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卑与文化批判——鲁迅创作心态探析

一、文化自卑与文化批判——鲁迅创作心态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高雅^[1]（2021）在《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观念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观念,除了绪论和结语,论文共分三章。第一章题为“贾平凹女性观念的基本形态”。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女性价值观和审美观相互渗透、影响,首先可从其性别观念入手探究其女性其价值观。他在中国传统“阴阳”哲学思想影响下认为男女的结合也是实现“阴阳合一”的途径,但从其小说文本中仍可见其“以阴辅阳”、使女性居于从属之位的观念。在涉及婚恋观的小说中,人物关系模式呈现出“妻妾成群”的样貌,众多女性围绕在男性主人公周围;在同一女性人物身上,有时也兼备了妻性和妾性、纯情和纵欲的特点,这都是作家男权中心主义思想的反映。在《废都》之后,“性”成为贾平凹文学世界中的重要符码,一些关于“性”的描写呈现出耽溺和畸变的问题,“性”在其小说中承担了重要的功能性作用,为“性”赋予各种隐喻义致使女性身体想象的超载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困境之一。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审美观念,也可大体从三个方面来把握。首先,作家创造了众多女性意象,它们充满古典和民间意蕴,有唯美而脆弱的特点,这既使作家成功塑造出许多鲜活美丽的女性形象,也因对女性阴柔特质的强调,加剧了女性形象的符号化特征。其次,贾平凹将从李渔等中国传统文人中继承的对“态”的追求充分彰显在其小说创作中,对“态”的欣赏将女性完全置于男性欲望的凝视视野中,以“态”为美的背后是男性对女性审美的窄化、对女性顺从地位的期待、将女性身体景观化的审美观。更显豁的是,贾平凹大量小说中的男性人物都表现出对女性美脚的过度迷恋,这源于男性窥伺式的审美心理,暴露出一种腐朽的审美趣味。第二章题为“贾平凹女性观念的形成与矛盾”。第一节分析贾平凹的成长经验与社会文化心理。他因农裔身份、先天矮小、突入城市、长期患病等原因,形成了自卑、自怜、自恋混合的人格特质,这可能会潜在地影响他的女性观念。另外,他在创作中自觉地接受中国传统文人思想和陕西民间资源的浸染,也使他的女性观念带有与他人殊异的特点。具有一定知识分子“病态”人格的贾平凹,同时也是一个关怀现实,背负沉重精神负担的作家。他对社会“病”和“废”的认知可能对其女性观念有所影响。上述三个层面的原因,共同形成了贾平凹小说创作中女性观念的潜在矛盾。在他的小说中,女性崇拜和女性禁忌同在,女性既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也是使人恐惧、致人陷落的尤物。他的小说创作高扬欲望的旗帜,但渴望生殖的人往往会走向生育无力,“子”的角色在文本中呈现出结构性的缺席,这使得女性的欲望更加空洞化。第三章题为“贾平凹女性观念的困境与文化意涵”。在贾平凹的女性观念下,女性人物呈现出内在人格的分裂,暴露了女性主体成长的艰难。同时,小说中当代女性精神严重缺失,很多女性形象都在话语和行动层面自觉地接受男权秩序的规训。贾平凹女性观念的困境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意涵。他怀抱这样陈腐而矛盾的女性观念来书写女性,是想通过女性追怀一种逝去的历史和文化。在这种历史和文化之中,男性与女性的文化话语权并不对等,女性被排斥在文化圈层之外,沦落为文化祭品。贾平凹试图通过女性的身体隐喻、男女关系的隐喻、两性情感的隐喻等方法,消解其思想中的文化重荷,同时,这种女性观念也使其创作中的文化批判呈现弱化和错位等缺憾,—定程度上阻碍他抵达更高的文学境界。

王南芳^[2]（2021）在《文化自信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反复强调文化自信,而且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并用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这六个层层递进的词语来形容文化自信,表明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也充分说明文化自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文化自信的提出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不协调,“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在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尤其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下,各种各样的不良社会思潮使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剧烈冲击。思想文化领域一旦“根不稳”、“魂不定”,将会动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根基。因此,增强文化自信,夯实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砥砺奋进的思想基础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坚定文化自信,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塑造力、生产力、防御力,有助于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价值。实现从文化不够自信到文化自信的转变,必须通过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艰苦的文化自信培育实践,而关于文化自信培育的研究正是当前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研究文化自信培育是对当前中国文化不够自信的理性审视,也是对党中央坚定文化自信要求的学术回应,既有助于增强我国社会成员的文化自信水平,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又能弥补当前研究的局限,深化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意义十分显着。文化自信培育是指在深刻掌握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依靠一定的社会群体通过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教育方法开展的文化育人实践活动,以期实现增强我国社会成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行为认同的目标,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文化自信培育围绕文化育人实践活动展开,与文化自信的重构、重塑、重建的形成机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生长点和落脚点是培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等特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对文化自信培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培育、文化自信培育者与培育对象、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文化自信培育的环境进行深入系统探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定文化自信要求的需要。文化自信培育的展开始终依靠人、围绕人并服务人。依据人在文化自信培育中地位、任务、功能的不同,可以将文化自信培育的主体划分为文化自信培育者和文化自信培育对象,这是文化自信培育最基本构成要素。文化自信培育者肩负着教育引导培育对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知识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行为认同的神圣使命,必须具备过硬的知识素质、良好的能力素质、健全的人格素质、健康的身心素质。虽然文化自信培育具有人民性,应该面向全体中华儿女展开,但也应该有重点,应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进行探讨。因此本文将青少年作为文化自信培育的重点对象,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作为文化自信培育的重要对象,网络大流量群体作为文化自信培育的特殊对象进行深入探讨。文化自信培育者与文化自信培育对象在实践交往中要秉承平等性、亲和性、发展性的交往原则,推动文化自信培育顺利实施。