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单位爱国卫生管理机制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郑文静[1]（2021）在《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开发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国家卫生城市是由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起并评选的代表区域卫生环境及健康水平的国家级优秀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是中国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主要围绕影响人群健康的因素开展城市的社会综合治理,体现了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的城市组织管理水平、群众健康素质水平等方面的不断改善和提高。国家卫生城市的创建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如何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开展进行科学评估,及时发现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判断政策的预期效果是否得到实现,从而能有依据的对政策执行进行有效的调整,保证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一直是国内学者探讨的重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评估属于公共政策评估的理论范畴。公共政策评估是通过选择科学的评估工具促进政策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有效评判政策价值,以决定该项政策是否延续、改变或者终结,提高政策执行质量。目前有关公共政策评估的模式,比较体系化的分类框架是德国学者韦唐（Evert Vedung）在1997年提出的,包括效果模式、经济模式和职业模式三大类,效果模式又分为了目标达成模式、附带效果模式、结果-无目标模式、系统单元-综合评估模式、顾客导向模式和利益相关者模式。其中“顾客”导向模式定位于政策的目标群体,目的是得出“顾客”（目标群体）对政策的看法。国家卫生城市创建30年来,国内学者从各地创建经验、方法研究、政策效果等方面开展了多方面的探索,评价的重点大多是基于国家卫生城市政策的效果评估模式,围绕政策制定者或者政策执行者的视角,对政策效果的客观结局指标进行评估,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但从政策覆盖人群的角度,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实际获得方面的测量,缺乏系统的评估方法和工具。目标群体的态度对于公共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居民获得感评估是中国对“顾客”导向模式下公共政策评估的全新尝试和探索。获得感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民众需求的满足状况,强调的是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获得,以及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之后而产生的一种认知和情绪体验。“获得感”一词最早由习近平在2015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讲话中提出,“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从此,获得感成为衡量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居民获得感评价强调目标群体的关心、期望和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体现了民主和参与。居民的价值标准是以个人利益为准,居民个人价值的多元化难以形成对政策总的看法,因此,获得感模式不能成为评估的唯一模式,但可以对客观评估起很好的补充作用。研究目的:本研究从国家卫生城市政策覆盖人群的角度,构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开发相应的评估工具并进行应用研究,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提供科学可靠的测量工具。研究方法: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理论框架的建立收集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以来国家层面发布的相关政策文本,利用文本量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基于公共政策运行的政策周期理论,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文本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国家卫生城市政策的时间演变规律,以及不同政策阶段的政策目标和评估重点,同时结合公共政策居民获得感的概念和内涵,从居民获得感的角度,建立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的理论框架。2.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工具的研制基于前期构建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针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的主要措施,利用量表开发的的理论和方法,采用政策分析、文献研究、专家咨询、个人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和离散趋势法、临界比值法、相关系数法、因子分析法等定量的研究方法,确定量表的条目内容;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量表的维度;利用信度效度评价的方法,从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以及内容效度、表面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等结构效度的评价方法,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评价。最终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进行评估的量表,包括居民对政策措施认可程度的评估量表、居民对政策环境感知程度的评估量表和居民对政策实施效果满意程度的评估量表三方面,为后期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客观测量提供信度和效度良好、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工具。3.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应用研究利用前期编制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量表,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随机选取61个国家卫生城市,从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措施的认可程度、建成环境的感知程度和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三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从回收问卷合格率、问卷完成时间、问卷内容设置合理性等方面对量表的适用性和可行性进行快速评估,初步了解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现状,同时采用多元多水平模型,从城市水平和个体水平两个层次探讨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共纳入1989年以来国家卫生城市相关的政策文本119份,包括通知、规划纲要、决定、通报、意见、行动6种类型。基于公共政策运行周期理论,通过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卫生城市自1989年开始实施以来,经历了以政策规划和内容调整为主的政策制定阶段、以命名和复审为主的政策执行阶段、以政策评价和再次定位为主的政策结果阶段,因此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评估,应该是包括以上三个阶段的全运行周期的评估。基于此,本研究界定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内涵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政策规划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内容的认可程度;第二个方面是政策执行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程度;第三个方面为政策结果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2.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工具的编制本研究编制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量表包括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内容的认可度评价量表、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度评价量表和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的满意度评价量表三方面,其中认可度评价量表包括4个维度共计20个条目,感知度评价量表包括5个维度共计22个条目,满意度评价量表包括4个维度共计20个条目。信度评价方面,认可度评价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为0.895,感知度评价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0.876,满意度评价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0,均大于0.8。各个量表维度方面,除了感知度量表城市基础功能（条目数=3;Cronbach’s a=0.593）、城市环境卫生（条目数=4;Cronbach’s a=0.533）、城市社会便利（条目数=2;Cronbach’s α=0.402）的Cronbach’s a系数小于0.6外,其他的量表不同维度的Cronbach’s a系数均超过0.65。利用Spearman-Brown分半系数计算两部分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认可度评价量表、感知度评价量表和满意度评价量表的Spearman-Brown分半系数均大于0.7。效度评价方面,研究结果显示三个量表均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表面效度。三个量表提取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均大于50%,除必要性评价量表中条目“A6.1垃圾分类收集”的因子负荷小于0.4,其他量表条目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4。路径系数分析结果显示,三个量表中所有的参数的P值均小于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每个量表均没有出现路径系数小于0.32的条目,且大部分条目的路径系数均大于0.5。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显示,三个量表的拟合优度指数均处于理想值范围内。3.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应用研究本研究共纳入2465份有效的调查问卷,回收问卷的合格率为89.4%,调查对象的平均答题时间为9.5分,94.08%的调查对象认为该问卷问题清晰,容易理解。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的总分为231.15±32.45分,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获得感评价的认可度得分、感知度得分和满意度得分依次为88.01±9.35分、73.99±16.45分、69.14±13.24分。将各个得分按照标准分转换后,结果显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中,认可度评价得分最高,为85.02分,其次为满意度评价得分,为61.42分,感知度评价得分最低,为59.08分。居民获得感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本研究在两水平随机截距的方差成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多元多水平模型,从城市水平和个体水平两个层次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拟合空模型结果显示,认可度得分、感知度得分和满意度得分的变异在个体水平和城市水平均有统计学意义。