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尽快撤销乡镇政府

一、希望尽快撤消乡镇政府（论文文献综述）

万心^[1]（2017）在《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文中提出民国时期余江县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生育、生长、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血防之前的余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疫区社会,社会各阶层关系基本处于不良互动状态。这种对瘟疫“不设防”社会生态,为瘟疫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余江人民用“开新填旧”等办法,经过消灭血吸虫病和巩固血防成果等几个阶段的努力,不仅在全国率先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而且很好的巩固了血防成果。作为地方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地域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当代余江地域社会带有深刻的“血防”烙印。从政治上看,余江地域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血防化趋势。表现为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保血防“第一面红旗”成为党和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领导人对余江血防的高度关注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使余江政治声誉远播国内外。同时,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从经济上看,血防对余江地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血防为生产提供了健康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疫区人民的生活。如:诸多血防工程的建设,直接推动了余江农业经济的发展;送瘟神纪念馆的建立,每年都会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此参观学习,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血防引发了余江地域文化急剧变化。随着血防的胜利,原来余江那种病态的地方文化,逐渐向健康文化演变。围绕血防,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出现,余江地域文化被打上了浓厚的“血防”色彩。在血防胜利的鼓舞下,余江血防精神得以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争创一流、充满自信的余江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血防也给余江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在血防运动中,党和县人民政府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奔赴血防第一线“救死扶伤”;人民群众则积极参与血防,主动配合医务人员开展血防运动。通过血防余江形成了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密切配合的良好社会关系。而且,血防使余江生态环境得到优化。血防彻底改造了余江钉螺的滋生环境,消除了传染源,优化了余江水环境,使余江卫生环境大为改观。但从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推广的情况看,它只适应山丘型疫区,在湖沼型疫区效果有限,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湖区血防不能照搬余江模式,必须另辟溪径。总之,血防成为建国以来国家治理余江地域社会的手段,通过血防国家成功地介入余江地域社会,并成功地塑造了余江地域社会的“血防”色彩。

张帆^[2]（2017）在《民国地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应对 ——基于1934年东南大灾荒的考察》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祸患频仍,地方社会屡受摧残。1934年夏季及其后一段时间,东南地区遭遇了百年难遇的超常灾荒,人们纷纷以各种方式起而应对危机。无论从灾荒的致因、长期的影响还是从地方应对之策看,对1934年东南超常灾荒的考察在近代中国灾害史研究中都别具意义。异常天气是1934年大旱灾的直接诱因,但生态环境的破坏、水利功能的欠缺以及地方社会的仓促应对则是促使大旱成荒、灾黎遍地的深层原因。旱灾严重摧残了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引发了频繁的社会动荡。面对大灾荒,在中央政府规划和领导下,各地方政府纷纷勉力应对。在灾荒应对方案上,地方政府依据已有成规或临时法令,构建救济机制,重视社会宣传和赈灾经费筹募。在赈济统筹层面,地方政府除注意上下级机关、各平级机关以及与各事务部门的有效互动,重视与社会力量的赈灾合作,注意对灾民自救因势利导。地方政府的赈灾举措各有侧重,无论是急赈、工赈、蠲缓和农贷,还是机械灌溉的引入、人工降雨的提议与水利工程的推进,均显示地方政府的灾荒应对在承续传统荒政基础上的现代性趋向。行政与市场手段并重以维持经济稳定,严格审查、惩恶扬善以保证赈济功效,抚慰、规劝、命令与震慑多管齐下敉平社会动荡,对确保救灾赈济、维持经济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毋庸置疑,政府的灾荒应对也存在一些弊端,常态治理和日常准备的不足,产生了如反应迟缓、资金匮乏、抗旱设备缺少等等问题,导致政府在一些减灾行动上事倍功半,难以取得理想的成绩。社会力量在灾荒应对中贡献甚巨。社会力量因灵活多样的募捐方式吸纳了众多赈济资源,故土情结、慈善理念与人道主义的感召使越来越多人参与其中,扩大了赈济势力。在当地赈济与跨区域赈济的过程中,社会力量颇为注意放赈对象的管控、施赈过程的监督与赈务公开等赈济监控环节。社会力量居于政府、灾民之间发挥其桥梁作用,同时,各社会慈善团体间也注意协调与合作。在精神抚慰与舆论导向层面,社会力量发挥自身优势,安抚灾民,监督政府,贡献意见,鼓励捐输。“甲戌全浙救灾会”在此次大灾荒中的作为,突出显示了社会力量在灾荒应对中的积极作用。大灾荒造成被灾百姓生活困难:收益剧减、生活成本陡增造成生计的窘迫,农时违逆、日常生活错乱造成日常节奏的紊乱,谣言传播、行为反常反映灾民心理的异化,疫病流行更使他们雪上加霜。灾民的自救在积极一端,通过补水、改种、加强副业等手段进行农事补救,通过多种渠道挣取资金、寻找代食品等手段进行生活补救,灾民之间的互助以及灾民向政府和社会寻求赈济,都体现出灾民灾荒应对的主动性。在消极一端,祈雨求神虽给心理以安慰,却造成了资源的损耗;逃难就食与聚众抢米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动荡;卖儿鬻女、遗弃、自杀等极端方式则显现了灾民自救能力的薄弱与国家赈救能力的不足。城市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显示了不同阶层民众旱灾中的生活状态与应对方式。危机时段的非常态应对与常态的地域经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1934年的超常灾荒在一定意义上检视了东南地方社会的生态系统状态,说明了生态环境因素在地方生存和发展中的潜在而长久的影响力。地方政府常态治理与应急方案显示了一定的灾荒应对能力,但财政困窘、措施仓促,极大滞碍了政府荒政效能的发挥。社会力量的灾荒应对既体现了地域慈善的传统,也显示了赈灾方式的时代转型。灾民面临生活危机的种种应对方式,积极与消极并存,凸显了民国时期乡村地区之日渐凋敝和民众自救能力的单薄。在灾荒史研究中,这样的非常态—常态关联应该是社会史学者更为关注的方面。

