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市公司投资更趋理性（论文文献综述）
聂世坤[1]（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薛海燕[2]（2020）在《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研究》文中认为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关键性影响因素,更是后疫情时期企业的自救和图强之道。因此,“如何激励和支持企业创新”这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当前形势下兼具重要性和迫切性。激励企业创新必须从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本源要素着手。基于q-投资理论和融资优序理论给出的两大关键要素——成长机会和现金流,在创新投资决策中孰重孰轻,目前鲜有研究。另一方面,创新因其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离不开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的引领和支持。西方行为公司金融理论认为市场投资者非理性引起的投资者情绪能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然而,与西方发达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中个人投资者在投资主体构成和交易规模上都占有绝对比例,他们的“投机心理”和“羊群效应”不可避免地助推了投资者情绪,这种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以及上市公司带来的影响更具有不确定性,加之中国特殊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中,各市场板块投资者结构和投资者情绪差异显着。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背景,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驱动要素是企业成长机会还是内部现金流?（2）市场投资者情绪如何通过影响企业创新驱动要素助力企业创新投资?（3）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差异显着的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成长机会不同的企业进行创新投资决策?（4）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功能在投资者情绪促进企业创新投资中如何发挥治理作用?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要素与外在市场因素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深入探究了驱动企业创新投资的关键要素,在此基础上分别通过“市场内”和“跨市场”研究,深入剖析了市场投资情绪影响创新投资原动力发挥效果的作用机制。本文分别选取沪深上市的335家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作为市场内实证分析对象、844家新三板创新层企业与669家创业板公司作为跨市场比较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系统分析了成长机会、市场投资者情绪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无论“市场内”还是“跨市场”检验,都发现决定企业创新投资的关键内部驱动因素是成长机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创新投资对成长机会更敏感;新三板企业与创业板企业相比,在创新投资决策时更看重成长机会。该研究结论表明,成长机会是企业进行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要素,企业只要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应该为创新项目投资。对于融资受到约束的企业,创新项目所需资金自有外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来解决。（2）通过选取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市场内”分析发现,投资者情绪通过作用于企业成长机会促进了企业创新投资,这种影响通过融资渠道起作用。高的投资者情绪能促进具有高成长机会的民营企业进行创新投资,但国有企业的创新投资对投资者情绪不敏感。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融资约束下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边际作用后发现,受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在投资者情绪高涨时期会进行更多的创新投资,进一步证明投资者情绪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其创新投资。（3）通过选取服务创新创业中小企业的两个主要资本市场——新三板和创业板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跨市场”比较发现,相比创业板,拥有更多成长机会的新三板企业的创新投资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新三板创新投资高于创业板,但其低迷的投资者情绪在上述结果中起到中介遮蔽效用;对股权市场融资功能的检验发现,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在新三板挂牌不利于其创新投资,原因在于新三板较低的投资者情绪限制了其外部融资,进一步证明,投资者情绪通过“融资渠道机制”影响企业创新投资。（4）通过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双面性分析发现,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新三板,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在创业板,投资者情绪越高涨,企业创新投资反而更低。进一步,从机构投资者监督视角探讨市场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治理机制,我们发现,创业板中具有监督功能的独立型机构投资者能缓解投资者情绪对创新投资的抑制,起到积极的治理效果;新三板中的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者情绪促进创新投资过程中起到中介遮蔽效应。本文主要创新点体现在:（1）本文的研究为解开q-投资理论之谜提供了新证据。q-投资理论认为企业的成长机会是企业投资的完全解释变量,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q对投资的解释力度很局限。本文研究发现成长机会是决定企业创新投资的关键要素,支持了q-投资理论。（2）本文基于新三板和创业板的跨市场比较分析,开辟了从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企业创新投资的新视角。已有关于创新投资的文献主要聚焦单一资本市场（如创业板）或所有场内市场（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鲜有基于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探讨不同发展程度的资本市场中差异迥然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3）本文在Abel（1983）的q-投资理论和Baker等（2007）的非理性投资者框架的基础上,首次将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因素（成长机会）与外部市场投资者情绪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拓展了已有关于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研究范式。（4）本文丰富了投资者情绪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无论通过选取极具代表性的国家级创新型企业的“市场内”研究、还是选取服务中小创新型企业的新三板和创业板进行“跨市场”比较,本研究都发现投资者情绪通过股权融资渠道而非管理者迎合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投资。本文从探究企业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要素出发,通过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分析和论证,探讨了在同一市场内和不同市场间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激励方式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提供决策依据,也能为市场监管层在资本市场服务企业创新改革中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和可行的政策建议,还能为市场投资者更全面判断和评估多层次资本市场中的企业创新活动和投资价值提供参考。
李泊祎[3]（2020）在《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文中指出作为上市公司金融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股利政策选择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国内外关于股利政策选择的已有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如何制定最优股利政策和投资者的股利偏好两个方面。而随着生命周期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以及金融地理学等交叉学科在公司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股利政策选择逐渐呈现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为从时间和空间视角考察公司股利政策提供了可能。为此,本文首先对国内外股利政策选择的相关成果进行了分类回顾与梳理,明确了本文的研究视角;其次,基于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选择逻辑进行了分析,并着重从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提出了相应的经济学解释及理论猜想;再者,结合公司治理及信息环境等要素,分别从生命周期和上市时间这两个角度,证实了股利政策的时间效应,从地理位置和地区同群这两个角度,考察了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最后,在梳理全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按照如下逻辑展开:围绕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进而提出时间和空间维度下的理论逻辑。研究表明,股利政策选择表现出了时间趋势特征与地区差异化特征。大多数公司的股利支付意愿谷值出现在5—7年,股利支付率的谷值则出现在6—8年,且受到半强制分红政策的显着影响;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率均随着成长性分位数的提升而呈现出了倒U趋势;上市公司距离中心城市越近,其股利支付意愿和股利支付率越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股利支付意愿及支付率总体低于经济发达地区,且存在地区粘性。基于上述股利政策选择逻辑的特征性事实,本文给出了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下的理论猜想,以体现股利政策选择特征背后所隐含的经济学逻辑。对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与理论逻辑的梳理,有助于更为清晰地刻画分红行为及其所呈现出的规律特征,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数据基础。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股利政策时间效应,验证了上市公司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股利政策选择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理。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代理理论等,以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市场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生命周期与股利政策的关系,以及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股权结构治理、内部控制质量及投资者保护水平对股利政策的进一步影响。研究表明,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率均在成熟期较高,而在成长期和衰退期较低。此外,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股权结构治理、内部控制质量及投资者保护水平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异,其影响程度由成长期至衰退期均呈现出一定的变动趋势。