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建渔业现代化建设历程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强朦朦[1](2021)在《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研究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全球众多国家开始管制渔业捕捞,并鼓励海水养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水养殖国家,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缓解渔业资源短缺尤为重要。但海水养殖却是高风险行业,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从保障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还是从稳定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来说,海水养殖的风险管理都至关重要。因此,对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这一渔业资源经济手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围绕两者承担的生产风险评估、保险定价与保险政策优化等工作,对中国海水养殖保险展开研究。首先,利用分布拟合法对中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进行测度,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我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发展思路。其次,基于精算原理,对我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定价方法进行改进。再次,量化分析我国海水养殖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讨论政府是否应该补贴、如何确定补贴比例和补贴是否可持续等重要问题。最后,以梭子蟹降水指数保险为例,对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表明:第一,我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要显着高于农作物,致灾因子来源复杂。保险机构应积极开展海水养殖保险,且需要聚焦鱼类和甲壳类等高生产风险品种,而且类型上应以多灾种保险为主。第二,对于海水养殖保险的定价方法,分布拟合法要优于实践中采用的经验费率法。而且,基于相邻地区的情况对费率进行调整可以更好地反映海水养殖生产损失的空间关联性。第三,从促进供需均衡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对海水养殖保险进行保费补贴,而且这种补贴是有效率的。最优的补贴比例和海水养殖户生产风险水平、风险厌恶程度和保险附加费率的高低有关。另外,即使中央财政不提供支持,地方政府也完全有财力去补贴海水养殖保险。第四,政府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政策是有效的,此类创新产品具有提高海水养殖户福利和降低收入尾部风险的潜力,且需要的补贴成本要比传统的损害赔偿保险低。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定量评估了中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并改进了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方法。本文首次运用参数和非参数分布拟合法从不同层面对我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进行了定量评估,并从致灾因子的危害性、海水养殖生产的暴露度和脆弱性等角度对评估结果进行了解释。同时,本文改进了中国海水养殖保险承保体在实践中采用的经验费率法,强调利用参数法和非参数法来科学的拟合单产分布和根据相邻地区的情况来调整费率。第二,提出了海水养殖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的测算方法。海水养殖保险保费补贴的首要目的在于提高海水养殖户的参保率,最优的保费补贴比例应该刚好使得海水养殖户购买保险和不购买保险的效用相等。同时,政府在确定保费补贴比例时,需要注意补贴效率的提高和减少过度补贴的程度。第三,优化了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的设计方法,并提出了分析此类保险有效性的原则。本文提出先基于水产科学的知识选择合理的指数触发值区间,然后基于海水养殖户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规划求解最优的指数触发值,该思路不仅有着较强的理论基础,而且计算过程客观。另外,从保险的本质来看,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是否有效不能只聚焦基差风险,最根本的还要看此类保险是否提高了海水养殖户的福利和降低了政府补贴的成本。
张镇昌[2](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学界对渔业企业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发展和企业管理方面,较少涉及渔业企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渔业企业的历时性研究。渔业企业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连接鱼产品从渔船到餐桌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于推动渔业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作用特点。文章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的渔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资料,并结合文献分析的办法将北海市的渔业企业的发展脉络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前以及进入21世纪后这三个时间阶段的不同时期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变迁进行分析,厘清渔业企业在不同时期的任务、效能、遇到问题和应对措施,并通过梳理同时期国内不同海区渔业企业发展状况,尝试对北海渔业企业进行评价,提出新形势下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路径。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北海渔业企业为恢复和发展渔业经济奠定基础。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北海市渔业企业体系在建立后对恢复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却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凸显企业经营管理的问题。第二部分,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下逐步发展成熟,开拓了远洋渔业,提升了渔业经济发展质量。改革开放后,渔业企业需助推渔业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在完成该任务过程中,传统的渔业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发生了变化,同时期也衍生了新的乡镇渔业企业系统。在这一阶段,暴露出传统渔业企业出现竞争能力下降、涉外渔业事件影响企业发展以及海洋资源衰退等问题。究其原因,是企业内部管理,海域国际政治关系与该时期海洋过度捕捞等相关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实行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国内外的贸易沟通、打开远洋渔业局面、延长渔业产业链和涉足非渔产业,加快构建侨港镇渔业企业体系等方面的应对措施。第三部分,21世纪后北海渔业企业有了发展新方向,渔业经济得到转型发展,成为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动力引擎。