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培育、革命文化自信培育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培育三个方面构成的系统。从结构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培育是基础内容,革命文化自信培育是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培育是核心内容。从层次来看,按照从低到高的原则,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可以分为知识层面的认知性内容、道德层面的规范性内容和政治层面的信仰性内容。其中知识层面的认知性内容是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基础层次,道德层面的规范性内容是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中间层次,政治层面的信仰性内容是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最高层次。从当前的培育状况来看,我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得分最高,对革命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得分最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认同、低认知的现实反差,要求我们不仅要紧密联系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增强文化自信培育的实效性,而且要按照整体性、有序性、层次性原则推动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要素完整、结构协调和层次科学。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是文化自信培育的桥和船。推动文化自信培育实践的完备化、效果的优质化、制度的常态化,必须遵循“事必有法,然后可成”的古训,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培育方法的研究。随着文化自信培育的显性方法与隐性方法、线上方法与线下方法、内部方法与外部方法的综合使用,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日益呈现协同性、互补性、同构性等特征。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是由哲学方法、原则方法和具体方法构成的层次分明的系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相关论述是指导文化自信培育的哲学方法,起到最根本的作用。主导性与多样性相互补的原则、平等性与层次性相协调的原则、理论性与实践性相促进的原则、渗透性与协同性相共生的原则、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是文化自信培育的原则方法,是指导文化自信培育顺利实施的基本准则。用理论点亮文化自信、用实践养成文化自信、用文艺滋养文化自信、用网络传导文化自信、用制度保障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培育的基本方法,在实践中要创造性地选择和运用。文化自信培育环境是指影响文化自信培育活动的一切环境因素的总和。按照范围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按照外延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按照形态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按照作用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积极环境和消极环境。从结构来看,文化自信培育环境是文化自信培育的构成要素,没有它就没有文化自信培育体系的完整性;从功能来看,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感染、导向和强化功能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培育的实效性,没有它就没有文化自信培育目标的达成。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对文化自信培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科学分析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机遇与挑战,提高化危为机的能力。要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环境观的指导,秉承实事求是、方向一致、协同共振、循序渐进的优化原则,努力建设繁荣有序的经济环境、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温馨乐学的家庭环境、风清气正的学校环境、文明有礼的社区环境、高效健康的工作环境,在有效应对危机中抓住新机、开拓新局,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优化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的工作开展下去,有效发挥环境育人的功能。

李新潮^[3]（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高爽^[4]（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张承志^[5]（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王辉^[6]（2020）在《论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中的“现实”（1904-19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初科幻小说诞生于近现代文学和文化转型时期,是政治经济嬗变、新旧文化融合等历史现象在文学层面的曲折映射,同时也蕴含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切情结。本文以研究这一时期科幻小说中体现出的强烈现实关切情结为切入点,进而探析这一情结主导之下清末民初科幻小说的发展演变脉络,以及现实关切情结对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本文的研究目标分五个步骤完成:首先是对清末民初科幻小说的基本概念、兴起原因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简单梳理;其次是从憧憬理想世界和批判现实社会两个方面解读清末民初科幻小说关切社会现实的基本呈现方式;再次是剖析清末、民初两个阶段科幻小说关切社会现实的不同特征;第四是结合小说自身艺术价值存在的缺陷和现实主义文学品格主导的时代追求两方面因素分析清末民初科幻小说走向衰落的原因;最后是从科学民主精神传播和国民劣根性批判两个维度剖析清末民初科幻小说关切现实的特征对之后文学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本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清末民初科幻小说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对这一文类在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综述,并在总结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讨论清末民初科幻小说关切社会现实的基本方式,具体包括憧憬理想世界和批判现实社会两方面的内容。第三章主要讨论科幻小说在清末、民初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关切社会现实特征。从主要情感基调来说,清末科幻小说中的“现实”呈现出一种以科幻为工具积极畅想未来世界的乐观状态,而民初科幻小说则主要呈现为现实批判走向消极冷静、受商业利益驱使走向娱乐消闲两方面的基本特征。第四章主要是从科幻小说自身存在的缺陷、现实主义文学品格至上的时代追求两方面内容分析总结清末民初科幻小说逐渐衰落并在“五四”新文学兴起后无人问津的原因。第五章主要从科学民主精神传播和国民劣根性批判两个维度来探析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与“五四”文学之间表面形成巨大裂痕,却又存在隐性精神联系的具体特征,并结合之后科幻文学的发展概况深入讨论清末民初科幻小说对中国科幻文学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结语部分主要是站在当今科幻小说逐步走向主流的角度来回溯清末民初科幻小说的成果,既肯定其开疆拓土的巨大价值,也不能忽视其不足。