纳入解释变量后的模型拟合结果显示,认可度评价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学历、性别、年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感知度评价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为新型综合社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满意度评价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为新型综合社区、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研究结论: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理论框架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策规划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内容的认可程度;二是政策执行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措施落实和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程度;三是政策结果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2.本研究编制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评价良好,量表内容清晰、可接受度高,在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强,可以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进行有效的测量。3.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总体得分相对较高,其中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内容的认可度得分最高,其次是政策实施的满意度得分,得分最低的是居民对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度得分。4.城市水平的影响因素方面,可吸入细颗粒物浓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对居民对城市建设环境的感知度和满意度影响较大;个体水平影响因素方面,居民居住的社区类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和自评健康良好对居民的认可度、感知度、满意度评价都有不同的影响,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仅对居民的认可度评价有影响。
江维正[2]（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文中认为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是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卫生工作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的集中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卫生和政治事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政府针对疫病严重流行的情况,一面着手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建立各级卫生防疫、医疗保健机构;一面总结革命根据地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经验,建立各级卫生（防疫）委员会,组织动员群众开展清洁卫生运动,消灭蚊蝇鼠等病媒虫兽,减少和防止疫病威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为反对美国的细菌战争、加强卫生防疫工作,中共中央于1952年将卫生防疫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卫生事业关系着人民健康,影响着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卫生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一直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广泛深入开展对于改善环境卫生、防止和减少疾病、维护和增进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水平发挥着重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1]可见,爱国卫生运动仍是当前发展卫生事业和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可以知来。回顾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总结其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无疑可为当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历史钥匙”与现实启示。基于此,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考察梳理和归纳总结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实践成效及历史经验,力图达到“复原历史”、“以史鉴今”之预期目标。而在具体研究中,本着将中国共产党的卫生工作思想、方针政策与地方实践“上下打通”的学术理念,立足全国的视野与高度,结合地方的精度与深度,从全国着眼,从地方着笔,以重庆为实例,系统深入地考察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历程、成效与经验,力求从重庆市贯彻党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历史脉络和实践图景中,揭示和探寻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轨迹、历史经验与基本规律,寻找历史与现实的最佳契合点,以期为当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历史镜鉴。全文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状况和美军细菌战两方面论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卫生事业的落后面貌,又重点分析了侵朝美军在我国东北等地发动的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危害,党中央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第二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理论依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卫生防疫思想、卫生工作方针和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决策、指示等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阐述“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形成过程,四大卫生方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指导原则,从卫生事业的工作方向、应对疾病的科学方法、我国医学的发展道路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分析了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重要内涵。爱国卫生工作的相关理论充分体现了党领导卫生工作的政治性、科学性、全面性、人民性、主体性等。第三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历程。即为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论述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机构、宣传动员、主要活动、检查与评模等四个方面的具体举措与活动内容。（1）重庆市各级爱国卫生组织的相继建立、各级领导的重视、规范的制度以及不断发展的卫生资源等为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2）为了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全国各地采取各种方式深入地开展卫生常识结合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群众的卫生常识水平普遍提高,因此爱国卫生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3）开展了“讲卫生、除四害、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和冷饮管理”的爱国卫生运动和春、夏季的爱国卫生运动;（4）阐述了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定期检查和群众的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查后的评模是为了在各个领域树立典范、形成激励机制、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向前发展。第四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成效。主要从减少疾病,促进生产、增进卫生知识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梳理归纳了爱国卫生运动取得的历史成效。爱国卫生运动改善了卫生状况,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和卫生知识水平,养成了爱好清洁卫生的风尚习俗,保证了爱国增产和生产建设的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顺利开展增强了政治认同感,树立了中共新形象,提升了重庆人民的爱国意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风尚。第五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主要基于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具体举措及其成效,分析总结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坚持群众路线是重要基础;紧密结合生产是不竭动力;建立健全制度是长久保障。这些经验可以为新时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历史参考和重要导向。
门丹丹[3]（2020）在《国家卫生城市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优化研究 ——以山东省邹平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国家卫生城市评价是卫生城市创建的重要内容,评价的方法、内容对各地开展国家卫生城市创建起到了导向性作用。虽然现行的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历经5次修改,标准与考核越来越严格、越精细,但是评价指标依然是以考核结果为主,主观性评价居多,可量化的评价指标很少,评价指标中没有涉及投入、产出和效果的关系。本文从国家卫生城市创建的活动出发,采用文献研究、专家访谈等方法,在了解国家卫生城市创建的背景,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卫生城市评审标准和细则,以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投入-产出-结果构建模型,对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优化。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首先,论文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国内外文献综述以及所用到的研究方法。其次,对相关理论和概念进行了解释。然后,分析了我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基本情况,阐述了我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背景,分析了我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国家卫生城市创建的成绩与不足。再次,分析了我国国家卫生城市现有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首先重点分析了现有评审标准,然后指出了现有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不强、指标没有突出地域性、主观评价占比较大、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以邹平为例开展了国家卫生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首先开展了国家卫生城市创卫专家访谈,在此基础上,利用德尔菲法建立了国家卫生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了评价的目的、原则和方法,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开展了评价。最后,提出了研究结论,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