新时代下渔业企业有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走出去”的时代任务和条件,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下实现转型升级等发展目标定位,这一时期传统企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民营企业取而代之成为新时代渔业产业的主角。却也需要面对渔业资源衰退引发的连锁反应、传统企业没落、国家部分渔业政策紧缩下企业转型生产的阵痛和走向国际阻碍重重等问题,其中既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缺陷,也有政府政策措施及落实力度不足和复杂的国内国际存在的社会原因。为突破新时代下的发展障碍,渔业企业自身从多元发展、科技创新、响应“走出去”战略、扩大交流圈、紧贴国家发展政策、回馈社会等六个方面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行自我解困。第四部分,分别阐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东海、黄海和渤海这三大海区渔业企业发展的简要状况,同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构建与发展所发挥的社会功用从奠定北海在南海区的渔业地位、带动个体渔民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话语权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最后,从政府政策施政、企业内部动力和构建渔民与渔业企业共同体等三个方面提出进一步促进渔业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何妤如[3](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朱晖[4](2021)在《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文中提出我国渔业资源丰富,自建国以后至今,我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提升渔业产量,发展海洋渔业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发展道路。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水产品产量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连续稳居世界首位。其中,沿岸和近海水域是我国的主要渔场,主要渔汛、经济鱼类和水产品均产于这些水域,因此一直是海洋捕捞作业的主要区域。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和渔业政策的调整,沿海渔业养殖规模在不断扩大,捕捞规模被不断限缩,迄今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但由于渔船、渔具的大量投入,捕捞强度过大,整体沿海海域的渔业资源整体衰退,再加上周边国家对所管辖海域的渔业管控日趋严格,外海的部分渔船被迫退向近岸。而此时原本在潮间带至7-10米等深线以内的滩涂和近海养殖,随着养殖业的扩张,养殖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海洋牧场和底播养殖、人工鱼礁的不断普及,养殖区域不断向外海拓展,覆盖到了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船作业场所。养殖权人根据取得的许可设定养殖范围,禁止捕捞船舶进入划定的养殖区域。而这些区域原本是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业船舶作业的区域,渔民认为其已经取得了捕捞许可,有权捕捞野生鱼类,因此无视养殖权人设立的界限仍然进入养殖区进行捕捞,但养殖权人则认为捕捞者侵犯了其对海域的占有和使用权利,于是近海养殖和捕捞纠纷不断,引发了有关海域之争。这不仅导致了捕捞权人和养殖权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造成了渔民与主管部门之间的矛盾,由此形成了养殖者、捕捞者、主管部门三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这也凸显出我国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两个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一是渔业资源的严重匮乏与急剧增长的对优质渔业产品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为保护海洋资源而实行的限制捕捞制度与传统渔民权利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尖锐的表现就是涉外事件日益增多,中国渔船屡屡在域外因非法捕捞作业而被查处,并引发国际纷争;海域使用纠纷案件不断上升,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表面来看养殖和捕捞的纠纷是用海纠纷,实质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之间的协调问题,即作为主体的人在利用海洋过程,对利益的争夺与海洋渔业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其背后隐藏的是海域资源配置和渔业管理的问题。究其根本是人类对海洋利用的价值取向和国际海洋秩序及渔业政策发展变化的结果。基于此,本文力图通过对养殖权和捕捞权冲突的表现和成因分析来发现冲突的根源所在,从制度完善和管理变革两个方面为冲突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并进行路径上的探索。渔业权冲突的本质是利益之间的冲突,利益失衡必然引发权利之争。利益的平衡和权利冲突仅仅依靠市场自动调节难以解决,最终还是要靠政府干预。以市场为中心的产权制度曾被提出认为可以解决渔业管理中的过度捕捞和权利分配等问题,但由于渔业资源的特殊性和缺乏整体协调大多数努力都失败了。渔业权制度设计的实质是对不同渔民群体的利益识别、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及利益表达的过程,即解决有限的渔业资源在相关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间的分配。权利分配本质是正义问题,即如何公平地分配社会成果,分担社会成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法律规范、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都是社会关系外化的表现。人们对权利的追求即是要实现自身在现实社会规范中的价值。法治社会要求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和谐,法律对权力和权利内容的规定要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因此,基于社会正义的维度,要以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以应得与所得的合理程度为表征,由政府对市场分配结果的不公加以纠正。通过干预实现不同渔业主体在市场中的公平交换,以解决交换过程资源的不平等和权利义务的不对称。其核心是作为主体的渔民无论在分配的哪个阶段,都能平等享有基本权利。此外,人类发展的多重性决定正义是多层面、多视角的,正义不能仅局限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应放眼于整个自然界和生态系统,在自然规律中不断协调,加以融合。社会发展到当今时代,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仅限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有着多元化的追求。为了实现人类共同向往的自由,应当通过对实然世界的考查,实现对应然世界的追求,完成人性善的飞跃,因此,分配正义应当上升到生态正义的维度。基于生态正义理论,渔业资源的分配正义至少应当包括种际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强调人与海洋的和谐关系,敬畏海洋,尊重所有海洋生物物种,保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在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呵护海洋生态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和肆意掠夺渔业资源。基于正义理念对海洋渔业资源进行公正分配,是解决渔业权冲突的根本路径,但正义的实现要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历史上,对渔业资源不可枯竭的认识和海洋自由论消除了对渔业发展的担忧,实现了船队和渔具的现代化;但过度捕捞和资源衰竭的现实又使人们重新审视渔业发展的视角,提出了许可制度和渔业配额制度等限制管理措施。