丁燕燕^[7]（2020）在《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文中认为包括五四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还涉及种种制度性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其一。通过它,五四乡土文学拥有了“民族国家文学”品格。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现代教育培养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左右着作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而五四乡土文学又通过进入现代教育成为法定知识获得制度支持,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考察现代教育制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建构功能,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对现代教育的文学想象和它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共分五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思路方法,对“现代教育”和“五四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辩明本论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的总称,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管理体系、教育宗旨、思想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教科书、教育方式方法等教学运行活动。广义的“五四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蓄势产生并发展的、以乡土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定义并指出的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乡土文学题材创作的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第一章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五四乡土作者多出生或成长于乡村小镇,他们求学的年份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由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完备的时期。博采众长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有机会浸润现代文明。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异域的空间转移,从传统知识体系到现代文明的思想过渡,既引发了作家浓郁的思乡病、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为其观照“自我”、回望“故土”提供了“他者”的参照。一方面,知识新变引发了他们的乡土关注,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危机催生了其乡土认同观念。另一方面,“他者”的参照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内涵。乡土中国既代表占国土大部分、广袤的乡村大地,也是一种将乡土看作民族国家象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范式。其中,作为小学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对一代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章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外,还给予学生文化滋养和心灵启迪。随着语文学科的独立,教科书编写和教学方法变革等活动更新了现代学生的文学观念。它包括白话文学语言、小说文学体裁和文学审美意识等多层面内容。外语教学携带的异域文学资源则为学生的文学阅读、仿制和创作提供了条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鲁彦为代表的世界语学习者,他们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教育重构了学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形成了五四乡土文学作者独树一帜的现代思想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向学生普及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现代校园则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创立校园社团、期刊有利于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第三章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儿童本位”教育观将儿童从封建伦理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儿童特别是儿童身体的发现使五四乡土作者将笔触对准儿童,他们开始以儿童为主角,借用儿童的想象和视角、模拟儿童的语气和口吻创作小说,在身体解放中重新发掘恐惧、欲望、喜悦等“人”的情感。知识分子的归乡之旅因现代教育的介入发生变化。衣锦还乡的欣喜一变而为守旧愚昧的民众对知识者的误解、冷落甚至排挤,与无知无识乡村女性的狭路相逢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启蒙身份的反思和失望。“归乡再离乡”成为必然。现代教育加深了知识者对文明新变的体验。现代性的时空并置引发了他们对故乡的全新感受。故乡不仅是可供停泊的地理空间,还是一处凝结着丰富内涵、值得时时返顾的文化空间。五四乡土文学中的乡愁意象开始由传统的意象抒发走向细节化记叙和整体化象征。五四乡土作者以接受现代教育后的启蒙视野观察乡村,乡间的风景和民俗便因知识者主体意识的确立而被重新发现。科学方法训练和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利于作家科学区分民俗与封建迷信。作为民俗知识的方言土语在五四乡土作品中频繁出现。它符合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规律,也顺应了教育领域重视口语教学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五四乡土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现代教育的建构。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想象和书写现代教育,二者互为镜像。五四乡土作者“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以甘苦自知的心态将现代教育素材纳入笔端。无论是现代学校、教师、学生还是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的乡绅形象都留有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印记。它既包含丰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寄寓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前途的深沉思索。现代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乡民眼中呈现出“乐园”与“窘境”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影。围绕启蒙职责,五四乡土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乡村教师形象。与教师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学生形象呈现出统一的负面化倾向。这既有现代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源于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女学生”则成为承载制度变革压力和接受性别审视的双重压抑的形象。乡绅作为乡土世界的知识者,他们的命运沉浮反映出现代教育变革下的乡村权势变迁。第五章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五四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先河便开启了进入现代教育领域的过程,通过入选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授,它渐渐成为一种法定知识被人们所接受。这既是五四乡土文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它通过现代教育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通过教科书和学院机构对其概念、理论的总结梳理与相关篇目、文本、作家的选编评介成功地进入文学史叙事,青年学生对乡土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教师的鲁迅在课堂内外的知识传授和思想感召都保证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余论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就在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摸索,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五四乡土文学其实都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同一目标的追求。教育通过知识权力,文学借助艺术想象最终达到民族再造的结果。

