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张伟军[1](2021)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实践逻辑》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分析、总结、凝练、归纳的结果。实践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基本逻辑。实践需求提供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动力,实践历程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资源,实践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实践逻辑,体现了其指导思想的真理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需要以此为据继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思想理论支撑。
朱鸿亮[2](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陈兰馨[3](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孙新生[4](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提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肖玉元[5](2021)在《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文中指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好生活”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透露出的民生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围绕民生的内涵、价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途径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依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民生话语。从话语分析视角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历史变迁,并从中获得规律性认识,不仅可以将中国民生建设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能为推进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构建的关于改善和保障民生的系列表达。从整体上认知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演进,明确保障和改善民生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关系是必要的前提与基础。改善和保障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路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和发展的内生动力,民生话语演进于中国共产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当中。从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外部条件看,近代以来中国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四个阶段。在这四种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主题分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且在话语形式上呈现出由革命型民生话语向发展型民生话语,再到品质型民生话语的转换。梳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呈现出话语思维日趋现代化、话语内容日趋人文化、话语方式日趋生活化、话语传播日趋国际化的特点。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经验总结为:在坚守初心使命中坚定话语方向、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明确话语主题、在注重中国元素中塑造话语风格、在拓宽话语传播中扩大话语影响。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干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挑战,但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式微,也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应该遵循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批判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从夯实理论、针对问题、多元形式、世界表达四个方面展开构建。
谢春涛[6](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李辰洋[7](2021)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二字一直是贯穿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关键词。从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强调党员干部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再到要求全党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等等,习近平的这些论述都始终围绕“人民”展开,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本文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梳理、概括、归纳、总结,并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进行剖析阐释。论文共分为九个章节。第一章,导论。本章分为五节,主要论述了研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缘由和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根据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研判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同时介绍了文章预期的创新点并对研究的基础概念进行了概括界定,从整体上奠定了文章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二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相关阐释。本章分为四节,主要论析了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即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同时,从思想渊源和思想直接来源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思想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文化根基和理论借鉴。第三章至第七章,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的论述。这是本文研究的主体部分,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纵向展开,首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论述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点归纳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从而深刻剖析其中展现的重要价值和时代内涵,最后根据习近平相关论述总结提出坚持人民主体、站稳人民立场、保障人民利益、推进人民共享、实现人民幸福的路径措施。第八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要意义。以前述章节的分析和论述为基础,深刻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展现出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第九章,结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主线,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实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群众性转化和现实性内需的紧密结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必然需要。
李珊珊[8](2021)在《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全新概括,其中具有两大主体,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亲密友党,而参政党的称谓则是一个具有集体含义的政治名词,彰显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对“政党”的一般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特色”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参政党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角色定位的规范化程度,及其与其他结构性要素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因而以参政党为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需要从要素分析系统、从部分考察整体,这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可以借鉴其角色、结构与体系的分析模型,将参政党角色定位于组织、制度与治理三个层面,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以及参政党的角色功能向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的转化,从而形成从参政党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框架。参政党的三种角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参政党只有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化的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治理功能;其次,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也为参政党组织的良性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再次,随着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化,又反过来对其组织建设和制度设置的规范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新型政党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同时其自身的规范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模式,使后者呈现出平稳渐进、合作共识的总体特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包括组织模式、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三重要素。在组织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遵循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非竞争性的组织关系,具有非对称性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执政—参政”的制度模式,在政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主多元的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政策优化机制。从总体上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合作型特征,其中执政党领导合作,参政党协同参与,有效提升了治理绩效。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包括体系效能、过程效能与政策效能三个维度。