刘宁^[3]（2015）在《选择性治理：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治理模式 ——以山东桥镇为例》文中指出在2014年7月1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目前部分政策落实环节多、进度慢,一些地方和部门重布置轻落实,存在推诿扯皮现象；部分干部缺乏责任意识,遇到困难“躲着走”、不作为、不担当,懒政松懈,有的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在这我们不仅要问,这些行为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是一种普遍行为,还是一种个别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选择性落实和象征性执行行为?是基层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还是基层政府财政能力不足；是国家政策和政府体制存在问题,还是在利益导向上出了问题；是民众参与能力不足、参与体制不顺畅,还是乡村关系发生了变异；抑或是这些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正是带着这些疑问,展开了对乡镇治理的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结论。为此,笔者以所挂职调研的一个乡镇——山东桥镇作为研究对象。在学术态度上,作者遵循以乡镇干部为主体、以常态乡镇为对象、以中国乡村研究本土化为导向的原则来开展研究。在结构安排上,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作者主要从五个层面展开论文的叙事：一是研究乡镇政府的制度职责和行政年历,以及乡镇政府对于这些任务的选择（第二章）；二是研究乡镇治理财政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乡镇政府赢利性、汲取性、选择性等特征（第三章）；三是研究乡镇治理社会基础,重点探讨了乡镇与村庄和农户关系（第四章）；四是研究乡镇治理人事基础,重点探讨了乡镇干部的行为动机和晋升博弈（第五章）；五是研究乡镇治理运行机制,重点探讨了乡镇政府动员能力（第六章）。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得出如下结论：（1）选择性治理已成为乡镇治理的一种普遍模式。（2）选择性治理是一种比较“中性”的治理模式。（3）选择性治理是乡镇政府追求效绩最大化的过程。（4）“选控型”政权是乡镇政府的基本特性。笔者认为,选择性治理是指在乡村治理实际运行中,乡镇政府和干部作为理性的行动者,既不完全遵循政策要求,也不完全按照民众需求,而是基于自身利益和诉求,在综合考虑制度空间、财政资源、乡村关系、人事晋升和动员能力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展开乡镇治理。选择性治理表现出一种巨大的主体能动性,在一定的制度情境中,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选择性治理是乡镇政府对自身理性和利益的一种凸显,也是对国家政策统一性、整体性的一种应对,更是对政绩考评体制的一种契合。乡镇政府的诸多选择性治理行为,既造成制度空转、政策扭曲、矛盾激化和意愿无视等负面影响,给基层治理带来了诸多问题,但是也带来了制度创新、政策实施和决策修正等积极效果,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治理。

胡勇军^[4]（2015）在《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文中研究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对全国的政治统治。为了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意图按照民族国家的模式来建构地方政权,从而极力向基层社会进行渗透与扩张。那么国家通过何种途径渗入基层社会,在渗透的过程中又遭遇什么样的困境,基层社会对此又作出何种反应,国家权力的扩张对乡村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本文通过对苏州乡村的个案研究,以此来回答这些问题。在具体操作上,笔者主要遵循以下研究思路。本文首先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政治力量来构建和完善县级以下的地方行政政体系,经过多次的调整和规划,最终确定了乡镇机构在基层社会的重要领导地位,而在乡镇之下则先后通过邻里组织和保甲制度进行强化控制。除此之外,还大力发展党部、农会、警察系统和保卫团,以此来构建整个基层社会的防控体系。其次笔者分别从租佃制度改革、围剿湖匪、改造社会风俗以及乡村建设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经过考察,笔者发现由于国家在勘荒和催租事务上面的介入,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抗租风潮,加剧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在围剿湖匪方面,通过军警之间的有力配合,剿匪效果显着,对维护乡村治安起到了积极作用。面对乡村中烟赌和迷信活动的盛行,国家意图通过强制力量对乡村社会风俗进行改造,但却因自身原因而收效甚微。为了挽救日益衰败的乡村经济,国家不得不承担起重责,并联合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开展乡村建设。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不断渗透,国家在乡村事务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民众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和改造状态。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国家对乡村事务的过多干涉,从而将自己置于农民的对立面,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国家可以发挥其主导作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从而推动乡村的治理和建设,但又由于自身原因而存在种种弊端,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在近代转型中的艰难性。

张美媛^[5]（2014）在《江西省J县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调查研究 ——基于农村教师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农村教育的发展—直以来都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我国学校教育发展中的焦点和难点。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三级办学”体制,即“村里办小学、乡（镇）办初中、县城办高中”的办学格局,这种办学格局在较长一段时期对我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入学要求,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促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城镇化步伐逐步加快,农村生源减少,广大农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使得原有农村学校办学格局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研究选择了江西省J县作为研究对象,以实地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动因分析和对江西省J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十年进程分析为研究起点,通过访谈走进J县农村教师,从他们的视角看农村中小学这十年的布局调整,以及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给教师带来的影响,探寻J县在进行农村撤点并校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笔者的若干思考。

