗亲”是在历史变故、政策落实、宗教传播、族际通婚过程中逐渐远离了自己的“家伍”。从回族、东乡族族属角度看,唐汪穆斯林是“融而未合”的特殊群体,处于从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过渡阶段”。在唐汪以外的东乡族眼中,唐汪东乡族是本民族内部具有自身特点的那种“人”。他们不会东乡语,有着“与众不同”的祖源记忆,资源环境和文化传统也与自己大相近庭。这些状态造成了唐汪人在族群认同与文化传承的方面的两难选择。唐汪人内部各族群间不得不频繁地“越界交融”,出现“重家族,轻民族”现象,并逐渐形成了“复合型”族群认同及文化传统。这种情况使唐汪人在生活实践与身份定性上面临更加严峻的双重困境。其实,唐汪人处于西北民族走廊和族群边界地带,其族群分化现象体现了多元文化空间中群体归属的多样化选择。但以往的族群研究更多地关注内部认同构建与外部边界划定,较少关注类似唐汪人这样的族群身份“越界”现象,这就形成了传统理论研究的中间地带。面对唐汪人内部模糊的族群边界与频繁的越界行为,我们如何清晰界定各个民族?其民族身份何以成立?民族学人类学应如何认识这种特殊族群?这些都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掌握唐汪人如何解释其群体状况的正当性及解释话语的创制逻辑,我们需要回到其族群建构的的“历史”原点。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历史人类学研究范式,尝试使用历史民族志形式,在不同时间的“历史现场”观察唐汪人的生存空间、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民俗生活等内容。在唐汪人的身份重构进程中,历史记忆具有情感联系、身份识别、认同建构、关系调节等诸多功能,其本身也成为了族群重构作用下不断被改写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有时成为促进族群融合的“黏合剂”,有时又成为阻碍族群融合的“分离剂”。唐汪人通过操作祖源记忆与交往记忆等多种集体记忆来应对各种身份问题。祖源记忆成为了族群认同的心理基础,成为了族群区分的基础依据,交往记忆成为了族群建构时的公共文化资源,创伤记忆成为了族群建构的解释依据。历史记忆的“特殊性”也被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推动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唐汪人通过家谱、仪式、建筑、传说等记忆表征体现着族群分化与文化冲突的社会本相。他们通过模仿、改造、神圣化、结构化忘记等书写技术探索着对族群变迁的合理解释模式,采用“英雄祖先”、“兄弟祖先”的文本结构隐喻各个族群间竞争与共享社会资源的关系,从自身历史出发的“移民心性”也成为历史再造的逻辑。他们对于自己历史记忆的处理方式饱含了解释复杂认同和骑墙身份的民间智慧。这种民族历史地方写本启示我们反思西北民族走廊地区少数民族史的书写模式,反思文化与地理的时空边界视角对中心史观的转换意义。通过分析唐汪人元明两代的移民记忆,清季民国的变迁记忆,建国后家族、宗教、教育的发展事件和记忆资本化的实践,我们看到,唐汪人的身份变迁反映着以东乡族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身份转变的宏大叙事。从发展史角度看,东乡族就是由唐汪人这样的不同群体不断融入和重构后产生的民族。在新中国民族识别之后,它同回族、保安族等其他族群一样经历了更具政治意义的重构过程。他们都面对着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此时,历史记忆成为了民族认同建构的解释性工具,成为了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参考。记忆的历史心性也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多元认同条件下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思路。

二、儒学与社会结构:东亚社会中的汉族与多民族社会中的汉族——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儒学与社会结构:东亚社会中的汉族与多民族社会中的汉族——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八（论文提纲范文）

（3）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张博泉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吉木萨尔六月六庙会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全球化视野下的台湾新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9）新疆莎车汉族移民文化适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研究 ——以“唐汪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儒学与社会结构:东亚社会中的汉族与多民族社会中的汉族——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八（论文参考文献）

• [1]祁连山北麓族群互动与身份认同 ——基于张掖市马蹄藏族乡鄂博祭祀的研究[D]. 代金霞. 青海民族大学, 2021
• [2]东亚武学视域中跆拳道的生成研究[D]. 张瑞青. 上海体育学院, 2021
• [3]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邴波. 山东大学, 2020(09)
• [4]张博泉史学思想研究[D]. 张贺.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1)
• [5]吉木萨尔六月六庙会文化变迁研究[D]. 张放放. 石河子大学, 2019(05)
• [6]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D]. 贾兴荣.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7]“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谈之一）[J]. 郑永年,杨丽君,徐勇,姚洋,麻国庆. 文史哲, 2019(01)
• [8]全球化视野下的台湾新史学[D]. 刘俊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新疆莎车汉族移民文化适应研究[D]. 卫霞. 兰州大学, 2017(03)
• [10]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研究 ——以“唐汪人”为例[D]. 崔明. 兰州大学, 2016(06)

标签：吉木萨尔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汉族人口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民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