我国渔业政策由此经历了由鼓励捕捞到限制捕捞、以养为主、养捕结合的转变,特别是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海域的规范管理。但长久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背景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都完全以人类为中心,以获得资本最大化为目标,无视资源的有限性而竭力提升捕捞能力、加大养殖密度以获取最大利益,导致过度捕捞、海域污染和渔业资源的衰竭。渔业权的冲突是利益争夺私权滥用的表现,也是政策调整过程中政府不当干预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关系的弥散与扩张,市场主体间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在不断加深,具有广泛性的渔业秩序不再是传统民事主体的私权秩序,而是进入多重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行使方式的复合阶段。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性质、特点和排他性均不同,仅依靠行为人之间的自行约束已显不足,因此由带有共同约束属性的公权力介入管理已有必要。从渔业管理的层面上来看,现有管理体系存在体制混乱和权限不明等问题。因此应转变渔业管理的思路,在权利保护方面,通过对不同的渔业主体采取不同的倾斜保护政策,从而对养殖权人和捕捞权人的权利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在制度建构方面,一方面基于社会正义,对传统渔民的入渔权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基于生态正义,完善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海洋保护区制度以及海域分层确权制度。在管理模式方面,推行渔业综合管理模式,实施渔业综合授权许可和综合执法体制,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科学管理提供决策信息。
秦锦清[5](2020)在《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作为渔农教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海洋教育的开端与重要组成,对丰富海洋教育发展史,完善海洋教育理论,促进海洋水产业的发展,乃至建设海洋强国,都有着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但学界长期以来对海洋水产教育这一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相关研究也较为贫乏。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与历史分析法,对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历史资料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从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背景、教育实践以及评价启示等方面作了系统分析与研究。清末民初,我国渔权屡屡受到侵犯,急需加强维护;传统渔业面临困境,急需大力变革;海洋水产教育落后,急需培养专门人才。随着清末“癸卯学制”颁布,大力提倡实业教育,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国海洋水产教育应运而兴。其先后经历了诞生(1903-1912)、发展(1912-1922)、完善(1922-1937)和调整(1937-1949)四个主要阶段。为我国沿海地区培养了一批海洋水产专业人才,促进了海洋水产科学观念与技术的传播,并提高了渔民的文化素养与水产技术。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是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主体。本文从宏观层面,梳理其多层次多样化的学制系统;从中观层面梳理其各司其职的学校管理系统;从微观层面梳理其详尽完备的专业课程系统。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是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有机组成,是对学历海洋水产教育的重要补充。本文对各种非学历教育组织代表性机构及其教育目的、形式、课程等方面进行了梳理与比较。总体而言,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主要效仿外国先进海洋水产教育;二是学校选址布局区域相对均衡;三是学历海洋水产教育体系完备;四是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形式灵活多样;五是注重海洋水产调查研究与成果出版。当然,受多方因素制约,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也存在着政府投入不足,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本土化程度不高以及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成效不等的问题。众所周知,“三渔”问题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热点问题,其实也是近现代以来的一个历史问题。近现代许多水产教育家,从不同层面提出了解决渔业、渔民、渔村问题的见解和思路,对于我们今天从教育和科技的视角解决“三渔”问题仍有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知往鉴今,历史启迪未来。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曲折发展历程及其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也留给了我们当代巨大的启示:一是海洋水产教育要主动服务海洋水产业的发展;二是政府要重视并持续加大资金投入;三是学历海洋水产教育要注重实践;四是要高度重视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五是必须保持高度开放性与国际化。因此,认真地研究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仍可为我们解决今日的“三渔”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黄诗仪[6](2020)在《珠海市斗门区现代渔业发展研究游研究》文中指出珠海市斗门区位于珠海西部,珠江出海口西岸,江水与海水在此交汇成独特的咸、淡水地带,气候温暖,水流平缓,适宜水生生物的繁衍,形成了众多优越的渔场,淡、海水养殖业发达。据统计,2018年斗门区水产养殖面积为19.01万亩,渔业总产量23.69万吨,渔业总产值为53.56亿元。斗门区内的珠海农业示范区是珠三角十大农业示范区之一,以养殖海鲈、南美白对虾等水产为主。除此之外,斗门区其他养殖村主要养殖罗非鱼、罗氏沼虾、家鱼、优质鱼等多个品种。本研究从管理理论出发,整理了现代渔业发展的相关理论,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对渔业发展研究的成果,研究了斗门区渔业发展状况,及其发展特点与形态,提炼出了斗门区渔业发展的历史进程,系统的阐述了斗门渔业发展历程与现状。结果表明,斗门区作为沿海地区,具有悠久的渔业生产传统,斗门区渔业逐渐完成从以河海捕捞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养殖渔业为主;从没有育苗能力到有一定的育苗能力;从普通养殖到以咸淡水特色养殖为主的转变。进入21世纪以后,斗门区渔业产值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每年渔业产值占当年农业产值均在60%以上。斗门区为发展渔业在生产、科技、管理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渔业生产已有一定的规模化、加工已初具雏形,已进入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渔业的转型阶段。斗门区把握全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带来的机遇,提出建设以白蕉海鲈为主导产业的现代渔业产业园。将白蕉海鲈产业链现代化作为发展全区渔业现代化的主要抓手,以白蕉海鲈养殖为点,将白蕉海鲈加工、休闲旅游穿点成线,带动斗门区现代渔业全面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同时,研究认为斗门区要发展现代渔业,将面临渔业产业化水平不高、渔业产业产业链不全、渔业基础设施有待改善、渔业基础管理缺位、渔业科技支撑能力较弱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斗门区发展现代渔业的进程。在选取指标后,采用SWOT分析法结合专家打分法全面分析了斗门区发展现代渔业面临的形势。得出斗门区应该采取增长性的发展战略的结论。文章最后提出提升渔业产业化水平、完善现代渔业产业链、保障渔业基础设施的功能性、强化渔业产业科技支撑、完善水产品监管体系提高水产品质量五个政策建议。