陈珏[4]（2020）在《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表明女犯改造与男犯改造的区别不仅在于监管场所的男女隔离,而且在于两者在改造难度、改造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建国70年来我国在女犯改造上进行了理论和实务的长期探索,已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出现了不同于男犯改造的理论成果。了解这段历史时期女犯改造的变迁情况,无论对于女犯改造思想理论的整理和研究,还是以史为鉴、指导女犯改造实务工作都是极其宝贵的。但目前尚未发现针对建国70年来女犯改造文献整理分析的系统研究。从历史史料看,与女犯改造相关史料主要有两类:一类为文献史料,一类为口述史料。文献史料以上海保存最为丰富完整、公开透明。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在民国时期便建有女子“监狱”、管理上兼具中西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吸收和借鉴了其好的经验,在70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女犯改造工作的翘楚。上海有属于自己的监狱志,记载了1949年以来的监狱改造全貌,并且在2000年后每年均编写年鉴可供查阅。另外,上海有关政法类的报纸和书刊等文献资料也存有记载女犯改造的史料,这些均可公开查阅。口述史料是建国以来监狱监管实务工作中有关罪犯监管方法、工作体会等方面的口述资料,通过它可以更细致地了解不同时期监狱管理的实际情况。但目前,这类资料极少,仅在报纸或档案中零星出现。但建国以来上海从事女犯监管的退休人员健在的仍有不少,他们对不同时期监狱工作的实际情况最为熟悉,这些潜在资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最好补充。因而,及时地对健在的历史见证者进行访谈、固定这些口述史料极为紧迫、也很必要。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拟通过书面和口述史料的广泛收集、整理、分析,系统研究上海1949～2019年这70年的女犯改造情况。论文将综合采用史料收集法、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个案访谈法、数量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和提炼,以期对女犯的犯罪预防、犯罪改造等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参考。全文包括导言和五个章节。导论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明确了选题的意义,对文章中提到的“女犯”和“女监”概念进行界定,以便后续论述的展开。第三部分对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包括中外理论界、实务界对女犯改造和女犯改造历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研究内容的提炼,发现在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历史研究领域是一块空白。第一章对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分为初创与停滞阶段、恢复与重振阶段、改革与创新阶段。初创阶段的女犯管理没有单独的关押机构,在管理手段上与男犯管理差别不大,比较强硬。经历了文革的停滞阶段后,女犯改造进入恢复与重振阶段,法制体系逐渐完善,工作制度逐渐完备,并建立了专门的女犯监狱,形成分类改造模式。进入21世纪后,开始进入改革和创新阶段,女犯改造开始整合各类资源、加大教育改造的比重,并创新性地研发了全国独有的女犯评估量表,打造具有上海特色的女犯改造品牌。第二章论述了上海女犯改造70年指导思想的变迁,从以惩治为主过渡到以管理安全为主,最终确定到以再社会化为主的思想变化历程。以惩治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建国初期反革命罪犯数量多,阶级斗争激烈的历史状况,形成了男女无差别对待的女犯改造表现形式。以管理安全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改革开放后犯罪类型的增多、女犯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和向西方学习借鉴的成果。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对女犯改造的要求就是守住安全底线,但同时也兼顾宽严相济的刑罚执行手段,并尝试对表现较好的女犯以人文关怀的形式实现文化改造。以再社会化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强调通过狱内改造帮助女犯实现回归后顺利开始社会生活的目标。第三章详细论述了70中上海女犯政治改造、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劳动改造和文化改造的变迁历程。政治改造作为具有统领作用的改造手段,始终贯穿于女犯改造中,并且与国家政治思想工作同步发展和跟进。监管改造是监狱工作的基础,内容丰富和多样,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但总体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改造和文化改造在总体上其内容和形式都呈现出不断丰富的过程。劳动改造则从以生产效能为主演变为以培养劳动技能为主的变迁过程。第四章介绍了与女犯改造相关的法律环境、生活卫生环境、管理环境和改造主体环境的变迁。法律环境方面,针对女犯的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探家、安置等法律制度均发生了变化。生活卫生环境方面,对女犯人权保障不断增强,在女犯伙食、医疗卫生、生产生活、囚被服和作息时间等方面均有较大进步。管理环境方面,监狱警戒和应急条件明显提升,惩戒和证据保全条件逐步完善,体现了监狱执法不断规范。主体环境方面,其变迁进程表现为监狱民警来源的正规化、工作制度的规范化、培养机制不断优化,科研能力也不断增强。第五章是对前述四章的总结和思考,论述了女犯改造变迁的动力,分析了女犯改造与同时期男犯改造相比较的特点,以及研究70年变迁历史带来的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对女犯改造和女性犯罪预防工作的启示。
罗朝丹[5]（2020）在《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政策动员与长效治理 ——以Y县国家卫生县城的创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中的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日益增加,环境卫生问题成为提升城市品质和改善人民生活环境的焦点问题之一,改善和创新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工作机制已经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改革命题。在我国,除了常态化的城市环境卫生治理工作机制外,还有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卫生治理机制——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这项工作自开展以来,得到全国各地城市的响应和实践,对改善当地环境卫生、提高城市化水平、加强政府协同、提高综合治理能力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针对创建卫生城市活动的方式和效果,一直存在着批判的声音,比如政府包揽过度、创建成本偏高、突击迎查情况严重、常态化管理缺失、效果反弹现象普遍等,有明显的运动式治理的痕迹。近年来,学界、政界和社会公众普遍认识到,创建卫生城市活动工作的积极意义不可否定,但是改善和创新其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势在必行。目前,城市化纵深发展,一线城市基本完成国家卫生城市的创建工作,基层城市如县城、乡镇等成为创建活动的主力军。这些城市面临着管理基础薄弱的现实困境和新时期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政策语境,能否更新理念、创新思路,以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开展卫生城市的创建工作,能否在创建过程中及创建成功之后建立科学完善的长效治理机制都是必然的考验,也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课题。本文以Y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活动作为研究案例,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视域下,利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个案研究等方法展开研究,梳理了Y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活动的政策环境、实践基础和政策历程,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政府流程再造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Y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过程中的政府治理逻辑和治理机制,针对不足之处提出针对性建议。经研究发现,Y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活动历程,经历了由“创卫”到“维卫”过渡。前期,政府采用了“运动式治理”模式,动员广、力度大、时效快,县城环境得到快速改善,彰显了运动式治理模式在开展组织动员、调度社会资源、提高行政效率方面的优势。但是,随着“创卫”工作的深入,粗放治理、形式主义、效果反弹等弊端暴露。当地政府调整思路,优化网格化治理技术,关注并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完善监督机制,并以此为契机开启了政府流程再造工程,尝试建立与现代化治理理念相适应的县域环境卫生治理长效机制,是基层城市创新治理方式、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有益探索。但是,Y县目前政策动员机械化、网格化治理技术不成熟、市民参与不足等问题的解决不会一蹴而就,笔者认为,应以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导向为目标,结合相关理论寻找破解之道,例如: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重视宣传教育,建设公民参与机制;适度向基层赋权,培育和规范社会自治力量;加强引导规范,引入市场化机制,最终形成“多元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张捷[6]（2020）在《整体性治理视角下肇庆市病媒生物防制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病媒生物防制是指通过将病媒生物的数量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达到有效预防病媒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的目的,着力营造健康、协调、绿色、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病媒生物防制是公共卫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社会公共卫生的一大基石,是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014年,肇庆市登革热报告病例达到历史新高,严重危害群众身心健康和影响社会稳定,被界定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失控,为肇庆市病媒生物防制机制建设敲响了警钟,人们开始更关注病媒生物及其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如何进一步健全完善病媒生物防制机制已成为政府工作中一个重要任务。近年来,肇庆市积极推进病媒生物防制工作,逐步实现从病媒传染疾病暴发应急控制到暴发风险控制的转变。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笔者作为一名卫生健康工作的参与者,深刻感受到病媒生物防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仍然较多,主要包括防制协调机制力量分散、防制整合机制协调差、防制监督管理机制乏力、防制监测预警机制不健全等,无法实现协调性、整体性控制和管理,究其原因主要是主体观念滞后、防制手段分裂、政策法规建设滞后、监测预警碎片化。因此,本文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引入介绍国内外相关基本理念和策略,通过对近几年肇庆市病媒生物防制机制现状进行梳理,探寻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剖析个中缘由,同时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从协调推进政府、部门、社会、个人（家庭）等4个层面着手,对病媒生物防制主体间协调机制、防制手段整合机制、政策法规监督管理机制、监测预警机制进行融合,从完善防制主体间利益导向的协调联动机制、优化防制手段过程导向的高效整合机制、强化政策法规保障导向的监督管理机制、健全服务导向的监测预警机制等四个方面着手,搭建整体性病媒生物防制机制。通过强化部门协作,调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政府牵头负责、部门各司其职、社会积极参与、个人体现健康责任,推进肇庆市病媒生物防制机制建设,着力把健康中国“共建共享”的基本路径落到实处。