蒋萍^[8]（2018）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分析东西方文化话语权力构成的持续解构过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葛兰西、福柯等学者从同质文化内部的矛盾研究走向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有渊源,探讨这一理论,有利于消除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遮蔽,推动本土文化的重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在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对近现代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建立了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国孤立、闭塞、相互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地向东方传播和扩张。当殖民者以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实施殖民的历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瓦解后,文化殖民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东方”与现代西方的相遇,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演绎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领域内的交流与碰撞。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正是揭示、分析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借助殖民活动建构文化霸权的实质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全方位探索和揭露西方对东方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虚幻想象的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借助文化话语权力的消长态势分析“他者”-“自我”、冲突-认同等诸多文化现实,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它不仅关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关系到“东方”以及象征的一切弱势文化的存在。它关系着这些弱势文化的国家能否清晰地认识在强势异质文化影响下的文化“自我”;第二,它关系到弱势文化能否从对后殖民文化的分析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思辨与哲学经验,激发文化自省与话语权力警醒;第三,它关系着在全球化籍“现代”之名持续强化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建构本民族文化自信的未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文化“关系”,不仅是一个反映文化话语权力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范畴,它还包含着从殖民文化这一特殊角度看待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法。为此,本文尝试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作一种整体性的理论研究,以扩展传统的思潮、理论家个体研究的模式和范围,显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启迪批判性重建具有的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二战后民族国家崛起的新世界格局下产生,它既受冷战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持续影响,又是东西方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普遍反思、尝试破解二元对立建立新型文化对话关系的理论产物。这一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以来,对其文化理论的引介、探讨、借鉴频见于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批评领域,学者们侧重于自文学角度展开阐释与分析,出现了不少成果。也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出发,对后殖民主义代表理论家主要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其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从文化哲学角度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的研究还不多,现有的成果往往从过于贴近现实的需要出发,重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东方”他者相对西方的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抵抗性,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阐发不同文化“关系”特别是互动性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充分,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有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实质及其深远影响的论述;另一个是对于异质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力求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溯源中发掘其理论构成的演变和核心要素,寻找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理论在解构-建构过程中的深层理论联系;注重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易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混淆的理论模糊点展开辨析,并在新世纪全球化加速背景下探讨推动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借鉴的思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一种被第一世界理论话语场域所羁绊的理论,但它对西方主宰的知识权力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要求。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发掘其中的理论悖论与缺憾,是本文论述最为集中的部分。它深切地关联着当下对于“新时代”、新形势中如何面对文化冲突、如何重建民族文化、如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等一系列关乎未来中国思想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文化的重要命题。