薄佳男[7](2020)在《远洋大网目底拖网设计和模型试验研究》文中认为随着近海的渔业资源衰退和海洋环境恶化,海洋渔业逐渐从近洋走向远洋。拖网是使用率较高、产量较大的远洋渔业渔具,也是目前我国在阿曼湾渔场使用的主要渔具,但其存在能耗高、渔获性能不佳等问题。同时,近年来伊朗政府对渔业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大,对渔船和入渔人员的审核越来越严格,因此迫切需要对远洋拖网渔具的结构进行改进优化,而阻力小、垂直扩张性能好的大网目拖网是主要的发展方向之一。本文综合分析我国以往大网目拖网的结构特点,结合伊朗阿曼湾渔场环境和渔业法规等条件,以疏目蛇口编结型群众性拖网为母型网优化设计一种远洋大网目底层拖网,进行拖网水动力性能水槽模型试验,分析渔具性能。首先,根据渔场渔期、捕捞对象特性等条件,设计一顶尺寸为398m×149m(网口网衣拉直周长×网衣纵向拉直总长)、网口目大为6m、网袖长度为30m的大网目拖网,具有网身相对长度较长,网袖短且网目大的特点。其次,按照田内相似准则,设计大比例尺λ=24、小比例尺λd=6.7,分别采用浮沉比0.4、0.6、0.8,制作装配3种拖网模型,按照水平扩张比L/S(网袖两端间距与上纲长度的比值)0.45、0.55、0.65三挡,在0.40.8m/s拖速下进行模型水槽试验,测试研究网具阻力和网口高度等渔具性能。试验结果如下:(1)网具阻力均随拖速增大而增大,近似为指数增长关系。在相同拖速下,水平扩张比L/S越大,阻力也越大,L/S由0.55增大至0.65时,阻力值增大尤为明显。(2)网口高度均随拖速增大而减小。当速度较小时,对于不同的水平扩张比L/S,网口高度的差异不明显;当拖速增大到0.6m/s以后,L/S越大,网口高度就越小,L/S由0.55降低至0.45时,网口高度的提升十分明显。(3)在浮沉比0.4、0.6、0.8三组对比试验中,网口高度随着浮沉比的增大而增大,浮沉比由0.6增大至0.8时,网口高度的提高尤其明显。增大浮沉比对提高网口高度具有一定影响,与此同时网具阻力变化不大。(4)根据试验数据,推算出实物网的阻力和网口高度,并计算其垂直扩张系数、能耗系数、功耗等参数值。设计网加长了网身、并将网身后部兼作网囊,这有利于增加渔获量、提高网具稳定性,比较适合在阿曼湾渔场捕捞生产。但通过模型试验研究和分析,这种网身结构也可能导致网具阻力增大、滤水性不佳等问题,建议在保证稳定性和渔获量的前提下适当减小网身长度、在网身后端采用更合理的衔接方式,并在生产试验中不断优化。
彭洋[8](2019)在《湖北省渔业经济的历史考察(1949-1978)》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政策,与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相比,有了极大变化,其中也包括渔业。新中国政府在渔业技术推广、渔民教育、渔政和渔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然而,新时代渔业的发展受制于国内政治、农业经济环境,经历了许多波折,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各地方政府对渔业变革的底层实践却是有得有失。在渔业发展进程中,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致的影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从互助组、初高级合作社向人民公社的转变。在渔业组织形式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湖北渔业作为全国最具代表性的淡水渔业,历经诸多困难,从“三渔”(渔业、渔民、渔村)的角度来看,建国初期,“三渔”协调发展,相比新中国成立前,渔民的集体行动使生产效率极大提高。在人民公社时期,由于违背了自愿原则,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评工分”的影响,导致湖北渔业生产效率极低。除此之外,渔船渔具所有量减少、湖泊围垦、渔业水域污染等因素的影响,引发了在渔业、农田种植业、工业三方面的利益、资源的冲突。另一方面,渔业养殖明显优于“靠天吃饭”的渔业捕捞,而建国后的十几年里,湖北渔业养殖却一直得不到发展,这其中也包含有制度、技术的原因。本文根据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系统的梳理了建国以来,湖北的渔业生产结构、政策、环境资源对渔业生产的影响,从捕捞、养殖、渔政三个角度研究1949—1978年湖北渔业发展徘徊停滞的原因。
江心宇[9](2019)在《泉州市渔业补贴政策执行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渔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其成本高、风险高、产出偏低的产业特性,各国普遍采取扶持政策。我国渔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对降低渔民生产成本、提升渔业现代化装备水平、降低捕捞强度、促进渔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但我国渔业补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找出问题根源,并提出对策,对于提升渔业补贴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渔业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对比,并深入渔村渔区展开实地调查,分析了泉州市渔业补贴政策执行中出现的“补贴政策偏离渔业管理目标”、“补贴规模不够”、“行政主体落实政策不到位”、“渔民对补贴政策信息了解不全面”等问题。本文从史密斯模型理论的四个维度,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展开原因分析。在对比总结各国渔业补贴政策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泉州市渔业补贴政策执行的对策。从完善渔业补贴政策、健全执行机构内部制度、增进与目标群体的互动、优化补贴实施环境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对策。本文认为实现渔业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扩大渔业补贴的种类,增加渔业补贴的力度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政策执行体系还须进行完善,防止偏离政策目标。
秦露萍[10](2019)在《民国舟山渔业与渔文化文献整理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舟山群岛作为中国第一渔场,岛屿数以千计,海岸线蜿蜒曲折,沿海均适于水族生物栖养,故水生生物极为丰富。因此我国的舟山渔场一直被人们誉为“鱼都”。渔业一直以来是舟山的基础产业和传统优势所在,舟山渔业源远流长,大体上是由自足自给的涂面采捕,逐步发展到自产自销、地产地销的近洋生产,再从而发展到产、销、加工初具规模的远洋捕捞。其中民国舟山渔业发展关系着整个东海海洋渔业从明清传统渔业到现代新式渔业的转型。民国舟山渔文化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舟山渔业与渔文化为当代研究海洋渔业与渔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素材。渔业与渔文化文献研究是当前水产界比较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对于民国舟山渔业与渔文化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探求民国舟山渔业发展状况、渔村文化建设以及渔民生活状态,完善海洋渔业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一步。自清末开始,以报纸为媒介的传播方式呈星火燎原之势,极大得推动了新闻和文化的传播,各类关于渔业与渔文化的文献得以保护和传递下来。其中不乏水产界专业人士的独到见解,以及政界对渔业发展和治理的政策规划。这赋予文献更为科学的内涵,对于当代研究民国舟山渔业与渔文化状况有极大的帮助。本研究正是立足于此类文献,并对其中涉及的民国舟山渔业与渔文化部分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并从中寻找其对推动当代舟山渔业与渔文化发展的价值。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等进行叙述,以及对现代此方面研究状况进行述评,以此来了解学术界对于民国渔业的研究情况。本文第二部分是对民国舟山渔业与渔文化文献的基本状况进行叙述,通过梳理民国时期舟山渔业与渔文化部分的文献,探究文献的类型、来源、数量等。第三部分是对文献所呈现的民国时期舟山渔场、鱼类、渔船、渔具、鱼行以及渔民等内容进行梳理介绍。第四部分是对民国渔文化文献中所涉及的渔文化进行整理和研究,包括宗教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等。这两个部分的文献梳理可以对民国舟山渔业和渔文化形成系统性论述。第五部分是结合当前舟山渔业与渔文化发展状况,探究民国舟山渔业与渔文化文献在现代舟山文化建设和区域发展中的应用价值和借鉴意义,并找寻有效的对策,提出建议,由此促进舟山地区的文化建设与区域发展。