王芮[7]（2020）在《城市化背景下创建国家卫生区的实践探索 ——以天津市东丽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创建国家卫生区是在逐步学习并利用国外健康城市的发展理念,结合中国基本国情而形成的一个特色系统。它是衡量区域综合功能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是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载体,是评价和反映一个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综合性标志,也是保障改善民生、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而城市化是创建国家卫生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从而集聚高端科技创新和社会事业资源,推进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提升。创建卫生区,不仅仅是一个卫生问题,也不单纯是卫生工作,而是一个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和现代化管理的反映。通过创建国家卫生区,可以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等活动,倡导健康生活的观念,它在改善城市风貌和促进生产生活的同时,引导公众培养文明、卫生和守法的公共道德行为,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观念,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创建国家卫生区,既是目标,更是手段和过程,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扎实的创卫工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完善基础设施、强化环境治理、狠抓生态建设、增强健康意识,以更加宜居宜业的环境,增强区域的吸引力、提升竞争力。关于创建工作的大多数研究仅停留在国家卫生区标准和政府职能水平上进行,缺少关于在城市化背景下创建国家卫生区的研究。根据这种状况,本文以自2003年底在天津市率先启动城市化建设的东丽区为研究对象,提出具有广泛参考意义的对策和建议,达到有效促进城市化地区创建国家卫生区的目的,是对创建国家卫生区研究领域内容的进一步丰富与拓展,是一项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实践和探索。
陈露[8]（2020）在《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制定适宜海南发展的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为海南省健康村建设提供科学指导与评价依据,助力推进健康海南建设。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政策评阅、现场调研及半结构式访谈,明确海南省健康村基本内涵和特征,建立初步的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池;经过两轮专家咨询进一步确定指标;最后通过层次分析法,采用群决策的方式,赋予各级指标相应权重,形成科学性较高且层次分明的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结果:经过两轮专家咨询,构建了包含3层级架构、7个维度的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其中7个维度涉及当前健康村关于组织管理、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服务、健康人群、健康文化及建设满意度等重点建设领域,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及三级指标分别为7项、33项和62项。两轮专家积极程度均高于80%,且提出书面修改意见的专家分别占46.7%和26.7%,表明专家对研究的积极性较高,关注和支持度较高;专家权威系数为0.851,两轮协调系数的显着性检验P值均小于0.05。第一轮专家咨询后根据统计结果和书面意见对全部指标进行调整,共删除3项指标,对5项指标作出调整,新增2项指标;第二轮咨询结果显示各专家意见趋于一致,对指标框架和指标内容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各项指标无删减。最后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一级指标中权重较高的为组织管理（0.1679）,健康环境（0.1687）与健康服务（0.1463）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结果显示相应的三级指标权重也较高。层次分析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率均小于0.1000,结果可信度较高。结论:本研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构建了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结果显示其科学性及可操作性较强,各项指标均有相应权重,层次性也较强,在理论层面对健康村的评价与评估做出了积极探索,为下一步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冯琼珍[9]（2019）在《三亚市国家卫生城市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这当中也包括了卫生环境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周边环境卫生的要求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水平的逐步提升也变得越来越高。但是,基础设施薄弱、城市管理水平低下、人们的卫生意识和健康意识差等问题也同步存在。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以及幸福感,各地政府纷纷致力于加强对国家卫生城市的创建及巩固。通过对其他卫生城市的治理模式的研究发现,要把国家卫生城市的创建成果巩固好,必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因此,正视自身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加强机制建设对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来说十分重要。研究方法:研究首先采用文献分析法,研究分析了关于国家卫生城市以及国家卫生城市长效管理机制等内容在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发现很多地区的国家卫生城市治理采取的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突击式、机动式模式,卫生问题反弹比较严重。说明建立卫生城市的长效管理机制对很多城市来说都是重点和难点。其次,研究还采用了案例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以三亚市为案例对象,结合三亚市国家卫生城市管理实际,实证分析了三亚市在开展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主要存在爱国卫生组织保障不健全、宣传发动力度不足、长效管理机制不完善、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等5个问题。研究结论:根据精细化管理理论、公众参与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对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性原因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产生上述5个问题的根源分别是组织领导机制存在缺陷、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力度不够、参与机制过于单一、责任区域划分不明确、软硬件设施建设滞后等原因。接着建议三亚市采取措施解决以上问题:一是健全爱国卫生组织保障机制,二是加大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的宣传发动力度,三是完善国家卫生城市长效管理机制,四是健全管理运行机制,五是完善国家卫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吴玉姣[10]（2019）在《地方立法谦抑论》文中研究指明“谦抑”一词体现了谦让、抑制、慎密、恭谨等意思。大致说来,地方立法谦抑一般是指地方立法者以及地方立法参与者在进行地方立法活动时有必要秉承审慎、节制的宗旨,尽可能地达到地方性法规数量恰当以及地方性法规质量良好的目的。事实上,在古今中外的很多立法思想和实践中都蕴含着谦抑的理念。例如,在西方世界中,无论是柏拉图对法律的不信任,奥古斯丁要求世俗法必须遵循永恒法,孟德斯鸠所提到的立法权需要制约,还是萨维尼反对的立法狂热,莱奥尼有关立法之法泛滥会背离个人自由的论证,爱波斯坦所直言的简约法律的力量等,都是西方社会有关立法谦抑思想的重要理论论述。我国古代“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汉初约法省刑”、“唐律疏而不漏”、“持法深者无善治”等思想及制度实践,以及我国清末民国时期开展的习惯调查运动、新中国时期“成熟一部,制定一部”和“试点立法”等立法原则和方针,这些思想理论与制度运行无不体现了立法的谦抑精神。然而,尽管历史上立法谦抑有丰富的思想渊源和制度实践,也有相当多中外学者的肯定,但在现实的立法实践中,包括地方立法谦抑在内的立法谦抑的相关原理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也极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梳理总结。结合近年来我国立法领域出现的许多新变化和新特征,有必要从地方立法谦抑的角度去总结我国地方立法的相关问题并反哺地方立法实践。随着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修订,地方立法主体扩容至全国所有设区的市和四个不设区的市。加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省一级地方立法主体,以及自治州这类市一级地方立法主体,我国地方立法主体的数量多达354个。地方立法主体数量的增加,又直接导致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也呈井喷式增长。截止至2019年1月1日,仅新增的享有地方立法权的243个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总数已达906部,其中程序性地方性法规206部,实体性地方性法规700部。然而,地方立法谦抑的现实要求不仅表现在地方立法主体数量急剧增加、地方性法规数量飞速增长等数量方面,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趋同化现象愈发明显、各地仅因规范对象“有特色”而争先立法、地方性法规超出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的情形时有发生等内容方面,也对地方立法谦抑提出了现实要求。从地方立法谦抑的这一现实要求出发,深入研究和探讨后发现,既有从立法理论上展开地方立法谦抑研究的必要性,又有从地方立法实践上讨论地方立法谦抑的迫切性。从立法理论的角度看,主要是代议制立法失灵和法律局限性两个方面向地方立法谦抑提出的要求。所谓代议制立法失灵,即是指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并不总是能刻意设计,而在很大程度上或实实在在地是立法者表述的成果,而且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立法表达媒介的误差以及现代法律理论研究也证明,法律在立法表达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再加上代议制本身在“代表”、公意”、“选举”等方面存在不少被质疑的地方,这使得制定法在其根基上存在问题。法律局限性主要在于,法律仅仅是道德、习俗、政策、市场规则等多元社会规范中的一元,因而其管辖范围有限;且因为绝对的公正不可得、耗费的成本巨大等原因,法律无法达到至善至美的公正,而由于人的认知有限、社会复杂多变、立法过程漫长等原因,法律还往往滞后于社会生活;法律繁杂也可能会存在众多危害,比如可能会干预私人领域进而吞噬自由,可能会带来权利主张的狂热进而妨碍公正,还可能会使得人们因害怕承担法律风险而不敢创新,进而束缚人类进步。因而,从立法理论的角度来看,地方立法谦抑确有其必要性。从地方立法实践的角度看,主要是地方立法能力不足、地方立法不成熟、地方立法权异化等三个方面对地方立法谦抑所提的要求。地方立法能力不足,既包括地方立法主体资格受限、地方立法权限范围不清等权利能力方面的不足,又包括地方立法机构不健全、地方立法队伍力量薄弱以及地方立法技术不到位等行为能力方面的不足。地方立法不成熟包括省一级、较大的市以及新增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频繁修改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完善,祁连山事件、潘洪斌事件以及其他违法型地方性法规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规范,《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2012）、《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2016）等诸多观赏型地方性法规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实用。地方立法权异化则主要表现在,一些政府部门会借助地方性法规来“要人”、“要钱”、“要权”以及“推责”。比如在地方性法规中通过设立增设专门机构、增设下属事业单位、为协调性虚职机构挂牌设编的条款来增设编制,通过设立巧设罚款明目、增加收费项目、侵占第三方经费的条款来创设经费,通过设立新设或扩充部门职权的条款来增加权力,以及通过设立剥夺公民权利、增加公民义务的条款来推脱责任。因而,从地方立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地方立法谦抑确有其迫切性。