崔庆仙^[6]（2012）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文中指出地方制度,是中国国家决策执行系统的“空间一权力”安排,也是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本论文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来,政府主导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地方制度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第二,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曾应对过诸多共同的机遇和挑战,在相应的地方制度建设层面,有哪些普遍意义值得中国借鉴?第三,中国正面临着诸多经济社会问题,“路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地方制度改革,在追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地方制度建设应走向何方?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第一,注重问题关怀的实证研究,以上海、漳州、三亚等城市-区域为案例,对地方制度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解释与证实；第二,遵循逻辑演绎的研究理路,在对地方制度变革与创新的研究中,既努力厘清地方制度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充分发掘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各项制度之间横向的互动机理,从而更准确把握地方制度变革的内在历史逻辑：第三,以人文地理学的相关方法为主,采用学科综合的研究视角,提高理论指导实践的效能。本论文主要有三大研究板块：一是,对西方若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地方制度变革与创新进行了积极的研究与借鉴；二是,对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中国地方制度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提炼；三是,对当代中国地方制度改革进行了实证与规范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中国两千多年的地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并不断向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方向演进。第二,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地方制度改革主要围绕中央集权和城乡二元制度体系建设展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逐级下放权力的地方制度改革之路。第三,中国地方制度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家权益地方配置的不均衡和权力下放中行政管理层级与幅度的悖论,这是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地方政府信任危机、腐败现象严重等现实问题的地方制度背景。较多的行政区划层级、复杂的条块关系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制度集权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第四,世界主要现代化大国地方制度变革表现出诸多共性,地方民主自治的精神和能力构成中国与若干现代化大国最为根本的差异。第五,立足于当前政治结构,现有体制内的地方制度改革应当主要是一个方案设计的技术问题和地方政府的作为问题；逐步推进地方民主自治,以此重塑地方制度,使地方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基石和实现社会繁荣的强大动力,应当是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地方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朱远来^[7]（2012）在《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新疆哈萨克族和哈萨克族地区正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变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观念和适应新生产生活方式的新的行为方式。这就需要教育充分发挥出文化功能,肩负起传播新观念、塑造培育现代化人的神圣责任、由此推动科技发展、经济振兴、文化繁荣与社会进步。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要切实解决好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好教育发展问题。因为,发展民族教育是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素质,振兴民族经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逐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大计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合运用民族学、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和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对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和分析的框架,通过对所选取的哈萨克族聚居地区有代表性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伊犁师范学院等所属不同办学类型和层次学校教育的田野调查,结合当前哈萨克族教育发展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实背景,借助历时与共时的比较,为正确制定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相关规划提供明确有针对性的实证依据,为当前哈萨克民族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最佳的教育选择和设计行之有效的未来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研究结论可为后继的研究以及教育政策的关怀提供一定的（文献）参考与咨询,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新疆民族