本文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讨一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概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理论联系。略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体系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上述理论的阐析,勾勒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间相互连接、有所对立、择优而从、发扬传承的复杂的多样性图景,为进一步论述作出铺垫。同时综述了国内外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一章,分析后殖民主义三位主要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经典理论。首先,通过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的重新思考与东方权力话语机制辨析、解构“东方”、重建东方形象以及“流亡”理论的把握,再度审视萨义德提出的西方建构的“东方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密切关系;其次,通过研究斯皮瓦克的“属下”、“认知暴力”和“他者”理论,分析其如何运用解构主义,集中研究第三世界底层女性这一“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的理论辐射。探讨斯皮瓦克“臣属”概念及其对殖民文化压抑“困境”与“历史记忆”的结合。再次,分析霍米·巴巴对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混杂”理解,即异质性在混杂中如何面向新的文化杂糅空间（第三空间）的问题。最后,强调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各自的理论特长与存在的争议。第二章,主要探讨民族解放运动后进入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重建问题。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核心概念“他者”之问的系统化梳理开始,探寻后殖民透视出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关系”内涵。将“他者”揭示的不平等、主体性身份疑虑、边缘性思考与面向殖民文化的深层次解构相结合,探讨当代西方哲学从主体研究向主客体“关系”研究发展的趋势。落足于中国及更广义的“东方”文化实况,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输出的相关论述,进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分析本土文化重建的多种可能路向。第三章,阐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话语权力的强弱之分、主客之别。分析全球化进程下资本主义文化扩张引发的文化冲突的性质,发掘文化冲突的实质与不同的化解思路,分析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民族性、开放性、多样性,区分文化冲突的自然状态与人为刻意,挖掘不平等的冲突根源。注重分析文化冲突的实质与过程、结果与影响,探讨后殖民语境下“和而不同”传统基于“现代”内涵的差异性。第四章,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殖民文化的深层影响。本文在此探讨文化全球化与当代文化认同的联系,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破除“他者”幻象的同时,也着力于解码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度体验,在重建文化主体认同时探讨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可能,以新的文化身份意识去重构本土文化。第五章,分析东西方对话中的文化自信问题。在全球化推动东西方对话的大背景下,文化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此注重阐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下意义:分析中西互视过程中文化身份的迁移和质疑,探讨如何发挥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作用、“边缘”与“边缘的边缘”文化定位及其当下意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知识分子“职守”与价值信念,试图建构东西方对话中稳定、平等、交互的新型文化自信的理论途径。最后的结语部分,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做了简短总结,并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分析这一理论的不足与局限性。

彭秀坤^[9]（2015）在《莫言小说创作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研究》文中提出莫言小说创作传承与重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既发扬了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主体性高扬的精神,又有对其实用理性的对抗,体现出一种审美现代性追求。在创作观念上,莫言倡导的个性化写作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个性化文学思想有共通之处。他提出的“民间写作”、“作为老百姓写作”和“自我写作”都强调边缘写作立场的重要性,也是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独立精神的自觉认同;而听从“内在自由”的叛逆写作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创作自由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文学创作应建立自己的“文学王国”,其以“本我”同化万物的思想体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个性化创新意识的延传。另外,莫言还提出要学习鲁迅的“自我批判”精神,主张忏悔写作,认为文学创作不仅要批判自我之恶,还要有“包容万物的博大胸怀”。在人物个性精神的表现上,首先,莫言初期小说在对人物肉身与精神冲突的书写中走向了对肉身存在的关注,身体存在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倡导的“以自身为本位”的个性主义精神的完善。其次,莫言小说创作由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精神自主”转向了“肉身自主”的探索,其既表现了源自身体本能的“自主形象”扩张的积极意义与唯我式个人主义的悖谬,也隐含着对传统利己个人主义思想在当代社会滋生的忧虑;男权文化下女性被动“自主”的悲剧命运、母性扩张的神圣与压抑子女个性成长的悖谬的书写则流露出对传统家族文化的否定;而“有价值的个性”人物肉身归宿的书写则体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自由思想的反思与调控。再次,莫言小说批判了专制社会、“常人”社会和假道学思想对人物个性的压抑,“种的退化”表达了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不同的社会历史观,而身体异常者隐喻了新时期社会文化的转向;他的小说不仅展示了专制文化如何通过身体规训来实现身体与人的异化,还批判了功名文化、物欲文化和酒文化对人的异化,这也是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文化批判传统的拓展。最后,莫言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自我批判精神,呼吁人的个性忏悔与个性化生存方式的构建。从个性化叙事的文体自觉意识来看,莫言小说创作既有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相似的形式创新精神,又有对其文体自觉意识的纠偏。其对文体互渗的探索体现了对五四小说私语化倾向的反拨;而叙述视角实验表现了对五四小说限知叙事的拒绝;感知化结构的运用反映了对五四小说心理化结构的补充和完善;而“言体”语言的诗性智慧与狂欢色彩则体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言心”语言的反抗。