二、福建渔业现代化建设历程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福建渔业现代化建设历程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研究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的意义 |
1.3 研究的方法 |
1.4 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
1.4.1 研究的思路 |
1.4.2 研究的内容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渔业资源管理及其政策研究 |
2.1.1 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 |
2.1.2 渔业资源管理的目标 |
2.1.3 渔业资源管理的政策 |
2.2 海水养殖保险的理论基础 |
2.2.1 生产风险评估理论 |
2.2.2 保险定价理论 |
2.2.3 政府补贴理论 |
2.2.4 指数型保险理论 |
2.3 海水养殖保险的实证研究 |
2.3.1 海水养殖生产风险评估 |
2.3.2 海水养殖保险市场的失灵 |
2.3.3 海水养殖保险政府补贴 |
2.3.4 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 |
2.4 综合述评 |
3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事实描述、分析框架与理论假说 |
3.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事实描述 |
3.1.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历史背景 |
3.1.2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发展历程 |
3.1.3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基础内容 |
3.2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分析框架 |
3.2.1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视角研究的原因 |
3.2.2 保险机构和政府视角的分析框架的提出 |
3.3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理论假说 |
3.3.1 保险机构承担工作的理论假说 |
3.3.2 政府承担工作的理论假说 |
4 中国海水养殖生产风险的评估与分析 |
4.1 海水养殖生产风险的测度方法 |
4.1.1 单产趋势 |
4.1.2 分布建模 |
4.1.3 概率求解 |
4.2 研究区域与数据 |
4.2.1 研究区域 |
4.2.2 数据 |
4.3 测度结果与解释 |
4.3.1 海水养殖总生产风险分析 |
4.3.2 四大种类的海水养殖生产风险分析 |
4.3.3 主要海水养殖品种的生产风险分析 |
4.3.4 评估结果的解释 |
4.4 评估结果对海水养殖保险开展思路的启示 |
4.4.1 是否应该开展海水养殖保险 |
4.4.2 应该开展什么类型的海水养殖保险 |
4.5 本章小结 |
5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研究 |
5.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的基本情况 |
5.2 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方法 |
5.2.1 经验费率法 |
5.2.2 对经验费率法的改进 |
5.3 研究区域与数据 |
5.4 不同方法费率厘定结果的比较 |
5.4.1 经验费率法的结果 |
5.4.2 分布拟合法的结果 |
5.4.3 费率结果的比较 |
5.5 费率的调整与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政府补贴政策研究 |
6.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政府补贴的背景与问题 |
6.2 政府补贴的分析方法 |
6.2.1 保险机构定价 |
6.2.2 海水养殖户的参保决策 |
6.2.3 引入政府补贴 |
6.3 研究区域与数据 |
6.4 实证结果 |
6.4.1 保险定价结果 |
6.4.2 政府是否应该补贴 |
6.4.3 政府补贴比例的分析 |
6.4.4 政府补贴是否可持续 |
6.5 本章小结 |
7 政府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政策的有效性评估 |
7.1 天气指数保险及其在海水养殖的实践 |
7.1.1 天气指数保险的缘起与特点 |
7.1.2 天气指数保险在海水养殖的实践 |
7.2 研究区域与数据 |
7.2.1 研究区域 |
7.2.2 数据 |
7.3 梭子蟹降水指数保险的设计 |
7.3.1 指数选择 |
7.3.2 赔付结构 |
7.3.3 保险定价 |
7.3.4 参数优化 |
7.4 梭子蟹降水指数保险有效性的评估方法 |
7.5 实证结果 |
7.5.1 赔付参数的选择与保险定价 |
7.5.2 海水养殖户视角的有效性评估 |
7.5.3 政府补贴视角的有效性评估 |
7.6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学术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一)国内关于海洋渔业经济的研究 |
(二)国内关于渔业企业的研究 |
(三)关于国外渔业企业的研究 |
四、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实地调查法 |
五、相关问题的必要说明 |
(一)渔业企业的概念界定 |
(二)选取北海市作为研究点的缘由 |
(三)文章中涉及的主要渔业企业信息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北海渔业企业的基础奠定 |
一、构建渔业企业体系的必要性 |
(一)恢复和发展渔业经济 |
(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现实需要 |
(三)构建渔业经济体系是重要任务 |
二、北海渔业企业体系的构建完善 |
(一)水产品流通体系的构建 |
(二)渔船修造体系的构建 |
(三)综合性国有海洋捕捞企业的成立与成长 |
三、北海渔业企业在渔业生产中的社会效用、困境及原因分析 |
(一)渔业企业产生的社会效用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问题 |
(三)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 |
四、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后至21 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的突破 |
一、改革开放后的新任务 |
(一)助推渔业经济的市场化转型 |
(二)推动渔民就业,释放生产活力 |
(三)顺应改革开放时代潮流,焕发新生活力 |
二、改革开放后至21 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体系的变化 |
(一)改革开放以来至21 世纪前传统渔业企业的新变化 |
(二)形成新的乡镇渔业企业体系 |
三、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一)国有企业优势下降 |
(二)渔业涉外事件的损失和海洋资源减少 |
(三)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 |
四、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的应对措施 |
(一)改革管理制度 |
(二)加强与国内外的贸易沟通 |
(三)开拓远洋捕捞新局面 |
(四)渔业产业链延伸和非渔产业拓展的发展实践 |
(五)努力建构新兴乡镇渔业企业体系 |
五、本章小结 |