参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社会服务与政策反馈等功能,它与执政党互动则形成了政治沟通、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以及民主监督等功能。这些功能维系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提升了该制度的效率与稳定性,充分展现了该制度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效果。尽管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但它在结构运作与能效发挥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而参政党自身建设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鉴于外在的环境的复杂多变,新型政党制度尤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运行效能、增强适应能力,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陈宏达[9](2021)在《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思想引领力是指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通过创新和宣传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群众,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加深对党的奋斗目标及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全党全国人民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的自觉性,从而凝聚起强大的中国力量,为了实现党的既定目标任务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奋斗的能力。党的思想引领力具有科学性、价值性、时代性和大众性的鲜明特征。党的思想引领力包含主体、客体、目标、结构四大基本要素。虽然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概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概念,但从其实质上来说,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实践早已有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为新时代党的思想引领力概念的明确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问题的初步探讨,奠定了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础概念、范畴和原理。列宁则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状况的基础上,根据时代要求和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概念,并作了一系列的重要理论阐述,形成了新时代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是我们进一步研究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科学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开始了对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实践探索,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不懈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相关实践经验。总的来说,其基本经验大体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结合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与各种错误思潮坚决斗争过程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五个方面。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长期探索给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重要借鉴,是我们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的实践基础。从思想引领力的结构要素来看,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面临诸多挑战。在思想创新力方面,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在思想传播力方面,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协调同步面临巨大压力;在思想公信力方面,国家治理中存在消解人民认同的突出问题;在思想凝聚力方面,宣传思想工作滞后于与人民生活方式变迁。承认并深入分析这些挑战和问题是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必然要求。要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准确把握其基本原则,善于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主要资源条件。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原则、在斗争中求团结原则以及一元主导、多样并存原则。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主要资源有理论资源、文化资源、执政资源、制度资源、经济与社会和科学技术资源。把握好这些基本原则和主要资源是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取得实效的基本前提。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现实路径主要有坚持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增强党的思想创新力、加强阵地建设,增强党的思想传播力、净化政治生态,增强党的思想公信力;有效整合社会共识,增强党的思想凝聚力等。
杨佚楠[10](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影响国家存亡、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实现繁荣兴盛、生生不息。早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就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进行文化建设实践后总结出的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契合人民现实需要、适合中国文化国情的正确文化发展道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新时代所赋予的新气象、新矛盾和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建设领域始终明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而深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思想、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动力来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等等都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新内涵。此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也变得更具世界意义,即不仅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要以世界眼光来观照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探索有力举措以确保多维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基于此,本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阐述为出发点,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价值目标、现实境况和实践举措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理论背景、现实背景和时代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研究综述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之处等,为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奠定基础。第二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从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两个方面进行内涵界定。在对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阐释上,首先从中西方两个角度阐述不同文化环境中关于文化的不同理解,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进行详尽阐释。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阐释上,首先明确了核心关键词新时代的特定含义,再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发展道路加以表述。最后从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战略任务和伟大目标三个方面,详细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具体来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主体;坚持以当代中国国情为现实依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涵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为动力来源;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坚持以交流互鉴促进国际文化交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目标包括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坚定并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第三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本章以重要历史节点为划分依据,梳理并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总结出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都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初步思考,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在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接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文化建设实践中完成了从最初探索到认知深化,再到正式确立的一系列过程。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不仅在国际国内日新月异的文化发展环境中实现了内涵上的丰富,还得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一元主导与多元共生相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践行原则。第四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言,其价值目标在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层面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追求:从个人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存在;从社会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从国家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世界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这四个方面的价值目标既相辅相成、又内在统一,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体系。第五章为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况。