基于上市时间视角的股利政策时间效应,实证判别了股利政策U型时变规律的理论猜想及其隐含的经济学内涵,扩展了已有文献中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基于信息反映周期和行为股利理论等,选取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测度并验证了16年间股利政策“是否”以及“如何”随上市时间动态波动。研究发现,公司股利政策的两个维度,支付意愿及支付率均随着上市时长增加而服从U型曲线特征,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时变规律;支付意愿的拐点通常出现在上市后6年左右,支付率的极值点位置约在7年左右,且不同样本组别的拐点位置基本稳定。因此,股利政策存在显着并稳健的时变效应。基于地理位置视角的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对上市公司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重新估算,探讨其所处中心地区或偏远地区对股利支付行为的影响。基于金融地理学和地理空间决策,以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所处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并对可能存在的传导路径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研究。研究发现,地处偏远地区的上市公司不倾向于多发股利。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融资约束对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相关关系存在中介效应,同时信息环境、资产负债表质量对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作用效果对中心地区与偏远地区存在差异。基于地区同群视角的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主要考察同一地区内公司之间互动行为对股利政策的交叉影响。依据股利信号理论、行为理论和新制度理论的逻辑模仿率,地区内企业存在动态竞争关系,本企业易受到地区内同伴企业股利政策的影响,股利政策容易产生同群,进而响应地区企业集群行为。选取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的市场数据,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地区同群进行实证判别,探讨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内部产生机制和影响因素,以进一步完善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及选择动机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股利政策选择,存在显着的地区同群效应,同一地区内部选择向上模仿领头企业;低成长性、股价低估的公司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更显着,同时,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其集群行为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本文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判别,并基于研究结论给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管理者、投资者和市场监管者正确制定、合理评估和科学监督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给出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朱玮玮[4]（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壮大,渐已成为影响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OFDI的发展又迎来新的高潮。2019年,中国OFDI流量为1171.2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8.91%,位居世界第四;存量为20994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6.07%,位列世界第三。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国中,中国已居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OFDI的区位范围和产业分布广泛,投资区域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近些年跨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投资产业已涵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后起国家,中国OFDI异军突起的关键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主流OFDI理论普遍认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具备某些竞争优势,包括市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等,对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国际扩张,这些理论难以给出全面科学的解释。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企业国际化优势的重要来源,并且,仍处于完善过程中的制度体系也会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本文从母国政策和制度视角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力求为国内企业大规模的跨国投资寻求新的解释,丰富新兴经济体OFDI的研究,并为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政策参考,为国内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制度体系的健全提供理论依据。首先,本文对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对OFDI的特征事实进行阶段性分析,包括经济特征和结构特征。在阶段性经济特征分析中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货币环境、对外贸易、劳动力成本和能源需求指标;在阶段性结构特征分析中,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中国全球投资跟踪）两套数据对投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对中国的OFDI进行跨国比较,对照组分别为大型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经济外向型国家韩国、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和印度,比较内容涉及OFDI的规模与结构。其次,本文全面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意义的国家战略,为推动战略实施,国家全力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企业的境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由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再转为备案制,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断放宽,管理体制更趋完善和规范。外汇管理政策由管制转为放松,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登记核准、资金汇入和结汇方面的程序不断简化,给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管理政策演变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契合,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第三,本文采用行业层面数据,研究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金融财税政策是“走出去”战略以来政府所推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信贷融资支持、财政专项资金、税收激励三个方面。政府通过税收饶让抵免、优惠税率、财政贴息、专项贷款、专项资金等政策鼓励和支持各行业企业“走出去”,可以缓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融资压力,减低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率。实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后实施的金融财税政策显着促进了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和境外企业数量规模的扩张,具有显着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这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初衷相一致。第四,本文采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也是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经济环境因素。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资金,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使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可能会产生影响。从理论层面看,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货币政策可以改变银行流动性水平,改变企业的非货币资产价值和有价证券价格,改变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情绪,最终作用于OFDI。实证结果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着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且能显着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制约作用,但上述影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的影响及调节作用均不显着。第五,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于金融制度,当前中国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一方面,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成本和资本分配,造成经常账户的较大顺差,拥有净储蓄的企业通过OFDI可以提升投资收益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金融抑制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通过OFDI能更快提升技术水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仍较弱,一方面,较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降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意愿,低水平的研发投入使技术水平难以快速提升,企业转而通过海外投资获得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企业研发成果易被窃取,企业会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以保护研发成果。母国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是企业海外投资的“被动”推力,随着制度的逐渐健全,OFDI会趋于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证明,东部地区OFDI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OFDI则存在显着的规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本文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政策和制度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体系,同时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后续监管以防范风险,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建立预警及应对机制,防范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多角度完善金融财税政策,缓解信贷资源错配问题,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继续推进制度建设,完善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国内和国外投资的均衡发展。