第三章 21 世纪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转型发展 |
一、21 世纪以来渔业企业的历史定位和新形势 |
(一)渔业企业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
(二)时代为渔业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条件 |
(三)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催生渔业企业转型升级 |
二、21 世纪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特征 |
(一)传统企业为时代所淘汰 |
(二)民营企业成为行业产业的龙头引领 |
三、渔业企业在困境中前行 |
(一)渔业企业发展中所遇问题 |
(二)渔业企业所遇问题的原因 |
(三)渔业企业自我解困的主要举措 |
四、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内其他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概况及对北海渔业企业的评价和建议 |
一、国内其他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情形 |
(一)东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 |
(二)黄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状况 |
(三)渤海区渔业企业的状况 |
二、北海渔业企业发展的区域地位和现实作用 |
(一)有利于奠定北海在南海地区渔业地位 |
(二)有利于带动个体渔民发展 |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在海洋权益中的话语权 |
三、新形势下北海渔业企业发展的路径 |
(一)政府须加强对渔业企业政策等的支持 |
(二)渔业企业自身要提升发展的内力 |
(三)构建渔民与渔业企业命运共同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3)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2.1.1 逻辑起点 |
2.1.2 资源养护 |
2.1.3 可持续利用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2.2.2 学科关联 |
2.2.3 相关原则 |
2.3 基本分类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3.1.2 渔业元治理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4.1.1 时间维度 |
4.1.2 空间维度 |
4.1.3 人际维度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缩略语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论文结构 |
第一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权利分配的理论进路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内涵界定 |
一、近海海域的界定 |
二、渔业权的界定 |
三、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概念厘定 |
(一)养殖权的界定 |
(二)捕捞权的界定 |
第二节 权利分配的基础-海洋自由论 |
一、海洋自由论的形成 |
(一)海洋自由论的起源 |
(二)海洋自由论的提出 |
二、海洋自由论的限制 |
(一)海洋占有论的提出 |
(二)国家管辖海域的扩大 |
第三节 权利分配的价值取向 |
一、人类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分配观 |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提出 |
(二)人类中心主义对渔业的影响 |
二、资本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分配观 |
(一)资本中心主义的提出 |
(二)资本中心主义对渔业的影响 |
第二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表征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正当性冲突 |
一、作为历史性权利的渔业权 |
二、作为法定权利的渔业权 |
(一)捕捞权的国际法定化 |
(二)捕捞权和养殖权的国内法定化 |
第二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优先性冲突 |
一、基于习惯性权利的优先性 |
二、基于发展权利的优先性 |
第三节 养殖权、捕捞权与海域使用权的冲突 |
一、关于海域合法使用权的争议 |
二、关于海域分界线认定的争议 |
三、关于同一片海域存在多种使用权的争议 |
第三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成因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内部成因 |
一、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性质不同 |
二、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排他性不同 |
第二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外部成因 |
一、渔业法律政策的变迁 |
(一)捕捞业政策的转变 |
(二)养殖业政策的发展 |
二、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出台 |
(一)海域范围界定的影响 |
(二)海域使用权取得的影响 |
第四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决路径 |
第一节 冲突解决路径建构的逻辑基准 |
一、基于社会正义的分配 |
(一)社会正义的内涵界定 |
(二)传统渔民的优先性 |
二、基于生态正义的分配 |
(一)生态正义的内涵界定 |
(二)生态渔业的优先性 |
第二节 冲突解决的制度建构 |
一、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 |
(一)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的内涵 |
(二)国外经验的借鉴 |
二、海洋保护区制度 |
(一)海洋保护区的界定 |
(二)海洋保护区对渔业的影响 |
三、海域立体确权制度 |
(一)海域立体确权的必要性 |
(二)海域立体确权的可行性 |
(三)海域立体确权的管理 |
四、渔业权救济制度 |
(一)渔业保险制度 |
(二)渔业权益损害赔偿机制 |
第三节 冲突解决的综合管理模式变革 |
一、综合管理的内涵界定 |
(一)海洋综合管理的内涵 |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二、综合管理的国际法基础 |
(一)主要国际公约规定 |
(二)适用的国际法原则 |
三、综合管理模式建构 |
(一)综合授权许可制度 |
(二)综合执法体制 |
(三)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5)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文献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2.3 实践意义 |
1.3 基本概念和范围界定 |
1.3.1 基本概念 |
1.3.2 范围界定 |
1.4 文献综述 |
1.4.1 研究文献的统计学特征 |
1.4.2 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1.4.3 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
1.5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1.6 研究方法 |
1.6.1 文献研究法 |
1.6.2 历史分析法 |
1.7 本文的研究思路 |
第二章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背景及概况 |
2.1 中国近现代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及资源 |
2.1.1 全国海洋渔业的环境与资源概述 |
2.1.2 沿海各省的海洋渔业资源具体表现 |
2.2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兴起的动因 |