上述地方立法谦抑的实际操作,就其有效路径来看,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把握:第一,地方立法权的规制,包括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侵犯公民权益,强化和落实地方立法者责任以确保地方立法权不被滥用,转变地方立法参与者的意识以保证地方立法权科学行使,厘清社会规范的管辖范围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不当干预法外空间,明晰央地立法领域以防止地方立法权超出法定权限。第二,地方立法活动的规范,包括健全地方立法程序、落实地方立法审批备案制度、推进地方开门立法制度。第三,地方立法活动的统筹,包括普遍性的地方立法事项由省或全国进行统一立法,以及加强省市之间权力机关的联合立法。第四,地方立法活动的优化,包括强化地方立法的立项论证以及地方性法规内容的论证,完善地方立法前和地方立法后的评估,以及合理配置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上措施旨在确保地方立法谦抑,以提升地方立法的质量,进而实现地方立法科学化。而由于地方治理优先化、地方治理的差异性和自主性,以及地方立法相较于中央立法的成本效益优势,地方立法权的适度下放成为了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求,这也在我国地方立法扩张的事实中得到体现。并且从地方立法实践来看,我国地方立法在地方立法主体、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等方面还有待进行适度扩张。因此,地方立法在秉承谦抑理念的同时,还应该注意适度扩张,二者不可偏颇。当然,现今在我国地方立法暂不成熟之时,地方立法应该以谦抑为主,辅之以稳步适度的扩张。综上,通过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的运用,在《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扩容限权的这一新背景下,深入研究地方立法谦抑这一主题,希冀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立法繁杂的现状,进而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推进我国地方法治建设,且补白地方立法领域的相关研究,以丰富法学理论。
二、新时期单位爱国卫生管理机制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时期单位爱国卫生管理机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开发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研究背景 |
| 1.1 国家卫生城市的发展历程 |
| 1.2 国家卫生城市评估的理论支撑 |
| 1.3 公共政策的居民获得感评估 |
| 1.4 国家卫生城市评估的研究现状 |
| 2.研究目的 |
| 3.研究内容和方法 |
| 3.1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建立 |
| 3.2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研制 |
| 3.3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应用研究 |
| 4.技术路线图 |
| 第一部分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建立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的和内容 |
| 3.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资料来源 |
| 3.3 政策文本纳入和排除标准 |
| 3.4 政策文本分析方法 |
| 4.研究结果 |
| 4.1 国家卫生城市相关政策文本基本情况 |
| 4.2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内容分析 |
| 4.3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文本文献计量学分析 |
| 4.4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工具分析 |
| 4.5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建立 |
| 5.讨论 |
| 5.1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主题的时间演变规律 |
| 5.2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工具的时间演变规律 |
| 5.3 基于政策周期理论的国家卫生城市政策目标 |
| 5.4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适用性 |
| 5.5 研究的创新性 |
| 第二部分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研制 |
| 1.理论依据 |
| 2.研究目的和内容 |
| 3.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样本量的确定 |
| 3.3 调查方式 |
| 3.4 量表编制的方法 |
| 3.5 统计分析方法 |
| 3.6 质量控制 |
| 4.结果 |
| 4.1 问题库的产生 |
| 4.2 构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条目池 |
| 4.3 条目筛选和量表的信度、效度评价 |
| 5.讨论 |
| 5.1 量表的编制 |
| 5.2 量表的信度评价 |
| 5.3 量表的效度评价 |
| 5.4 量表的使用建议 |
| 5.5 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
| 5.6 研究创新性 |
| 第三部分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应用研究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的和内容 |
| 3.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1 调查对象 |
| 3.2 调查内容 |
| 3.3 样本量的确定 |
| 3.4 资料来源 |
| 3.5 数据处理 |
| 3.6 统计分析方法 |
| 3.7 质量控制 |
| 4.研究结果 |
| 4.1 问卷的适用性评价 |
| 4.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4.3 调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情况 |
| 4.4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基本情况 |
| 4.5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总体获得感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6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认可度评价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7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感知度评价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8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满意度评价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9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影响因素的三元三水平模型分析 |
| 5.讨论 |
| 5.1 量表实施的可行性 |
| 5.2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基本情况 |
| 5.3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
| 5.4 研究小结 |
| 5.5 研究的局限性 |
| 5.6 研究的创新性 |
| 全文总结 |
| 1.研究结论 |
| 2.研究的创新性 |
| 3.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公共政策居民获得感评价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
| 1.2.1 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及过程 |
| 1.2.2 爱国卫生运动的分期及内容 |
| 1.2.3 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及评价 |
| 1.3 研究运用的主要方法和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 |
| 1.3.1 主要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时间界限:新中国成立初期 |
| 1.4.2 空间界限:重庆市 |
| 1.4.3 内容界定:爱国卫生运动 |
| 2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状况 |
| 2.1.1 疫病流行猖獗 |
| 2.1.2 环境卫生恶劣 |
| 2.2 防范美军细菌战的需要 |
| 2.2.1 侵朝美军发动细菌战 |
| 2.2.2 中共中央应对细菌战 |
| 3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理论依据 |
| 3.1 中国共产党的卫生防疫思想 |
|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方针 |
| 3.3 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卫生防疫的指示 |
| 4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基本内容 |
| 4.1 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领导 |
| 4.1.1 中央卫生组织机构 |
| 4.1.2 重庆卫生组织机构 |
| 4.1.3 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和议事制度 |
| 4.1.4 爱国卫生运动的医疗资源 |
| 4.2 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动员 |
| 4.2.1 宣传之初群众不正确的认识 |
| 4.2.2 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动员的开展 |
| 4.2.3 重庆市宣传动员的成效 |
| 4.3 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活动 |
| 4.3.1 讲卫生 |
| 4.3.2 灭四害 |
| 4.4 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与评模 |
| 4.4.1 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 |
| 4.4.2 爱国卫生运动的评模 |
| 5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成效 |
| 5.1 减少疾病 |
| 5.2 促进生产 |
| 5.3 增进卫生知识 |
| 6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 |
| 6.1 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 6.2 坚持群众路线是重要基础 |
| 6.3 紧密结合生产是不竭动力 |
| 6.4 建立健全制度是长久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着作类 |
| 三、报纸类 |
| 四、学位论文 |
| 五、期刊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3）国家卫生城市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优化研究 ——以山东省邹平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 绩效评价 |
| 2.1.1 绩效与绩效评价 |
| 2.1.2 政策绩效评价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精细化管理理论 |
| 2.2.2 公众参与理论 |
| 2.2.3 治理理论 |
| 第3章 我国国家卫生城市评价体系基本情况 |
| 3.1 我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背景 |
| 3.1.1 创建背景 |
| 3.1.2 创建过程 |
| 3.1.3 取得的成绩 |
| 3.2 现有评价体系 |
| 3.2.1 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
| 3.2.2 国家卫生城市标准修订的特点 |
| 3.2.3 山东省卫生城市标准实施细则 |
| 3.3 我国国家卫生城市现有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3.1 指标设置过于宏观 |
| 3.3.2 指标没有突出地域性 |
| 3.3.3 主观评价占比较大 |
| 3.3.4 社会公众参与度低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家卫生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 |