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全文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目的与意义、相关研究的状况及动态、研究依据的主要理论与方法以及论文的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在叙述新疆哈萨克族形成发展简史、经济社会及人口分布等基本概况的基础上,借助教育生态学理论,探讨了哈萨克族教育所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教育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作用机制,从传统游牧经济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牧民定居及人口的国际迁移等方面对哈萨克族教育与其所依存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优化社会生态环境的思考和建议；第三部分,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在借鉴教育人类学和教育生态学有关理论方法的基础上,选取了哈萨克文化生态环境中宗教和民俗两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分析了它们与哈萨克族教育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第四部分,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从新疆清末民初,盛世才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等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回顾了哈萨克族经堂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与现代学校教育形成发展的主要历程；第五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历程。分别从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步建设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两个历史阶段回顾了新疆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历程,重点就新时期以来新疆哈萨克族义务教育和“两基”工作,牧区教育以及双语教育的改革发展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与分析；第六部分,新形势下新疆哈萨克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个案研究—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为例。详细描述了新疆哈萨克地区一个哈萨克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国家级贫困县-尼勒克县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过对该县“两基”达标和巩固提高工作情况、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民汉合校以来学前教育,双语教育的改革发展情况的调查分析,反映出了当前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新疆哈萨克族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获得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困难与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建议；第七部分,当代哈萨克文化和教育的重镇—伊犁师范学院。通过对所选取的全国唯一的以培养哈萨克族师资和各类人才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校-伊犁师范学院办学历史与现状的细致描述,结合当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实际,就伊犁师范学院如何实现弘扬与传承哈萨克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培养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目标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针对新形势下新疆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促进学院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思路与建议；第八部分,结语。对照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哈萨克族现代教育自身发展中所具有的规律与特点,无一不与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在当前新疆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过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造成的哈萨克地区教育基础设施落后,经费投入不足,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够均衡,软硬件建设和发展不协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政府大力推行的中小学布局调整、民汉合校工程,适应了新时期社会事业改革发展的需要,在不断提升整体办学水平,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育教学管理,提高规模办学效益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这对缩小民、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差距,加快推进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培养和增强各族师生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满足了广大农牧民群众渴望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愿望,得到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高度认同与支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要抓好农牧区学前双语幼儿园的建设工作,把普及农牧区学前双语幼儿园作为新疆大力推进双语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突破口；作为当代哈萨克文化和教育重镇的伊犁师范学院必须认真研判形势,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确立“地方院校,立足地方,服务地方”总体定位的基础上面向区内,为区域基础教育服务,做优做强传统教师教育专业,同时主动适应区域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管理服务现代化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抢抓机遇,着力推进学院从传统师范教育为主体向现代教师教育和非教师教育并重转型,并逐步向综合性大学方向迈进。