2.2.1 渔权屡屡受到侵犯,急需加强维护 |
2.2.2 传统渔业面临困境,急需大力变革 |
2.2.3 海洋水产教育落后,急需专门人才 |
2.3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概况 |
2.3.1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诞生阶段(1903-1912) |
2.3.2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阶段(1912-1922) |
2.3.3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完善阶段(1922-1937) |
2.3.4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调整阶段(1937-1949) |
2.4 中国近现代沿海各省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 |
2.4.1 近现代辽宁省海洋水产教育 |
2.4.2 近现代河北省(含天津市)海洋水产教育 |
2.4.3 近现代山东省海洋水产教育 |
2.4.4 近现代江苏省(含上海市)海洋水产教育 |
2.4.5 近现代浙江省海洋水产教育 |
2.4.6 近现代福建省海洋水产教育 |
2.4.7 近现代广东省海洋水产教育 |
第三章 中国近现代学历海洋水产教育的实践 |
3.1 教育制度的近代化演变与海洋水产教育 |
3.1.1 “癸卯学制”与海洋水产教育 |
3.1.2 “壬子·癸丑学制”与海洋水产教育 |
3.1.3 “壬戌学制”与海洋水产教育 |
3.1.4 《职业学校规程》与海洋水产教育 |
3.2 海洋水产学校建筑与实习设备 |
3.2.1 学校建筑面积与规模 |
3.2.2 教学实习设备及场所 |
3.3 海洋水产学校的行政管理 |
3.3.1 管理组织结构 |
3.3.2 学校主要部门及其功能 |
3.4 海洋水产学校的学生状况 |
3.4.1 入学资格 |
3.4.2 招生方式 |
3.4.3 学生规模 |
3.4.4 学生管理 |
3.5 海洋水产学校的专业设置 |
3.5.1 “癸卯学制”时期海洋水产专业设置情况 |
3.5.2 “壬子·癸丑学制”时期海洋水产专业设置情况 |
3.5.3 “壬戌学制”时期海洋水产专业设置情况 |
3.6 海洋水产学校的课程设置 |
3.6.1 “癸卯学制”期间海洋水产教育课程设置情况 |
3.6.2 “壬子·癸丑学制”期间海洋水产教育课程设置情况 |
3.6.3 “壬戌学制”期间海洋水产教育课程设置情况 |
3.7 海洋水产学校的实习活动 |
3.7.1 海洋水产教育实习课程的发展概况 |
3.7.2 海洋水产教育实习活动典型案例 |
第四章 中国近现代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的实践 |
4.1 海洋水产业专业人才职业培训班 |
4.1.1 海洋水产业专业人才职业培训班典型案例 |
4.1.2 海洋水产业专业人才职业培训班的特点 |
4.2 渔业技术传习所 |
4.2.1 渔业技术传习所典型案例 |
4.2.2 渔业技术传习所的特点 |
4.3 渔民小学(学堂) |
4.3.1 渔民小学典型案例 |
4.3.2 渔民小学的特点 |
4.4 海洋水产教育宣传展览会 |
4.4.1 海洋水产教育宣传展览会典型案例 |
4.4.2 海洋水产教育宣传展览会的特点 |
4.5 四种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组织形式的比较 |
第五章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评价与启示 |
5.1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特点 |
5.1.1 效仿外国先进海洋水产教育 |
5.1.2 学校选址布局区域相对均衡 |
5.1.3 学历海洋水产教育体系完备 |
5.1.4 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形式灵活多样 |
5.1.5 注重海洋水产调查研究与成果出版 |
5.2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成就与历史意义 |
5.2.1 初步建立了海洋水产教育体系 |
5.2.2 培养了一批海洋水产专业人才 |
5.2.3 促进了海洋水产科学观念与技术传播 |
5.2.4 提高了渔民的文化素养与水产技术 |
5.3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不足 |
5.3.1 政府对海洋水产教育投入不足 |
5.3.2 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本土化不够 |
5.3.3 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成效不等 |
5.4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启示 |
5.4.1 海洋水产教育要主动服务产业 |
5.4.2 政府要重视并持续加大资金投入 |
5.4.3 学历海洋水产教育要注重实践 |
5.4.4 高度重视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 |
5.4.5 必须保持高度开放性和国际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珠海市斗门区现代渔业发展研究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前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文献研究综述 |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3 斗门区渔业发展现状 |
3.1 捕捞衰落养殖兴起 |
3.2 渔业技术推广有序进行 |
3.3 渔业产业实现较快发展 |
3.4 推进渔业产业园建设 |
3.5 本章小结 |
4 斗门区发展现代渔业的SWOT分析 |
4.1 指标选择 |
4.2 SWOT分析评价 |
4.3 本章小结 |
5 斗门区发展现代渔业的对策建议 |
5.1 采取增长性策略发展现代渔业 |
5.2 保障渔业基础设施的功能性 |
5.3 提升渔业产业化水平 |
5.4 完善现代渔业产业链 |
5.5 强化渔业产业科技支撑 |
5.6 完善水产品监管体系提高水产品质量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养殖户调查问卷 |
附录B SWOT评分统计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远洋大网目底拖网设计和模型试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我国远洋拖网渔具技术发展历程 |
1.1.2 拖网渔获性能的主要渔具影响因素分析 |
1.1.3 远洋拖网渔具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 |
1.1.4 大网目拖网技术的研究意义 |
1.2 本文主要内容和方法 |
第二章 大网目拖网结构分析与设计 |
2.1 我国大网目拖网结构与渔获性能分析 |
2.1.1 网目尺寸与网口周长 |
2.1.2 网具总长度与网口周长之比 |
2.1.3 网袖长度与网具总长度之比 |
2.1.4 渔获性能分析 |
2.2 大网目拖网设计条件分析 |
2.2.1 中伊渔业合作概况 |
2.2.2 渔场环境 |
2.2.3 捕捞对象生物学特性 |
2.2.4 渔业法规 |
2.3 实物网的设计 |
2.3.1 母型网的选择 |
2.3.2 网袖设计 |
2.3.3 网身和网囊设计 |
2.3.4 实物网的结构特点 |
第三章 模型水槽试验 |
3.1 试验相似准则 |
3.2 模型网参数的换算 |
3.3 模型网的制作 |
3.3.1 模型网的缝合 |
3.3.2 力纲的装配 |
3.3.3 浮、沉子纲的装配 |
3.3.4 浮沉子的装配 |
3.4 水槽试验 |
3.4.1 试验水槽与测试设备 |
3.4.2 水槽试验方法 |
3.4.3 试验数据的采集 |
3.5 实物网的公式换算 |
第四章 试验结果分析与讨论 |
4.1 试验结果 |
4.1.1 同一浮沉力配备下网具阻力与拖速的关系 |
4.1.2 同一浮沉力配备下网口高度与拖速的关系 |
4.1.3 不同浮沉力配备对网具阻力和网口高度的影响 |
4.2 实物网性能计算分析 |
4.2.1 实物网的阻力和网口高度 |
4.2.2 垂直扩张系数的推算 |
4.2.3 能耗系数的推算 |
4.2.4 功率消耗的推算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讨论与展望 |
5.1 网具优化的探讨 |
5.1.1 网身结构问题 |
5.1.2 鱼群逃逸问题 |
5.1.3 未来远洋拖网渔具的发展方向 |
5.2 总结与展望 |
5.2.1 总结 |
5.2.2 不足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湖北省渔业经济的历史考察(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的问题和思路 |
