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与学术大师胡升

一、胡绳中国理论学术界的宗师（论文文献综述）

朱海霞^[1]（2020）在《论胡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文中指出胡绳是我国着名的历史研究学者,同时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代表人物,胡绳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上世纪40年代初,胡绳便开始初步构建中共党史研究学术体系,并对其进行了基本思考,同时还将这一思考方式不断升华,一直延续到他的生命尽头。胡绳所构建的中共党史研究框架与方法可作为一个学术体系进行学习,在很长的时间里,胡绳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向一直都被中国马克思研究学者以及中共党史研究学者奉为圭臬。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胡绳在研究中共党史的基础上将党史和中国近代史、古代史相结合,遂形成一套全新的中共党史研究理论与策略。之后,胡绳编着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被广大学者和研究人员誉为是:一本非常权威的中共党史巨着,适合所有党员阅读的党史读本。以今天的眼光再去拜读胡绳留下的文化遗产,不难发现胡绳所表达的内容中含有大量的个人意志,而且是本着服务中共、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理念呈现的。因此,笔者认为胡绳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其次才是一名务实的中共党史研究学者。胡绳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对时事的评论来代替乏味的理论阐述,在上世纪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该研究方法一枝独秀,甚至不被大多数人认可。但是通过对历史发展与变革的分析,该方法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且具有一定革命性与科学性的体现。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胡绳所使用的这种研究方法才被我国广大研究人员所采用,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改革开放后,胡绳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提出了很多与个人之前看法相悖的观点。甚至被部分学者称之为是“胡绳先生的晚年思想变法与改革”,进而论断胡绳的思想在晚年发生了重大转变。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不能代表胡绳晚年的思想。胡绳一直坚持以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且胡绳的历史观念就是他的革命史观念,而他的革命史观也是他的中共党史研究观念。革命史观重点强调实用性,且会跟随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对历史、党史等不同事件应用不同的方法,并会对其进行区别对待。这就印证了胡绳唯物主义意识下的绝对方向与唯一目标。在今天,胡绳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容有很多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但不代表胡绳的研究成果被否定,而且我们今天对待胡绳也不能以一个“完全的学者”来评价他,则是要从中共的发展,以及中共理论的宣传对其进行思考,基于此可以得出胡绳在穷极一生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对中共做出的贡献。这是一般学者无法达到的高度,也是胡绳自我价值的完全实现。

崔瑾^[2]（2020）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39年春,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组织下,十几位科学家与教授、知名社会文化人士在重庆中央大学大学发起成立“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1945年,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农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等学术组织和111位科技人员代表正式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8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协会章程完善,各项事业和组织日趋发展。1950年,协会在历史使命结束后宣告解散。在民国时期着名科学社团中,中国工作者协会虽成立时间最晚,但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事业影响最直接且颇具贡献的综合性科学社团。通过对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展的缘起、组织与活动、国际交流与影响及社团实质的考察,本文力图用宏观研究结合微观具体事件探究,纵向梳理结合横向分析,一方面对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发展历程作全景式勾画,另一方面对协会相关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寻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与当时国际国内科学共同体发展变化及中共科技知识分子政策变迁运作之间的深刻联系,揭示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科学家工会”的组织构成与实质,突出了它作为中共外围组织,提倡和平、民主的本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走向世界,在美组织“留美科协”,为留美学生归国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同时积极参与世界科协的创立,加入二战后科学团体左转的进程。在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立足于自身角色,进行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民主等等发挥科技团体社会功能的探索,主动进行左翼化的科学传播,这个模式也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科协的组织化雏形。

张复^[3]（2019）在《尘凡多变敢求真——忆念胡绳》文中研究表明一1987年2月,父亲去世,在遗体告别仪式之前,我的姐姐、哥哥收到了胡绳的一封来信:惊悉仲老逝世,不胜哀悼。我最初认识仲老是在1936年,至今已半个世纪了。我的第一本小书是在仲老督促下写出来的,并收入当时他主编的一套丛书中。今天我本来要来同仲老最后告别,但临时有重要会议,无法抽身,实在感到不安。希望你们原谅,并望继承遗志,努力工作。此致张征、张平诸同志