杨智超[5]（2020）在《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路径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市场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在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资本市场会使得经济发展出现波动甚至导致危机。因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如今全球一体化浪潮来临,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显得尤为重要。资本市场作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与重要的资金来源,如何进一步的开放与完善,使其成为一个成熟发达的市场,对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样不仅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开放中国资本市场的路径选择提供理论支持,还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可行性的建议和思考。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显得异常重要。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并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向高质发展的强有力支撑。进一步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不仅有助于稳固中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为居民的消费升级保驾护航,助推以内需为引擎拉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还有助于中长期资金的进入,从而缓解国内期限错配的情况,降低期限错配的风险。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助于国内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也有助于推动中国获得全面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认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时还有助于降低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进而降低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中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更加匹配。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是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的长期助力。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助于引入大量专业的、理性的机构投资者;有助于引导资本市场由短期投机转向以价值为导向的长期投资的投资理念的形成;从而助推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成熟程度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因此,本文在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进行了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了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期能够为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王硕[6]（2019）在《A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股利政策研究是公司金融研究的核心之一。股利政策研究的相关理论有很多,代理成本理论是其中一种主流的理论。股利政策研究和代理成本理论均起源于西方,并在西方得到了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形成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要晚上百年,无论是市场数据积累还是文献研究积累都不如西方。此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及时、股权结构不完善、代理问题突出等很多问题,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制定很不规范,如派现公司数量占比较少、股利支付水平较低且差异较大、股利支付缺乏连续性等。我们对国内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应在学习借鉴西方股利政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出发研究我国股利政策,对于完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规范性,以及保证我国证券市场的繁荣和稳定都有着较为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梳理了国内外股利政策和代理成本的相关研究成果,详细阐述了股利政策相关理论的发展演进以及代理成本理论的主要观点,并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对我国派现公司数量占比少、派现水平低、派现持续性不稳定等现金股利政策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进一步地,对造成这种现状的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代理成本、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和债务代理成本进行了阐述,并对三大代理成本对我国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在理论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9-2017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选取能够衡量管理层代理成本、债务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指标以及其他可能影响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经济变量,构建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中,本文首先对样本中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明晰各变量的样本特征;接着对各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观察变量间是否存在显着的多重共线性;然后对设计的三个模型分别使用了F检验和Hausman检验,以确定该使用混合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的何种模型,然后对模型是否存在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最为合适。最后,分别对设计的三个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并得出回归结果,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管理层代理成本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呈显着负相关关系;债务代理成本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呈显着正相关关系;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实证结果验证了如下理论逻辑:管理层代理成本越低,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目标越趋一致,发放的现金股利水平也就越高;债务代理成本越高,股东对债权人财富的侵占越严重,通过派发高水平的现金股利转移债权人财富的动机越大;控股股东代理成本越高,控股股东越容易通过派发高额现金股利追逐自身利益。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对于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朱丽萍[7]（2017）在《中国信托公司风险评价与预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7年以来,我国信托公司业务规模获得了飞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第二大金融子行业。截止2017年第二季度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已达到23.14万亿元。信托业属于高风险行业,随着国内外金融环境的不断变化,金融创新业务日趋增多,金融混业经营日趋明显,信托公司所面临的风险也变得错综复杂。2011年以来,信托风险事件经常被公开暴露在公众视线中,引起了众多投资者的担忧。这些信托风险事件反映了信托业务的高风险性和信托公司在风险管理上的不足。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托公司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然而,相较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信托公司风险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普遍落后。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信托公司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金融风险、风险评价、风险预警等相关理论,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为背景,系统研究了2007年信托业“新两规”实施以后,中国信托公司风险的类型与特征、影响因素、风险评价与预警问题。论文首先梳理了信托公司风险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文献,回顾了 1979年中国信托公司恢复经营的背景与动因,介绍了信托公司功能定位的演变以及发展历程,并重点分析了2007年以后信托公司经营模式的特殊性以及发展特征。2012年以后,由于监管政策的变化,市场竞争压力日益凸显,信托公司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同时,前期快速发展所积累的风险也逐渐暴露在公众视野。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信托公司风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其次,论文探讨了信托公司风险的类型与特征。（1）指出了目前信托公司风险划分存在的问题,从风险表现形式、影响因素和可控程度三个角度划分了信托公司风险的类型。（2）分析了不同类型信托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单一资金信托主要面临操作风险;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主要面临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融资类资金信托业务主要面临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投资类资金信托业务主义面临市场风险;事务管理类信托业务主要面临操作风险、法律及合规风险;财产信托业务除了面临常见的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更主要的是法律风险和估值风险。（3）根据信托业务的重点投资领域,对房地产信托业务、银信合作信托业务、基础设施信托业务、矿产信托业务、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存在的主要风险点进行了分析。（4）总结了近期信托风险事件的特征和成因。近期风险事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矿产和工商企业的融资信托产品,信用风险分布在三四线城市、山西等地域,以资质一般的民企居多。除了交易对手经营不善、出现道德风险以外,信托公司在信托产品的设计、销售、管理和清算环节都存在风险控制不足的问题,导致了风险事件的形成。