从实践成效来看,当今社会的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从严峻挑战来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对这些现实境况进行具体分析,能够为实践举措的探索提供明确方向。第六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本论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应当有针对性的应对前文所述及的严峻挑战。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量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通过坚守以人民为中的发展思想、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来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现代文化产业;通过打造事前正面宣传机制、事中科学引导机制、事后反思调整机制来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通过对内增强文化交流安全意识、对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来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论文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首先,在论文选题上具有创新之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概念一经提出,与此相关的研究可谓比比皆是。但本论文选题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研究置于新时代背景之下,在新时代的新特征、新需要和新问题之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未来的发展之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次,在研究框架上有所创新。在谋篇布局上,本论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价值逻辑角度出发,论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内容,提升了整篇文章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在研究框架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创新。第三,在研究观点上有所创新。本论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且符合时代需求的学术观点,如:从新中国、新时期到新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建设都为新时代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四个层面具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可以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五个方面出发,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解决之策。然而,鉴于笔者本人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视野有限,本论文仍然具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选题颇为宏大、内容涵盖丰富,仅用两三年时间、十余万字将其讲清说透,是比较困难的。此外,本论文选题属于典型的社会现实问题,且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但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笔者本人虽在行文中结合了现实案例,但就自身而言很难开展具体的实证工作和调研活动,这使得针对该选题的实证研究难以充分进行,使该论文缺少一定的量化数据加以支撑,在研究结论上无可避免的稍显单薄。但从理论研究的动态发展上看,这些不足之处也恰恰印证了该主题具有强大的研究空间并为笔者未来的研究之路提供了强大动力。
二、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实践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一、实践需求: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动力 |
(一)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 |
(二)中国百年来根本问题的解决需要思想理论指导 |
(三)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指导 |
二、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资源 |
(一)“站起来”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 |
(二)“富起来”的实践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 |
(三)“强起来”的实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 |
三、实践路线: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经验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
(二)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
(三)坚持实践是检验思想理论真理性的根本标准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4.3 创新之处 |
2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概念、问题背景与内容框架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2.1.1 文化的概念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2.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2.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 |
2.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背景 |
2.2.1 历史背景 |
2.2.2 经济社会背景 |
2.2.3 国际背景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内容框架 |
2.3.1 文化源流论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起点 |
2.3.2 意识形态主导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灵魂 |
2.3.3 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论展现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丰富内涵 |
2.3.4 文化自信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前提问题 |
2.3.5 文化建设论解决文化强国的实践途径问题 |
2.3.6 文化交往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处共荣的问题 |
3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流论 |
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源 |
3.1.1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论述 |
3.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
3.1.3 中华传统文化的流变 |
3.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3.2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根脉 |
3.2.1 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3.2.2 革命文化的创新内容 |
3.2.3 革命文化的主要特征 |
3.2.4 继承弘扬好革命文化 |
3.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形态 |
3.3.1 先进文化的概念 |
3.3.2 先进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 |
3.3.3 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主导论 |
4.1 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 |
4.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演变 |
4.1.2 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 |
4.1.3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
4.1.4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论述 |
4.2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和践行理想信念 |
4.2.1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4.2.2 在学习与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理想信念 |
4.3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4.3.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4.3.2 习近平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4.3.3 习近平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思想内容 |
4.4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
4.4.1 思想道德与新时代文化的关系 |
4.4.2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 |
4.4.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性举措 |
4.5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 |
4.5.1 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
4.5.2 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宗教、网络文化建设分论 |
5.1 文艺论 |
5.1.1 文艺的特性 |
5.1.2 习近平关于文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论述 |
5.1.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职能的论述 |
5.1.4 崇德尚艺,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
5.1.5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
5.2 宗教论 |
5.2.1 宗教与宗教文化 |
5.2.2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
5.2.3 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政策 |
5.2.4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的重要论述 |
5.3 网络文化论 |
5.3.1 国际互联网、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 |
5.3.2 网络文化及其特征 |
5.3.3 习近平关于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
5.3.4 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论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6.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文化背景 |
6.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 |
6.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含义 |
6.1.4 习近平关于“四个自信”之间关系的论述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根本依据 |
6.2.1 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