王茜^[4]（2019）在《建国后胡适形象演变研究》文中指出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深具影响的关键人物。他在大陆的形象并不是始终如一,而是不断演变的。甚至可以说,建国以后胡适形象的演变历程,也就是新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的一个注脚。建国初期历史语境转换中马克思主义传播、普及的需要,胡适个人的历史抉择及其言行,以及“红楼梦”事件中中共领袖人物的指示等多重因素,导致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这一运动使胡适形象得以“一百八十度大翻转”。随后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下,学术界对胡适的正面形象进行了全面否定,将其视为“人民公敌”、“实验主义的门徒”、“战争罪犯”、“反动宣传的鼓动家”、“资产阶级买办文人”等。这奠定了五十至七十年代大陆胡适形象的基本面貌,并对此后人们对胡适的认识产生了难以磨灭、深远的影响。文革时期,作为“箭镞”、“批判符号”的胡适,成为攻讦能与之相互牵连的人物的有效武器。大量的批判文章在使用“胡适”这一批判符号时,缺乏对胡适的深入认识,多随意“剪切”、套用,人云亦云,其结果是终于将胡适彻底地“妖魔化”,并进一步丢入了历史的泥沼之中。而在政治理念“统御”学术话语的特殊时期,知识群体内部,无论是党的理论专家,胡适昔日的论敌、学生,或书信往来的好友,面对胡适,都曾拥有着极其丰富、复杂的心境。通过对胡绳、顾颉刚、陈寅恪真实表现及心理状态的分析,可以见出理性、良知等富有温度的品格,依然深植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内心。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学术界对胡适的认识和评价呈现出肯定与否定并行的局面,并对此前全盘否定的胡适形象进行了局部地反思与修正。九十年代,伴随一系列学术活动和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学术界进入了由“政治批胡”到“学术研胡”的新阶段,胡适的正面形象逐渐得以回归。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胡适研究”的专题化与精细化,胡适形象也愈加多元与深化。但在“胡适归来”的蓬勃气象中,也存在着“以偏治偏”、“矫枉过正”的倾向。回顾建国后七十年间大陆胡适形象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主导这一演变过程的主要因素,除了胡适自身所牵涉“内容”的宽广,还在于不同历史语境中对胡适的“需要”。无论这种“需要”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一段时期内特定的政治倾向、社会心理、学术立场及个人视野的高低,无疑都规定和控制着胡适形象所可能被“还原”或“失真”的程度。

吕姝焱^[5]（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指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邓妍^[6]（2019）在《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汤一介（1927-2014）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学者、哲学史家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领军人物,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哲学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工作者”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思考者”的艰难转变。汤一介不仅对中国哲学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对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颇为熟悉与了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与海外学术界接触与交流的学者,他深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必要性,故始终致力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他有着敏锐的哲学问题意识和极为深刻的反思精神,是思想转型时期的探索者,是推动传统哲学复苏的重要人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始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他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出发,提倡以概念范畴研究法研究中国哲学。他首先从宏观上为传统哲学建构了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展示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史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随后又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具体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理清了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深化了人们对郭象及整个玄学哲学体系的认知。概念范畴法促进了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但其逻辑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化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将解释学方法与概念范畴法结合,重新研究郭象哲学,由此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从理论内涵看,汤一介提出的中国解释学包括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三个层次,但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处于第一层次,甚至对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在以上方法论的影响下,汤一介就“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对传统哲学现代化展开了研究。他采取体系化的建构与阐释方式,以知识论和价值论合一的“真善美”问题为研究视角,并凸显了“天人”关系问题在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基本命题,并分别阐释了其理论内涵,确立起传统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汤一介由三大基本命题又推导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三套重要理论,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化。汤一介建构的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彻底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回归了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且从整体上凸显了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和现代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囿于理论体系的宏观性而难以继续深入。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汤一介从传统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对于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处于“文化热”中的汤一介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他由此提出“文化演进合力论”,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需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力量的合力中才能实现发展,但他尤为注意保守主义的作用,体现了他的传统文化立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汤一介以佛教中国化问题为鉴,提出了“文化双向选择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双向互动、实现融合。尽管这一理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但汤一介对冯契和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的强调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汤一介持“文化多元共存”的观点,以“新轴心时代”为其理论基础,对“和而不同”作出了文化学阐释,将之视为文化多元共存的理论原则。此外,汤一介还为跨文化对话提出了“负”的方法论及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具体方法。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展示了他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汤一介以“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哲学研究的使命,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学术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为转型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石仲泉^[7]（2018）在《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下)》文中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三本书,成就了胡绳作为大师的晚年辉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胡绳的成就,说得直白一点,有如俄罗斯国徽形象"双头鹰"。一"头"是有如前述,他是我们党两代领导核心的"一支笔",为党的重要文献的形成和阐述,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头"是个人着书立说,在以《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对近代史展开专题研究的基础