第三,论文基于金融风险形成的一般理论,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对信托公司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信托公司风险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周期（2）经济政策（货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3）金融市场价格波动（4）金融机构风险传递（5）信托业竞争程度。信托公司风险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1）公司治理水平（2）内部控制完善程度。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了21家信托公司2007-2015年的样本数据,考察了信托公司风险与宏观经济运行、股票市场波动、信托行业集中度以及信托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的关系。通过面板数据回归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到以下结论:（1）宏观经济运行对信托公司风险影响显着,宏观经济下行增加了信托公司风险。（2）股票价格市场波动大,信托公司风险会随之增加,但影响有限。（3）金融机构行业集中度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存在较显着的关系,但行业集中度高是增加金融风险还是降低金融风险,尚无定论。经检验,信托行业集中度与信托公司风险显着负相关。行业集中度降低,将增加信托公司风险。（4）信托公司股权集中度与信托公司风险之间关系不显着。虽然信托公司股权集中度普遍较高,但未能证明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会增加信托公司风险。第四,为了综合评价信托公司整体风险,本文以信托公司风险特征和影响因素为基础,参照银监会《信托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类监管》的相关内容、银监会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信托业协会行业评级指标和国内外权威文献的研究成果,初步拟定了信托公司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从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个角度对初选指标体系进行了筛选,最终确定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多层次综合指标体系,共包括13个二级指标和54个三级指标。相较于银监会的分类监管评级指标体系和信托业协会的行业评级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侧重于信托公司风险水平的评价（前述两种指标体系是对信托公司综合经营状况的评价）;不仅反映了信托公司内部风险因素,还反映了外部经济环境对信托公司的影响;定性和定量指标相结合;工作量适当,操作性较强,能够比较全面、及时地评价信托公司风险水平。第五,本文根据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基本原理构建了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模型,并对单个信托公司风险以及信托行业的整体风险进行了评价。本文首先选择了KL信托公司作为实例,说明了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模型的应用,并依据各项指标的风险评分,对该公司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根据数据可得性,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39家信托公司,分析了 2013年-2015年各家信托公司的风险状况,从而对信托行业近三年的整体风险水平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1）在监管政策、经营环境逐步变化的情况下,我国信托公司普遍承受着比较明显的风险压力,但风险得分平均值基本稳定,说明信托行业整体风险尚处于可控水平。（2）在寻求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信托公司风险控制能力方面的差异正逐步显现,两级分化的趋势比较明显。第六,本文阐述了信托公司风险预警的一般框架,建立了基于遗传算法和径向基核函数的多分类支持向量机风险预警模型。经测试,该模型的训练集分类准确率和测试分类准确率分别达到了 91.03%和89.74%,说明了支持向量机模型在小样本预警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解决了我国信托公司风险样本数量较少的难题,也说明了利用支持向量机方法建立我国信托公司风险预警模型是可行的,对信托公司的风险预警实践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主要创新点有:（1）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的形成因素,国内的研究大多采用了定性分析方法,且侧重于信托公司内部因素的分析,缺乏系统性。本文按照理论基础-定性分析-实证分析的思路,对信托公司风险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2）本文参照银监会《信托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类监管》的相关内容、银监会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信托业协会行业评级指标和国内外权威文献的研究成果,确定了由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如指标选择侧重于财务指标,不符合“新两规”后信托公司的经营现实等问题）。（3）建立了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模型,并对单个信托公司风险水平和信托行业2013年-2015年的整体风险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4）选择了适用于小样本、高维度、非线性数据的支持向量机方法来建立信托公司风险预警模型,经过验证,该模型不仅解决了信托公司风险样本有限的问题,而且具有很高的预警准确率。不足之处在于:（1）由于时间和数据的限制,未能对所有影响因素尤其是难以量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7-2015年,期限较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计量结果。（2）进行风险评价与预警的样本比较有限,对风险评价与预警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3）由于缺乏后续年份的数据,无法对风险预警模型的效果进行检验、反馈并修正。以上不足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王颢[8]（2017）在《中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选题缘起于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出现了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的三大特点。“脱实就虚”、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长期困扰和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亟待着力解决,保险资金夹层投资因其资本特性和运作模式能有效地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并很好地匹配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对于保险机构而言,夹层投资为其资金运用开辟了新的渠道并提供了新的投资收益。因而,保险资金夹层投资不啻为国家、市场、企业三方多赢的战略选择。论文通过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等理论,保险资金运用、夹层投资等知识体系,遵循“保险姓保”、“稳健投资”等价值理念,从我国现实出发,在实践基础上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监管创新,致力于科学前沿,服务于保险主业,贡献于社会发展。在研究目标的引领之下,论文从构建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理论基础入手,选择典型国家展开国际视野,剖析制约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现实因素,在相关政策支持和监管规定之下开展博弈分析和定价研究,进而提出完善路径和改进措施。全文共七章。除第一章绪论之外,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分别从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找寻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理论支撑。第三章是国际视野,选择了美国、欧洲和日本作为借鉴对象,从中发现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发展特征和运行规律。第四章是我国的运作实践,从运作依据、运作现状、典型案例和制约因素进行考察。第五章是对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博弈分析,通过博弈模型的构建进行了参数检验和数值模拟。第六章是对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产品的定价分析,在模型构建的基础上对偏债型和偏股型夹层产品开展了定价研究。第七章是完善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对策建议,分别从法律、政策、监管、市场和企业等层面提出,并勾画了后续研究设想。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其一,夹层投资缘起于企业的融资需求,该类投资与保险资金具有多重的匹配性:夹层投资的长期特征与保险资金的长期性资产配置需求相匹配;夹层投资的股债双性与保险资金的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相匹配;夹层投资的交易特征与保险资金的灵活性资产配置需求相匹配。在经济新常态之下,夹层投资为保险资金运用描绘了新的美好愿景,但实现这一愿景尚需克服重重障碍。其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保险资金夹层投资已有较为成熟的运作模式,主要特征体现在:其一,低利率环境和监管政策变化推动了夹层投资的发展;其二,夹层投资一般通过专业化平台来开展;其三,夹层投资一般采取间接投资模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模式和资本市场成熟程度上的差异,决定了国外模式不能照搬照抄,需找寻到可复制的经验和可推广的做法。其三,我国夹层投资市场从2005年开始萌芽,2014年以来投融资市场的环境变化促使夹层投资增长加速,但保险资金运用于夹层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从外部环境来看,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监管规定等领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内部运作来看,夹层投资的运作模式、博弈决策、定价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的优化。同时运作过程中的市场风险、政策风险、违约风险、协议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需要审慎防范。其四,保险资金夹层投资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主体,投资策略受制于博弈参与人的理性程度和学习能力。博弈模型发现了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若干发展规律,如保险机构投资的资金额与夹层投资的成交额成正比;银行存款利率、有价证券收益率与夹层投资的成交额成反比;等等。本文依托博弈模型所做出的理论推导基本符合目前夹层投资发展情况,也说明保险机构开展夹层投资需综合考量各利益方的博弈结果以及各经济变量的制约程度。其五,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模型丰富而多彩,为夹层投资产品的定价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从偏债型工具来看,以白云可转债和中信银行次级债为例测算的两种产品定价,结果表明无论是西方经典模型还是我国学者的优化模型,实际价值与理论价值都被低估,原因可能是模型所需的利率市场化、市场卖空机制等前置条件的缺失。从偏股型工具来看,以优先股为案例的定价分析表明,作为优先股股东,并不能一味地追求清算优先股的最大化,而是要综合考虑,做到双方达成的交易条款清单符合自己投资所希望的风险收益特征。其六,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应采取“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相结合、法律法规与政策措施相配套、监管机构与保险机构相配合的方式,多管齐下多方发力。而保险机构的夹层投资决策不仅来自盈利模式多元化的内在驱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要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练好内功,提升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