6.2.2 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
6.3 坚定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
6.3.1 从理论上坚定文化自信 |
6.3.2 从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 |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
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7.1.1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 |
7.1.2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
7.1.3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
7.2 改革文化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7.2.1 深化文化机构体制改革 |
7.2.2 完善文化事业、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
7.2.3 加快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7.3 以重大举措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
7.3.1 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实践举措 |
7.3.2 加强思想道德养成和精神文明实践 |
7.3.3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承弘扬和遗产保护工作 |
7.4 以有力举措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
7.4.1 以系统性举措繁荣文艺作品创作生产 |
7.4.2 多措并举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
7.5 坚守共同原则,创新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
7.5.1 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
7.5.2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
7.5.3 坚持全民动员、走万众创新之路 |
7.5.4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
7.5.5 加强党管人才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根本原则 |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交往论 |
8.1 .文化交往及其逻辑前提 |
8.1.1 文化交往 |
8.1.2 文化交往的逻辑前提: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
8.2 尊重包容、交流互鉴是不同文化交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
8.2.1 尊重、包容各民族文化自主、文化自由 |
8.2.2 各民族文化应该交流互鉴、相互学习 |
8.3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吸收外来” |
8.3.1 “吸收外来”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 |
8.3.2 “走出去”以“吸收外来” |
8.3.3 “引进来”以“吸收外来” |
8.4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争取话语权、提升软实力 |
8.4.1 话语权与话语权问题 |
8.4.2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措施 |
8.4.3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
8.5 中国文化应该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 |
8.5.1 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的两类资源 |
8.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 |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与价值 |
9.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 |
9.1.1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 |
9.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9.1.3 强烈的问题意识 |
9.1.4 鲜明的实践指向 |
9.1.5 坚持以创新驱动和引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 |
9.1.6 强调文化工作网上网下协同发力 |
9.1.7 坚持把人才保证放到重要地位 |
9.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 |
9.2.1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 |
9.2.2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
9.2.3 习近平创造性论述了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 |
9.2.4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
9.2.5 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的重大文化创新 |
9.2.6 一系列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 |
9.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意义 |
9.3.1 理论意义 |
9.3.2 实践价值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在校发表论文及研究成果 |
(3)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选题缘由 |
(二)溯源: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历史的维度:以实然证必然? |
(二)文化的维度:古今中西的文化选择? |
(三)思想的维度:谁改造了谁? |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
(一)本土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二)研究范围界定 |
(三)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 |
四、研究思路及框架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重构自我:与西方世界的遭遇 |
第一节 西学东渐:知识体系的冲击 |
一、知识分类和体系的整合 |
二、知识生产的体制重塑 |
三、知识权威及价值符号的更替 |
第二节 走出“天下主义”:进化的世界与中国的天命 |
一、“天下主义”的式微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
二、进化论下中国的天命 |
三、进化宇宙观的思想冲击 |
第三节 本土化的几种类型 |
一、延续型本土化 |
二、吸纳型本土化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语词的溯源:马克思主义语汇的传入及影响 |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下的语词译介 |
一、在华传教士的语词译介 |
二、日译中的新语厘定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早期传播 |
一、“日马”入中: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到中国 |
二、取道东洋:探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语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从语汇到话语: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第一节 思想序曲:马克思主义话语进入中国语境的背景 |
一、思想的转型:从启蒙重回革命 |
二、认识的转变:从“日马”到“俄马” |
第二节 话语议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渐次接纳 |
一、 “主义”话语的来临:问题与主义 |
二、从空间到时间:东方与西方 |
三、唯物论话语的胜利:科学与人生观 |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适用 |
第三节 话语的替代与综合: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话语交错 |
二、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明辨 |
三、平民主义(Democracy)的话语演绎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主体转换:实践维度的本土化 |
第一节 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主义的启示 |
二、共产国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土化 |
第二节 本土化自觉的唤醒: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早期实践 |
一、马列主义本土化组织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二、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早期本土化的政治实践 |
第三节 “不做一定公式的奴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一、本土化自觉的几次转折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实践 |
第一节 认知维度的接纳与融汇 |
一、“天动人斗”:接纳的思维基础 |
二、“一本万殊”:融汇的思想特征 |
第二节 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创造 |
一、本土化的话语重塑 |
二、革命道路的中国化探索 |
(一)革命主体的中国化 |
(二)革命形式的中国化 |
(三)群众政策的中国化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再思考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过程解构与视阈融合 |
(一)两个维度的叙事框架:以语词、话语和实践为对象 |
(二)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宏事件”影响 |
三、“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答案 |
(一)走出“古今中西”之惑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
(三)进行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
三、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 年至1949 年)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
一、基层组织建设 |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
第二节 50 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1978 年至2012 年)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第二节 1983 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闭环 |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
一、提升巡视权威 |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
一、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
二、必须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相结合 |
三、整风整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进行 |
四、必须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
一、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
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