学院要继续运用人才优势和学科优势,服务于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要在传承与弘扬哈萨克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张洪华^[8]（2011）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 ——基于苏镇个案的实地研究》文中提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有其内在逻辑,并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既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教育变革的重要举措。在农村中小学布局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充满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分歧与对立。本研究选择特定区域,以实地调研的形式深入分析学校布局调整背后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有助于发现农村中小学发展演变的规律,为进一步解决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遗留问题,推动农村教育顺利转型提供参考与借鉴。具体而言,论文框架共计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首先阐述了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苏镇及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经济状况和教育传统进行了比较详尽的介绍,点明了其为中国一般农村典型的特点。接下来分析了自新式学堂产生以来,在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口结构与学校生源的发展变化,加之国家政策不断地摇摆于公平和效率之间,使得农村中小学的数量、规模与布局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体利益与地方利益从属于国家利益,缺乏自我表达的意识与空间,农村中小学布局受国家政策和人口因素影响较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益主体逐步分化且日益成熟,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依据各自实力,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表达方式和行动策略,使学校布局向着有利于自己所在群体的方向发展。第二部分是实地调研的主体部分,包括三个章节,分别介绍了苏镇学校布局调整的三种类型。第四章选取了苏镇较早建立的几处小学为个案,以他们的发展和命运为主线,分析不同时期政府和村民办学、就学积极性的变化,以及学校的发展、增减与合并。第五章选取了位于苏镇最北端的一处中学为例,通过该校屡次被撤并仍能存在的事实,分析了农村初中学校撤并过程中各种力量的对抗。第六章以第四中学被撤并,私立学校嵌入为开端,介绍了万隆学校在本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变化,以及给当地教育教学、生源流动和学校规模等造成的影响。第三部分是论文的深化与结论部分,也是论文的难点所在。第七章分析了中央、地方和农民等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待教育的目标取向及行动逻辑,阐明了由此导致的各个时期学校布局的特点。在第八章,首先以实证调研为基础,分析比较了苏镇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各种可能。然后,从历史的角度,对当前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各种争议进行了反思。最后指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应该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让农村孩子看到成长与发展的希望,让农村学校成为儿童成长的乐园,坚持教育均衡发展,积极构建城乡和谐的学校生态体系。

汪玮^[9]（2011）在《转型期中国乡镇民主治理研究 ——新都和温岭民主实践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政治权力结构的基础要件,乡镇政治在整个国家政治构架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近现代以来,许多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都通过乡镇政治来解读中国政治转型的成败得失。本文的选题,正是基于两方面的思考:一是审视当下我国乡村基层政治发展的现实困境,对当下我国乡镇治理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选取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从实证的角度深入解读其背景、过程、问题及效果,特别是在理论层面阐明民主之于治理的意义,进而从规范层面来探讨和构建一个可能的乡镇民主治理模型;二是探讨以选举和协商为逻辑起点的民主尝试在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发生和发展,从而探索如何以治理为切入点的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选择。通过理论并结合现实经验的研究,本文最终试图论述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进行有效的乡镇治理以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本文分为导论和正文两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内容。第一章探讨了中国乡镇治理的历史变迁过程。本章主要按时期划分,分别对封建专制时期、近代社会激变时期、人民公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等不同时段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解读和分析,通过回顾历史来探寻中国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和结构性要素。这是本文研究的历史性基础。第二章主要探讨了税费改革后,乡镇治理模式的文本规定和现实运行方式之间的差距,从而提出当前乡镇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现有的一些改革实践和改革方案作出评价。本章从国家、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的衔接进行考量,首先是对作为乡镇基层政权组织的乡镇人大、乡镇政府和乡镇党委进行制度和现实运行的比较分析,评析当前各地进行的有关改革成果;其次是对乡-村关系的分析,重点关注的是“乡政村治”的实际运行中,“乡政”与“村治”的博弈,及由此凸显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张力与困境;最后探讨了作为被治者角色的村民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角色变化。第三章主要对四川省新都区“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的个案进行分析和解读。随着村级民主逐步深化和向上推进,乡镇选举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首先是乡镇长的直选改革在全国范围展开,然而这一改革给基层党组织带来合法性的冲击。