| 4.1 优化思路 |
| 4.2 国家卫生城市创卫专家咨询 |
| 4.2.1 咨询专家的确定 |
| 4.2.2 咨询流程 |
| 4.2.3 统计方法 |
| 4.3 国家卫生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4.3.1 指标体系的建立 |
| 4.3.2 指标的选取 |
| 4.3.3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家卫生城市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优化后的实证评价:以山东省邹平市为例 |
| 5.1 评价的目的、原则和方法 |
| 5.1.1 评价的目的 |
| 5.1.2 评价的原则 |
| 5.1.3 评价方法的确定 |
| 5.2 邹平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现状 |
| 5.2.1 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和健康教育方面 |
| 5.2.2 市容环境卫生方面 |
| 5.2.3 环境保护、公共场所与生活饮用水方面 |
| 5.2.4 食品安全、传染病防治、病媒生物防制方面 |
| 5.2.5 社区和单位、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卫生方面 |
| 5.3 评价的开展 |
| 5.3.1 建立创卫评价表 |
| 5.3.2 确定评语等级集和分值集 |
| 5.3.3 建立模糊评价矩阵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
| 5.4 评价结果分析 |
| 第6章 研究结论 |
| 附录一 国家卫生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优化咨询表 |
| 附录二 邹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三级指标评语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㈠理论意义 |
| ㈡实践意义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㈠对“女犯”的解读 |
| ㈡对“女监”的界定 |
| 三、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 ㈠研究成果概述 |
| ㈡研究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的几个阶段 |
| 第一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初创与停滞 |
| 一、建国早期女犯改造的初创阶段 |
| ㈠关押机构“大集中小分散” |
| ㈡管理手段强硬 |
| 二、文革时期女犯改造的停滞阶段 |
| ㈠文革前的社会背景 |
| ㈡冲击与亮点并存——“开门改造”试点 |
| 第二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恢复与重振 |
| 一、改革开放后女犯改造的恢复阶段 |
| ㈠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情况 |
| ㈡改革开放后的法制与监狱工作恢复 |
| 二、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犯改造的重振阶段 |
| ㈠从数据看女犯改造形势已发生变化 |
| ㈡从管理看分类改造已形成 |
| 第三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改革与创新 |
| 一、21世纪女犯改造的改革阶段 |
| ㈠整合资源为女犯改造服务 |
| ㈡加大对女犯的文化教育比重 |
| 二、新时代女犯改造的创新阶段 |
| ㈠打造上海特色的女犯改造品牌 |
| ㈡研发具有可推广性的女犯评估量表 |
| 第二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指导思想的变迁与体现 |
| 第一节 以惩治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惩治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旧上海侵犯女性人格尊严的思想 |
| ㈡20世纪50年代改造旧时代的运动思想 |
| 二、惩治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女犯关押机构未形成独立监狱设置 |
| ㈡看守人员未形成专业化队伍 |
| ㈢改造手段与男犯基本无异 |
| ㈣携带儿童服刑的特权逐渐被剥夺 |
| ㈤对孕产妇女犯的规定趋于规范 |
| 第二节 以管理安全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管理安全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划分警戒度的监狱管理理念 |
| ㈡以分类促安全的监狱管理理念 |
| 二、管理安全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严峻社会形势带来的新要求——安全底线 |
| ㈡管理手段之新尝试——宽严相济 |
| ㈢文化改造之初体验——人文关怀 |
| 第三节 以再社会化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再社会化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再社会化改造的思想理念 |
| ㈡罪犯再社会化改造的发展历程 |
| 二、再社会化为主的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与地区衔接促进监所内外联动 |
| ㈡将“循证矫正”理论引入女犯改造 |
| ㈢实践“个体定制化”改造方式 |
| ㈣探索民警与女犯“同频共振” |
| 第三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的内容变迁 |
| 第一节 政治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政治改造 |
| ㈠20世纪50年代初期改造反革命为主要目标 |
| ㈡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目标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政治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政治改造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政治改造 |
| 第二节 监管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监管改造 |
| ㈠监管工作有较为规范的制度支撑 |
| ㈡出现了分类管理的雏形 |
| ㈢监管和教育工作界限不明朗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监管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监管改造 |
| ㈠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基础上注重人性化 |
| ㈡女犯整体结构的变化导致手段变革 |
| ㈢变性人之殇——监管改造面对的新形势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监管改造 |
| ㈠民警管理工作规范度提升层级 |
| ㈡女犯管理模式在稳定中求变革 |
| ㈢通过狱务公开检验女犯监管改造工作成效 |
| 第三节 教育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教育改造 |
| ㈠以女犯思想动态的掌握为核心 |
| ㈡以文化教育为重要内容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教育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教育改造 |
| ㈠以普及法律常识教育为媒介 |
| ㈡重视综合素质提升 |
| ㈢以“个别谈话”解决个体问题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教育改造 |
| ㈠通过系列读书活动提高整体文化素质 |
| ㈡“高低并轨同行”提升个体女犯学历 |
| ㈢开展精品技术教育 |
| 第四节 劳动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劳动改造 |
| ㈠女犯劳动改造强度大 |
| ㈡以生产效能为主要评价标准 |
| ㈢劳动改造与其他改造手段高度熔合 |
| 二、文革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㈠准确定位适合女犯的劳动项目 |
| ㈡“监企分离”适度改变女犯劳动改造方向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㈠以生产安全为衡量劳动改造的红线和底线 |
| ㈡质量控制成为核心环节 |
| ㈢将女犯技能培训与劳动改造紧密结合 |
| 第五节 文化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文化改造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文化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文化改造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文化改造 |
| ㈠以亲情专题系列教育为抓手 |
| ㈡以警囚互动为形式 |
| ㈢以科学评估为前提 |
| 第四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的环境变迁 |
| 第一节 女犯改造之法律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减刑、假释等权利的变迁 |
| ㈠减刑假释法律制度的变迁 |
| ㈡女犯减刑假释执行情况的变迁 |
| 二、女犯通信、会见权利的变迁 |
| ㈠基本通信、会见制度逐渐规范 |
| ㈡资源共享搭建特殊会见平台 |
| ㈢通讯模式电子信息化 |
| 三、女犯探家、安置权利的变迁 |
| ㈠“周末监禁”、探家等回归前的探索与尝试 |
| ㈡通过安置政策确保顺利回归 |
| 四、女犯其他法律权利的变迁 |
| ㈠申诉、控告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
| ㈡法律援助保障女犯权益 |
| ㈢保护狱内的其他合法权利 |
| ㈣关注外籍女犯合法权利保护 |
| 五、女犯深挖工作的变迁 |
| 第二节 女犯改造之生活卫生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伙食条件变迁 |
| 二、女犯医疗卫生条件变迁 |
| ㈠女犯医疗机构专业化 |
| ㈡对重点时间段和重点病犯的管理不断加强 |
| ㈢规范疾病预防和病情档案整理工作 |
| 三、女犯生活和生产条件变迁 |
| 四、女犯囚被服、作息时间变迁 |
| 第三节 女犯改造之管理环境的变迁 |
| 一、警戒条件的变迁 |
| ㈠提高监狱二大门科技水平以加强警戒 |
| ㈡监管信息技术化的实现为警戒工作护航 |
| ㈢加强对重大事件的组织策划和管理 |
| ㈣集约警务与增强责任意识并举 |
| 二、应急条件的变迁 |
| ㈠应急预案演习种类不断完备、形式更加科学 |
| ㈡通过单位联动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
| ㈢健全应急处置机制中的单元格 |
| 三、惩戒条件的变迁 |
| 四、证据保全条件的变迁 |
| 第四节 女犯改造之管理者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改造管理者的变迁 |
| ㈠监狱管理者来源正规化 |
| ㈡监狱管理者工作制度详细化 |
| ㈢监狱管理者培养机制化 |
| 二、女犯改造科研环境的变迁 |
| 第五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的思考 |
| 第一节 女犯改造变迁的动力 |
| 一、政治是女犯改造变迁的原动力 |
| ㈠国家的政治走向决定女犯改造的政策指导方向 |
| ㈡国家的政治变革引起女犯改造的重要变化 |
| ㈢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可能引发女犯改造方式的变化 |
| 二、经济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物质基础 |
| ㈠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女犯改造的物质条件 |
| ㈡国家的经济进步促进女犯改造的物质环境改善 |
| ㈢国家的经济政策变革可能造成女犯改造具体措施的改变 |
| 三、法制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规则支持 |
| ㈠国家的法制精神是女犯改造的制度渊源 |
| ㈡国家的法制原则是女犯改造原则的形成依据 |
| ㈢国家的重大法制事件可能引起女犯改造制度的变化 |
| 四、文化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精神助力 |
| ㈠国家的文化底蕴是女犯改造的精神基础 |
| ㈡国家的文化氛围制约女犯改造的变迁速度 |
| ㈢国家的文化进步是女犯改造变迁的起点 |
| 第二节 女犯改造变迁的特点与原因分析 |
| 一、女犯改造变迁的三大特点 |
| ㈠在法制层面比男犯相对宽松 |
| ㈡在改造手段上比男犯更多样 |
| ㈢在文化领域比男犯更易受影响 |
| 二、主要原因分析 |
| ㈠政治改造上把女性社会责任融入 |
| ㈡监管改造上能兼顾女性生理特点 |
| ㈢教育改造上与女性特色贴近匹配 |
| ㈣劳动改造上向培养适宜女犯的实用技能倾斜 |
| ㈤文化改造上用女性元素构建氛围 |
| 第三节 女犯改造变迁历史带来的启示 |
| 一、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 |