三、必须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做到赋权与限权相结合 |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
一、必须时刻警惕不利环境中的干扰因素,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
二、必须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 |
三、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 |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
一、必须处理好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将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自上而下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述评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脉络梳理 |
(二)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的主要内容 |
(三)国内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评析 |
(四)国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评析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一)民生 |
(二)话语 |
(三)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四、研究方法、重点难点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重点难点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
一、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 |
(一)为人民谋幸福是党根本宗旨的基本内容 |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有效牵引 |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路径 |
(一)民生问题是政权兴替的关键因素 |
(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
(一)持续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
四、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当中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基本历程 |
(二)民生话语随中国共产党民生工作重心的变化不断发展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逻辑理路 |
一、基本依据: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任务 |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出场语境 |
(二)民生:中国近现代社会终极历史任务 |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指导 |
(一)“现实的人”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逻辑起点 |
(二)革命的“改革世界”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途径 |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最终目标 |
三、历史资源: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 |
(一)传统文化中的民生话语 |
(二)儒家民生话语的时代困局 |
四、思想借鉴:民生主义的启示 |
(一)民生主义话语的形成与嬗变 |
(二)民生主义的价值检视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演进历程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一)“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起始 |
(二)“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主体的扩充 |
(三)“经济工作”“大生产”: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充实与发展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一)“先生产、后生活”: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务实开端 |
(二)“赶英超美”“八字方针”: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曲折发展 |
(三)“抓革命、促生产”: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异化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匡正与转型 |
(二)“全面建设小康”: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重要突破 |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重要发展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一)“美好生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主要内容 |
(二)“共享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核心理念 |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目标指向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世界情怀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的主要特征与基本经验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的主要特征 |
(一)话语思维日趋现代化 |
(二)话语内容日趋人文化 |
(三)话语方式日趋生活化 |
(四)话语传播日趋国际化 |
二、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的基本经验 |
(一)在坚守初心使命中坚定话语方向 |
(二)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明确话语主题 |
(三)在注重中国元素中塑造话语风格 |
(四)在拓宽话语传播中扩大话语影响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现实境遇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现状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成就 |
(二)当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问题 |
(三)当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存在不足的原因分析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面临的挑战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提出新要求 |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提出新挑战 |
(三)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干扰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面临的机遇 |
(一)改革开放以来民生建设的巨大成就催生话语构建的民族自信 |
(二)文化强国发展战略铸牢话语构建的思想支撑 |
(三)全媒体传播格局拓展话语构建的主要渠道 |
(四)“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提升话语构建的国际地位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创新发展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重要价值 |
(一)构建新时代中国民生话语体系 |
(二)助推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发展 |
(三)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基本原则 |
(一)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 |
(二)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 |
(三)批判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
(四)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
(五)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路径选择 |
(一)夯实理论: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民生 |
(二)针对问题: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实践 |
(三)多元形式: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有机融合 |
(四)世界表达:彰显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人类情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6)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问题提出:转折与建构 |
0.2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道路相关理论的研究 |
0.3 研究创新之处 |
0.4 研究方法 |
0.5 概念界定 |
0.5.1 文化建设 |
0.5.2 文化发展道路 |
0.5.3 文化受众主体性 |
0.6 研究思路 |
第1章 目标、任务与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与定位 |
1.1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1.1.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提出与目标设定 |
1.1.2 1986 年“精神文明决议”指导思想的转变 |
1.1.3 “四有”的概念提出及其演变 |
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1.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精神文明的新定位 |
1.2.2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1.2.3 “文化强国”的概念形成 |
1.3 文化的战略意义:“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 |
1.3.1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
1.3.2 从服务于政治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1.3.3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发突出 |
1.3.4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
1.4 小结 |
第2章 现代性与民族性:当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2.1 批判封建主义与反思传统文化 |
2.1.1 批判封建主义是反思“文革”的必然 |
2.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评价 |
2.1.3 新启蒙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危机 |
2.2 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
2.2.1 “思想政治斗争”视角下的传统文化弘扬 |
2.2.2 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困 |
2.2.3 超越“精华”与“糟粕”二元划分 |
2.3 文化现代性的探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气派 |
2.3.1 “西为中用”与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 |