四、概念的界定和分期 |
第一章 湖北渔业历史时期的主要变化 |
第一节 恢复时期 |
一、恢复时期的生产状况 |
二、渔业生产组织的改革 |
三、水产供销的演变 |
第二节 徘徊时期 |
一、徘徊时期的生产状况 |
二、养殖产业的发展 |
三、集体渔业的改造 |
第二章 渔民状况与捕捞业沿革 |
第一节 渔民的生产组织和民生政策 |
一、渔民生产组织的改革 |
二、渔民民生的保障 |
第二节 成鱼和鱼苗的捕捞 |
一、湖泊成鱼天然捕捞 |
二、江河成鱼天然捕捞 |
三、天然鱼苗捕捞 |
五、鱼苗运销 |
第三章 渔业养殖与渔场的兴衰 |
第一节 鱼苗和鱼种的养殖 |
一、鱼苗人工养殖 |
二、鱼种培育 |
第二节 成鱼养殖 |
一、湖泊养殖 |
二、水库养殖 |
三、塘堰养殖 |
第三节 养殖生产经营体制 |
一、国营渔场 |
二、集体渔场 |
三、农户家庭渔业 |
第四章 渔政及渔业资源保护的曲折发展 |
第一节 渔政工作的开展 |
一、渔政队伍的建设 |
二、渔业秩序的维护 |
三、跨界湖泊的管理与开发 |
第二节 渔业水域的污染及损失 |
一、渔业水域污染概况 |
二、渔业水域污染 |
三、渔业污染损失 |
四、水产品污染状况 |
第三节 渔政工作在渔业环境治理上的努力 |
一、防治渔业水域污染的政策与规定 |
二、渔业水环境治理的实绩 |
总结与启示 |
一、渔业组织形式决定渔业生产效率 |
二、合理的捕捞和养殖才能保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
三、健全的渔政能有效解决渔区混乱 |
四、水域资源的环保是渔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泉州市渔业补贴政策执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
一、国内外政策执行相关研究状况 |
二、国内外渔业补贴相关研究状况 |
三、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创新点 |
一、研究思路 |
二、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概述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一、补贴政策 |
二、渔业补贴 |
三、政策执行 |
第二节 史密斯模型理论 |
一、史密斯模型的四大因素 |
二、史密斯模型的调节机制 |
第三章 泉州市渔业补贴政策的执行现状分析 |
第一节 泉州市渔业补贴政策的内容 |
一、渔业成品油价格补贴 |
二、渔民转产转业补贴 |
三、标准化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补贴 |
四、渔业保险补贴 |
五、远洋渔业发展支持政策 |
第二节 泉州市渔业补贴政策具体执行情况 |
一、执行机构及执行对象 |
二、补贴发放程序 |
第三节 泉州市渔业补贴政策的执行效果分析 |
一、缓解渔民生产困境 |
二、加强渔业设施装备建设 |
三、养护水生生物资源 |
第四章 泉州市渔业补贴政策执行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第一节 补贴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
一、补贴政策偏离渔业管理目标 |
二、渔业补贴规模不够 |
三、渔业补贴核算指标体系欠透明 |
四、行政主体落实政策不到位 |
五、渔民对补贴政策信息了解不全面 |
六、渔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不健全 |
第二节 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
一、补贴政策自身存在不足 |
二、补贴政策的执行机构存在缺陷 |
三、目标群体对政策认同缺失 |
四、政策执行相关环境因素的不利影响 |
第五章 完善泉州市渔业补贴政策执行的对策 |
第一节 国外各国及地区渔业补贴政策及其启示 |
一、国外渔业补贴政策 |
二、国外渔业补贴政策的启示 |
第二节 完善泉州市渔业补贴政策的对策建议 |
一、完善渔业补贴政策 |
二、健全执行机构的内部制度 |
三、增进与目标群体的互动 |
四、优化补贴实施环境 |
第六章 结论和展望 |
第一节 结论 |
一、渔业补贴政策的规模还会扩大 |
二、渔业补贴政策执行体系还须完善 |
第二节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泉州市渔业补贴政策执行调查问卷 |
附录B 渔业补贴政策执行情况访谈提纲 |
个人简历 |
(10)民国舟山渔业与渔文化文献整理及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3.1 文献研究法 |
1.3.2 实地考察法 |
1.4 文献综述 |
1.4.1 研究文献的统计学特征 |
1.4.2 文献的概念界定 |
1.4.3 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1.4.4 现有关于民国渔业与渔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
1.4.5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民国舟山渔业与渔文化文献基本情况 |
2.1 文献的来源 |
2.1.1 期刊时间 |
2.1.2 期刊种类 |
2.2 文献的类型 |
2.2.1 调查报告 |
2.2.2 研究论文 |
2.2.3 渔业书籍 |
2.3 文献的数量 |
第三章 民国舟山渔业文献主要内容 |
3.1 渔场 |
3.1.1 嵊泗列岛 |
3.1.2 定海 |
3.1.3 岱山 |
3.2 鱼类 |
3.2.1 墨鱼 |
3.2.2 带鱼 |
3.2.3 黄鱼 |
3.2.4 海蜇 |
3.3 渔船 |
3.3.1 对船渔船 |
3.3.2 钓船渔船 |
3.3.3 其他渔船 |
3.4 渔具 |
3.4.1 网具 |
3.4.2 钓具 |
3.4.3 笼具 |
3.5 鱼行 |
3.5.1 鱼行与渔民 |
3.5.2 鱼行与鱼厂 |
3.5.3 鱼行与冰鲜船 |
3.6 渔民 |
3.6.1 渔民来源 |
3.6.2 渔帮 |
3.6.3 渔民数量 |
3.6.4 渔民生活 |
3.6.5 渔民经济 |
第四章 民国舟山渔文化文献主要内容 |
4.1 宗教文化 |
4.1.1 观音信仰 |
4.1.2 妈祖信仰 |
4.1.3 龙王信仰 |
4.1.4 羊府大帝信仰 |
4.1.5 船神信仰 |
4.2 民俗文化 |
4.2.1 服饰文化 |
4.2.2 婚丧文化 |
4.2.3 建筑文化 |
4.2.4 渔民号子 |
4.2.5 渔民通书 |
4.3 饮食文化 |
4.3.1 普陀佛茶 |
4.3.2 海鲜面食 |
4.3.3 渔盐制品 |
第五章 民国舟山渔业与渔文化文献在当代的价值 |
5.1 为舟山渔业与渔文化史撰写提供史料素材 |
5.1.1 为舟山墨鱼捕捞、养殖与加工研究提供史料素材 |
5.1.2 为世界着名的嵊山渔场研究提供史料素材 |
5.1.3 为舟山渔业变迁史研究提供史料素材 |
5.2 为当代渔业与渔文化调查提供可借鉴的方法与态度 |
5.2.1 调查方法 |
5.2.2 调查态度 |
5.3 为舟山渔业与渔文化旅游提供历史的内涵依据 |
5.3.1 开发民国风味的海鲜美食 |
5.3.2 建设民国渔业文化展示馆 |
5.3.3 打造民国风情海岛小镇旅游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福建渔业现代化建设历程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研究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D]. 强朦朦. 浙江大学, 2021(01)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D]. 张镇昌.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3]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4]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D]. 朱晖.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研究[D]. 秦锦清. 浙江海洋大学, 2020(01)
- [6]珠海市斗门区现代渔业发展研究游研究[D]. 黄诗仪.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20(07)
- [7]远洋大网目底拖网设计和模型试验研究[D]. 薄佳男. 浙江海洋大学, 2020(01)
- [8]湖北省渔业经济的历史考察(1949-1978)[D]. 彭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9]泉州市渔业补贴政策执行问题研究[D]. 江心宇. 华侨大学, 2019(01)
- [10]民国舟山渔业与渔文化文献整理及当代价值研究[D]. 秦露萍. 浙江海洋大学, 2019(02)