张岳磊[9]（2015）在《张江高科股份公司的转型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来,随着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国内各种创新型孵化器和创业服务机构层出不穷,各大高新区和高科技园区迎来了高速发展的又一春,作为国内老牌的自主创新示范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也迎来了百年一遇的战略发展机遇,而其中的园区开发运营商上市公司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也迎来了战略转型的良机。本文首先藉由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动机的促发,引出了张江高科股份公司进行战略转型的迫切需求,然后具体分析了张江高科股份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的战略变革历程,并选取了国内同类型的优秀企业进行了对标分析,结合张江自身特点和内部访谈调研提出了战略转型的方向和目标,并制定了转型的步骤、内容和保障措施,最后提出了个人的建议。作者本人有幸参与了此次张江高科股份公司的战略发展报告调研及编写过程,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做个回顾和总结,通过此次研究,为张江高科的转型发展和业务升级提供有益的参考,并且为国内同类型的高科技园区开发上市公司战略转型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梅波[10]（2014）在《行业生命周期、制度环境与债务融资行为》文中研究指明公司财务和产业组织的交叉融合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领域。2013年《中国风电、光伏行业坏规则中疯长--陷集体性“误判”》表明认识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很重要的,现实中某些行业存在貌似繁荣的假象,政府主体和企业主体可能缺乏对行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系统的认识,导致其存在误判现象。集体性的“误判”带来某些行业的债务率不合理,最终影响了主体的价值创造,如2013年《尚德电力资产负债率高达81%-首富施正荣变负翁》表明尚德电力的资产负债率已高达81.8%,尚德市值已从上市之初的49.22亿美元跌到1.49亿美元;2013年《赛维负债率破100%-20亿美元债务到期濒临破产》表明江西赛维LDK太阳能的总负债54.18亿美元,已超过52.75亿美元的总资产,背负逾2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不同行业发展阶段在公司行为中产生了重要作用,认识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有益的。融资行为是公司资金运营的重要方面,债务融资尤其关键,其有效配置是公司绩效产生的重要渠道之一。存在行业效应作用于公司的债务融资行为,影响债务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对价值创造产生效应的内在机理,但现有文献忽视了这方面的研究。为进一步探寻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本文研究路径是分析我国制度环境（如市场化进程、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中央控股和地方控股、股权分置改革等）下行业周期对债务融资结构、债务资本成本和债务代理成本的效应,以期发现行业周期作用于价值创造的内在理论机理。论文首先阐述了研究的背景、目标和意义,确立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阐述了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主要内容和可能的创新。然后对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理论进行溯源,相关的重要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归类、分析和述评,为论文进一步分析奠定了理论和文献基础。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和手工收集资料对行业生命周期进行测度,同时实证分析不同行业周期对债务内部结构、债务资本成本和债务代理成本的效应,体现出行业周期对于债务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性。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运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单阶段或两阶段模型对研究主题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理论与实证主要发现以下结论:（1）第五章通过分析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制度环境等理论和制度因素在债务结构配置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成长期行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对更低,衰退期行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对更高;在市场化程度越高地区的成长期行业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越显着。资产负债率一定情况下,相比于非成长期行业,成长期行业的债务期限更长。市场化程度越高地区的公司长期债务比例更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地区行业特征对债务期限的影响越显着。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能获取债务资源以及获取债务的期限更长。本文同时还对我国公司终极控制人差异、股权分置改革和货币政策变化做进一步分析:越是中央控股的上市公司其债务率更高、债务期限更长,中央控股比地方控股上市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债务资源。行业效应在地方控股上市公司中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组中更显着。在非成长性行业中中央控股和地方控股的差异具有显着的效应。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债务融资比例增加,股权融资偏好下降,债务融资上升,但在债务融资中,长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率下降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的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行业特征更显着,而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市场化程度分组下的差异并不明显。货币政策处于紧缩时,贷款利率越高,长期债务比例越低,融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对长期债务的获取,此现象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更加明显。研究从行业的层面一定程度上支持了 Diamond（1991a）、Flannery（1986）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的清算风险等假说。同时也有助于理解我国特殊制度环境下不同行业周期对债务融资结构的效应。（2）第六章分析不同行业周期对债务来源存在效应,在商业信用的融资相对优势假说和信贷配给假说等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多种计量模型研究发现:相比于成熟期和衰退期行业,成长期行业的商业信用比例更低;商业信用是一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债权债务契约,组织之间信用可靠性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比越低的地区更高,所以高地区的公司其商业信用比例可能也越高;在资产负债率一定情况下,商业信用与银行贷款存在替代效应;依据商业信用融资相对优势假说,相比于成熟期和衰退期行业,成长期行业缓解了银行贷款对商业信用替代效应;银行资源存在向大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的趋势,市场化程度越高地区的公司加剧了银行贷款对商业信用替代效应;相对于企业成长性特征,行业特征对债务来源的影响效应更大。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商业信用比例增加,另外行业效应在改革之后的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更显着。研究有助于理解不同行业周期对债务来源存在效应的理论机理。（3）第七章分析行业周期作用于债务资本成本。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信息不对称比较严重（Petersen and Rajan,1994）,清算风险较高的公司会尽量选择期限较长的债务,但面临着贷款利率比较高的风险（Diamond,1991a）等理论分析,通过两阶段模型发现:相比于非成长性行业,成长性行业的利息率更高,债务资本成本更大;相比于非成熟性行业,成熟性行业的利息率更低,债务资本成本更小;衰退期行业的利息率偏高。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行业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市场化更低的地区政府干预可能成为行业特征发挥效用的替代机制。越是国有企业贷款利率更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产权性质特征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越是中央控股的上市公司其贷款利息更低,中央控股比的地方控股上市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优惠。行业效应在地方控股的上市公司中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组中更显着。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债务资本成本呈现增加的趋势,越是成长性行业其债务资本成本越高,越是成熟性行业其债务资本成本越低,而在改革之前并不显着,行业特征在改革后更加明显。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的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产权性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越是国有企业其贷款成本更低。货币紧缩时期,经济形式比较低迷,行业特征的效应更加明显,而在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时期,行业特征的效应并不明显,反而产权性质的效应更大,产权性质效应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行业特征效应,更能发挥资源配置的效应。（4）第八章对不同行业周期影响债务代理成本进行了理论分析,不同行业发展阶段信息不对称存在差异,信息不对称下委托代理问题可能导致资产替代或投资不足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有损于公司的整体价值（Jensen and Meckling,1976;Myers,1977）,结合 Stiglitz and Weiss（1981）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的信贷配给假说等理论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研究发现:越是成长性行业,其投资风险性更大,资产替代现象越严重;而成熟期和衰退期其变异系数更小,资产替代现象相对不严重。市场化程度越高,其投资风险性越小,资产替代现象越不严重;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行业特征比较明显。成长性行业与投资不足正相关,投资不足问题越严重,债务代理成本更高;而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投资不足问题较少,债务代理成本相对较低。市场化程度越高,投资不足问题越不严重;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行业特征还是比较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后,投资风险性降低、资产替代行为减少;货币政策紧缩时期,贷款利率越高、资产替代行为越低,而在货币政策相对宽松时期则相反。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投资不足现象减少,债务代理成本降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投资不足问题较轻,对债权人的侵害更小。本文明晰了行业周期效应在企业价值创造中具有重要性,实现路径之一是行业周期效应作用于债务融资行为,体现其价值效应,现实中各会计主体应该重视不同行业的债务资源优化配置,以期能够更好的实现价值最大化。本文发现成长性较好的行业其债务率不能够太高,债务期限也不能过短,针对于前述案例尚德电力和赛维LDK太阳能等集体性的“误判”带来某些行业的债务率不合理现象具有较好的启示作用。从行业层面的证据一定程度上支持了 Stiglitz and Weiss（1981）、Diamond（1991a）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的信贷风险和清算风险假说,同时结合我国的制度环境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拓展了行业周期、债务内部结构、债务资本成本和债务代理成本等方面的文献。本文通过对研究主题进行分析,丰富了生命周期演化论下不同行业发展阶段作用于债务融资行为的效应机理和理论依据,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战略管理能够作为连接中观行业与微观债务融资行为的理论依据。理论分析基础上还得出一系列的研究结论和启示,当然研究也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总之,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对研究主题的一次有益探索。