| ㈠社会文化决定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
| ㈡女性法律地位的提升是社会地位提升的体现 |
| ㈢女犯改造的进步依赖于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提升 |
| 二、对女犯改造的启示 |
| ㈠改造精神上注重树立培育自立女性的矫治理念 |
| ㈡改造原则上注重形成有利于女犯回归的矫治目标 |
| ㈢改造手段上注重建立符合当地发展的矫治模式 |
| ㈣预防警囚“互害”模式的产生 |
| 三、对女性犯罪预防的启示 |
| ㈠从“女权主义”分析女性犯罪原因 |
| ㈡改变女性的依附从属地位 |
| ㈢增强女性的个人能力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政策动员与长效治理 ——以Y县国家卫生县城的创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作为政府行动的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
| 2.1.2 运动式治理 |
| 2.1.3 长效机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整体性政府理论 |
| 2.2.2 政府流程再造理论 |
| 2.2.3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Y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政策历程 |
| 3.1 Y县启动“创卫”工作的现实条件 |
| 3.1.1 政策选择 |
| 3.1.2 政策环境 |
| 3.1.3 实践基础 |
| 3.2 Y县“创卫”工作的实施过程 |
| 3.2.1 宣传发动阶段 |
| 3.2.2 组织实施阶段 |
| 3.2.3 整改提升阶段 |
| 第四章 Y县“创卫”活动中动员与运行机制及其转换 |
| 4.1 “运动式治理”语境下的“创卫” |
| 4.1.1 “创卫”中的政策动员方式 |
| 4.1.2 “创卫”的组织运行机制 |
| 4.1.3 政策动员的效果和限度 |
| 4.1.4 原因分析 |
| 4.2 “现代化治理”语境下的“维卫” |
| 4.2.1 优化“创卫”指挥部的结构和功能 |
| 4.2.2 升级网格化治理技术 |
| 4.2.3 开启政府流程再造工程 |
| 4.2.4 关注公众需求以提高市民参与度 |
| 4.2.5 完善监督机制 |
| 第五章 促进完善Y县“创卫”长效治理的对策思考 |
| 5.1 价值重塑:强化政府的基层服务导向 |
| 5.1.1 尊重公民价值,关注公民需求 |
| 5.1.2 聚焦问题解决,突出服务职能 |
| 5.1.3 改进工作方式,向常态化过渡 |
| 5.2 整合再造:以协同联动提高服务效率 |
| 5.2.1 完善县域政府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
| 5.2.2 打造多网融合的智慧化网格管控平台 |
| 5.2.3 建设快捷高效的“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 |
| 5.3 多元主体:建设协同治理机制 |
| 5.3.1 积极建设公民参与机制 |
| 5.3.2 培育激发社会自治力量 |
| 5.3.3 引入市场化机制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1. 着作类 |
| 2. 期刊论文类 |
| 3. 学位论文类 |
| 4. 报纸文章类 |
| 致谢 |
| 附录 |
| 1. Y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政府工作人员访谈提纲 |
| 2. Y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社区居民访谈提纲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整体性治理视角下肇庆市病媒生物防制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简要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和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病媒生物的概念 |
| 2.1.2 病媒生物传染病的概念 |
| 2.1.3 病媒生物防制的概念 |
| 2.1.4 病媒生物防制机制的概念及特点 |
| 2.2 病媒生物防制机制的内容 |
| 2.2.1 建立防制主体间协调机制 |
| 2.2.2 优化防制手段整合机制 |
| 2.2.3 强化政策法规监督管理机制 |
| 2.2.4 健全监测预警机制 |
| 2.3 相关理论 |
| 2.3.1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3.2 公共物品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肇庆市病媒生物防制机制的现状 |
| 3.1 肇庆市病媒生物传染病发病及防制情况 |
| 3.1.1 近年发病情况 |
| 3.1.2 近年防制情况 |
| 3.2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肇庆市病媒生物防制机制的现状分析 |
| 3.2.1 建立了防制主体间的协调机制 |
| 3.2.2 构建了防制手段的整合机制 |
| 3.2.3 搭建了政策法规的监督管理机制 |
| 3.2.4 初步建立了监测预警机制 |
| 3.3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肇庆市病媒生物防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
| 3.3.1 防制协调机制力量分散 |
| 3.3.2 防制整合机制协调差 |
| 3.3.3 防制监督管理机制乏力 |
| 3.3.4 防制监测预警机制不健全 |
| 3.4 肇庆市病媒生物防制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4.1 防制主体观念滞后 |
| 3.4.2 防制手段分裂 |
| 3.4.3 政策法规建设滞后 |
| 3.4.4 监测预警碎片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外病媒生物防制机制及其经验借鉴 |
| 4.1 国外病媒生物防制机制及其经验借鉴 |
| 4.1.1 美国的病媒生物防制机制建设情况 |
| 4.1.2 新加坡的病媒生物防制机制建设情况 |
| 4.1.3 澳大利亚的病媒生物防制机制建设情况 |
| 4.1.4 国外病媒生物防制机制的经验借鉴 |
| 4.2 国内病媒生物防制机制及其经验借鉴 |
| 4.2.1 香港的病媒生物防制机制建设情况 |
| 4.2.2 佛山市的病媒生物防制机制建设情况 |
| 4.2.3 国内病媒生物防制机制的经验借鉴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完善肇庆市病媒生物防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
| 5.1 完善防制主体间利益导向的协调联动机制 |
| 5.1.1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部门合作机制 |
| 5.1.2 强化各主体的利益协调以规范市场运行机制 |
| 5.2 优化防制手段过程导向的高效整合机制 |
| 5.2.1 积极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强化群防群治措施 |
| 5.2.2 加强健康教育引导公众积极参与 |
| 5.2.3 建立技术支持体系促进专业技术供给 |
| 5.2.4 加强防制手段之间的整合 |
| 5.3 强化政策法规保障导向的监督管理机制 |
| 5.3.1 细化地方性法规的实施细则 |
| 5.3.2 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
| 5.3.3 健全常态化监督管理机制 |
| 5.4 健全服务导向的监测预警机制 |
| 5.4.1 充实监测网络 |
| 5.4.2 定期开展监测数据分析 |
| 5.4.3 完善有效的预警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城市化背景下创建国家卫生区的实践探索 ——以天津市东丽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目的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思路及方法 |
| 1.2.1 主要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概况 |
| 1.3.2 国内研究概况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主要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和依据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创建国家卫生区相关概念 |
| 2.1.2 城市化相关概念 |
| 2.1.3 公共卫生概念 |
| 2.2 相关依据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念 |
| 2.2.2 城市管理理论 |
| 2.2.3 协同理论 |
| 2.2.4 治理理论 |
| 第3章 东丽区创建国家卫生区现状和测评分析 |
| 3.1 创建工作概况 |
| 3.2 对东丽区创建国家卫生区工作进行模拟测评 |
| 3.2.1 测评标准 |
| 3.2.2 测评项目数量及清单 |
| 3.2.3 存在问题 |
| 3.2.4 取得结论 |
| 3.2.5 工作建议 |
| 3.3 模拟测评中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 |
| 3.3.1 缺乏长效管理意识 |
| 3.3.2 创卫主体相对单一 |
| 3.3.3 监督检查仍有不足 |
| 3.4 原因分析 |
| 3.4.1 精细化管理不完备 |
| 3.4.2 数字化城管系统不成熟 |
| 3.4.3 城管执法方式不科学 |
| 第4章 创建国家卫生区先进地区工作启示 |
| 4.1 枣庄市工作启示 |
| 4.2 黄山市工作启示 |
| 第5章 创建国家卫生区的对策和建议 |
| 5.1 完善长效治理理念 |
| 5.1.1 切实坚定信心决心 |
| 5.1.2 杜绝好高骛远的突击思想 |
| 5.1.3 不断提高创卫专业水平 |
| 5.2 严把各项创建工作标准 |
| 5.2.1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再推动 |
| 5.2.2 重点场所监督管理再完善 |
| 5.2.3 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再上新水平 |
| 5.2.4 打造整洁有序的卫生环境 |
| 5.3 协同治理主体多元化 |
| 5.3.1 采取市场竞争机制 |
| 5.3.2 吸纳更多公众参与 |
| 5.3.3 引入各类社会组织 |
| 5.4 多角度优化创建方式 |
| 5.4.1 改进综合协调模式 |
| 5.4.2 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 5.4.3 加大财政投入保障 |
| 5.4.4 完善行政执法方式 |
| 5.5 建立健全考核监督制度 |
| 5.5.1 建立督查机制 |
| 5.5.2 运用舆论监督 |
| 5.5.3 拓宽监督手段 |
| 5.5.4 落实追责问责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要优化宣传发动 |
| 6.1.2 要深入联系群众 |
| 6.1.3 要加强长效治理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健康村建设是当前“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要渠道 |
| 1.1.2 健康村是提升农村居民健康水平的综合性途径之一 |
| 1.1.3 海南健康村评价方式单一,科学的评价体系还未形成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本研究相关理论概论与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相关理论及其概论 |
| 1.4.2 相关概念界定 |
| 2 研究内容 |
| 2.1 研究区域 |
| 2.2 研究内容 |
| 2.2.1 海南省健康村基本内涵及特征研究 |
| 2.2.2 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 3 研究方法 |
| 3.1 文献分析法 |
| 3.2 半结构式访谈法 |
| 3.3 德尔菲法(Delphi) |
| 3.3.1 专家类型及其入选标准 |
| 3.3.2 指标的筛选原则及标准 |
| 3.3.3 专家咨询表内容及咨询方式 |
| 3.3.4 统计学方法 |
| 3.4 层次分析法 |
| 3.4.1 建立评价指标的层次结构模型 |
| 3.4.2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
| 3.4.3 计算权重和各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及一致性比率 |
| 3.4.4 计算指标组合权重 |
| 3.5 技术路线 |
| 4 研究结果 |
| 4.1 海南省健康村基本内涵与特征 |
| 4.1.1 规范高效的组织管理 |
| 4.1.2 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
| 4.1.3 和谐发展的健康社会 |
| 4.1.4 均衡发展的人群健康水平 |
| 4.1.5 公平可及的健康服务 |
| 4.1.6 氛围浓厚的健康文化 |
| 4.2 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 4.2.1 文献研究及现场访谈情况 |
| 4.2.2 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 4.2.3 健康村评价指标池 |
| 4.2.4 基于德尔菲法的健康村评价指标的定量筛选 |
| 4.2.5 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设置 |