2.3.2 “体”“用”相关: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由来 |
2.3.3 中国气派: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性探索 |
2.4 小结 |
第3章 政府、市场与人民:文化发展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
3.1 “政府办文化”与文化受众的矛盾与调试 |
3.1.1 政府包办下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思维定式 |
3.1.2 “以文补文”、“双轨制”:文化体制改革的尝试 |
3.1.3 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对文化受众主体性的忽视 |
3.2 重新认识人民与市场: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
3.2.1 重新认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意义 |
3.2.2 区分市场导向的文化产业与公益导向的文化事业 |
3.2.3 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统一:全面改革的展开 |
3.3 小结 |
第4章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发展 |
4.1 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 |
4.1.1 “二为”方向的提出: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新界定 |
4.1.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4.1.3 主体性觉醒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 |
4.2 主旋律与多样化: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新思路 |
4.2.1 重在建设,以立为本 |
4.2.2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
4.3 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工作与文化发展 |
4.3.1 信息技术革命与文化受众主体性的觉醒 |
4.3.2 网络文化建设与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
4.3.3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4.4 小结 |
结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与新时代的新发展 |
参考文献 |
(7)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现状及述评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1.5 研究的基本概念界定 |
1.5.1 人 |
1.5.2 人民 |
1.5.3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 |
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概述 |
2.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 |
2.1.1 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 |
2.1.2 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变化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2.1.4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
2.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社会条件 |
2.2.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现实基础 |
2.2.2 改革开放的实践进入关键期 |
2.2.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 |
2.3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 |
2.3.1 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思想 |
2.3.2 直接来源: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思想 |
2.4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的文化根基与理论借鉴 |
2.4.1 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
2.4.2 理论借鉴:西方历史发展中的人本思想 |
3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的论述 |
3.1 人民主体论的历史发展 |
3.1.1 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及其实践 |
3.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思想的发展实践 |
3.2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主要内容的论述 |
3.2.1 人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受益主体 |
3.2.2 人民是权力运行的监督主体 |
3.2.3 人民是文艺事业的参与主体 |
3.2.4 人民是新时代的“阅卷”评价主体 |
3.2.5 人民是“四个伟大”新征程的推动主体 |
3.3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重要价值的论述 |
3.3.1 人民主体地位是党政治灵魂的集中体现 |
3.3.2 人民主体地位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根本着力点 |
3.3.3 人民主体地位是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
3.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主体地位路径的论述 |
3.4.1 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
3.4.2 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 |
3.4.3 着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4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的论述 |
4.1 人民立场论的历史发展 |
4.1.1 毛泽东人民立场论的历史发展 |
4.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发展演变 |
4.2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基本内容的论述 |
4.2.1 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稳固人民立场的物质基础 |
4.2.2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指引党的人民立场的科学发展 |
4.2.3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增强人民立场的思想底蕴 |
4.2.4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构建党的人民立场的话语体系 |
4.2.5 精准扶贫脱贫工作中推动党的人民立场落地落实 |
4.3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价值意蕴的论述 |
4.3.1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和本质体现 |
4.3.2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
4.3.3 人民立场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追求 |
4.3.4 人民立场指明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未来走向 |
4.4 习近平关于巩固人民立场实践路径的论述 |
4.4.1 加强和完善新时代党的领导各项体制机制 |
4.4.2 履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
4.4.3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人民立场主体责任 |
4.4.4 用发展的观点创新人民立场的时代内涵 |
5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的论述 |
5.1 人民利益论的历史发展 |
5.1.1 毛泽东人民利益思想的历史发展 |
5.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思想的历史发展 |
5.2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基本内容的论述 |
5.2.1 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大逻辑保障人民经济利益 |
5.2.2 健全政治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 |
5.2.3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保障人民文化利益 |
5.2.4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民生利益问题 |
5.2.5 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障人民生态利益 |
5.3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价值内涵的论述 |
5.3.1 实现人民利益体现了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 |
5.3.2 实现人民利益凸显了人民群众获得感的美好体验 |
5.3.3 实现人民利益促进了公民个体到社会整体的全面均衡 |
5.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利益具体途径的论述 |
5.4.1 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价值观 |
5.4.2 推进从严治党压实为民服务责任制 |
5.4.3 建立合理科学的人民利益评价体系 |
5.4.4 营造有利于实现人民利益的政治生态 |
6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的论述 |
6.1 人民共享论的历史发展 |
6.1.1 毛泽东人民共享思想的初显与贡献 |
6.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共享思想的历史发展 |
6.2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主要内容的论述 |
6.2.1 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 |
6.2.2 共享领域和内容要涉及人民发展的各方面 |
6.2.3 共享是人民共同建设和享有 |
6.2.4 共享要在人民健康和安全领域持续加码 |
6.2.5 共享要坚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
6.3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基本特征的论述 |
6.3.1 人民共享权利的公平性 |
6.3.2 人民共享过程的共建性 |
6.3.3 人民共享自身的科学性 |
6.4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重要价值的论述 |
6.4.1 坚定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信心和决心 |
6.4.2 传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享发展理念 |
6.4.3 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理想追求和使命初心 |
7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的论述 |
7.1 人民幸福论的历史发展 |
7.1.1 毛泽东人民幸福思想的历史发展 |
7.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幸福思想的历史发展 |
7.2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基本内容的论述 |
7.2.1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
7.2.2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