二、上市公司投资更趋理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市公司投资更趋理性（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投资者情绪 |
| 1.3.2 企业成长机会 |
| 1.3.3 企业创新投资 |
| 1.4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q-投资理论 |
| 2.1.2 融资优序理论 |
| 2.1.3 金融发展理论 |
| 2.1.4 基于行为金融的企业投资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企业成长机会与创新投资 |
| 2.2.2 投资者情绪与创新投资 |
| 2.2.3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成长机会驱动企业创新投资研究 |
| 3.1 理论模型分析 |
| 3.1.1 现金流-投资模型 |
| 3.1.2 q-投资模型 |
| 3.1.3 考虑创新的q-投资模型 |
| 3.2 成长机会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实证检验 |
| 3.2.1 研究假设 |
| 3.2.2 研究设计 |
| 3.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2.4 结果讨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市场内检验 |
| 4.1 投资者情绪对成长机会影响创新投资的边际作用分析 |
| 4.2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实证检验 |
| 4.2.3 结果讨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跨市场比较 |
| 5.1 跨市场选择依据及关键特征变量分析 |
| 5.1.1 选择新三板和创业板市场的依据 |
| 5.1.2 企业成长机会与投资者情绪不协调分析 |
| 5.2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创新投资关系的跨市场检验 |
| 5.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2.2 模型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 进一步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机构投资者监督视角 |
| 6.1 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利弊分析与实证检验 |
| 6.1.1 投资者情绪影响创新投资的利弊分析 |
| 6.1.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6.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4 进一步讨论 |
| 6.2 基于异质性机构投资者监督作用的机制检验 |
| 6.2.1 研究假设 |
| 6.2.2 研究设计 |
| 6.2.3 实证检验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基本思路与创新点 |
| 1.6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国外相关研究 |
| 2.2 国内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股利政策选择的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研究 |
| 3.1 引言 |
| 3.2 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分析 |
| 3.2.1 股利政策选择的时间趋势特征 |
| 3.2.2 股利政策选择的地区差异特征 |
| 3.3 股利政策选择的理论逻辑 |
| 3.4 基本结论 |
| 第4章 股利政策的时间效应: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企业生命周期与股利政策 |
| 4.2.2 企业生命周期、股权结构治理与股利政策 |
| 4.2.3 企业生命周期、内部控制质量与股利政策 |
| 4.2.4 企业生命周期、投资者保护水平与股利政策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 |
| 4.3.3 模型构建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实证结果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基本结论 |
| 第5章 股利政策的时间效应:基于上市时间视角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模型构建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实证结果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基本结论 |
| 第6章 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基于地理位置视角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 |
| 6.2.2 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传导路径 |
| 6.2.3 信息环境、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 |
| 6.2.4 资产负债表质量、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 |
| 6.3.3 模型构建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实证结果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基本结论 |
| 第7章 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基于地区同群视角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1 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存在性识别 |
| 7.2.2 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内部产生机制 |
| 7.2.3 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影响因素检验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7.3.2 变量定义 |
| 7.3.3 模型构建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4.2 实证结果分析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基本结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主流的OFDI理论 |
| 2.2 新兴经济体的OFDI理论 |
| 2.3 新兴经济体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划分 |
| 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经济特征事实分析 |
| 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结构特征事实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比较 |
| 4.1 引言 |
| 4.2 OFDI规模与绩效的比较 |
| 4.3 OFDI产业结构的比较 |
| 4.4 OFDI区域结构的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及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演变 |
| 5.3 管理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政策概述与研究假设 |
| 6.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货币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 |
| 7.1 引言 |
| 7.2 影响机制、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7.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7.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省级数据的检验 |
| 8.1 引言 |
| 8.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8.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8.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路径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2.1 理论意义 |
| 1.1.2.2 现实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发达资本市场的研究 |
| 1.2.2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现状的研究 |
| 1.2.3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结构、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主要发达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及其经验 |
| 2.1 主要发达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 |
| 2.1.1 美国资本市场 |
| 2.1.1.1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
| 2.1.1.2 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吸引大量外资流入 |
| 2.1.1.3 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 |
| 2.1.1.4 多种中长期投资资金 |
| 2.1.2 日本资本市场 |
| 2.1.2.1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
| 2.1.2.2 促进国际资本流动 |
| 2.1.2.3 灵活的监管思路 |
| 2.1.2.4 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 |
| 2.1.2.5 日美贸易摩擦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启示 |
| 2.1.3 中国香港资本市场 |
| 2.1.3.1 国际资本高度流动 |
| 2.1.3.2 制度的健全和市场透明度等具有高度的国际认可 |
| 2.1.3.3 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 |
| 2.1.3.4 市场与监管共同作用的股票发行制度 |
| 2.2 资本市场开放助力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证分析 |
| 2.2.1 模型设定以及数据说明 |
| 2.2.2 计量方法的选取 |
| 2.2.3 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 2.2.4 稳健性检验 |
| 2.2.4.1 将样本的时间范围扩大 |
| 2.2.4.2 增加控制变量的个数 |
| 2.3 发达资本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 |
| 2.3.1 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 |
| 2.3.2 国际直接投资 |
| 2.3.3 机构投资者为市场主要参与者 |
| 第3章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 |