童年时期饥饿孤独的身体体验与话语压抑决定了莫言小说创作接受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的取向,而广采博取的兼容思想、“以人为本”的利民思想和万物有灵的泛神思想等齐文化血脉对其接受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的态度,以及传承与重构其个人主义思想与恋魅特征等都有很大影响;新时期文化生态的变化为传承与重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提供了现实土壤,而文学主体性理论则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持。莫言小说创作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的传承与重构实现了从表现“自我”到表现“自身”、从现代性到审美现代性、从“拿来”到“寻根”的创作转换,这也是我国20世纪的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由世纪初“重精神”向世纪末“重肉身”的身体一体化思想转型的表征。当然,这种传承与重构也带来了感性泛滥与理性约束、人物个性的转化与长篇小说结构的安排、个性表达与读者接受等方面的问题与不足。远离“重精神”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会让我们变得平庸,而远离“重肉身”的莫言小说,可能会使我们忽视肉身的存在。莫言小说创作传承与重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拯救“自身”的个性化写作,对当下的个人化写作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冯晓^[10]（2014）在《商业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文学批评》文中研究表明如果说40至80年代的批评家主要面对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给文学批评带来的难题,那么,进入90年代,批评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型考验,即商业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施加的巨大压力。90年代文学的俗化发展,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家构成了双重挑战,一方面纯文学的审美主义批评话语体系面临“失语”的危机,另一方面其自身的精英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中心地位面临崩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90年代的文学批评迅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批评家坚持文化批判的立场对文学的俗化倾向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一部分批评家顺应时代文化的俗化潮流直接做起了商业的帮闲,还有一部分批评家选择回归学院“躲进小楼成一统”。文学批评话语的分化导致90年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也空前地混乱,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来多是缘于对文学（批评）观念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其背后却又往往蕴含着争夺文化权力的意味。如何客观地分析这些纷乱无序的文学批评现象并厘析出其潜在的文化涵义,这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本文属于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批评,在对1990至1999年发表的批评论文及着作进行梳理和概括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批评文本和话题,通过细致的批评文本分析和追根溯源式的现象考察,以期以点带面式地描绘出90年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精神风貌。本文共分四章。绪论部分首先对“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些关键词作了概念阐释,然后从整体上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生态作了介绍。第一章围绕“严肃文学’危机’论”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批评”两个问题展开。通俗畅销书给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家带来了深重的职业焦虑,本章主要考察批评家对之不同的应对策略和批评姿态,其中重点分析精英立场的审美主义批评和商业帮闲式的印象主义批评。第二章围绕“金庸小说经典化”问题展开,主要分析90年代文学批评家精英群体内部发生的立场转移以及价值论争。金庸小说经典化事件暴露出90年代文学批评的市侩气质,同时也表明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后现代文化观念已入侵90年代的文学批评场域。第三章围绕“《废都》批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雅俗共赏’观批判”、“’新市民文学’批判”、“’闲适文学’批判”、“’中产阶级文学’批判”等相关话题展开。如何看待严肃文学与商业的关系?如何应对严肃文学的俗化挑战?通过梳理90年代批评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我们看到批评家们凭藉文化批判话语在积极寻求着对商业意识形态压力的突围。第四章围绕“’学院派’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问题展开,主要对新型文学批评范式做了发生学的研究。本文认为建立新型批评范式,是90年代文学批评家在对自身的边缘位置确认后的一种学术自觉,这背后涌动着批评家扩张学术话语权力的强烈动机。

二、文化自卑与文化批判——鲁迅创作心态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化自卑与文化批判——鲁迅创作心态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文化自信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6）论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中的“现实”（1904-1919）（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8）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莫言小说创作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商业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文学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化自卑与文化批判——鲁迅创作心态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观念研究[D]. 高雅. 山东大学, 2021(02)
• [2]文化自信培育研究[D]. 王南芳. 湖北大学, 2021(01)
•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4]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5]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6]论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中的“现实”（1904-1919）[D]. 王辉.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7]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D]. 丁燕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蒋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9]莫言小说创作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研究[D]. 彭秀坤. 南京师范大学, 2015(12)
• [10]商业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文学批评[D]. 冯晓. 南京大学, 2014(05)

标签：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刘半农论文;  后殖民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