7.2.3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
7.2.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7.3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论重要价值的论述 |
7.3.1 为人民谋幸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
7.3.2 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最集中的体现 |
7.3.3 为人民谋幸福是实现中国梦和解决新矛盾的需要 |
7.3.4 为人民谋幸福是提升人民幸福生活质量的科学指导 |
7.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幸福措施保障的论述 |
7.4.1 坚持党的领导是重要前提 |
7.4.2 明确人民的多样化需求是实践指向 |
7.4.3 营造各方联动的社会环境是基本保障 |
7.4.4 筑牢美好生活的坚实基础是根本遵循 |
8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及重大意义 |
8.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 |
8.1.1 突出人民性,以清醒头脑保持对人民重要性的认识为前提 |
8.1.2 注重根本性,以着力实现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为重点 |
8.1.3 强调权益性,以坚决扞卫人民各项基本权利为保障 |
8.1.4 着眼现实性,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为抓手 |
8.1.5 指明方向性,以净化社会风气坚定人民理想信念为导向 |
8.1.6 明确实践性,以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为根基 |
8.1.7 凸显规范性,以强化纪律制度约束实现人民安定团结为目标 |
8.1.8 秉承时代性,以不懈奋斗创造幸福为全体人民的最终归宿 |
8.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8.2.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意义 |
8.2.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 |
9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内对中国新型(特色)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二、国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三、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评价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何谓参政党 |
二、何谓新型政党制度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困难与不足 |
第一章 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 |
第一节 参政党视角的形成 |
一、政党制度研究的西方路径 |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既有解释 |
三、参政党: 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新角度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缘起与发展 |
二、本文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借鉴 |
三、角色定位、角色互动与功能转化: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分析框架 |
第二章 参政党角色定位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变迁 |
第一节 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及其规范化发展 |
一、作为组织的参政党 |
二、作为制度的参政党 |
三、治理中的参政党 |
四、参政党三种角色间的逻辑关系 |
第二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变迁 |
一、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 |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党制度的曲折发展 |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制度的健全与制度化 |
四、新时代以来“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 |
第三节 参政党角色规范化对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
一、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二、新型政党制度变迁中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角色定位 |
三、参政党角色规范化与新型政党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契合 |
四、参政党文化建设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意义 |
第三章 参政党和执政党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 |
第一节 组织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模式 |
一、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
二、组织关系——非竞争性 |
三、组织特征——非对称性 |
第二节 制度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模式 |
一、政党与政权关系——执政-参政 |
二、政党与政党关系——多党合作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政治协商 |
第三节治理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一、嵌入式治理——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二、一主多元: 治理主体的权力分配机制 |
三、协商整合: 治理过程的协同互动机制 |
四、科学民主: 治理绩效的提升机制 |
第四节 参政党与执政党互动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 |
一、合作型: 新型政党制度结构的整体特征 |
二、参与型: 参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中的定位 |
三、参政党政治参与对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结构的塑造 |
第四章 参政党功能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 |
第一节 体系维持: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体系效能 |
一、政治录用: 参政党的人才吸纳效应 |
二、政治沟通: 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交流 |
三、政治社会化: 参政党的文化传播 |
第二节 治理优化: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及政策效能 |
一、利益表达与聚合: 参政党的利益整合作用 |
二、政策制定与实施: 参政党对决策科学化的推动 |
三、职权行使、社会服务与政策监督: 参政党的政策输出与反馈功能 |
第三节 参政党功能转化对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积极作用 |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特点 |
二、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体系的巩固效应 |
三、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过程与政策效能的优化作用 |
第五章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
第一节 参政党角色缺位及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 |
一、参政党角色规范化的不足 |
二、参政党自身的结构性瓶颈 |
三、参政党的功能局限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
一、国内社会环境的压力 |
二、国际局势的影响 |
第三节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化路径 |
一、在执政党领导下完善参政党建设 |
二、完善政党协商机制与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制度结构 |
三、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与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 |
四、增强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适应性 |
结语 |
一、理论价值 |
二、治理价值 |
三、民主价值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二)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含义及其基本要素 |
一、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含义 |
(一)思想引领力 |
(二)党的思想引领力 |
二、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特征 |
(一)科学性 |
(二)价值性 |
(三)时代性 |
(四)大众性 |
三、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本要素 |
(一)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主体 |
(二)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客体 |
(三)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目标 |
(四)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结构 |
第二章 增强新时代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一)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是凝聚革命力量的需要 |
(二)党的理论只有具备彻底的科学性才能引领社会变革 |
(三)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党的思想引领力 |
二、列宁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一)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才能引领俄国革命 |
(二)充分发挥党的思想引领作用需要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 |
(三)充分发挥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与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作斗争 |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一)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二)邓小平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三)江泽民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四)胡锦涛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五)习近平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实践探索及其基本经验 |
一、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实践探索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探索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探索 |
(三)改革开放以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探索 |
(四)十八大以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探索 |
二、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基本经验 |