| 3.1.1 一级市场发展现状 |
| 3.1.1.1 IPO市场 |
| 3.1.1.2 再融资市场 |
| 3.1.1.3 PE/VC市场 |
| 3.1.1.4 并购重组市场 |
| 3.1.2 二级市场发展现状 |
| 3.1.2.1 投资者结构 |
| 3.1.2.2 交易量与交易价格 |
| 3.2 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2.1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总体问题 |
| 3.2.1.1 市场深度不足 |
| 3.2.1.2 资产定价效率和市场化程度较低 |
| 3.2.1.3 资金结构单一 |
| 3.2.1.4 国际投资者参与的比例较低 |
| 3.2.2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具体问题 |
| 3.2.2.1 一级市场存在的问题 |
| 3.2.2.2 二级市场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主要实施路径 |
| 4.1 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全面开放 |
| 4.1.1 资本的自由兑换 |
| 4.1.2 QFII额度开放下国际资本的进入 |
| 4.1.3 QDII额度开放对国际资本进入的影响 |
| 4.2 国际基金管理人业务进入的开放 |
| 4.2.1 国际基金管理人业务的开放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
| 4.2.2 开放国际基金管理人业务进入的实施方式 |
| 4.3 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 |
| 4.3.1 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利影响 |
| 4.3.2 当前中国发展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 |
| 4.3.3 发展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实施路径 |
| 4.4 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可能路径 |
| 4.4.1 加快《证券法》的修订和《期货法》的制定 |
| 4.4.2 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制度的建设 |
| 4.4.3 继续完善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监管制度 |
| 4.4.4 优化市场机制建设 |
| 第5章 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对策 |
| 5.1 资本市场的监管 |
| 5.1.1 对国际资本参与一级市场投资加强监管和规范 |
| 5.1.2 加强国际和国内投资者的管理和保护 |
| 5.1.3 对国际资本的监管制度需要不断更新 |
| 5.1.4 需要多部门协调合作监管 |
| 5.1.5 完善国际金融风险传导的防范机制 |
| 5.2 国际市场参与者的监管 |
| 5.2.1 建立境内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
| 5.2.2 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体系 |
| 5.2.3 构建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预警体系 |
| 5.2.4 加强跨境资金流动日常监督 |
| 5.3 国际资本流动的进一步开放 |
| 5.4 全球投资管理人的业务准入 |
| 5.5 完善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政策构想 |
| 5.5.1 发展并完善新三板的融资制度 |
| 5.5.2 明确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法律地位 |
| 5.5.3 丰富股权投资体系 |
| 5.5.4 建设国际板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1.1 鼓励建设高度市场化的国际化资本市场体系 |
| 6.1.2 鼓励建设高度开放性的国际化资本市场 |
| 6.1.2.1 建设开放、透明、具有成长性预期的资本市场 |
| 6.1.2.2 引导国际资本和长期资金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金融服务需求 |
| 6.1.2.3 提高国际投资管理人参与比例 |
| 6.1.2.4 建立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 |
| 6.2 相关政策建议 |
| 6.2.1 通过加强资本市场开放及创新促进资本市场功能完善 |
| 6.2.1.1 通过结构创新进一步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 |
| 6.2.1.2 通过加快资本市场开放和参与者多样性提升资产定价效率 |
| 6.2.1.3 完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建设 |
| 6.2.1.4 进一步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 |
| 6.2.2 引导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力军 |
| 6.2.2.1 制定投资者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 |
| 6.2.2.2 完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 |
| 6.2.2.3 提高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比例 |
| 6.2.2.4 为国际投资者制定展业细则 |
| 6.2.3 强化监管目标与创新监管 |
| 6.2.3.1 政府监管应该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为中心展开 |
| 6.2.3.2 应该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上的信息披露制度 |
| 6.2.3.3 继续完善“一委一行两会”的监管架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A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意义和内容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股利的性质和形式 |
| 一、股利的界定 |
| 二、股利的一般形式 |
| 三、股利的替代形式:股票回购 |
| 四、股利政策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股利政策文献综述 |
| 二、代理成本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早期股利政策理论的发展概述 |
| 一、股利无关论 |
| 二、股利相关论 |
| 第四节 西方基于代理成本理论视角的股利政策理论概述 |
| 一、基于债务代理成本的股利政策理论 |
| 二、基于管理层代理成本的股利政策理论 |
| 三、基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股利政策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现状与代理成本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现状 |
| 一、派现的公司相对较少 |
| 二、股利支付水平仍然偏低,且差异较大 |
| 三、股利分配政策波动较大,缺乏连续性 |
| 第二节 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分析 |
| 一、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 |
| 二、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
| 第四章 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一、管理层代理成本与现金股利政策 |
| 二、债务代理成本与现金股利政策 |
| 三、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与现金股利政策 |
| 第二节 样本、指标和模型说明 |
|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二、指标说明 |
| 三、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一、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
| 二、Pearson相关性检验 |
| 三、多元线性回归检验 |
| 四、回归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相关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管理层代理成本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
| 二、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
| 三、债务代理成本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基于管理层代理成本视角的建议 |
| 二、基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视角的建议 |
| 三、基于债务代理成本视角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样本公司详码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7）中国信托公司风险评价与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信托 |
| 二、信托公司 |
| 三、信托公司风险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思路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金融风险形成的理论分析 |
| 一、金融风险的外生性理论 |
| 二、金融风险的内生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理论 |
| 一、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 |
| 二、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 |
| 三、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
| 第三节 经济风险预警理论 |
| 一、宏观经济风险预警 |
| 二、企业风险预警 |
| 三、金融风险预警 |
| 第四节 信托公司风险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信托公司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信托业恢复经营的背景与动因 |
| 第二节 中国信托业的功能演变与发展历程 |
| 一、1979-1998年: 功能错位,偏离本源 |
| 二、1999-2006年: 明确定位,有法可依 |
| 三、2007年至今: 回归信托本源业务 |
| 第三节 2007年以来信托公司的发展状况 |
| 一、中国信托公司业务模式的特殊性 |
| 二、2007年以来信托公司的经营特征 |
| 三、新环境下信托公司的发展动向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托公司风险的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信托公司风险的一般特征 |
| 一、信托公司风险的基本类型 |
| 二、资金信托业务的风险特征 |
| 三、财产信托业务的风险特征 |
| 四、融资类信托业务的风险特征 |
| 五、投资类信托业务的风险特征 |
| 六、事务管理类信托业务的风险特征 |
| 第二节 重点业务的风险点分析 |
| 一、房地产信托业务的风险点分析 |
| 二、银信合作信托业务的风险点分析 |
| 三、基础设施信托业务的风险点分析 |
| 四、矿产信托业务的风险点分析 |
| 五、证券投资信托业务的风险点分析 |
| 第三节 近期信托风险事件的特征与成因分析 |
| 一、近期信托风险事件的特征分析 |
| 二、近期信托风险事件的成因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托公司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信托公司风险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
| 一、信托公司风险的外部影响因素 |
| 二、信托公司风险的内部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信托公司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择 |
|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四、模型构建 |
| 五、模型估计与检验 |
| 六、模型估算结果与分析 |
| 七、实证分析结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与步骤 |