管玄同^[8]（2016）在《胡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胡绳（1918-2000）,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深受时局影响的胡绳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而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胡绳把他的一生献给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事业,在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本研究试图将胡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作一个初步的系统的梳理,并分析其给予我们的现实启示。本文由引言和正文组成:在引言中概述了选题缘由和研究现状。正文共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对胡绳的理论生涯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其中包括少年、青年、中年、晚年四个阶段。第二部分,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工程,说明胡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积极参与者,从“大众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两个方面总结了启示。第三部分,阐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说明胡绳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重要开拓者,从史学理论创新、史学大众化和史学工作者修养三个方面总结了启示。第四部分,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说明胡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阐释者,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通俗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与发展两个方面总结了启示。第五部分,从理论工作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关系的视角对本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理论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主体,要尊重和维护理论工作者的主体地位,理论工作者要肩负起推动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

华云刚^[9]（2016）在《刘凤苞及《南华雪心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庄子》的哲学思想继承《老子》从而形成道家学派,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影响深远,而《庄子》的文学特色也让人为之倾心不已,尤其是金圣叹把《庄子》当作“六大才子书”之首,推崇备至。对《庄子》从散文艺术的角度进行评点式的研究,自宋代刘辰翁以来,历朝历代都有一定数量的着述问世,而晚清刘凤苞的《南华雪心编》更是集数百年《庄子》评点之大成,成为《庄子》散文研究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峰!然而,尽管这本书在《庄子》文学评点方面十分重要,在中国古代散文艺术理论方面的贡献也颇多,但学术界对此关注却很不够。总的来说,无论对刘凤苞这个人,还是《南华雪心编》这本书,都存在许多问题,有待我们进行深入全面的探究。刘凤苞（1826-1905）一生出入于科举、仕宦、教学之间,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典型的儒家士子,他的诗文集如《晚香堂赋集》、《晚香堂试帖》、《晚香堂分韵标新》等都是他仕宦之余,举业、教学的心得和成果。然而他的仕宦生涯也有许多不如意,于是转而走向《庄子》,聊以慰藉自己的心灵。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刘凤苞注解、评点《庄子》并不是一时兴起的短期行为,而是贯穿他整个后半生的生活常态。从光绪三年（1877）的《南华赘解》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南华雪心编》,中间经过了漫长二十年,由此可以看出刘凤苞对《庄子》之倾心,读庄、注庄、评庄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对《庄子》的评注则是精益求精,力求完善,倾注了其半生的心血。因此,本文将对刘凤苞生平的研究与对《南华雪心编》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有关地方志及其好友诗文集的材料,对刘凤苞的着作、生平、交游、行迹、思想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从而对刘凤苞这个人获得更深刻的认识,以便能够对《南华雪心编》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南华雪心编》的评点体例,自然有前人着述的影子,但也有许多刘凤苞个人的创新。他吸取了宋以来的评注本如宋林希逸的《庄子口义》、宋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宋罗勉道的《南华真经循本》、明吴震元与单恂等的《南华真经评注》、明陆西星的《南华真经副墨》、明归震川与文震孟的《诸子汇函》、清林云铭的《庄子因》、清宣颖《南华经解》、清胡文英的《庄子独见》以及清陆树芝的《庄子雪》等着述的优点,从而形成“集评式注《庄》”的特色。同时,作为一名出身科举的士子,儒家思想和仕宦经历,也使他在评点《庄子》时,融入了经学的某些知识和方法,如“以注经法注《庄》”,并且形成了以“时文之法”评点《庄子》的特色,对《庄子》的文章进行精细而全方位的评点、分析和评价。由于他不是以传统考据学见长的经史学家,所以在引用前人观点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也需要进行了一些考证和分析。刘凤苞的《庄子》评点还采用了“撇转脱卸法”和“比较法”,在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南华雪心编》对《庄子》思想的探究,这里拟从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刘凤苞引儒、佛思想来解读《庄子》,但对二者态度不同。因为刘凤苞一直是封建式的儒家士子,且一生守着科举八股不变,所以在评点《庄子》时,儒家思想也时有体现。同时,刘凤苞还引用了许多佛教的思想,与对待儒家思想不同,他引用佛教思想只是为了解释《庄子》,且有一定的排斥心理。刘凤苞对《庄子》思想研究的贡献也非常明显。他对《庄子》中某些字词的解释和鉴赏有自己的独特认识,这些无疑扩大了《庄子》意义阐释的维度。同时,通过对文本的强化分析和对文章脉络的探寻,《南华雪心编》在某些篇章的主旨思想的阐释方面也有一定的创新,并由此引发了对外杂篇思想的全新认识。刘凤苞重视外杂篇,且对其中的思想和文脉有自己独特的判断。这些对《庄子》思想研究来说,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南华雪心编》对《庄子》具体内容的评点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刘凤苞对《庄子》评点的目标和路径有自己清醒的认识,这也是他研究《庄子》的提纲挈领式的指导思想。在《南华雪心编·自序》中,刘凤苞对《庄子》文本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有象之文”、“有声之文”、“有情之文”、“字法、文法、章法、参合”以及相关问题上。这也就构成了刘凤苞评点《庄子》侧重点和基本内容。所以本文就从这几个方面出发,对《南华雪心编》进行分析,这样无疑更能发现其评点内容的逻辑条理,更能把握住《南华雪心编》的评点特色。《南华雪心编》作为清代一部重要庄学着作,与同时期其他着名庄学着作不同,作者更多的是从文章美学的角度来欣赏、探究《庄子》,可以说是一部对《庄子》进行文学性或者文章美学研究的巨着。刘凤苞对《庄子》文本进行了许多纯文学化的阐释,他对“笔法”、“文势”等纯文学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因此在文学理论上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其评点文字本身,也是文采斐然,俨然与《庄子》的文学精神相契合。如此,刘凤苞的评点与《庄子》文本水乳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评点文学”。本文试图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刘凤苞与《南华雪心编》的大致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探讨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其在“庄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这里主要通过其与评点类和注释类着作的比较,从而确定其地位和价值,而评点类着作主要选择对《南华雪心编》影响比较大的《南华经解》和《庄子雪》,注释类着作则选择其好友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和王闿运的《庄子注》。通过这样的比较,且结合《南华雪心编》的版本、社会背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对《南华雪心编》的学术地位重新进行评价和估量。