(一)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
(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
(三)结合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
(四)在与各种错误思潮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 |
(五)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
第四章 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面临的挑战 |
一、在思想创新力上,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
(一)创新意识不强 |
(二)创新能力不足 |
二、在思想传播力上,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协调同步面临巨大压力 |
(一)理论武装相对滞后于党的理论创新 |
(二)西强我弱格局下多元文化交融与碰撞带来的消极影响 |
(三)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 |
三、在思想公信力上,国家治理中存在消解人民认同的突出问题 |
(一)商品交易原则的渗透对思想公信力的消解 |
(二)各种形式主义对思想公信力的消解 |
(三)国家治理其他方面的突出问题对思想公信力的消解 |
四、在思想凝聚力上,宣传思想工作滞后于与人民生活方式变迁 |
(一)思想整合面临市场经济主体利益多样化的严峻挑战 |
(二)思想宣传工作存在脱离群众生活实际的问题 |
(三)宣传思想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
第五章 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资源 |
一、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本原则 |
(一)守正创新原则 |
(二)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原则 |
(三)在斗争中求团结原则 |
(四)一元主导、多样并存原则 |
二、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主要资源 |
(一)理论资源 |
(二)文化资源 |
(三)执政资源 |
(四)制度资源 |
(五)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资源 |
第六章 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现实路径 |
一、坚持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增强党的思想创新力 |
(一)在坚持守正创新中把握理论创新的正确政治方向 |
(二)在坚持理论武装中夯实思想理论创新的坚实知识基础 |
(三)在深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中提高理论创新能力 |
(四)在解决群众实践问题中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律动 |
(五)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中把握民族之魂 |
二、加强阵地建设,增强党的思想传播力 |
(一)整合社会资源,巩固阵地依托 |
(二)加强学科建设,推动阵地工作的科学化 |
(三)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规范阵地运行 |
(四)推动传播话语体系创新,增强阵地工作实效 |
(五)加强阵地的信息化改造,不断推进阵地治理现代化 |
三、净化政治生态,增强党的思想公信力 |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厚植风清气正的政治土壤 |
(二)规范政府与市场职能关系,发展亲清政商关系 |
(三)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建立良好的党群关系 |
四、有效整合社会共识,增强党的思想凝聚力 |
(一)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建立凝聚社会共识的物质基础 |
(二)加强主流文化熏陶,巩固整合社会思想的文化基础 |
(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党的思想影响力 |
(四)旗帜鲜明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增强党的思想感召力 |
(五)积极利用互联网优势,深入推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
(六)引入大数据管理模式,推动网络舆情治理现代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致谢 |
(10)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 |
2.1 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关概述 |
2.1.1 文化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相关概述 |
2.2.1 文化发展道路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
第3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 |
3.1 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理论基础形成 |
3.1.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对中国化的启迪 |
3.1.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
3.1.3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 |
3.2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确立 |
3.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认知深化 |
3.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式确立 |
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创新发展 |
3.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新时代背景 |
3.3.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丰富 |
3.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践行原则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 |
4.1 个人层面——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4.1.1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
4.1.2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文化需求 |
4.1.3 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造活力 |
4.2 社会层面——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
4.2.1 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
4.2.2 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与社会道德水平 |
4.3 国家层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4.3.1 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 |
4.3.2 培育高素质文化国民 |
4.3.3 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 |
4.3.4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4.4 世界层面——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 |
4.4.1 开辟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
4.4.2 助力人类文明平等多样发展 |
4.4.3 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遇 |
5.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效 |
5.1.1 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 |
5.1.2 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 |
5.1.3 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 |
5.1.4 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 |
5.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严峻挑战 |
5.2.1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 |
5.2.2 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 |
5.2.3 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 |
5.2.4 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 |
6.1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6.1.1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
6.1.2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
6.1.3 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 |
6.2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
6.2.1 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 |
6.2.2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引领力 |
6.3 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 |
6.3.1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
6.3.2 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
6.3.3 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
6.4 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
6.4.1 事前正面宣传机制 |
6.4.2 事中科学引导机制 |
6.4.3 事后反思调整机制 |
6.5 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 |
6.5.1 对内增强文化交流中的安全意识 |
6.5.2 对外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致谢 |
四、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实践逻辑[J]. 张伟军. 宁夏党校学报, 2021(04)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3]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5]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D]. 肖玉元.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6]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7]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D]. 李辰洋.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8]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大学, 2021(02)
- [9]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研究[D]. 陈宏达.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10]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D]. 杨佚楠. 吉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