随着单项推进乡镇长直选改革的止步,以乡镇党委书记为主体的乡镇党组织领导人选举改革开始兴起,成为推动党内民主和乡镇治理体制改革的又一热点。本文以较早实行公推直选的成都新都区为案例,对这一制度创新进行解读,通过阐述其生成环境和生发过程,来透析其制度绩效以及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可行的对策。第四章主要对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制度创新,尤其是对该地在“民主恳谈”不断探索的基础上进行的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进行解读和分析。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治理机制,民主恳谈是广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途径,是扩大基层民主,推进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重要载体。从学术角度看,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解构,对于整个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政府治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章从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出发,对温岭民主恳谈的生发机制、制度安排与实践过程、功能和意义以及面临的困境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和意见。基于第三章和第四章个案的分析,本文第五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新的乡镇民主治理模式。本章要探讨的是作为民主的两种形式,选举和协商各自的民主意蕴是什么?两者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对我国的民主实践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在现实经验中,“公推直选”和“民主恳谈”之于乡镇治理的民主价值是什么?本章的研究目标,就是在梳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理论关系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的实践成果提出乡镇民主治理模式的一个假想。结语部分是对论文论述的观点进行概括,并说明乡镇民主治理的逻辑推导过程。在余论中,本文则指明了论文的的局限性和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王佳佳^[10]（2009）在《当前我国乡镇政府的去留问题探究》文中认为镇政府是一级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基层国家政权,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对待乡镇政府改革这一问题上,学术界对乡镇政府这一层级去留问题争论颇多,但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保留乡镇行政层级建制的前提下切实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是目前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二、希望尽快撤消乡镇政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希望尽快撤消乡镇政府（论文提纲范文）

（1）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地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应对 ——基于1934年东南大灾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选择性治理：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治理模式 ——以山东桥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5）江西省J县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调查研究 ——基于农村教师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7）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 ——基于苏镇个案的实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转型期中国乡镇民主治理研究 ——新都和温岭民主实践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0）当前我国乡镇政府的去留问题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希望尽快撤消乡镇政府（论文参考文献）

• [1]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D]. 万心.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2]民国地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应对 ——基于1934年东南大灾荒的考察[D]. 张帆. 苏州大学, 2017(04)
• [3]选择性治理：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治理模式 ——以山东桥镇为例[D]. 刘宁.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5)
• [4]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D]. 胡勇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15(08)
• [5]江西省J县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调查研究 ——基于农村教师的视角[D]. 张美媛.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5)
• [6]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D]. 崔庆仙.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7]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D]. 朱远来.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
• [8]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 ——基于苏镇个案的实地研究[D]. 张洪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1(09)
• [9]转型期中国乡镇民主治理研究 ——新都和温岭民主实践的启示[D]. 汪玮.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10]当前我国乡镇政府的去留问题探究[J]. 王佳佳. 学理论, 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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