盛亚军^[10]（2014）在《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研究》文中指出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民国时期的史学着作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指导思想与编纂体例,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史学着作。一些历史学家为了向普通民众普及历史知识,使用通俗语言,撰写了历史普及读物,为历史学在民间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长期以来,大多史学史着作未将历史普及读物纳入研究范围,这与历史普及读物的巨大社会价值不相符。因此,有必要从普及传播历史知识的角度,研究史学着作的社会价值。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接续了明清史学大众化的传统,开启了建国后的史学通俗化的潮流。通过研究民国历史普及问题,既可以推动历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定位,又可为当前历史知识社会化提供一种思路,为历史学的长远健康发展服务。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是指1912-1949年间由历史学家撰写、写给普通民众、发行量大、影响传播广泛的历史着作。这类着作有普及性强、科学严谨、体例新颖、白话文写作、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等特点。民国时期的历史普及读物是“新史学”发展的产物,这类着作的写作既与新文化运动有关,又与民国时期的现代出版业密切相连。本论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进行叙述,共有六部分：“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研究引论”（绪论）、“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产生的背景”（第一章）、“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文本研究”（第二章）、“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特点”（第三章）、“民国时期历史普及思想研究”（第四章）、“研究历史普及读物的现实意义”（第五章）。论文采用点面结合,即个案与整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民国时期的《三国史话》、《大丈夫》、《二千年间》、《秦始皇帝》、《明太祖》等经典历史普及读物,归纳出其般规律,进一步来指导当代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实践。历史普及读物长期被学术界忽视,而受百姓热捧的原因在于两者对历史着作的目的和写作原则的分歧,分歧的根源在于对历史学功用的不同认识。学术界将历史学的功用论定位为经世致用,读者则是休闲娱乐。学术界认为历史学着作必须“求真”,百姓则认为历史学着作“有趣”。事实上,通俗性和生动性可以兼具。学习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的优长,写作新的历史普及读物正是解决这种分歧的最好办法。目前,经典的历史普及读物仍然较为匮乏,要想促进其更好发展,需要政府、学术界、读者、出版界的广泛支持。

二、胡绳中国理论学术界的宗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胡绳中国理论学术界的宗师（论文提纲范文）

（1）论胡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尘凡多变敢求真——忆念胡绳（论文提纲范文）

（4）建国后胡适形象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6）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下)（论文提纲范文）

（8）胡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刘凤苞及《南华雪心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胡绳中国理论学术界的宗师（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胡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D]. 朱海霞. 延安大学, 2020(12)
• [2]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D]. 崔瑾.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3]尘凡多变敢求真——忆念胡绳[J]. 张复. 传记文学, 2019(11)
• [4]建国后胡适形象演变研究[D]. 王茜. 山东大学, 2019(09)
• [5]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6]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D]. 邓妍. 武汉大学, 2019(08)
• [7]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下)[J]. 石仲泉. 百年潮, 2018(03)
• [8]胡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研究[D]. 管玄同.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2016(10)
• [9]刘凤苞及《南华雪心编》研究[D]. 华云刚.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
• [10]民国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研究[D]. 盛亚军.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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