| 一、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二、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步骤 |
| 第二节 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的初选 |
| 一、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的研究基础 |
| 二、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的初选思路、依据与内容 |
| 第三节 信托公司风险评价初选指标的筛选 |
| 一、定量指标的筛选 |
| 二、定性指标的筛选 |
| 三、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
| 四、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特点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信托公司风险评价 |
| 第一节 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基本原理 |
| 一、模糊数学的基本概念 |
| 二、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基本步骤 |
| 第二节 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模型的构建 |
| 一、确定评价因素集合 |
| 二、确定评价因素的权重集合 |
| 三、确定评语集并对其赋值 |
| 四、计算隶属度矩阵 |
| 五、计算信托公司风险综合评分 |
| 第三节 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模型的应用 |
| 一、单个信托公司的风险评价 |
| 二、信托行业的整体风险评价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基于多分类SVM的信托公司风险预警模型 |
| 第一节 信托公司风险预警的基本框架 |
| 一、信托公司风险预警的目标 |
| 二、信托公司风险预警的原则 |
| 三、信托公司风险预警的结构与流程 |
| 第二节 风险预警模型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支持向量机风险预警模型的基本原理 |
| 一、支持向量机的基本思想 |
| 二、支持向量机风险预警模型的基本原理 |
| 第四节 基于多分类支持向量机的信托公司风险预警模型 |
| 一、多分类支持向量机的算法 |
| 二、基于多分类SVM信托公司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信托公司风险防控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信托公司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
| 二、完善信托公司风险的外部监管 |
| 三、信托行业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中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6 研究特色和创新之处 |
| 第2章 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理论基础 |
| 2.1 作为核心理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 2.2 作为重要理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国际视野 |
| 3.1 全球夹层投资市场概况 |
| 3.2 美国 |
| 3.3 欧洲 |
| 3.4 日本 |
| 3.5 国际经验借鉴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运作实践 |
| 4.1 我国夹层投资市场概况 |
| 4.2 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运作依据 |
| 4.3 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运作模式 |
| 4.4 典型案例 |
| 4.5 发展制约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博弈分析 |
| 5.1 博弈主体分析 |
| 5.2 博弈模型构建 |
| 5.3 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定价分析 |
| 6.1 定价模型构建 |
| 6.2 可转债定价分析 |
| 6.3 次级债定价分析 |
| 6.4 优先股定价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发展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对策建议 |
| 7.1 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宏观政策建议 |
| 7.2 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监管建议 |
| 7.3 保险机构夹层投资的策略建议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张江高科股份公司的转型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公司发展概述 |
| 1.1.2 公司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1.2 研究内容及意义 |
| 1.2.1 战略转型相关理论回顾 |
| 1.2.2 研究方法和意义 |
| 第二章 公司的行业及外部环境分析 |
| 2.1 公司所处的行业分析 |
| 2.2 公司的外部环境PEST分析 |
| 2.2.1 公司面临的政治环境分析 |
| 2.2.2 公司面临的经济环境分析 |
| 2.2.3 公司面临的社会环境分析 |
| 2.2.4 公司面临的技术环境分析 |
| 第三章 公司资源能力及SWOT分析 |
| 3.1 公司资源能力分析 |
| 3.2 对标企业选择 |
| 3.2.1 选择标准 |
| 3.2.2 企业选择 |
| 3.3 公司转型发展中的SWOT分析 |
| 3.3.1 优势分析 |
| 3.3.2 劣势分析 |
| 3.3.3 机遇分析 |
| 3.3.4 挑战分析 |
| 第四章 标杆企业的深入对标分析 |
| 4.1 标杆企业对比 |
| 4.1.1 园区类标杆比较 |
| 4.1.2 地域类标杆比较 |
| 4.2 影响园区类上市公司主要因素分析 |
| 4.2.1 经济发展周期 |
| 4.2.2 业务发展模式 |
| 4.2.3 大股东背景 |
| 4.2.4 业务布局 |
| 第五章 公司转型战略选择与目标 |
| 5.1 公司转型战略选择——波特五力分析 |
| 5.2 公司战略转型的总体目标 |
| 5.3 公司的转型发展思路 |
| 第六章 公司战略实施对策分析 |
| 6.1 公司战略实施路径 |
| 6.1.1 加快业务转型,推动融合、创新发展 |
| 6.1.2 创新商业模式,构建新型盈利空间 |
| 6.1.3 发挥自贸区优势,积极拓宽国际资源集聚的新途径 |
| 6.1.4 优化资产结构,强化财务支撑能力 |
| 6.1.5 完善治理能力,提高企业营运管理效能 |
| 6.2 公司战略实施的保障措施 |
| 6.2.1 完善配套运作机制 |
| 6.2.2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
| 6.2.3 积极加大营销推广力度 |
| 6.2.4 增强高端人才团队保障 |
| 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后续发展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行业生命周期、制度环境与债务融资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目标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主要内容及可能的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主要内容 |
| 1.3.4 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理论溯源 |
| 2.1 生命周期演化论 |
| 2.1.1 演化经济学 |
| 2.1.2 创新和行业演化 |
| 2.2 战略管理论 |
| 2.3 融资结构理论 |
| 2.4 信息不对称下的信息传递理论 |
| 2.5 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三章 文献述评 |
| 3.1 中观行业的重要性 |
| 3.2 产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存在效应 |
| 3.3 行业周期揭示了行业发展的规律 |
| 3.4 行业生命周期测度 |
| 3.5 企业增长机会与融资结构 |
| 3.6 市场有效性与融资效率 |
| 3.7 债务融资重要性和债务成本 |
| 3.8 述评结论 |
| 第四章 制度环境 |
| 4.1 市场化进程差异 |
| 4.2 终极控制人差异 |
| 4.3 股权分置改革 |
| 第五章 行业周期对融资结构和债务期限的效应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上市公司样本来源 |
| 5.2.2 研究方法 |
| 5.2.3 变量定义和依据 |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 5.2.5 长期债务率回归分析 |
| 5.2.6 长期贷款率回归分析 |
| 5.2.7 进一步分析 |
| 5.2.8 敏感性测试 |
| 5.2.9 非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行业周期对债务来源结构的效应 |
| 6.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6.2 实证分析 |
| 6.2.1 嵌入行业周期的债务来源间替代效应模型 |
| 6.2.2 描述性统计 |
| 6.2.3 不同行业阶段债务来源结构比较 |
| 6.2.4 行业周期与债务来源间替代效应分析 |
| 6.2.5 成长性行业与企业成长机会的比较分析 |
| 6.2.6 进一步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行业周期作用债务资本成本的理论与实证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 实证分析 |
| 7.2.1 行业周期影响债务资本成本的两阶段模型 |
| 7.2.2 不同行业发展阶段下的总体利息差异分析 |
| 7.2.3 全部利息的两阶段模型分析 |
| 7.2.4 短期利率分析 |
| 7.2.5 长期利率分析 |
| 7.2.6 进一步分析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行业周期作用债务代理成本的理论与实证 |
| 8.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8.2 实证分析 |
| 8.2.1 行业周期影响资产替代行为的两阶段模型 |
| 8.2.2 不同行业发展阶段下的变异系数差异 |
| 8.2.3 现金流变异系数的回归分析 |
| 8.2.4 销售收入变异系数的回归分析 |
| 8.2.5 进一步分析 |
| 8.2.6 行业周期影响投资不足行为的模型 |
| 8.2.7 不同行业发展阶段下的投资不足差异 |
| 8.2.8 行业周期对投资不足的效应实证 |
| 8.2.9 进一步分析 |
| 8.3 稳健性检验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全文研究结论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启示 |
| 9.3 研究的局限性与后续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上市公司投资更趋理性（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2]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研究[D]. 薛海燕. 山西大学, 2020(03)
- [3]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D]. 李泊祎. 吉林大学, 2020(01)
-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D]. 朱玮玮. 东南大学, 2020(02)
- [5]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路径与对策研究[D]. 杨智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6]A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D]. 王硕.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2)
- [7]中国信托公司风险评价与预警研究[D]. 朱丽萍.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4)
- [8]中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D]. 王颢. 武汉大学, 2017(06)
- [9]张江高科股份公司的转型发展战略研究[D]. 张岳磊. 上海交通大学, 2015(08)
- [10]行业生命周期、制度环境与债务融资行为[D]. 梅波.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