| 5 讨论 |
| 5.1 研究的科学性及可靠性分析 |
| 5.1.1 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的层级和维度分析 |
| 5.1.2 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分析 |
| 5.2 指标体系具体内容及特色分析 |
| 5.2.1 指标的具体内容分析 |
| 5.2.2 指标体系的特色分析 |
| 5.3 指标体系权重的分析 |
| 6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2.1 指标维度创新 |
| 6.2.2 评价方法创新 |
| 6.3 局限性及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健康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健康村发展历程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现场访谈提纲 |
| 附录二: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表(第一轮) |
| 附录三: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表(第二轮) |
| 附录四: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表(层次分析法) |
| 作者在校学习期间参加科研与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9）三亚市国家卫生城市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对健康城市建设方面的研究 |
| 1.2.2 我国卫生城市创建方面的研究 |
| 1.2.3 我国对构建国家卫生城市长效管理机制的研究 |
| 1.2.4 综合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分析法 |
| 1.3.2 问卷调查法 |
| 1.3.3 案例分析法 |
| 1.4 研究难点 |
| 1.5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卫生城市的概念界定 |
| 2.1.2 长效管理机制的概念界定 |
| 2.1.3 国家卫生城市的评判标准 |
| 2.1.4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及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功的条件界定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精细化管理理论 |
| 2.2.2 公众参与理论 |
| 2.2.3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3 三亚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现状 |
| 3.1 三亚市的基本情况 |
| 3.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对三亚市的现实意义 |
| 3.2.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是改善三亚市的人居环境的必然要求 |
| 3.2.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
| 3.2.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是三亚市发展高端旅游业的重要保障 |
| 3.3 三亚市国家卫生城市管理职责 |
| 3.4 三亚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现状 |
| 4 三亚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过程中存在的管理问题 |
| 4.1 爱国卫生组织保障不健全 |
| 4.2 宣传发动力度不足 |
| 4.3 长效管理机制不完善 |
| 4.4 管理运行效率不高 |
| 4.5 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
| 5 三亚市国家卫生城市巩固情况调查分析 |
| 5.1 爱国卫生组织保障方面 |
| 5.2 宣传发动方面 |
| 5.3 长效管理机制方面 |
| 5.4 管理运行机制方面 |
| 5.5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
| 6 三亚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管理问题形成原因分析 |
| 6.1 爱国卫生组织保障机制方面 |
| 6.1.1 组织领导机制存在缺陷 |
| 6.1.2 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完善 |
| 6.1.3 不够重视巩卫人才队伍建设 |
| 6.2 宣传发动方面 |
| 6.2.1 健康教育力度不够 |
| 6.2.2 健康促进力度不够 |
| 6.3 长效管理机制方面 |
| 6.3.1 参与机制过于单一 |
| 6.3.2 执法机制不健全 |
| 6.3.3 督查考核机制不完善 |
| 6.3.4 监督机制不健全 |
| 6.3.5 激励机制动力不足 |
| 6.4 管理运行机制方面 |
| 6.4.1 责任区域划分不明确 |
| 6.4.2 跨部门协作机制不完善 |
| 6.5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
| 6.5.1 国家卫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
| 6.5.2 国家卫生城市的软件建设缺失 |
| 7 三亚市完善国家卫生城市管理的相关对策 |
| 7.1 健全爱国卫生组织保障机制 |
| 7.1.1 规划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的组织构架 |
| 7.1.2 建立健全巩固国家卫生城市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
| 7.1.3 加大巩卫人才队伍培训 |
| 7.2 加大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的宣传发动力度 |
| 7.3 完善国家卫生城市长效管理机制 |
| 7.3.1 建立多元化参与机制 |
| 7.3.2 建立完善执法机制 |
| 7.3.3 健全督查考核机制 |
| 7.3.4 完善监督机制 |
| 7.3.5 完善激励问责机制 |
| 7.4 健全管理运行机制 |
| 7.4.1 建立并完善“四位一体”网格化城市管理机制 |
| 7.4.2 完善部门联动机制 |
| 7.5 完善国家卫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 7.5.1 加强区域城乡基础设施规划统筹 |
| 7.5.2 进一步推进数字化管理系统运用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三亚市巩卫工作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2 |
| 致谢 |
（10）地方立法谦抑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论文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地方立法谦抑的内涵与发展历程 |
| 2.1 地方立法谦抑的界定 |
| 2.1.1 谦抑的词义及法学上的涵义 |
| 2.1.2 地方立法谦抑的具体涵义 |
| 2.2 地方立法谦抑思想及制度的脉络梳理 |
| 2.2.1 地方立法谦抑思想渊源的概述 |
| 2.2.2 地方立法谦抑制度实践的追溯 |
| 第3章 地方立法谦抑的现实要求 |
| 3.1 地方立法数量方面的现状要求地方立法谦抑 |
| 3.1.1 地方立法主体数量急剧增加 |
| 3.1.2 地方性法规数量飞速增长 |
| 3.2 地方立法内容方面的现状要求地方立法谦抑 |
| 3.2.1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趋同化现象愈发明显 |
| 3.2.2 各地仅因规范对象“有特色”而争相立法 |
| 3.2.3 地方立法超出权限范围的情形时有发生 |
| 第4章 从立法理论的角度看地方立法谦抑的必要性 |
| 4.1 代议制立法失灵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4.1.1 法律在立法表达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 |
| 4.1.2 代议制本身在“代表”、“公意”、“选举”等方面存在问题 |
| 4.2 法律局限性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4.2.1 法律仅是道德习俗等多元社会规范中的一元 |
| 4.2.2 法律无法达到至善至美的公正且具有滞后性 |
| 4.2.3 法律繁杂会吞噬自由公正以及束缚人类进步 |
| 第5章 从地方立法实践的角度看地方立法谦抑的迫切性 |
| 5.1 地方立法能力不足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5.1.1 地方立法在主体资格与权限范围等权利能力方面的不足 |
| 5.1.2 地方立法在机构、队伍、技术等行为能力方面的不足 |
| 5.2 地方立法不成熟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5.2.1 地方性法规频繁修改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完善 |
| 5.2.2 地方性法规违法型立法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规范 |
| 5.2.3 地方性法规观赏型立法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实用 |
| 5.3 地方立法权异化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5.3.1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增设编制的条款来“要人” |
| 5.3.2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创设经费的条款来“要钱” |
| 5.3.3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新设或扩充职权的条款来“要权” |
| 5.3.4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忽视公民权益的条款来“推责” |
| 第6章 地方立法谦抑的路径 |
| 6.1 地方立法权的规制 |
| 6.1.1 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侵犯公民权益 |
| 6.1.2 强化和落实地方立法者责任以确保地方立法权不被滥用 |
| 6.1.3 转变地方立法参与者的意识以保证地方立法权科学行使 |
| 6.1.4 厘清社会规范的管辖范围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不当干预法外空间 |
| 6.1.5 明晰央地立法领域以防止地方立法权超出法定权限 |
| 6.2 地方立法活动的规范 |
| 6.2.1 健全地方立法程序 |
| 6.2.2 落实地方立法审批备案制度 |
| 6.2.3 推进地方开门立法制度 |
| 6.3 地方立法活动的统筹 |
| 6.3.1 普遍性地方立法事项由省或全国进行统一立法 |
| 6.3.2 加强省市之间权力机关的联合立法 |
| 6.4 地方立法活动的优化 |
| 6.4.1 强化地方立法的立项论证以及地方性法规内容的论证 |
| 6.4.2 完善地方立法前和地方立法后的评估 |
| 6.4.3 合理配置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 |
| 余论: 地方立法谦抑与地方立法适度扩张之间的平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新时期单位爱国卫生管理机制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开发及应用研究[D]. 郑文静.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D]. 江维正.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2020(09)
- [3]国家卫生城市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优化研究 ——以山东省邹平市为例[D]. 门丹丹.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4]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D]. 陈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政策动员与长效治理 ——以Y县国家卫生县城的创建为例[D]. 罗朝丹. 山东大学, 2020(10)
- [6]整体性治理视角下肇庆市病媒生物防制机制研究[D]. 张捷.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7]城市化背景下创建国家卫生区的实践探索 ——以天津市东丽区为例[D]. 王芮.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8]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D]. 陈露. 海南医学院, 2020(01)
- [9]三亚市国家卫生城市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D]. 冯琼珍. 海南大学, 2019(05)
- [10]地方立法谦抑论[D]. 吴玉姣. 湘潭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